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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76000436
- 條形碼：9787576000436 ; 978-7-5760-0043-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本書特色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是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對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2020年5月1日起，《上海市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條例》正式實施。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研究視角獨特：聚焦上海，提出高等教育如何服務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獨特案例，闡述高等教育對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全面、深入和無所不在的正面影響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政策建議。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研究意義重大：至2019年，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已走過五年，在五年卓越探索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實現科創中心發展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動力轉換，實現在創新策源能力、動力和活力上質的躍升？這一問題亟待破解。對此，以國家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為牽引，研究高等教育如何“賦能”上海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打造我國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意義重大而深遠。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分七章, 內容包括: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與高等教育的使命 ; 國外高等教育如何服務全球科創中心 ; 高水平大學如何強化科技中心的創新策源能力 ; 上海高校人才培養如何更好服務全球科創中心建設等。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目錄
緒論
**章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與高等教育的使命
**節 高等教育與世界科學中心轉移
第二節 高等教育與國家綜合競爭力消長
第三節 高等教育與經濟新城轉型升級
第四節 全球科創中心建設與上海高等教育
第二章 國外高等教育如何服務全球科創中心
**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原始創新的源頭
第二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人才蓄水池
第三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產業創新策源地
第四節 對上海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啟示
第三章 高水平大學如何強化科創中心的創新策源能力
**節 上海高校創新策源能力的總體狀況與分布
第二節 上海高校的創新策源平臺及其組織模式
第三節 制約上海高校創新策源能力的主要問題
第四節 強化高水平大學創新策源能力的政策建議
第四章 上海高校人才培養如何更好服務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上海高校的人才培養與人才輸送
第二節 上海高校的創新創業教育
第三節 上海高校研究生創新能力： 參與科研項目的視角
第四節 高校人才培養服務上海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第五章 上海高校學科發展如何對接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上海學科布局情況
第二節 上海高校學科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分析
第三節 上海高校學科的國際地位
第四節 上海學科發展情況與服務科創中心建設展望
第六章 大學科技園區與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如何融合發展
**節 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從校辦產業到大學科技園區建設
第二節 上海高校大學科技園區發展的瓶頸
第三節 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是大學科技園區發展的新機遇
第四節 加快“兩區融合”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七章 長三角高等教育如何協同賦能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長三角一體化戰略與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第二節 長三角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歷程與現狀
第三節 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協同與創新動力
第四節 國際高等教育賦能區域發展的經驗
第五節 長三角高等教育協同賦能科創中心建設的未來方向
參考文獻
后記
**章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與高等教育的使命
**節 高等教育與世界科學中心轉移
第二節 高等教育與國家綜合競爭力消長
第三節 高等教育與經濟新城轉型升級
第四節 全球科創中心建設與上海高等教育
第二章 國外高等教育如何服務全球科創中心
**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原始創新的源頭
第二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人才蓄水池
第三節 高等教育是全球科創中心產業創新策源地
第四節 對上海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啟示
第三章 高水平大學如何強化科創中心的創新策源能力
**節 上海高校創新策源能力的總體狀況與分布
第二節 上海高校的創新策源平臺及其組織模式
第三節 制約上海高校創新策源能力的主要問題
第四節 強化高水平大學創新策源能力的政策建議
第四章 上海高校人才培養如何更好服務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上海高校的人才培養與人才輸送
第二節 上海高校的創新創業教育
第三節 上海高校研究生創新能力： 參與科研項目的視角
第四節 高校人才培養服務上海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第五章 上海高校學科發展如何對接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上海學科布局情況
第二節 上海高校學科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分析
