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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8183
- 條形碼：9787208168183 ; 978-7-208-16818-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內容簡介
以西學、東學、中學為支點，打破分科治學的局限，不以變化為進化，不以現在為現代，從多學科的角度，用不分科的觀念方法，全面探究近代以來中國的概念、思想、學科、制度轉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溝通古今中外，解析西學與東學對于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格義附會，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地位。 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歷史，因而歷史本不分科，況且中國治學講究貫通，素來不重分科。可是今日的史學，無非分科的學史和分科的歷史兩種，前者為用各個學科現在的形態追述出來的學科發展史，后者為用不同學科的方法眼界研治的一般或分門別類的歷史。其共同性則是以后出外來的觀念系統重新組裝歷史。
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目錄
總 說
**節 問題的提出
觀念與取向
第三節 做法與釋疑
分說：分科的學史與分科的歷史
**章 近代中國“文學”源流（1819 —1876）
**節 西人來華與“文學”變義
第二節 中外見聞中的“文學”
**節 “采西學”議論中的“文學”
第二節 結 語
第二章 清季學制改革與經學
**節 經學進入學堂
第二節 經學進入學制的考量
第三節 學制頒布與經學分科
第四節 對于“經學分科”的反應與評議
結 語
第三章 中國考古學的形成
**節 中國上古史的真相
第二節 信史與“文”“物”
第三節 考古學的專門化
第四章 “中國哲學”探源
**節 “東洋哲學”與“支那哲學”
第二節 泰西哲學與中國固有學問
第三節 “中國哲學”的取向
結 語
第五章 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建立： 北京大學政治學科的早期歷史
**節 議設京師大學堂：立學宗旨與教學分科
第二節 法政科大學的規劃及設立
第三節 法科改革及其學術化轉向
第四節 現代政治學科的建立
結 語
第六章 中國地學會與科學地理的構建（1909—1911）
**節 興調查植根基
第二節 引入東西洋學理
第三節 洋為中用
第四節 以西學地理系統條理中學
結 語
第七章 中國“文化學”的學科構建
**節 文化、文明與文化史、文明史
第二節 啟動與倡導：進入學人視野的新領域
第三節 文化論戰對“文化學”的激勵
第四節 建構學科：課程、理論體系與學術共同體
結 語 從文化自覺到知識“自覺”
第八章 近代學術的轉承與分合：中山大學人文學科的設置及取向
（1926—1949）
**節 從國學到史學
第二節 經史致用
第三節 從民俗學到人類學
結 語
征引文獻
人名索引
展開全部
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節選
“東洋哲學”與“支那哲學” “哲學”一詞，由明治日本思想家西周助發明，已為學界所知。學人還分別指出兩點，其一，西周的“哲學”僅指西洋，本來并不包括東洋。王國維稱“哲學”一詞是為了避開自然科學的“理學”，其實當時日本“理學”也是philosophy 的譯名，并不專指自然科學；西周將哲學定義為“諸學之上之學”（the science ofsciences），“諸學”是指一切分科之學，而不單指自然科學；而且西周并未用“哲學”作為philosophy 的專有譯名以排斥“理學”。 有學者認為：作為“明六社”的重要成員，西周將philosophy 定譯為“哲學”，而不延用“理學”之名，是為了與傳統的“國學”、儒學等本土學問加以區別。為了打破早年“蘭學”之“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文化接受模式和扭轉傳統心態對西學的狹隘化理解，西周特別彰顯了西學的整體性和完善性；這樣，“哲學”就成為一種綜合的方式，成為能與東洋學問全面比照的對應物。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以傳統學術為“虛學”，以西洋哲學為“實學”，“哲學”的理解和定名，承載了對傳統儒學的厭離和批判，對歐洲形態的仰慕和渴望。 其二，雖然西周助早在1870 年*先提出“哲學”譯名，但只在課堂講授時使用，由學生筆記的講演錄《百學連環》在其生前尚未發表；同時期的其他思想家大都沿用“理學”的譯名，而西周助本人亦予認可；雖然1870 年代“哲學”已經出現于報刊和演講，直到19 世紀80 年代初井上哲次郎編撰《哲學字匯》時采納西周所譯的眾多西方哲學術語，才使“哲學”成為日本學界普遍習用的譯名。“理學”遂與哲學全然分家，用以專指各門自然科學。上述兩點，與“中國哲學”發源一事關系至為密切，同時也是理解古代中國有無“哲學”的關鍵。“哲學”雖然是西周用來對應philosophy 的譯名，其實任何語言的準確對譯幾乎不可能，而使用什么譯名，更重要的是受所屬文化及時代的影響制約。如果西周的“哲學”是為了凸顯西學的整體及其特質，并與東洋學問相區別，那么“哲學”一詞本身對于東洋學問就具有排他性。或者說，至少西周的本意，東洋學問不屬于“哲學”的范疇。 對于東西學術的差異，西周等人已有明確意識。