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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研究 第十四卷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8214001
- 條形碼：9787308214001 ; 978-7-308-21400-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類學研究 第十四卷 內容簡介
本書為《人類學研究》第十四卷，編選了國內人類學者的很好文章，專題是“中國的新人類學”，各位作者從社會、國家、民族等多個視角探討中國的人類學發展狀況，并展望了中國人類學的未來。其中，張亞輝介紹了歷史人類學的發展；許盧峰與汲喆的文章進一步分析了當代中國歷史人類學與法國學術思想，特別是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年鑒學派的關系；梁永佳分析了宗教活躍現象的原因，同時也指出了該領域的新趨勢；阿嘎佐詩的文章回顧了人類學對“民族”的研究，認為這一概念在塑造當代中國和中國人類學中都有著核心意義；陳波全面介紹了中國人類學家對于海外社會的研究這一新領域的學者們的不同進路以及一些主要推動機構的概況；王銘銘教授在“后記” 中不僅有針對性地對宗教、民族、海外研究等議題一一點評，而且深入地討論了專輯文章中未能充分分析的一些重大問題，為我們理解中國人類學的廣度、深度、復雜性和可能性提供了難得的洞見。書中另有凌新霞的研究論文一篇（《從克羅諾斯到俄狄浦斯——希臘神話弒父情節的政治學類型》）及玉書涵撰寫的書評一篇。
人類學研究 第十四卷 目錄
專題：中國的新人類學
導言：邁向中國的新人類學
“老社會”與“新國家”：1980年代以來漢語歷史人類學綜述
中國人類學域外研究綜論
“民族”猜想：改革開放以來的人類學民族研究
重估歷史與文明：略論中國人類學對法國學術傳統的繼承
后記：從關系主義角度看
研究論文
從克羅諾斯到俄狄浦斯：希臘神話弒父情節的政治學類型
書評
評《大地存在：安第斯世界的生態學實踐》
導言：邁向中國的新人類學
“老社會”與“新國家”：1980年代以來漢語歷史人類學綜述
中國人類學域外研究綜論
“民族”猜想：改革開放以來的人類學民族研究
重估歷史與文明：略論中國人類學對法國學術傳統的繼承
后記：從關系主義角度看
研究論文
從克羅諾斯到俄狄浦斯：希臘神話弒父情節的政治學類型
書評
評《大地存在：安第斯世界的生態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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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研究 第十四卷 節選
關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性質問題，從民國以來就一直是學術研究的重鎮。而新時期以來，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中國社會一方面固然是近代史不斷發展的產物，但在歷史過程的背后，對早期文明的研究仍舊是理解和判斷田野資料的重要依據，其中既包含了一種結構主義的洞見，也包含了對文明性質的界定。正是上古史的視野為歷史人類學提供了理解近代史的文化框架和歷史起點。所以，上古史研究本身也是對近代如革命史、東方學、現代世界體系及多民族國家建設的直接思考與回應。 1980年代以后，張光直根據殷商考古出土的材料及其與伊利亞德的薩滿教研究成果的比較，*早以人類學的方式回應了從馬克思到馬克斯·韋伯，再到魏特夫一再論述的東方專制主義問題。張光直首先分析了《國語》中“絕地天通”的故事，認為這個故事表明對溝通天地神人的手段的控制是權力的基礎，而處于權力頂端的帝王自身就是巫的領袖；接下來他又分析了商代器物上的各種動物紋樣，在排除了圖騰符號和裝飾紋樣的可能之后，張光直給出的解釋是，這些動物都是薩滿借以進行登天之旅的動物伙伴，他甚至還舉出了薩滿教研究中*為重要的文獻《尼山薩滿傳》來證明薩滿的出神之旅往往都是由動物陪同的。而進一步的證據在于，饕餮紋都是成對出現的，正符合商代王權制度本身的昭穆制和列維一斯特勞斯所發現的商代世界觀的二元性，“當巫師為王室往來于兩個世界之間時，必須兼顧到昭穆兩組，因此，祭祀中的動物助理也自然要成雙成對”（張光直，2002：65）。另外，從陶器上的家族徽章，到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都被張光直認為是具有與祖先進行溝通的能力的符號，甚至占有知識本身就是溝通天地神人以及過去和未來的關鍵，而*早掌握知識的就是服務于帝王的巫師。通過這些證據，張光直指出，中國古代文明發端于政治權力的集中，而不是魏特夫所言的治水技術，正是帝王對通天的宗教手段的壟斷使得政治權力得以集中，進而導致了財富的集中。張光直深受1960年代之后的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將薩滿教的通天巫術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的文化源頭。