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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316239
- 條形碼：9787300316239 ; 978-7-300-31623-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 內容簡介
本書以數字經濟推動公司治理理念與公司治理模式創新的需求為導向，立足數字經濟時代不斷涌現的公司治理創新實踐，在系統梳理經典研究脈絡的基礎上，結合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邊界突破的邏輯與路徑，提煉歸納新經濟背景下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本書繼而從大數據賦能資本市場治理、大數據驅動產品競爭市場治理和大數據重構控制權市場治理等維度，深入分析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的新機制和新路徑，推動新型治理生態模式構建，并結合當今公司治理的實踐前沿，從內部治理結構和外部治理機制等方面提供切實可行的視角拓展和思路啟發。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 目錄
**章 引言
一、公司治理研究對促進經濟
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政治
意義與經濟戰略意義
三、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
業態創新和模式創新
四、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實踐
前沿的新趨勢與新面貌
五、本書的定位、特色與創新
第二章 公司治理研究傳統框架文獻綜述
一、公司治理問題的起源與演進
二、內部公司治理結構：權威的分配
三、外部公司治理機制：權威的實施
四、制度環境與公司治理
第三章 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轉變
一、傳統公司治理研究的兩大基石
二、大數據生態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動態化
三、公司治理范式轉變的邏輯與路徑
第四章 大數據賦能、生態模式構建與資本市場治理
一、大數據賦能治理主體多元化
二、大數據賦能內部治理結構
三、大數據賦能外部治理機制
第五章 大數據驅動、決策模式優化與產品競爭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產品競爭市場對企業的重要意義
二、大數據驅動企業產品決策流程優化升級
三、大數據驅動內部治理結構調整：信息功能
四、大數據驅動外部治理機制轉變：監督效應
第六章 大數據重構、商業模式創新與控制權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
二、商業模式創新重構控制權市場
三、大數據重構內部治理結構
四、大數據重構外部治理機制
第七章 研究挑戰與前景展望
一、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挑戰
二、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一、公司治理研究對促進經濟
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政治
意義與經濟戰略意義
三、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
業態創新和模式創新
四、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實踐
前沿的新趨勢與新面貌
五、本書的定位、特色與創新
第二章 公司治理研究傳統框架文獻綜述
一、公司治理問題的起源與演進
二、內部公司治理結構：權威的分配
三、外部公司治理機制：權威的實施
四、制度環境與公司治理
第三章 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轉變
一、傳統公司治理研究的兩大基石
二、大數據生態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動態化
三、公司治理范式轉變的邏輯與路徑
第四章 大數據賦能、生態模式構建與資本市場治理
一、大數據賦能治理主體多元化
二、大數據賦能內部治理結構
三、大數據賦能外部治理機制
第五章 大數據驅動、決策模式優化與產品競爭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產品競爭市場對企業的重要意義
二、大數據驅動企業產品決策流程優化升級
三、大數據驅動內部治理結構調整：信息功能
四、大數據驅動外部治理機制轉變：監督效應
第六章 大數據重構、商業模式創新與控制權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
二、商業模式創新重構控制權市場
三、大數據重構內部治理結構
四、大數據重構外部治理機制
第七章 研究挑戰與前景展望
一、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挑戰
二、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 節選
引言一、公司治理研究對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的永恒主題，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人類社會孜孜不倦的共同追求。在資源總量具有稀缺性的現實制約下，優化資源配置體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成為破解發展難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這離不開從宏觀層面國家治理體系到微觀層面公司治理體系的精密布局。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打通政府治理與企業治理互動格局，建立健全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與政策體系，極大考驗著黨和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良好的微觀公司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要素和基本保障，護航企業能夠以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說服作為物質資本主要供給者的股東克服信息不對稱以及契約不完備，向企業提供充分的資本支持，支撐企業發展擴張，為投資者贏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同時，公司治理還貫穿公司金融從融資、投資到營運資本管理以及企業風險控制的全流程，確保企業盤活投資者資金，抑制低效消耗甚至惡意浪費。公司治理研究是經濟學、金融學領域歷久彌新的經典話題，由社會經濟發展規律驅動，具有強大的學術活力，又能有效反哺資本市場實踐前沿，顯示出旺盛的現實生命力。