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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9771
- 條形碼：9787552039771 ; 978-7-5520-3977-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及其建設思想為視角，始終貫穿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書中主要對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社會組織的內涵和類型、基層社會治理的理論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機制予以闡述，并對研究方法、創新點、研究綜述進行梳理。具體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個方面分析了國外NGO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同時從法律地位、運行機制、與政府的關系等方面分析了我國社會組織與國外NGO的異同點，進而探析了給我們的啟示。*后，提出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創新路徑，并對我國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做了相應展望。
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目錄
序 段治文1
前言1
**章導論1
**節研究緣起與研究對象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意義11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3
第四節研究綜述14
第二章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及其發展33
**節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33
第二節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42
第三章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在中國的嬗變48
**節毛澤東的社會建設思想48
第二節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社會建設思想52
第三節習近平新時代社會建設思想57
第四章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65
**節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背景65
第二節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進程67
第三節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和存在的困境73
第五章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必要性76
**節社會組織“自我”管理回歸的需要76
第二節基層社會“自治”回歸的需要82
第三節基層社會治理規律回歸的需要90
第四節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需要93
第六章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功能分析98
**節工具性功能99
第二節結構性功能103
第三節表達性功能106
第七章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與困境112
**節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112
第二節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126
第三節我國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133
第八章國外NGO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啟示147
**節國外NGO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147
第二節國外NGO在參與社會治理的若干啟示161
第三節國外NGO在參與社會治理的幾點教訓166
第九章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探索168
**節堅持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為指導，創新社會治理理念168
第二節完善社會組織的準入機制，創建良好的社會治理生態環境
172
第三節完善社會組織內部治理機制，提高其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
能力179
第四節建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統籌機制，理順與政府的
關系184
第五節建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監督機制，增強其公信力
191
第六節加強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技術保障，共同打造智慧
社區199第十章結束語206
附錄
龍港市基層治理信息化改革報告211
新時代背景下政府推進社會組織發展的邏輯路徑219
參考文獻226
展開全部
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節選
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
一、 社會組織的形式多樣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大量社會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蓬勃出現，有個體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經濟組織，有青聯、學聯、作協、記協等人民團體和群眾組織，有各種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商會等社團組織，基本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社會組織成立要求條件不高，產生比較靈活，有些社會組織便是根據成員興趣自發形成，這使得社會組織形式呈現多樣化的特點，社會組織的形式多樣性突出體現在多領域、多層次和多性質等幾個方面。 （一） 多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法制逐步健全，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系也逐步理順，與社會的關系更加緊密，并不斷向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領域全方位拓展，門類日益繁多，可以說各個領域都有社會組織活動的蹤跡。我國社會組織的多樣性及多領域特點可以從民政部2020年的統計資料窺見一斑：“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89.4萬個，比上年增長7.3%。社會組織有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事業單位組織三個主要領域，每個領域又包括9類，包括：科學研究類、教育類、衛生類、社會服務類、文化類、體育類、工商業服務類、農村及農村發展類、其他。這些單位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980.4萬人，比上年增長13.4%。”這些社會組織在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中范圍已經涉及各個產業和各個領域。 （二） 多層次