第三節 上海高校學科的國際地位
第四節 上海學科發展情況與服務科創中心建設展望
第六章 大學科技園區與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如何融合發展
**節 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從校辦產業到大學科技園區建設
第二節 上海高校大學科技園區發展的瓶頸
第三節 科創中心功能承載區是大學科技園區發展的新機遇
第四節 加快“兩區融合”發展的政策建議
第七章 長三角高等教育如何協同賦能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節 長三角一體化戰略與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第二節 長三角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歷程與現狀
第三節 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協同與創新動力
第四節 國際高等教育賦能區域發展的經驗
第五節 長三角高等教育協同賦能科創中心建設的未來方向
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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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節選
緒 論 “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是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對上海作出的重要指示。2015年5月，上海市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下稱《意見》），全力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落實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部署。《意見》提出到2020年形成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體系，到2030年形成科技創新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如今，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已走過五年。從概念到方案，從理念到政策，從藍圖到行動，上海持續深入推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建設。從2019年5月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五年成績發布會上的信息看，這五年上海搭框架、打基礎，科創中心建設取得了一系列實質性突破，重大成果不斷涌現。接下來的5—10年，在頂層設計框架基本形成后，如何從根本上建立全球科創中心“自下而上”的自發展、自循環機制，在自主創新能力和創新策源能力上實現質的躍升？這一問題亟待破解。為此，必須先回答，國家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和基于建設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的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基本概念和相互關系問題。理清楚了這些概念和問題，知道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才能找到清晰的路徑，采取更有力的政策舉措。 一、 國家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國家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在早期階段與世界科學中心的稱謂基本一致。人們往往更習慣用世界科學中心來說明其在全球科技創新網絡中的角色。關于國家層面的世界科學中心，*早由科學學奠基人貝爾納（J.D. Bernal）在《歷史上的科學》一書的序言中提出。他在揭示世界范圍內科學進步存在不均衡增長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活動中心的思想，將其貫穿在全書的篇章中進行了闡述。他繪制了一張形象的科學技術史圖，描繪了自人類誕生以來世界科學中心隨時間推進在全球各國家、地區和城市轉移擴散的遷移歷程。日本科學史學者湯淺光朝受貝爾納啟發，用定量的方法，基于科學史年表的科學成果指標，對世界科學中心進行了創造性的定量刻畫。他經過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科學成果數占世界科學成果總數的25%及以上的時期，就稱為該國的科學興隆期；處于科學興隆期的國家，就是世界科學中心。湯淺光朝以這一界定為指標，統計發現自文藝復興之后，世界科學中心經歷了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的轉移軌跡，每個國家的科學興隆期平均約為80年。當然，現在的美國，其科學興隆期已經被拉長，打破了之前的80年規律。 關于國家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界定被廣泛接受。后續眾多學者以此為標準，通過找尋不同的科技編年史料，分析科學發展的歷史及其在國與國之間的變遷過程。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加快，世界科學發展的走向，已經出現國家層面世界科學中心從單核轉向多核的趨勢，呈現多個世界科學中心并存，或一個主中心與多個輔中心并存的狀態。 以國家層面的世界科學中心視角來看，無論是意大利還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在其站到世界科學中心前沿，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過程中，都具有在科學上出現顛覆性創新的現象存在。在界定世界科學中心的過程中，雖然是以一國科學成果占世界成果總數25%這個數量指標來衡量，但是能引起一國科學研究重大成果井噴式增長的，需要有對制約科學發展的基礎性瓶頸的重大突破。一個新領域的誕生，往往才會引致隨后的科學的繁榮。意大利成為科學中心的時代，其標志性突破在于力學、解剖學和天文學等方面的巨大變革，并據此顛覆了此前有關人體和宇宙中心說的權威；第二個時期，則以從培根、笛卡爾到牛頓等為代表，形成了一種新的數學—力學的世界模型，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科學方法。 從國家層面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需要顛覆性的重大科學突破，并引致隨后的科學的井噴式發展。一個國家如何在科技創新上實現重大突破，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保有優勢地位，這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研究議題。構建國家創新體系，提升國家創新能力，是這一領域研究中的代表性觀點。英國學者弗里曼（C. Freeman）根據日本的產業發展經驗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理念，強調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有效干預是提升一國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弗里曼將國家創新體系的構成要素分為4個方面，即政府管理、企業研發、教育和培訓、產業結構。