做好契合時代發展需求、引領治理實踐變革的公司治理研究，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完善我國現代化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章 引言202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正式將公司治理列為工商管理二級學科代碼，成為繼公司治理被列為MBA、EMBA核心課程及工商管理類本科專業必修課程之后的又一突破，大大提高了學科分量，推動研究領域發展。因此，進一步明確公司治理的學科內涵、研究方向和優先發展領域，對于優化學科布局、助力研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重大需求和新興技術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公司治理學科“十四五”發展前沿問題研討會舉行.南開大學新聞網，20201218.二、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政治意義與經濟戰略意義伴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顛覆性信息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高新數字技術作為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導力量，引領數字經濟躍升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下不斷涌現的新模式、新業態、新場景和新機制，在重組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重建競爭格局方面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不斷促進其做大做強做優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方向。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總規模已增長至45.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2%，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3.4個百分點，占GDP比重將近40%，是國民經濟不可忽視的“穩定器”和“加速器”。從概念上說，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新形態。數字經濟具體包括：數字產業化，持續鞏固基礎信息通信產業實力；產業數字化，加快農業、制造業及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治理，以“數字技術+治理”為典型模式打造多元治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 年)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0714.現有學術研究成果表明，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數字信息技術能有效助推我國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快速發展，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抑制區域經濟不平衡，縮小數字鴻溝，實現經濟兼具包容性與普惠性的高質量增長（Luohan Academy，2019；張勛等，2019；張勛等，2021；李三希，黃卓，2022；李彥龍，沈艷，2022）。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策略，以數字經濟支撐經濟社會的高質量融合發展，成為我國在全球競爭格局中保持優勢地位的關鍵之舉。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正逐步上升為國家頂層設計中的重要戰略部署。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舉行，峰會把數字經濟列為G20創新增長藍圖中的重要議題，數字經濟概念開始走進宏觀布局視野。2017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正式提出數字經濟概念。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發布，“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進一步強調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激活數據要素潛能。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再次號召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的新動能和新引擎，深度重塑產品創新、過程創新、組織創新及商業模式創新等各個領域，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競相涌現，快速變革的社會實踐需求成為推動治理模式創新的強勁動力。三、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業態創新和模式創新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革命以數據為新型生產要素，以數據信息化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以大數據資源驅動產品、服務、業態以及商業模式發生深刻變革，轉變微觀企業的發展方式、互動方式和治理方式，對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和國家治理產生根本性、全局性、革命性影響。數智化革命以大數據為基礎性關鍵生產要素，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神經網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充分挖掘知識和信息的內在價值，引導企業有效識別市場趨勢，敏捷應對環境變化，切實變革生產方式、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終及時抓住轉型發展機遇（Rajan and Wulf，2006；Acemoglu et al.，2007；Bloom et al.，2014；Babina et al.，2020；Obwegeser et al.，2020；Hanelt et al.，2021）。