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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 版權信息
- ISBN:7010045577
- 條形碼:9787010045573 ; 978-7-01-004557-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 內容簡介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是《史記》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史記》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司馬遷的學術思想一直是《史記》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司馬遷為《史記》樹立的文化標尺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站在這一邏輯起點上考察司馬遷的學術思想,不但在利于進一步地澄清司馬遷學術思想的來源,重新發現司馬遷與先秦學術思想的傳承關系,而且還可以進一步認識《史記》的文化使命以及它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本書由六章組成:**章,漢初世風與司馬遷的天人思想。該章總論司馬遷學術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其學術思想與漢代學術的關系,在充分注意西漢前期的天人思想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時,分析司馬遷天人思想的來源及構成。第二章,司馬遷與史官文化及歷史研究。史官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干,同時也是中國學術的主干。該章從探討史官文化的發展歷程入手,重點研究司馬遷與史官文化的關系,進而論述司馬遷對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對古代史、當代史的研究。第三章,司馬遷與西漢政治,司馬遷學術思想的形成與西漢政治、學術思相及社會思潮的走向有密切的關系,解構司馬遷與西漢政治及學術關系、與漢武帝的關系,分析“過秦”思潮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對探索司馬遷學術思想的構成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章,司馬遷與陰陽五行說,承襲秦代政治的余緒,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成為漢代神學政治的本根,關注陰陽五行說進而是五德終始說對于認識與司馬遷贊成改制的思想、司馬遷的通變觀是不可或缺的內容。第五章,司馬遷與經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經學業成為漢代學術的主流,這一主流意識直接滲入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漢代經濟有古文經和今文經之分,在繼承先秦學術時,司馬遷與以《詩》、《書》為代表的經學建立了特殊關系。第六章,司馬遷的帝王史與帝王批判。帝上史觀是司馬遷學術思想的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的價值取向。在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敘述中,司馬遷將德與不德之間的對峙、仁與不仁之間的對峙貫穿于《史記》之中,從而賦予《史記》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
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 目錄
一漢高祖邦與西漢世風
二西漢前期的天人思想
三董仲舒的天人思論與君權神授
四司馬遷的天人思想及構成
第二章司馬遷與史官文化及歷史研究
一史官文化溯源
二司馬遷與新史官文化
三司馬遷與古代史研究
四司馬遷與當代史研究
第三章司馬遷與西漢政策
一漢武帝劉徹與文治
二司馬遷德漢思想的基本構成
三司馬遷與“過秦”
四司馬遷與西漢學術思想
第四章司馬遷與陰陽五行及改制
一陰陽五行說的歷史與宇宙生成模式
二秦漢神學政治與陰陽五行的文化意義
三司馬遷與改制
四司馬遷與“定郊祀之禮”
五司馬遷的通變觀與五德終始說
第五章司馬遷與經學
一司馬遷與《周易》
二司馬遷與《尚書》
三司馬遷與《詩經》
四司馬遷與《春秋》
五司馬遷與“三禮”及西漢禮治思想
第六章司馬遷的帝王史觀與帝王批判
一司馬遷帝王史觀的學術基礎
二司馬遷的帝王與宗教神學之關系
三司馬遷對帝王追求長生的實錄與諷刺
四司馬遷的仁學思想與帝王批判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 作者簡介
張強,1958年出生于山東騰州,祖籍江功沭陽。文學博士,淮承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史研究和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被評選為江蘇省高校跨世紀學科帶頭人和江蘇省“333”工程(跨世紀人才工程)培養對象。出版的學術專著有《司馬遷與宗教神話》、《桑文化原論》、《僧肇大師傳》(臺灣)、《宇宙的寂寞》等,即將出版的專著有《精神與自然》、《西漢文學與經濟研究》等,先后在《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百多篇。據統計,從1998年到2002年,被CSSCI收錄的論文有26篇,引用19次。曾多次主持省部級以上的課題并獲獎,現兼任《中國文學年鑒》編委、中國《詩經》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史記》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屈原學會理事等職。
- 主題:對理解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大有幫助
司馬遷及《史記》研究一向是史學和文學研究的重鎮,而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歷來是《史記》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21世紀《史記》研究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為了準確地把握《史記》的思想精髓,糾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頗,著者從分析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入手,對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進行了新的詮釋。中國古代典籍一向有經、史、子、集之分。四類之中,經的地位最為崇高。自這一概念出現以后,將《史記》歸入史部或子部遂成定論,乃至于形成了把《史記》研究定位于史學和文學研究的理念。著者認為,史學與文學雖然是《史記》研究中的重點,但不符合司馬遷著述的本意。司馬遷為《史記》樹立的文化標尺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是以此來承擔“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文化使命。從這一意義上講,只看到史學與文學上的意義有悖于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那么,應如何破除這一誤區呢?張強從學術傳承及政治文化背景入手,對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構成及其來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詮釋司馬遷的天人思想時,著者認為,自漢武帝表彰五經以后,漢代崇經的局面開始形成。在漢代人那里,六經是先王留下的政典,是統治大法,有著不可動搖的權威性,這一思維方式和認知水平不但支配了漢代人的思想和行為,而且還對司馬遷學術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司馬遷才為《史記》制定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標準。從這里出發,著者又認為,在漢代政治中,經書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子書只是諸子發表政治見解的論著,在關注治亂之理方面,子書雖然與經書有相通的一面,但其品質永遠無法與經書相比。進而言之,司馬遷以孔子為榜樣追步《春秋》,撰寫《史記》時是以六經為思想準則的,為此,著者主張從《史記》的文化使命入手,在考察司馬遷天人思想的基礎上,對“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少卿書》)、“考信于六藝”(《史記·伯夷列傳》)、“折中于夫子”(《史記·孔子世家》)的思想內涵進行考釋。應該說這一研究抓住了司馬遷學術思想的主脈,對于重新評價和認識《史記》的文化品質有著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時代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國學術的方方面面,《探源》一書在分析這些情況時重點突出兩個方面:一是漢代政治及沿革與司馬遷學術思想之間的關系;一是古代學術思想與司馬遷學術思想的關系。在論述漢代政治與司馬遷學術思想的關系時,著者將重點放在分析司馬遷與漢武帝的關系上,在研究司馬遷德治思想的構成時,著者從周代德治理論入手,試圖在更廣闊的背景下探索司馬遷德治思想的來源和基本內涵。史官文化既是中國文化的主干,同時也是中國學術的主干。《探源》一書從考證入手,探討了史官文化的發展歷程,重點研究了司馬遷與史官文化的關系,進而論述司馬遷對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對古代史與當代史的研究方法。特別地注意史官文化在其學術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長期以來,文獻的散佚使人很難看清史官文化發展的全過程,那么,如何才能找出其中的失缺環節呢?在這中間,著者顯示了良好的文史基本功,一是在重新釋讀文獻的基礎上對史官文化發展的過程提出新的看法,如著者在研究《周易》文本的過程中,提出了《周易》中的部分篇目出自史官之手的觀點,《尚書》與史官文化有密切的聯系,周公制禮作樂行使史官之職提高了史官文化的質量。由于這些觀點是在考證的基礎上得出的,其結論是令人信服的。再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經學成為漢代學術的主流,這一主流意識直接滲入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再如帝王史觀作為司馬遷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的價值取向。在以帝王為中心的敘述中,司馬遷將德與不德之間的對峙、仁與不仁之間的對峙貫穿于《史記》之中,從而賦予《史記》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總之,張強教授在撰寫《探源》一書時,特別注意這兩條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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