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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理論、實證與對策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05440
- 條形碼：9787030705440 ; 978-7-03-070544-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理論、實證與對策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從事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的科研機構研究人員、高校管理者、高校教師、研究生和其他對大學信任問題感興趣的讀者本書適合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從事高等教育管理的政府人員和高校管理者，以及對我國大學和大學發展有興趣的其他人員參考閱讀
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理論、實證與對策 內容簡介
本書立足于經驗研究基礎之上的理論探討與政策研究的定位, 以實踐性問題導向指引研究的總體思路, 運用文獻研究法、問卷調查法和比較研究法, 在分析我國大學信任生成的歷史脈絡與教育發達國家大學信任構建經驗的基礎上, 全面考察了當前我國大學信任的基本樣態和現實表征, 深入分析了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產生的根源, 提出了我國大學信任構建的主要路徑和對策。
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理論、實證與對策 目錄
目錄
前言
**章 大學信任問題的“出場” 1
**節 信任研究的高等教育學回應 2
第二節 大學信任問題的基本面向 7
第三節 我國大學信任研究的意義 11
第二章 大學信任的概念內涵 13
**節 大學信任的定義 14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結構要素 18
第三節 大學信任的類型 22
第四節 大學信任的測量 26
第三章 大學信任的基礎 33
**節 大學信任的制度基礎 34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文化基礎 41
第三節 大學信任的社會基礎 45
第四節 大學信任的心理基礎 50
第四章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現實表征和根源分析 55
**節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現實表征 56
第二節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根源分析 63
第五章 大學機構信任 71
**節 彌散性機構信任 72
第二節 特定性機構信任 77
第六章 大學制度信任 87
**節 彌散性制度信任 88
第二節 特定性制度信任 93
第七章 大學人員信任 99
**節 領導信任 100
第二節 教師信任 105
第三節 輔導員信任 109
第四節 管理人員信任 113
第八章 我國大學信任的基本樣態 119
**節 大學信任的總體狀況 120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群體差異 123
第九章 國外大學信任構建的基本經驗 129
**節 “榮譽制度”與大學信任 130
第二節 問責制與大學信任 149
第十章 我國大學信任的生成邏輯和重建路徑 159
**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生成邏輯 160
第二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內部建構路徑 165
第三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外部建構路徑 177
參考文獻 187
后記 195
前言
**章 大學信任問題的“出場” 1
**節 信任研究的高等教育學回應 2
第二節 大學信任問題的基本面向 7
第三節 我國大學信任研究的意義 11
第二章 大學信任的概念內涵 13
**節 大學信任的定義 14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結構要素 18
第三節 大學信任的類型 22
第四節 大學信任的測量 26
第三章 大學信任的基礎 33
**節 大學信任的制度基礎 34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文化基礎 41
第三節 大學信任的社會基礎 45
第四節 大學信任的心理基礎 50
第四章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現實表征和根源分析 55
**節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現實表征 56
第二節 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的根源分析 63
第五章 大學機構信任 71
**節 彌散性機構信任 72
第二節 特定性機構信任 77
第六章 大學制度信任 87
**節 彌散性制度信任 88
第二節 特定性制度信任 93
第七章 大學人員信任 99
**節 領導信任 100
第二節 教師信任 105
第三節 輔導員信任 109
第四節 管理人員信任 113
第八章 我國大學信任的基本樣態 119
**節 大學信任的總體狀況 120
第二節 大學信任的群體差異 123
第九章 國外大學信任構建的基本經驗 129
**節 “榮譽制度”與大學信任 130
第二節 問責制與大學信任 149
第十章 我國大學信任的生成邏輯和重建路徑 159
**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生成邏輯 160
第二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內部建構路徑 165
第三節 我國大學信任的外部建構路徑 177
參考文獻 187
后記 195
展開全部
我國大學信任問題研究:理論、實證與對策 節選