海量的大數據資源是企業寶貴的現代化信息資產，能有效提高企業的精準治理水平，幫助企業以數據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充分基于現實依據科學決策，減少主觀判斷與人為操縱空間，提高決策精細化及精準化程度，抑制有限資源的消耗浪費，提高對資源的利用效率（McAfee and Brynjolfsson，2012；Constantiou and Kallinikos，2015；Farboodi et al.，2019；Simsek et al.，2019）。從國內的相關研究來看，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業態創新與模式創新深度重塑了微觀企業管理實踐，賦能企業優化生產組織流程，提升運營效率，創造更高的商業價值（劉洋等，2020；陳劍等，2020）。在數字化轉型下，用戶價值和市場競爭成為驅動企業管理變革的根本力量，推動企業變革內部管理模式，轉變組織結構，優化生產模塊，升級產品設計，迭代研發模式，影響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戰略選擇（戚聿東，肖旭，2020；姚小濤等，2022）；ヂ摼W技術為廣大中小企業充分增權賦能，推動企業價值創造的關鍵生產要素和底層驅動邏輯發生重大轉變（楊其靜等，2022；張新民，金瑛，2022）。張新民和陳德球（2020）、陳德球和胡晴（2022）等認為，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變革帶動的商業模式革新對現有公司治理模式及企業管理實踐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亟須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新出現的治理需求予以回應。四、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實踐前沿的新趨勢與新面貌事實上，數字經濟在高強度轉變社會形態和發展方式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在重構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和著力方向（Lu et al.，2020；Hacioglu and Aksoy，2021）。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影響企業經營環境與發展格局的關鍵戰略性資源。體量大、速率高、多樣性強、價值密度低的海量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資源深度改造傳統經濟的發展基礎，挑戰現有研究邏輯，重塑未來研究范式（Goldstein et al.，2019；Goldstein et al.，2021；陳國青等，2018；洪永淼，汪壽陽，2021；楊俊等，2022）。在傳統商業社會，數據和信息技術不夠發達，數據的產生渠道和產出量級相對有限，而且人們對種類各異、形式多樣的結構化及非結構化數據未予足夠的了解和重視，導致大量潛在的數據資源白白流失，沒有切實轉化成企業獨有的信息資源。另外，傳統技術環境下，人們對數據的分析、處理及解讀能力也比較低，尤其是對海量、高維、高頻數據，傳統技術手段與分析工具大大落后于實踐需求，無法有效剝離出信息背后的價值含量，從而輔助行為決策。因此，在傳統社會經濟環境下，資本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信息透明度低且流動速度慢，擁有信息便利的參與主體能夠憑借信息優勢攫取大量不當利益。信息系統的發展不完善嚴重阻礙整個社會交易及運行秩序，進而制約資源分配效率，拖累經濟發展腳步。傳統經營環境下尤為突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嚴重影響了微觀企業的公司治理模式。對于傳統企業來說，企業得以順利創立、正常經營、有序擴張的關鍵在于能在相應階段及時獲得充足的物質資本支持，資本充裕度是制約企業發展潛力的關鍵因素。然而，對于所有權與經營權高度分離的現代企業來說，股東為企業提供大部分的資本支持，卻無法親自參與企業的日常經營決策，他們必須委托管理層作為其利益代言人，以股東為中心，從股東利益出發，追求股東利益*大化。然而，在企業內外信息嚴重不對稱的經營現實下，股東無法確信作為企業內部實際控制人的受托者總能遵循保護股東利益原則行事，在擴大注資上會有所顧慮，從而會影響企業順利融資，不利于企業及時抓住發展機會。在此現狀下，一套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公司治理的初衷也是通過一系列完善的機制設計和制度安排說服股東克服信息不對稱背景下的投資顧慮，確保股東的資金安全并能如期獲得合理投資收益，進而助力企業及時足額地從市場募集資金，進一步發展擴張。由此可見，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成本是傳統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兩大基石。在物質資本是企業生存發展關鍵資源的客觀現實下，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被明確定位在保護股東利益，防范受托管理層在不完備契約下的道德風險，通過完整的內外治理機制設計對管理層施以有效監督，抑制其攫取控制權私利的動機，規范受托權力在正確的軌道上行使。股東與管理層之間呈現較為清晰的雇傭關系，手握資本優勢的股東根據自身需求從外部職業市場尋得受托候選人，以資本雇用勞動；管理層才能僅僅被當作影響公司治理水平的一個因素，可以在企業間自由遷移流動，故未被真正納入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范疇。然而，伴隨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傳統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兩大基石遭遇嚴重挑戰。以大數據與普惠金融技術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極大降低了資本市場各參與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在提高市場透明度的同時加強了社會精準融資能力，更廣泛的投資群體借助數字平臺參與融資市場，融資門檻降低，融資成本縮減，融資社會化和大眾化程度加強，物質資本對企業的重要性減弱，提供物質資本的股東在企業內部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相應下降（Luohan Academy，2019；黃益平，邱晗，2021）。伴隨物質資本地位下降的是創新資本的崛起。數字化革命催生了大量的新技術、新業態、新場景和新模式，使得新經濟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掌握在擁有企業核心技術與關鍵資源的創始人及其業務團隊手中，高度依賴熟諳企業創業過程、商業模式與發展路徑的創業團隊持續進行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智力資本、技術資本及管理才能投入。創業團隊憑借不可遷移、不可替代的創新資本優勢，強勢挑選愿意合作的外部資本，讓渡相當比例的所有權以緩解企業擴張壯大階段的融資需求。同時，他們通過新型股權結構、董事會及管理層等途徑保持對創業企業的穩定控制，為企業的創新研發營造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實現資本與發展的雙贏局面。