1877 年，西周在東京大學法理文學部發表演講，批評日本的學問大都來自中國，且一味模仿，對于包括“哲學見解”在內的西洋學術亦取此種態度，呼吁后來者深究淵源，以致精微，發明新理。 將“哲學”與東洋連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應是東京大學，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則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由東京大學校友為主干組成的哲學會，則推波助瀾。可以說，“哲學”在日本的普及，不僅因為《哲學字匯》，更重要的是，將“哲學”由他者的學問即西學，變成自己的學問，即東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宅雄二郎在1887 年2 月出版的《哲學會雜志》第1 冊第1 號發表《哲學范圍辯》，其中談到1877 年4 月東京大學文學部設立史學哲學政治學科，沒有用當時仍然流行的“理學”作為philosophy 的譯名而改用“哲學”，是因為此時science 已經固定用“理學”作譯名，必須改用其他譯名，以凸顯philosophy 的特異性，易與其他諸學相區別。如此一來，西周用以分別東西學問的蘊意無形消失，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學問。東京大學文學部史學哲學政治學科開辦之初，所開哲學課程只 有哲學史、心理學、道義學及一般哲學，同部的和漢文學科也只開設“歐米史學或哲學”，顯然都在西洋方面，未及東洋。一旦“哲學”與“理學”的分別對應為philosophy 與science 固定化，并且變成教育分科，則哲學有無東西之別的問題浮現出來只是時間問題。1881 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獨立出哲學科，在第三、四學年課程中增設印度及支那哲學課。同時和漢文學科也在相同學年開設印度及支那哲學課。 究竟是誰提出本來西周用于專指西洋學問的哲學具有普適性，因而西洋以外也有哲學，目前未見確切證據。三宅雄二郎在前引文章中論道，單就“哲學”而言，應指西洋哲學，但本來哲學分為東洋和西洋，東洋哲學包括支那、印度、波斯、猶太、埃及等，而西洋哲學包括希臘、羅馬、英倫、獨乙、佛蘭西、伊太利等，其中支那印度與希臘羅馬成抗衡之勢。不過這樣的認識為后來附加，擔任支那哲學課的中村正直和島田重禮，在漢文學方面固然出類拔萃，前者在明治思想界也有極高地位，對于如何講授“支那哲學”卻沿襲舊軌。其科目規定印度及支那哲學第三年講授佛教儒教的大意綱要，教科書為《八宗綱要》《輔教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第四年綱要仍舊，加入老莊，教科書則增添《四教儀》《維摩經》《詩經》《書經》《易經》《老子》《莊子》。1882 年，東京大學哲學科的科目綱要有所變化，（一）明確將哲學分為東洋及西洋兩部；（二）從第二年學起講授東洋哲學史。依據說明文字，東洋哲學史論述東洋哲學的沿革，以支那哲學和印度哲學為至要，而日本哲學主要出自支那哲學，支那后世哲學則大抵本于秦漢以前的哲學，所以首先要將孔孟老莊楊墨哲學的是非得失及其關系傳統流派論證辨明，然后才能了解東洋一般哲學。如此，東洋哲學和支那哲學的概念框架似乎逐漸成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東洋哲學史，除印度一脈而外，主要即是中國哲學史。不過從具體內容看，仍是新瓶裝舊酒，所列參考書目為《論語》《孟子》《楊子纂論》《大學》《墨子》《中庸》《荀子》《老子》《韓非子》《莊子》《楊子方言》《列子》《管子》《淮南子》。至于第三、四學年的印度、支那哲學，無論科目綱要還是教科書，均保持原封不動。中村正直認為通漢文理解西學可以事半功倍，島田重禮雖然竭力維系儒學地位，也只是反對一味偏頗，他們出任支那哲學課教授，至少表明并不排斥這樣的名義。至于維持原有的講法，或許習慣使然，或許心中仍有東西學問的分界，因而講授東洋學問，還依照原來的路徑。1883 年增設的古典講習科，并不開列支那哲學課程，反而回到經史子文的舊例，再加上法制。據中村正直報告，1881—1882 年度所指導的哲學第四年生僅有賀長雄1 人，先講莊子輪講、詩經講義等課，后又增加書經、老子。而島田重禮所教哲學第三年生，課程為孟子、老子、荀子。可見他們都是在新的名義之下延續原有的講學路數，沒有嘗試將東西學熔為一爐，或是借西法創造出新的“哲學”。 針對東京大學的“東洋哲學”說，中江兆民斷言：“我們日本從古代到現代，一直沒有哲學”，只有經學者和宗教家，并且點名批評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人，“自己標榜是哲學家，社會上也許有人承認，而實際上卻不過是把自己從西方某些人所學到的論點和學說照樣傳入日本”。中江兆民的這些話，雖然引起關注“中國哲學”史的學人注意，卻著重于“哲學”的有無，而忽略本事。其實中江兆民此番話確有實指，批評的是以東京大學為主導而發生的“哲學”泛化，并指明主要代表人物為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背后的史事恰是認識“中國哲學”發源的關鍵。 井上哲次郎是東京大學*早專攻哲學的學生，1880 年7 月畢業，本來希望留學歐洲學習哲學，因有人反對未能實現。這時支持其留學計劃的東京大學三學部綜理加藤弘之囑其編撰《東洋哲學史》。此舉與東京大學哲學科后來增加東洋哲學史課程顯然有著密切聯系，鑒于中村正直、島田重禮的相對被動，這一變化當出于加藤弘之主動，而相關科目綱要的說明文字，很可能也是出自加藤的意思。如此，則加藤在哲學由單純西洋轉為東西各有的進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加藤提出的設想能否實現，還須找到合適的具體人選。