從地域涵蓋范圍看，社會組織可分為全國性的、省級的以及市級和縣級，有的甚至到鄉鎮級別；從成員涵蓋范圍看，有的組織只存在某個單位范圍，有的社會組織可以覆蓋社會各領域。全國性的社會組織在其轄區內又會生成次級別的附屬組織，就是說一個社會組織又會有若干個層次。例如，中國政治學會在全國、省（直轄市）幾乎都建立了相應的層次機構。1986年成立的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現有團體會員31個（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律師協會），個人會員近11萬人。其中，浙江省律師協會下設省直、溫州、湖州等10多個律師協會，而在律師協會內部又建立了女律師協會和青年律師協會等組織。對于小范圍的社會組織來說，有的組織只有單一層次，而有的組織也會伴隨內部條件分層設置相應下屬組織。例如，我國大學存在的學生會，為了開展學生工作的便利和高效，一般會在校、院和系三級建立相應組織機構。因此，從存在層次看，我國社會組織也表現出多樣化特征。 （三） 多性質
從組織性質看，社會組織也呈現多樣性。就我國的社會組織而言，有些社會組織是依附性的組織，如高校的研究會等；有些社會組織是自發形成的獨立組織，如各類同鄉會、同學會等。從組織發展目標看，有些社會組織是非營利組織，如各類志愿者組織等；有些社會組織是營利性組織，如一些民辦學校和民營醫院等組織。從存在狀態看，有些社會組織是實體組織，如環保組織等；而有些社會組織是虛擬組織，如各種網絡社團等。我國民政系統一般把社會組織劃分為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和涉外組織。以廣東省廣州市為例：“截至2018年12月底，廣州市登記社會組織7901個（包括社會團體3269個，民辦非企業單位4568個，基金會64個），其中，行業協會348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105個。其中，市一級登記社會組織1442個（包括社會團體1206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72個，基金會64個），其中，行業協會商會192個，異地商會87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80個。” 二、 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相對豐富
資源是社會組織生存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擁有資源的數量多少和質量高低，對社會組織開展活動和發揮作用具有重要影響。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是指社會組織能夠支配的有形和無形的資源總和，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等。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社會組織在發展經費以及活動空間等方面還有差距，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還是比較豐富的，且近年來，在種類和數量上都有很大進步。 （一） 社會組織的資源涉及范圍廣，形式多樣
社會組織普遍形成于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工作內容涉及文體、教育、法律、衛生等多個方面，這使得社會組織可以支配的資源范圍比較廣泛，能夠有效調動社會各個方面的資源。另外，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從資源來源看，除了政府給予的各種經費支持外，還有社會的大量捐贈以及社會組織自營性收入。從資源的表現形式看，既有顯性的經費、財物等實體資源，還有隱形的人力資源以及社會聲譽等潛在資源。“我國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平均每年募集500多億元公益資金，凝聚數百萬志愿者，在減貧濟困、救災防災、助學助醫、環境保護等領域開展公益活動，為發展公益事業、傳播公益理念、弘揚志愿精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 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數量可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經過多年建設取得了不小進步。雖然整體上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但是其取得的成績還是值得肯定的。就我國社會組織可控資源而言，不僅形式多樣，而且數量可觀，在參與社會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民政部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76.2萬個，比上年增長8.4%；吸納社會各類人員就業864.7萬人，比上年增長13.2%；社會組織接收捐款729.2億元。”以溫州市為例，“截至2018年底，全市慈善組織累計募集善款47.23億元，救助支出善款35.2億元，救助困難群眾264.92萬人次。其中，市慈善總會累計募集善款8.64億元，救助支出善款7.06億元，救助困難群眾53.3萬人次。”如新冠疫情期間，截至2020年2月10日，湖南省14個市州累計1903家社會組織參與疫情防控工作，捐贈款項逾1億元，捐贈防疫物資價值8286萬元，74000余名志愿者參與疫情防控工作，凝聚眾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時艱的強大社會力量。 三、 社會組織的治理方式相對靈活
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比較突出的特征是參與治理方式的靈活。參與治理方式靈活是由社會組織的本質特性決定的，這也成為社會組織能夠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制勝法寶。
（一） 社會組織的非政府性使得治理方式靈活
目前。雖然我國社會組織因為業務、資金等方面的因素與政府有一些聯系，但是社會組織在本質上不是政府組織，而是獨立的自治性組織，不具有官方組織的特性。這種非政府性使得社會組織在實際工作中較少受國家體制的束縛，能夠獲得相對較大的活動空間，從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表現得較為靈活。在有些政府組織不便介入或者現階段還沒有條件介入的領域，社會組織可以積極進入，充分發揮組織、協調等功能，推動社會穩定發展。由于經濟條件所限，現階段有些地方政府還沒有足夠能力建設人們滿意的公共服務，就需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讓實力比較雄厚的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項目建設，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例如，2018年全國民辦幼兒園16.58萬所，比2017年增加5407所，占全國比例62.16%；在園幼兒2639.78萬人，比2017年增長2.62%，占全國比例56.69%；2018年教育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我國有民辦普通高校749所（含獨立學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所，占全國比例28.13%，在校生649.60萬人，比上年增長3.36%，占全國比例22.95%，碩士研究生在學1490人。“這些民辦機構體制靈活，涉及面廣，貼近群眾，不僅拓寬了公共服務范圍，豐富了公共服務內容，彌補了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而且從體制上改進了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降低了行政成本。” （二） 社會組織的草根性使得治理方式靈活