**章 大學信任問題的“出場” 信任是成功的基石，大學信任是大學成功的基石。人們對大學的認同和信任是全面理解大學及大學問題的一個重要依據。從高等教育學、教育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等不同的學科視角對大學信任進行全面審視，既是信任研究場域和范圍的一個轉變，也是研究大學信任問題值得信賴的理論源泉。對我國大學信任相關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研究，不僅能夠進一步深化信任研究的已有理論解釋和本土信任理論，而且能夠為研究我國高等教育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和拓展高等教育學的理論發展提供新的有益視角，同時對提升我國大學治理水平、促進大學可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大量的學術研究和經驗觀察告訴我們，在世界范圍內，公眾對高等教育和大學的質疑和不信任程度在日益加深，高等教育和大學面臨著信任危機。由此觀之，一方面是大學信任之于大學發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是大學面臨的深刻危機。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研究必須關注作為大學生存和發展之合法性基礎的信任問題，就此意義而言，大學信任問題研究擁有了“出場”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節 信任研究的高等教育學回應 一、信任研究的歷史回顧 信任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主題之一，其作為一個隱含了心理、社會、文化、制度等多個層面含義的社會心理現象，引起了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教育學、政治學等眾多領域學科的廣泛關注。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信任像空氣一樣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沒有成為學者注意的焦點，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會科學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存在（Misztal，1996）。但信任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完全沒有信任的話，他甚至會次日早晨臥床不起，他將會深受一種模糊的恐懼感折磨，為平息這種恐懼而苦惱，他甚至不能夠形成確切的不信任”（盧曼，2005），離開了人們之間的一般性信任，社會將會變成一盤沙，因為幾乎沒有哪一種關系能夠建立在對他人確定的認知上（齊美爾，2002），而當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信任時，人們將會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霍布斯，2017）。信任不僅有助于增強個體的健康，培養對他人的容忍度和同情心，而且有助于增強與他人和社會之間的聯系，促進組織發展和群體合作，增進社會福祉，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信任研究*早被局限于心理學領域，人們將信任理解為具有情境性的個體心理和行為，或是經過社會學習而形成的個體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Rotter，1967）。與心理學家從微觀的個體視角理解信任不同，社會學家更強調信任的社會性和關系特質，從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關系的角度探討人際信任的建立機制，如Lewis和Weigert（1985）將信任理解為人際關系的產物，是由人際關系中的理性計算和情感因素共同決定的人際態度；Coleman（1988）將信任看成是一種風險性行為，是個體對信任成本與未來預期以及對方失信的可能性進行理性計算得到的結果。與以上從個體化和人際關系的視角研究信任不同，更多學者關注信任發生的社會、文化和制度背景，并把信任置于宏觀的社會空間中，突出社會結構、制度變遷乃至文化對信任的影響。例如，盧曼（2005）從新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將信任看作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信任的對象不僅是微觀層面的“人格信任”或中觀層面的“人際信任”，而且是宏觀層面的“系統信任”。沿著這一研究視角，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展開了對包括政府信任、組織信任、機構信任等在內的系統信任的大量研究。 二、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信任考察 作為一種人的行為的體現形式，信任的發生和存在依賴于行為發生的特定社會場域。高等教育機構特別是大學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和政府監管下的事業機構，既是信任研究的重要場域，也是信任的重要客體，涵蓋了包含人格信任、人際信任和系統信任在內的幾乎所有信任對象。因此，對高等教育信任特別是大學信任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對信任研究場域和范圍的一個轉變，也理應成為信任研究回應轉型期我國高等教育健康發展、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和效率的核心議題和應有之義。 信任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是高等教育和大學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要素。大學之所以被稱為大學，源自其承載著社會特定而持續的信任和期望（侯志軍，2009）。大學自誕生以來，一直是作為人類追求高級生活的精神家園和探索高深知識的棲息地而存在的，代表著人類追求自由精神的理想境界和獲得知識真理的現實選擇。當人們與別人發生沖突時，希望“文化人”出來調停；當人們遇到無法解決的專業問題時，希望專家來進行指導；當人們對未知世界感到疑惑甚至恐懼的時候，希望專家出來釋疑。但在很多時候，對于普通大眾而言，大學似乎又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即使對于那些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國家公民而言，也是如此。 作為專業性組織，大學與公眾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抽象距離，現代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更強化了大學與普通公眾之間的這種脫域特質，因此，人們對大學的可能性行動的“自我感覺”和“想象性判斷”超越了傳統社會基于熟人交往關系的人格信任，而轉向依賴于跨越時空分離基礎之上的系統信任（吉登斯，2011）。在這種抽象的系統信任體系中，無論是對高等學校管理制度的信任，還是對學歷和證書等象征性符號系統的信任，抑或是對基于專業人員及技術成就的專家系統的信任，都是“建立在對知識基礎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抽象信任（吉登斯，2011），這種信任表達了人們對抽象原則正確性的信念，正是這種基于對抽象體系（如科學知識）的信任，保證了大學這一組織系統的有效運轉，降低了大學制度運行的成本，進而實現了大學的良好運轉。 然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轉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以及市場化，政府、公眾等群體對大學的信任正在不斷減少。