由此可見，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公司治理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由以股東為中心轉向以企業家為中心，企業家憑借創新資本優勢“雇用”外部資本，并親自構成管理層主體向企業貢獻專用性的高質量人力資本。創業者及其核心業務團隊的管理才能和創新資本被納入公司治理分析范式的核心范疇，管理團隊對于創業成功的內在需求同外部股東的投資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由防范管理層的委托代理成本變為協同新型內外治理機制保證創始團隊控制權穩定，激勵其長期投入。擁有企業家特質和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創始人是新經濟企業的靈魂和先驅。企業家與資本在公司治理新模式下實現深度職能專業化分工，從傳統雇傭模式轉變為平等的事業合作伙伴關系，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護航企業成長。在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由傳統以股東為中心向現代以企業家為中心轉型的邏輯指引下，我們繼續結合大數據生態下公司治理機制的動態化，研究公司治理新路徑。其中，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的精準治理功能為開拓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后續一切機制創新的源泉和始點。在大數據的時代浪潮下，在萬物互聯過程中生成的具有海量異構、動態分布、實時更新、快速生成等特點的各種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大大加強了數據的精準治理能力，從精準融資、精準投資到精準研發、精準生產甚至精準營銷，大大提高了生產組織和決策流程的精確度并增強其科學性，縮小了主觀判斷與人為操縱空間，減少了資源的低效耗用甚至過度浪費，提高了資源配置水平，提升了企業經營效率和績效表現。以股東、董事會、管理層、企業員工為代表的內部治理主體和以機構投資者、社交媒體、監管者為代表的外部利益相關者都能從加強的數據精準功能中獲益，從而提高對企業的精準監督水平。針對數字經濟時代新型公司治理，目前學術界已經取得眾多高質量研究成果。大數據能有效整合各種傳統及新興數據渠道，通過更多更為客觀的行為表現以及市場交易數據深度挖掘潛在信息，輔助優化行為決策，提高經營效率并增加市場價值（Brynjolfsson and McElheran，2016；Bajari et al.，2019；Berg et al.，2020；Chi et al.，2021；Zhu，2019；張葉青等，2021）。結合快速積累沉淀的大數據資產，企業還可以充分利用與時俱進、快速迭代的數字信息技術，進一步夯實對信息的解析、挖掘能力，提高信息處理水平，加強信息含量指導生產實踐的轉化效率。具體來說，企業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神經網絡等顛覆性技術擴大信息的加工處理范圍，尤其是對更多非常規信息加以更多關注，提高對信息環境變動的敏銳度，增強決策布局的靈活性，進而提升企業經營表現（Grennan and Michaely，2021；Bertomeu et al.，2021；Cao et al.，2020；Cao et al.，2021；Cong et al.，2020；Erel et al.，2021；Giglio et al.，2021；Leippold et al.，2022）。另外，區塊鏈技術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的新生力量，它能通過底層加密技術及分布式記賬體系進一步提高信息質量，增強信息透明度，遏制信息操縱、惡意欺詐等道德風險，在財務記賬、投票選舉等治理領域應用前景廣闊（Yermack，2017；Ferguson，2018；Lafarre and Van der Elst，2018；Cahill et al.，2020；龔強等，2021）。在加強數據的精準治理功能之外，大數據及數字技術也極大延伸了信息流通渠道，提升了信息流通速度，驅動信息在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交換傳播，大大提升了信息傳播的廣度、深度和密度，在降低信息不對稱、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時，將更多市場主體納入縱橫交錯的信息網絡中，賦能更多利益相關者有條件參與到對公司治理的監督工作中，推動治理向沒有地域界限、沒有時間界限發展，把治理邊界由傳統線下擴展至新興線上，大力構筑起社會協同治理網絡，強化多主體參與理念。在拓展數據信息網絡、降低市場信息不對稱之外，大數據及數字技術還顯著降低了利益相關方獲取信息的成本和門檻，激勵它們更有動力參與公司治理。傳統治理場景下，潛在治理者需要承擔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耗費相當程度的精力，才能收集到與企業相關的信息，之后依托自己有限的處理分析能力形成監督建議。這種獨立承擔治理成本、治理成效卻被所有利益相關者共同分享的治理局面大大削弱了市場個體的治理積極性，助長了“搭便車”現象。而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各方可以享受數據和技術便利；在統一的信息網絡之中，信息獲取更為便利，信息收集成本顯著降低，信息分析能力在技術加持下呈現指數式上升。故市場各方更有動力主動參與到企業的治理工作中，治理積極性被極大調動，社會整體治理氛圍大為改善，督促企業更加注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書立足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深度融合的發展實際，將以股東為中心向以企業家為中心轉型作為核心邏輯，依托技術嵌入和數據驅動合力打造的動態化公司治理新機制，基于“技術賦能―數據驅動―治理重構”思路提出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具體包括大數據賦能資本市場治理、大數據驅動產品競爭市場治理和大數據重構控制權市場治理，力求為新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創新提供思路和啟發。大數據賦能資本市場治理是指大數據通過加強數據精準治理功能、構建信息傳播流通網絡、降低信息獲取成本等途徑推動治理主體多元化。從內部治理結構看，大數據能有效輔助中小股東、董事會及管理層利用數據信息資源提高精準決策、精準治理水平。從外部治理機制看，大數據把更廣泛的外部監督力量納入統一的信息治理網絡，拓展數據治理邊界，實現股東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節，建立起以企業內部治理為主，市場中介、社會公眾、監管者共同參與治理為輔的協同治理格局。大數據驅動產品競爭市場治理是指企業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消費者的消費數據和投資者對企業的評價，通過改變決策者獲得的信息類型驅動企業價值鏈和業務模式優化，影響企業的決策和戰略制定方式。