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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6515
- 條形碼:9787544786515 ; 978-7-5447-8651-5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本書特色
2019年美國考古學會圖書獎獲獎作品 ①作者林恩·梅斯克爾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策展人,康奈爾大學A.D.懷特特聘教授,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作為一名資深考古學家,她曾在世界各地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各國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作,收集到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接觸到許多其他學者接觸不到的檔案與信息,并基于此,展開圍繞世界遺產保護事業的深度研究。 ②本書是一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機構歷史,追溯了從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時期,直至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又至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及1976年《世界遺產名錄》設立、1992年世界遺產中心成立的一系列理念與實踐上的變化演進。本書詳細考察了世界遺產項目的運作模式及其得失,論及許多著名案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期的旗艦項目埃及—蘇丹努比亞、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吳哥窟的保護工作,又如較晚近的圍繞馬里廷巴克圖、敘利亞帕爾米拉的爭議。 ③本書以世界遺產項目為切入點,呈現了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際主義理念與和平夢想在人們頭腦中的起起伏伏,引讀者重新審視過去與現在的關系,重新理解世界遺產對于人類歷史與未來的意義,并認識到“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世界遺產的重要性。
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內容簡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促進和平、人道主義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間機構;其備受矚目的世界遺產項目則致力于保護對人類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然而,在該機構的實踐中,這一使命時常遭遇困難與挑戰。本書回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試圖拯救世界遺產的歷史,綜合考古學、政治學視角,通過翔實的史料分析及長期人類學探索,考察了該機構世界遺產項目的運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于文化遺產。書中論及許多有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廟、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吳哥窟、敘利亞帕爾米拉等,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該機構優選遺產保護使命的成就與面臨的復雜靠前環境。本書呼吁我們重新審視過去與現在的關系,重新理解世界遺產保護事業,以及遺產保護對于人類歷史與未來的意義。
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目錄
第二章 國際主義
第三章 技術統治
第四章 遺跡保護
第五章 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第六章 沖 突
第七章 危 險
第八章 反烏托邦
注 釋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后記
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節選
**章 烏托邦 我祈愿,而不是希望,我們的政府部門能夠效仿烏托邦共和國的很多東西。 ——托馬斯·莫爾,1516年 1948年11月,英國生物學家、哲學家朱利安·赫胥黎抵達貝魯特,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政府間組織,其目標是幫助世界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后促進和平建設、實施人性關懷以及進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為該組織的**任總干事。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整個歐洲的人們,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暴行中醒來。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肩負著這樣一個使命:推進世界和平、改變“人們的想法”。其途徑主要是實施基礎教育、弘揚文化多樣性,并且讓全世界不同的人進行對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建者們看來,他們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們其實掌控著文明自身的命運和方向。赫胥黎無疑是領導該組織的一個合格的人選,他終其一生都是國際主義者、烏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著獨特的愿景,也正因此,他才會以很多種方式堅持下來。 貝魯特會議之前以及之后,赫胥黎穿越中東,進行了廣泛的游歷,堪稱經歷了一次考古的艱難歷程,這一段經歷后來收入他的暢銷書《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這本書中,他把自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里所參與的國家間合作稱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無數的會議、工作委員會和背后游說”。而在巴黎,總是有充滿著官僚主義作風的工作在不斷累積。1 在他關于中東的記事本上,滿是古代大事年表、參觀遺址的記錄、史前陶器的素描、關于神話英雄吉爾伽美什的注釋,以及他極具個性的鳥類學符號。2 他認為“有時大量的新發現使人眼花繚亂”。3 他游歷了九個國家,參觀了中東的一些不尋常的考古遺跡,其中包括比布魯斯古城、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帕爾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薩金字塔群。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他的專業背景是動物學,但是他對有關銘文和遺址發掘的報告以及關于這些古代遺址的公開發表的文字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讀了很多考古學家頗受歡迎的書,比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瑪格麗特·默里、格特魯德·貝爾、奧斯丁·亨利·萊亞德、亨利·羅林森、亨利·富蘭克弗特、C.W. 塞拉姆、V. 戈登·蔡爾德等。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才寫成了那本《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書中,他傾盡心力,解讀古代手跡、黏土碑牌的新發現和一些地方不間斷的遺址發掘,比如耶利哥、烏爾、塔爾·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個博學的人,從他的家傳來看,這一點并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人們稱他為“達爾文的斗牛犬”;他的父親倫納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一樣,也是一個作家;他同父異母的哥哥安德魯是一位生物學家,并且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本人也認識很多20世紀英國偉大的考古學家,他將他們列入計劃,請他們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未來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們是:倫納德·伍萊、塞頓·勞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達·霍克斯、凱瑟琳·凱尼恩、約翰·加斯唐、V. 戈登·蔡爾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學家亞瑟·埃文斯和社會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哈登以及查爾斯·塞利格曼之后,赫胥黎親自給英國著名的遺傳學家J.B.S. 霍爾丹寫信,稱蔡爾德是個“不錯的人”,并推薦他成為皇家學會會員。4 這一點并不很令人驚訝,因為赫胥黎、霍爾丹和蔡爾德都屬于理性主義者協會。該協會的成員們認為,對社會來說,宗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另外,H.G. 威爾斯、奧爾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蘭·羅素都是這個協會的成員。 1948年,當赫胥黎到達中東的時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聲。他的任期從六年縮短為兩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進的哲學思想。