社會組織基本上是形成于基層社會的團體，是各行各業人民群眾自己的組織，有些學者把社會組織的這種特性歸結為“草根性”。社會組織這種草根性使得它更加貼近民眾，傾聽民眾心聲，及時發現民眾的訴求并做出回應，從而有效預防不穩定事件的發生，盡早化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社會組織是聯系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既有溝通傳遞功能，又有緩沖減壓作用。相比于民眾直接同政府進行交流，社會組織與民眾的交流可能更自然更親切，這種親和性更有助于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2009年，杭州全市社區（村）建成‘和事佬’協會2900余個，主動化解和協助調解民間糾紛7880余件，使老百姓的矛盾化解在基層，承擔了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部分職能。” （三） 社會組織結構的簡單性和活動形式的多樣性使得其參與社會治理方式靈活
大多數社會組織規模并不大，機構設置簡單，結構松散趨于扁平化和網絡化，辦事程序也不復雜，這使得在面對基層社會治理問題時，能夠根據各種既定條件及時做出反應，快速確定自己的策略、計劃以及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體現出較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另外，社會組織的活動涉及廣泛，社會各個領域都有它們的身影。社會組織的專業化也使得它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大顯身手，能夠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行動。例如，“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資料顯示：北京NGO的社會活動方式就有10多種，其中，比較突出的方式是提供服務（58.7%）、交流（65.4%）、宣傳（44.2%）和培訓、研修、訓練（62.5%），調查研究（59.6%），政策建議、提案（46.2%）。 四、 社會組織參與治理有政府的積極支持
英國學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將各國學者有關治理的觀點歸納為五個方面：“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治理主體不是單一的政府，還包括其他社會主體；治理主體之間分工不明，權責不清；治理主體之間在權力上相互依賴；治理主體之間相互構成一個自組織網絡；治理的手段的多樣化，即不僅包括政府的權力，還包括其他的方法和技術。”我國學者俞可平認為：“善治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佳狀態。”因此，從治理的本質意義上講，基層治理是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協同會戰”，并不是各自“單兵作戰”，政府是社會組織的重要支持者。沒有政府的堅強有力支持，社會組織也不可能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大顯身手。當前，我國政府支持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主要體現在政策支持和財經支持。 （一） 政策支持
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政策支持主要體現在制定關于社會組織發展的特殊照顧政策。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僅涉及社會組織成立條件、工作內容以及活動范圍等方面，而且包括對收入方面的稅收優惠減免等。例如，2002年江蘇省政府發布了《關于對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實行政策扶持的建議》，對社會福利院、兒童福利院、老年護理院、老年活動中心、敬老院等社會福利單位給予政策照顧。為此，2006年蘇州市政府進一步制定并實行了《蘇州市城區社會福利居家養老服務組織政策扶持操作辦法（暫行）》，對資助對象、要件、補助標準以及資金來源進行了更加具體明確的說明。再如，由環保性公益組織發起的“26度行動”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與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密切相關。2005年，中央和各級政府號召建設節約型社會，提倡能源節約。同年6月，溫家寶總理在題為“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夏季辦公室、會議室等辦公區域的空調溫度設置不得低于26攝氏度，引發巨大社會反響。政策環境的改變有力地支持了社會公益組織的‘26度行動’的順利開展。” （二） 財經支持
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財經支持一般包括直接支持和間接支持，直接支持是政府通過一些形式直接支付經費給社會組織。比如，政府向民辦學校提供辦公用品和經費等，幫助學校進行師資培訓，支持學校運行發展。在有些地方，政府在社會組織用地、用房、水電以及稅務等方面都給予減免。深圳市在2006—2009年共投入2.12億元，資助500多個社會組織實施“老有所樂”“老有所學”和“居家養老”等項目，“受益老人累計達15萬人次；投入1.2億元資助新成立的36家社工機構，引進和培養了813名社工人才，并在教育、司法、婦兒等10多個領域開展社工服務”。
間接支持是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增加社會組織的收入，這是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實現合作治理的一個重要途徑。例如，“資料顯示，2014年浙江省溫州市將34家市級部門的167項政府職能向110家社會組織轉移，涉及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和課題研究、規劃、物業管理等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本級、各縣（市、區）在眾多政府購買領域的資金每年有近2億元”。其中，鹿城區政府購買服務涉及民辦教育、養老、助困、助殘、助老、助醫、助學等，共計1000多萬元；龍灣區政府購買民辦教育、體育、養老類服務2014年度共安排資金1551多萬元；甌海區政府購買民辦教育、體育、養老類服務2014年度共安排資金1000多萬元，其中區民政局和區社會組織發展基金會共同出資52萬元購買社會服務“三百”工程。
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 作者簡介
戴海東，1965年生，溫州甌海人，二級教授，博士，系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培養人選。現任浙江安防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兼任溫州大學碩士生導師、浙江省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管理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浙江省社科規劃課題10余項。近年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社會科學戰線》《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科學社會主義》《教育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60余篇，出版《溫州私營企業主階層研究》《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浙江民間資本研究：以溫州民間資本為例》《勞動：思維、能力與實踐》等專著、教材10余部。獲省市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項，2021年獲浙江省黃炎培職業教育獎杰出校長獎。 閆成松，1988年生，安徽亳州人，碩士。現為浙江安防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社會組織、基層社會治理研究。主持市廳級課題3項（重點1項），參與省部級重點課題1項，發表論文10余篇。曾獲浙江省馬克思主義學會高職分會思想政治理論課講課比賽二等獎，學校微型黨課一等獎、“百堂精彩一課”一等獎，學校優秀共產黨員、優秀教師、優秀班主任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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