本文無意評價這種看法是否恰當，而是要指出，張光直基于文化人類學的文明起源論極大地緩解了中國在種種學說的逼仄縫隙中不得轉圜的尷尬。 同樣受到美國文化人類學啟發的還有王銘銘，他在大力推動翻譯薩林斯的歷史人類學作品的同時，也努力尋找著與薩林斯所說的作為文化圖示的夏威夷羅諾神神話相對應的中國的世界圖示，此即從商代開始到漢代得以完成的“天下”觀念——以回應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去神圣化眼光對非西方世界的冷漠審視。王銘銘將“天下”的觀念史區分成上古的殷周時代和帝國時代兩個階段。在**個時代，王銘銘綜合了葛蘭言、蘇秉琦和錢穆等人的觀點，認為這時的中國總體上是一種多主制，源于鄉村山川圣地的禮儀被宮廷化之后，成為區分華夏與蠻夷的關鍵指標，從王畿延伸出去的五服制度在周代成為一種固定化的、平面的世界圖示，而從周代的貴族制度中衍生出來的“士人集團”不但是一種文明的生活樣式的示范者和文明的擔綱者，同時也是政治、宗教和法律的掌控者（王銘銘，2005：241）。王和士人的相互關系構成了一個從中央輻射到邊緣地帶的文明輝度，構成了宗教與道德敘事的核心內容。在經過一段生機勃勃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實利主義時代之后，中國進入了天下觀念的第二個時代，多主制徹底被一種中央集權的政治和宗教體系所控制，封禪作為一種帝王專屬的儀式系統，徹底壓制和取代了此前的聯盟政治下的地望崇拜，“士人”也從一種有著高度自主性的道德與知識的擔綱者集團轉變成了文人官僚集團。這個過程是在方士的推動下完成的。從此，天下定于一尊，華夏聯盟內部的張力被消耗殆盡，但從周代繼承而來的中心一邊緣的聲望等級使得帝王保持了與周邊蠻夷政體的互惠關系。王銘銘意在以作為世界圖示的“天下”作為薩林斯在波利尼西亞研究中通過神話與親屬制度而展現出來的“概念圖示”或者“本土宇宙觀”，與后者不同的是，“天下”是一個在歷史與政治實踐中意涵不斷變遷的概念，其*初對應的是一個政治聯盟體，而不是一個內部高度同質化的共同體。禮儀作為聯盟的依據這一觀點雖然歷來被史學家重視和反復講述，但如果不能對聯盟何以可能的文化條件予以說明，天下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學過程的表述，往往因為缺乏足夠的穩定性和對內部多樣性的涵蓋而失去作為文化的根的作用。 在王銘銘的影響下，趙丙祥考察了麗江木氏土司家族從明代以來模仿封禪的歷史過程。但趙丙祥所處理的問題不同于王銘銘之處是，趙丙祥并不追求以南詔王異牟尋和木氏土司的封禪之舉來達成對邊疆政體的整全把握，而是要看到從唐代以來，中原王朝的封禪禮和岳瀆系統通過一個封建過程進入云南，并推進邊疆文明化的歷史進程背后的社會學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木氏土司對家族命運和個人生命史的關注疊加在對皇權的模仿之上，成為主導云南岳瀆體系興衰的關鍵因素（趙丙祥，2008：256-257）。 與王銘銘那種“無處非中”的人類學眼光不同，王明珂延續了民國以來的邊疆史研究方法，認為更有效的方式是在中國的邊緣而非中央尋找它得以界定自身的依據。他以巴特（ Fredrik Barth）的過程論為基礎，對中國上古時期周邊幾個重要的邊疆地帶進行了研究（王明珂，2006），并且以四川西部的羌族的民族志調查來展現這一過程如何在現代國家的形塑中繼續發揮作用（王明珂，2003）。在華夏的北部與西部邊緣，曾經一度存在的都是農牧混合經營的社會，但從公元前兩千年開始的一次氣候干旱化，使得這些農牧混合人群內部發生了分化，在鄂爾多斯地區，整個區域的人都向北遷徙，同時變成了一個游牧的、內部更加平等的、由于劫掠農業社會的需求而高度武裝化的人群。而在河湟地區，則是當地人口就地轉變成了游牧人，干旱也同樣影響到了遼河流域。至于羌人，則完全是由于華夏聯盟從山西、河南一帶開始向外擴張，將羌人一直向西擠壓到了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太伯奔吳的傳說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彰顯了邊疆族群對華夏的傾慕所導致的依附關系，從而使吳國的歷史變成了一個當地族群上層主動選擇變成華夏的過程。王明珂將華夏的北部和西部邊緣的互補性分化過程歸因于一次大規模干旱所導致的資源競爭，而將東南部的華夏化歸因于對華夏文化的傾慕和東南族群內部的分化，這兩種歸因方式之間的差異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說明。后者無疑與過程論人類學對分化動力學的分析相吻合，并且與前者的實用主義思想相互矛盾。 ……
人類學研究 第十四卷 作者簡介
梁永佳，2003年于北京大學獲人類學博士學位，現為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著有《地域的等級》《象征在別處》，譯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人類學的四個講座》《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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