東京大學哲學科雖然增設東洋哲學史課程，但缺少勝任的師資，此后兩年內并沒有實際開課。這時抱著編撰東哲學史目的進入文部省編輯局的井上哲次郎，因為以編纂教科書為主業的該局不承認《東洋哲學史》是教科書，不能如愿，又與文部省的官僚主義不相適應，僅僅一年，便專門找到加藤弘之，表示文部省不適合自己。加藤于是提議其到東京大學來編纂《東洋哲學史》。1882 年3 月，井上哲次郎就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教授，先到該校編輯所專門從事《東洋哲學史》的編纂，等到書稿大部分寫出，才開始講義。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井上哲次郎的《東洋哲學史》是否付梓，2003 年出版的《井上哲次郎集》未收入此書。不過，此書肯定以文本的形式存在過。與井上同事兼同行的島田重禮不僅曾經閱讀，而且做出評價。1884 年，井上哲次郎終于實現留學德國的夙愿，島田重禮在《送井上君迪之歐洲序》中寫道： 大學助教井上君迪，素覃心西洋哲學，旁涉經史百氏，曾著東洋哲學史，自孔曾思孟，至楊墨老莊申韓之徒，凡關哲學者，囊括罔遺，論學術之醇疵，辯流派之原委，雖時有不合者，其言鑿鑿有稽，絕不為架空憑虛之說。余讀之，適然驚嘆，偉其天分甚高，學殖甚富也。……然人之才學，隨境而長，君迪年少而氣銳，海外之行，不止今日，他年行數萬里之路，讀數萬卷之書，學殖益富，才識益進，至歐人稱曰哲學東矣，則其適然驚嘆者，豈惟余輩而已乎哉。 借由島田重禮的文字，可以獲悉，1. 井上哲次郎的確寫出了《東洋哲學史》；2. 該書基本內容，主要是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上古“哲學”；3. 與中村正直、島田重禮等人不同，井上對西洋哲學頗有知識，所講經史諸子，已經不是中國或日本固有講法，而是以“哲學”為取舍組織，雖然時有不合，假以時日，卻可引西洋哲學東行。 由于文本的缺失，不易深究井上哲次郎用西洋專屬的“哲學”來條理東洋思想的目的及做法。然而天緣巧合，與之相關的兩位人物的作為，或許有助于理解其本意。一位是擔任井上哲學史教師的美國人フェノロサ，另一位是井上大學的同班同學且同室學習的岡倉天心。井上自稱フェノロサ對其哲學興味的加深，以及思想傾向給予很大影響，雖然語焉不詳，將西洋學問對應于東洋當是題中應有之義。フェノロサ和岡倉天心是明治日本創立所謂“東洋美術”的*重要人物，盡管兩人觀點有所不同，后來更分道揚鑣，卻分別建構出與西洋美術對應的“東洋美術”。此事后來看似輕而易舉，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東亞，在西學的沖擊之下，人們往往因為無法對應門類繁多的西學而根本懷疑固有文化的價值。這樣的對應一方面可以面對西學重建對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則有助于在東亞取得話語權。岡倉天心的“東洋美術”，目的之一，就是重構以日本為中心正統的東亞美術傳統，壓抑中國等其他東亞國家“美術”的地位。而后來中國的學人正是在岡倉天心的傳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響下，確立文人畫的美術價值，才避免國畫陷入國學、國醫等等國字號事物的尷尬。當然，如此一來，也難免用了西洋的美術眼光重估固有的作品，并陷入日本式話語的籠罩。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許沒有岡倉天心那樣顯著的政治目的，而且兩人的“東洋哲學”與“東洋美術”有著顯著差異，后者還要分別東亞各國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學框架重新條理中國古代思想。不過，就“哲學”而言，井上哲次郎的抱負絕不亞于岡倉天心之于“東洋美術”，留歐途中，他賦詩道：“自此所期唯一事，西洋哲學欲窮源。”其間又于夢中得句：“壯圖千杰出，哲學萬雄興。”其實際的影響則與岡倉天心相當近似。主要體現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學”由他者變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擴張了“哲學”在日本思想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影響。其二，通過重新條理解讀東亞的思想，獲得掌握了在“哲學”架構下解釋東亞歷史學術文化的主導權。其三，由于其“東洋哲學”以中國古代思想為主干，因而實際上建構起一套“中國哲學”的體系。
分科的學史與歷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桑兵 河北威縣人，生于廣西桂林，歷史學博士。歷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近代中日關系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等。 關曉紅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廣東文史館館員，著有《晚清學部研究》《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清末新政制度變革研究》等，目前研究方向為晚清史與近代政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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