然而,*終取決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代表團的安排。簡單地說,美國人沒有能夠把他們的弗朗西斯·比德爾推到*高職位。作為一名高級觀察員,英國外交家格拉德溫·杰布這樣說道:他們“想過把美國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于赫胥黎的任命,美國唐突地把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減少了一百萬美元。5 美國代表詹姆斯·馬歇爾認為,藝術和文化對和平與安全毫無益處。6 這對赫胥黎本人來說是痛苦的,但是美國的這個決定并沒有能夠阻礙赫胥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貢獻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礙他執行自己詳盡的旅行計劃,他也依然在文學方面實現了巨大的產出。在他的書中,從頭至尾,赫胥黎都強調“科學發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對地層進行仔細的發掘和保護、記錄每一件文物、進行專門的重建,還要對結果做相關分析,從而確定具體的年份跨度”。7 他還強烈建議保護遺址、建設遺址博物館、發展文化旅游,這些都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當中關于文化遺產研究全球計劃的標志性成就。 赫胥黎說:“寫中東就是寫歷史。”8 赫胥黎認為考古學具有物質性,他稱之為“固體歷史”。像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赫胥黎也認為中東是文明的發源地,但他是從進化人類學的角度下此結論的。對赫胥黎來說,歷史不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斷言,“人類必將獲得更多的知識”,我們應該對此種走勢加以利用。9 赫胥黎認為,考古學是一門科學,與其相關的知識形成了他對全球未來的全部知識愿景。這一點就當時來說非常重要。有人認為,中東的考古遺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屬于該地區”,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報告中寫道:中東巨大的考古財富不僅可以讓個別國家獲益,也可以讓全世界獲益。10 他身邊有很多偉大的同時代的英國考古學家,他也能夠接觸到世界上一些*令人激動的考古遺址和發掘現場,因此毫無疑問他了解這個新的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梢哉f這句話是他的座右銘: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 赫胥黎一直是一個令人著迷的人物,他通過很多種方式向人們展示了逝去的時代是什么模樣。那時的人們信仰建設空想社會主義,信仰發展與進步,信仰文化國際主義以及充滿了求知欲的知性主義,而這些信仰都隨著帝國的結束而結束。他的設想經常被稱為“全球烏托邦”,那是一個理想的政治組織的全球愿景,它需要人們通過建設一個世界文化的聯合體來實現。11 赫胥黎認為,過去的一切對人類物種來說就是“傳統的集合”。12 如果我們能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待《來自一片古老的土地》這本書的貢獻,以及赫胥黎對英國考古學的貢獻,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之初,就已經有考古學這門學科的位置。要想對將來的世界文化做出規劃,就有必要從今天以及將來的角度看一看過去的考古學是什么情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赫胥黎總結了帝國的知識體系,并且為受過教育的公眾制作出版物以及廣播節目。然而,到20世紀40年代末期,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做的這一切努力已經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來自美國的、服務于文化與發展的專家驅動模式、技術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對于考古學這門科學及其在社會進步的新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說,赫胥黎那明顯的英式知識構想,除卻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點,乃是無法長久的。 考古學作為一門野外科學和離散學科,其在國際規劃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國際聯盟和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時期。在國際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學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成為遺產研究的輔助手段?關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在早期歷史中做一個探究,那將是非常有趣的。為了理解人類過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學借用各種學科的研究手段,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分裂出來?脊艑W的學術研究人員主要來自大學,他們都從事于長期的野外計劃以及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從物質意義的角度來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遺產的理解來自古文物研究、藝術史研究以及建筑研究,其目的是保護歷史遺跡、建筑群和遺址的構造。1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種學科門類,也是一項野外實踐,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這種研究就基本上被人們對古跡以及古跡文化的關注所取代。14 考古學家們也參與到發現和發掘古代遺跡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員、建筑師和工程師們更關注現存的遺跡結構和建筑物,關注這些結構和建筑物的恢復和保護情況。龐貝古城和帕爾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方面發展和促進古跡保護比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樣了。古跡是已存在的標志物,更易被主權國家的人們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跡發掘和調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領域?脊艑W關注的焦點原先是古跡挖掘和環境研究,而現在是古跡文化,這是因為人們更關注技術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這一切加深了技術統治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期設定的關于和平建設的努力目標之間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學和考古學家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為人所知。在努比亞大規模的國際救助行動中,他們都做了些什么?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當中,他們又是如何失去了對他們有利的工作環境?他們去摩亨佐達羅和婆羅浮屠這兩處古跡,主要是為了保護歷史遺跡,而不是進行發掘和研究工作。這偏離了考古學的研究方向,產生了重要的后果,這個后果不僅僅是針對全球遺產的研究發展工作而言的。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在整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里面,尤其是在后來成為世界遺產研究項目的體系中,從考古學的偏離導致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逐漸疏遠,而這些利益相關者與古代遺址、現存的古跡和地形地貌有著深厚的聯系。關于國際主義、交流和知識的共同產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該組織的官員和專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古學的早期形態,包括各種國際救助和咨詢任務,以及一流的世界遺產項目,這個項目在《1972年公約》中達到了高潮。通過考察該機構從初創時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臨的挑戰,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知識政治學和廢墟上的未來所面臨的危險。這與考古學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學更長久的歷史以及與其相關的一切,我們需要進一步往回追溯,看看歷史上關于和平、沖突、人類共同遺產以及對專門知識的宣傳的問題給一個需要戰后重建的國際社會帶來了什么。 ……
人文與社會譯叢:廢墟上的未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與和平之夢 作者簡介
林恩·梅斯克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人類學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中東和亞洲部策展人,康奈爾大學特聘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利物浦大學,印度希夫·納達爾大學,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名譽教授;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考古學理論、人種志、世界遺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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