在國家創新體系的支持下，建設創新型國家，通過科技要素驅動而不是傳統的資源驅動，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和協調發展，這是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一般認為，創新型國家應至少具備以下4個基本特征： 創新投入高，國家的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高達70％以上；自主創新能力強，國家的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通常在30％以下；創新產出高。從國家層面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一定是創新型國家；而創新型國家，其科學技術的水平一定也是高的。 二、 城市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關于城市層面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相關概念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美國硅谷和波士頓、德國慕尼黑、日本筑波及印度班加羅爾等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中心或新興產業中心異軍突起，學者們對科技活動的空間異質性問題的關注開始逐步從國家層面下移到次國家的區域或城市層面。 美國《在線》雜志在2000年*早提出“全球技術創新中心”概念，并通過高校與研究機構培訓熟練技術人員或科技創新能力、大企業和跨國公司、人們的創業積極性、獲取風險資本情況等四個指標評選了硅谷、波士頓等46個城市層面的全球技術創新中心。但目前，國際上尚無完全統一、廣為接受的關于“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評價體系。比較權威且連續發布的三大指標體系包括：美國普華永道的“機遇之都”評價，其關于“創新機遇”的指標側重于城市的創新投資環境；日本森紀念財團城市戰略研究所開展的全球實力城市評價，其“城市研發”指標側重于城市科技創新能力；澳大利亞咨詢機構2thinknow的“創新城市”評價，其指標側重于城市文化創意能力。從上述機構對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進行評價的指標看，側重各有不同，差異較大。從排名結果一致性看，美國《在線》雜志和澳大利亞2thinknow兩個機構關于世界排名前46名的科技創新城市名單中，約有50%是不重復的，結果的差異性也較大。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與國家層面的世界科學中心及其轉移路徑得到學界較為一致認可有所不同，從機構對城市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評價操作中，尚無統一的、廣為接受的權威聲音。評價指標不同，結果也不同，除少數排名靠前的毫無爭議的代表性城市如硅谷外，對于其他一些城市在全球科技創新網絡中的重要性及其代表性，尚無一致判斷。 上海提出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戰略目標后，在上海和國內迅速掀起了研究的熱潮。華東師范大學杜德斌教授率先對此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他認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指科技創新資源密集、科技創新活動集中、科技創新實力雄厚、科技成果輻射范圍廣大，從而在全球價值網絡中發揮顯著增值功能并占據領導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區。上海交通大學駱建文教授等認為，科技創新中心是指具有密集的科技創新資源、雄厚的科技創新實力、發達的創新文化、濃郁的創新氛圍、較強的科技輻射與帶動城市群發展的中心城市,并扮演了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創新源地和產生中心的角色。王德祿認為，科技創新中心是由科學中心演變而來的，兩者*大的區別在于科技創新中心是經濟中心，而不是技術中心。肖林認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不是狹義的知識中心和科技成果轉化中心，而是科技、經濟、文化高度融合，創新、創意、創業相互交織的綜合性創新中心。從上述幾種代表性觀點中不難看出，關于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理解，一方面凸顯了其在科技資源運用上的相對優勢地位，另一方面突出了其在產業形態上的引領地位；此外，也強調了城市綜合實力和整體的國際影響力。 同時，我們也看到，與日本學者湯淺光朝對“世界科學中心”創造性的定量刻畫不同，理論專家和智庫機構均未能提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刻畫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的定量維度。這既使得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表述多樣化了，也使得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目標變得模糊。如果停留于此，則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與早先提出的區域創新體系，并未有實質性突破。 在弗里曼提出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后，庫克（P. Cooke）把國家創新體系概念衍生到一般的區域創新體系，并提出區域創新體系是由地理區位上相互分工且相互關聯的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等組成的區域性組織體系。三螺旋理論則在此基礎上，引入政府的角色，從大學、產業、政府之間的螺旋互動關系出發，研究創新發展的動力和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將具有不同價值取向的高校、企業、政府在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上統一起來，使知識、生產和行政三個領域動力合一。據此可以理解，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城市發展目標，而支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目標的應是高水平的、充滿活力的區域創新體系，以及大學、企業和政府在知識、生產和行政服務三個方向上的協同合力。 如果將國家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與城市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進行簡單比較，可以看到： 其一，與國家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較長歷史跨度的分析和研究不同，城市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還屬于較短時間跨度的分析；其二，和國與國之間科技創新中心的替代關系不同，城市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并無相互直接替代的轉移研究，或者說單從城市層面看，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之間的競爭性較弱；其三，城市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存在多中心并存的狀況；其四，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城市層面，無論是在國家創新體系還是在區域創新體系中，高等教育都是極為重要的創新策源地。 