比如，劉堯（2013）在其《迷茫的大學》一書中，提及了備受社會批評的大學校園“娛樂化”、大學教育“功利化”、大學教授“庸俗化”、大學行政“衙門化”、學術評價“數量化”、大學發展“指標化”等15大大學“流行病”。有學者指出，當前知識界存在著知識的道德化、權力化、金錢化、名譽化、神秘化、娛樂化、虛假化，世俗主義的宗教化等弊端。①高等教育中的學術腐敗，如徇私舞弊、裙帶關系、保護主義、行賄受賄、挪用公共財物等，導致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Barnett，1992）。在美國，由于教育標準下降、不道德行為和腐敗等的出現，人們對高等教育存在信心危機，同樣在我國，大學公信力下降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大學正面臨著深刻的信任危機（唐安奎，2014）。 由此來看，一方面是大學信任之于大學發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是大學信任面臨著深刻危機，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高等教育研究必須關注作為大學生存和發展之合法性基礎的信任問題。大學信任不像財政投入、教學質量、教育公平等有客觀的考察指標進行衡量，它是摸不到、看不著、聽不見的一種主觀社會事實，但卻作用于高等教育過程的每個環節、每個領域、每個方面，不僅能夠為大學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也能夠促進民眾與大學雙方之間的合作共贏。就此意義而言，大學信任問題研究擁有了“出場”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三、大學信任研究的歷史脈絡 國外對大學信任的研究自20世紀后期興盛起來，但與人際信任、社會信任、組織信任、政治信任等這些領域的研究現狀相比，大學信任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處于沉寂和零散階段。既有為數不多的研究大多從功能主義視角出發，將其他學科就信任問題的一般理論運用到高等教育活動中，用來解釋信任對教育機構的日常活動及與教育相關的諸多關系的意義。在既有研究中，對大學信任和認同危機的反思以及由此產生的高等教育問責制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為其中的亮點，如何重建對大學的信任成為從事信任研究的教育專家熱議的重點，特別是關于高等教育問責制在大學信任重建中的作用和價值得到了極大的關注，但人們對此的看法卻迥然不同，并形成了“積極論”和“消極論”兩種學術主張。前者認為問責制會成為不信任的源泉，而非對不信任的補救，強化問責制的努力往往會弱化信任（Trow，1996）；而后者認為高等教育問責制有助于大學信任的重建，“高等教育問責制包含了公共信任的維度，其要求以公眾能理解的方式來溝通”（Wellman，2006）。盡管問責制被很多學者認為是防范和抵御腐敗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更非終極目標（闞閱，許邁進，2014），問責制并不能成為信任的替代，問責對信任造成的強烈沖擊需要通過加強政治家、官員和公民間的民主健康關系來緩解，信任與問責之間存在的悖論是現代大學不得不面對的發展困境（柳亮，2010a）。 沿著西方學者的研究路徑，中國一些學者對我國的大學信任問題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基本是沿著兩條主線進行的：一是對當前我國大學信任危機現狀的考察和反思；二是對我國大學信任基礎的理論闡釋。就前者而言，朱景坤（2013）分析了教育質量下降、教育公平問題凸顯以及人文關懷缺失等導致的大學信任危機。謝冉和肖建（2012）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信任的“空心化”現象做了分析，指出政府、社會各界對民辦高校信任的缺失以及民辦高校對自身信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困境。此外，也有較多的實證研究從高校師生關系和師生信任角度來探討我國大學信任的基本狀況。概言之，我國大學正面臨著深刻的信任危機（唐安奎，2014），這種危機既源于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信任模式的變遷和社會整合機制運行的失當（劉璐，2013），也與某些大學自身的精神迷失、教育質量下降等有密切關系（唐安奎，2014），因此，需要從文化、制度及具體技術等方面進行治理（曹正善，熊川武，2009；傅根生，趙澤虎，2009；闞閱，許邁進，2014）。就后者而言，學術界探討的一個重點是從理論上回答當前我國大學的信任基礎（張清，2010b）、大學信任研究的界限和范圍（馬維娜，2007）、大學信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意義（黃波，張清，2014）以及大學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關系（吳曉春，2014）等。 此外，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史的角度對大學信任的歷史淵源和發展邏輯進行考察，也是當前大學信任研究的重要內容。例如，張清（2011）較為系統地考察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社會信任習慣及其形成，指出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社會信任由科舉信任、“官本位”型信任和“職業獲得”型信任混合構成，并成為過去乃至現在人們信任和認同高等教育的習慣。這一習慣影響著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認知圖式和交往方式。高學德（2017）系統梳理了我國大學信任形成的歷史脈絡，指出我國的大學信任既源自儒家思想中的教育傳統和延續數千年的科舉制度以及傳統民族國家的大學意象，也源自因計劃經濟的盛行而出現的以單位制和再分配為核心建構起來的集體情感，還源自伴隨市場化的發展而產生的以理性計算為核心建構起來的形象認知。鄭也夫（2001）更是將傳統中國社會的高等教育信任系統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相結合，來思考大學信任的建立邏輯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他對作為教育信任特別是大學信任的兩大專家系統信任進行了考察：一是盛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及學歷制度；二是同行評議和科學。他認為，就科舉制度而言，作為中國人建立的社會制度中*為精致和完善的制度，體現在科考的每一個環節中，包括科場條規、舞弊懲處等方面。科舉制取代了世襲制和舉薦制，帶來了更多的平等和更為廣泛的參與，是一種新的信任系統。而就同行評議和科學而言，一方面，人們通過證書、同行評議，篩選出一個新的知識精英群體，并依此建立值得信任的專家系統；另一方面，這個精英群體從里到外都不能為人們提供確定性，因此，人類陷入了一種深刻的悖論——致力于將信任建立在懷疑的原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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