從內部治理結構調整看，大數據及數字信息技術能有效幫助企業廣泛收集消費市場數據，以數據驅動的市場需求為導向，再造生產流程，優化業務模式，提高精準生產、精準營銷能力，發展個性化產品定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鞏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從外部治理機制轉變看，廣大消費者群體同時也是資本市場重要的參與者和投資者，他們借助技術優勢，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參與到企業的公司治理中，充分發揮監督功能，引導公司治理更加規范化和效率化。大數據重構控制權市場治理是指大數據在重構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技術模式、生產模式和業務模式的同時，也重新設計了企業的決策模式和治理模式，重塑了內部權威分配格局，使之更加契合數字化轉型的內在要求。在創新導向的數字經濟下，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由掌握物質資本的股東轉變為掌握企業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的創始人及其業務團隊，傳統上以股東為中心的治理范式向以企業家為中心的治理范式轉變，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由防范兩權分離下的委托代理成本轉向保證創業團隊的控制權穩定，激勵其長期持續進行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管理才能等創新資本投入。從內部治理結構看，新經濟企業應充分發揮以雙重股權結構和有限合伙協議架構為代表的新型股權結構優勢，推動股東與創業團隊的職能專業化分工，使企業權力分配格局顯著向人力資本傾斜。同時，創業團隊還需重視董事會、管理層及核心員工在公司治理中的上升地位，進一步提高協同治理水平。在外部治理機制上，我們聚焦控制權格局過于穩定的治理風險，從市場機制和公司章程兩條路徑出發，提醒企業增加對賣空市場以及日落條款的重視，充分發揮它們的治理功能。五、本書的定位、特色與創新本書以數字經濟推動公司治理觀念與公司治理模式創新的需求為導向，立足數字經濟時代不斷涌現的公司治理創新實踐，在系統梳理經典研究脈絡的基礎上，結合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邊界突破的邏輯與路徑，提煉歸納新經濟下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從以股東為中心向以企業家為中心轉變，聚焦掌握企業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的創始人及其業務團隊，高度重視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及管理才能不可替代的長效價值。本書基于“技術賦能―數據驅動―治理重構”的框架，以大數據構建生態模式、賦能資本市場治理，以大數據優化生產決策、驅動產品競爭市場治理，以大數據創新商業模式、重構控制權市場治理，通過樹立共建共享理念，構筑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的協同生態系統，破解大數據生態下公司治理的現實困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微觀實現路徑，進而更加積極地應對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范式重塑與邏輯轉變的機遇和挑戰。相較現有公司治理領域的教材和著作，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首先，本書立足的傳統公司治理領域文獻不僅覆蓋代表性經典研究，更囊括截至本書成稿時發表于中外權威期刊的*新研究成果。本書不僅是了解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的前沿窗口，更可作為相關學者梳理公司治理研究脈絡的得力助手。其次，本書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扎根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實踐前沿，以治理實踐需求推動研究范式創新，從大數據賦能、大數據驅動及大數據重構三方面形成系統性思考成果，并通過豐富的案例研究進一步加深對理論框架的理解。*后，本書在系統梳理公司治理學術前沿以及研究范式創新的同時，結合目前的數據資源和案例素材，總結若干具有先導性、創新性及可行性的未來研究方向，有助于拓展公司治理研究的研究邊界和研究深度，推動公司治理整體研究水平再上新臺階。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范式與創新實踐 作者簡介
胡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應用金融系助理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杰出學者。研究領域包括公司金融與公司治理、家庭金融與普惠金融、信用管理與社會信用體系等。多項研究成果被中外權威期刊如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管理世界》等發表或接收。主持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并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等多項課題研究。擔任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期刊匿名審稿人。陳德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公司金融、創業投資與公司治理。先后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UTD24）、Management Science（UTD24）、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UTD24）、《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發表論文40余篇，論文先后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項、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項。學術成果先后獲得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Finance Best Paper Award，第十四屆、第十五屆、第十六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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