三、 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牽引下的上海全球科創中心建設 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改革開放以來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1995年，國家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大力推進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0余年來，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任務尚未從根本上解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轉型工作高度重視，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過全面系統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強化創新驅動。從全球范圍看，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一個國家只是經濟體量大，還不能表明其強大。我們是一個大國，在科技創新上要有自己的東西。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動力。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三步走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其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曾指出，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為要素、效率和創新。根據對不同因素的倚重度不同將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要素驅動階段（factordriven）、效率驅動階段（efficiencydriven）和創新驅動階段（innovationdriven）。隨著經濟發展平穩地轉入下一個階段，每個子指標所占的權重也會相應地平穩調整。WEF還認為各因素對經濟發展貢獻的大小與該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因此可以根據人均GDP來判斷該國（地區）處于哪一個經濟發展階段或過渡期。根據該分類方法，創新型國家（地區）中除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位于效率驅動階段向創新驅動階段過渡的階段外，其他國家（地區）均已進入創新驅動階段，即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加快實現創新驅動，從總體上看是要實現三個方面的歷史性轉變。一是在科技創新水平方面，推動我國實現從跟蹤為主到跟跑、并跑、領跑“三跑”并存的歷史性轉變；二是在創新戰略導向方面，推動我國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實現從“面向、依靠、服務”到“融合、支撐、引領”的歷史性轉變；三是在全球創新競爭格局方面，推動我國實現從被動跟隨到主動挺進世界舞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實現了三個方面的歷史性轉變，則科技強國戰略目標就可順理成章地得以實現。 實現世界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的過程，也是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過程，成為國家層面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按照傳統的區分方式，成為國家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該國重大科技成果占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總數的25%及以上。如何達到？如何實現？顯然，擁有多個城市層面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成為世界科技強國或世界科學中心的必要條件，也是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 在國家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牽引下，研究和分析上海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則對其任務和路徑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不僅是上海市發展動力轉型的需要，更是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需要。加強上海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實際上是要打造我國經濟發展創新動力的一個策源地，是要解決制約創新瓶頸的基礎科學問題和具有顛覆性的關鍵共性技術問題，是要實現能夠引起科技創新井噴式增長的核心科學突破，從而帶來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的源頭創新。因此，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應該更側重基礎研究，更需要高等教育的賦能。
高等教育賦能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研究 作者簡介
朱軍文 管理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育管理學系/教育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才國際戰略與海歸人才發展跨學科青年創新團隊負責人。研究方向為高校創新能力與政策、人才政策與海歸人才發展、科學計量與科研評價等。先后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多項成果曾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獎勵。 余新麗 管理學博士，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規劃發展處副處長，上海高校智庫“高校學科發展與評估中心”首席專家、主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從事學科研究、院校研究、戰略管理研究，近年來主持和參與國家和教育部等各類項目30多項，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國高教研究》《教育發展研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20多篇。 楊頡 教育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兼任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高等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學術委員、中國教育智庫聯盟高校發展規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院校研究、大學戰略管理、高等教育評價、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等。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專項等各類研究課題40余項，發表論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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