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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4724
- 條形碼：9787519504724 ; 978-7-5195-0472-4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 內容簡介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東作為歐亞大陸的連接點和世界能源的主要產地,其戰略地位越發重要。但中東地區長期存在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加之域外大國的干預和影響,又造成了這個地區長期存在和近年來產生的包括巴以問題、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和也門問題等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熱點問題。近年來,大國為解決這些熱點問題,逐步形成了深度協調、多邊協調、調解協調和政 治協調等協調方式,并在實踐中取得了積極成效。 "
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 目錄
引言（）
**章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原則、觀點和方法（）
**節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總體原則（）
一、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促進國際關系的合理化（）
二、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國際關系的法治化（）
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
四、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和安全觀（）
第二節參與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基本觀點和認知（）
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來觀察中東問題（）
二、堅持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核心的基本立場（）
三、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發展中國與中東關系（）
第三節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協調方式和路徑（）
一、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中堅持原則（）
二、堅持多邊主義外交（）
三、設立中東問題特使（）
第二章巴以問題：大國的深度協調（）
**節巴以問題的由來和發展（）
一、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到四次中東戰爭（）
二、從埃以和解到**次“因提法達”運動（）
三、從馬德里和會到奧斯陸協議（）
四、從第二次“因提法達”運動到和平進程全面停滯（）
第二節阿拉伯國家對巴以問題的影響（）
一、阿拉伯國家對中東戰爭的介入（）
二、阿拉伯國家對于中東和平進程的立場（）
第三節域外政治勢力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一、美國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二、俄羅斯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三、歐洲國家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四、羅馬教廷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第四節中國協調巴以問題的途徑（）
一、與以色列關系的發展歷程（）
二、與巴勒斯坦關系的發展歷程（）
三、協調行動對巴以和平進程的推動（）
四、協調巴以和平進程的特點（）
五、協調政策的影響因素（）
六、協調巴以問題的意義（）
七、協調巴以問題的前景（）
第三章伊朗核問題：大國的多邊協調（）
**節伊朗核問題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
一、伊朗核問題的發展演變（）
二、伊朗核問題的實質和影響（）
第二節伊朗核問題的大國博弈（）
一、對伊朗制裁問題上的大國博弈（）
二、伊朗核問題談判進程中的大國博弈（）
三、后伊核協議時代的大國博弈（）
第三節伊朗核問題協調的全面參與（）
一、協調伊朗核問題上的利益基礎（）
二、協調伊朗核問題的路徑與機制（）
三、協調伊朗核問題的外交實踐（）
四、協調伊朗核問題的特點與經驗（）
五、后伊核協議時代的協調外交（）
第四章敘利亞問題：大國的調解協調（）
**節敘利亞問題的形成與發展（）
一、敘利亞內戰的爆發與戰爭發展進程（）
二、敘利亞國內和解進程的開啟及其進展（）
三、敘利亞政治和解進程的主要障礙（）
第二節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博弈及其影響（）
一、世界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與博弈（）
二、地區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與博弈（）
三、外部干預對敘利亞問題的影響（）
第三節大國對敘利亞問題的協調實踐（）
一、對敘利亞問題的政策主張（）
二、協調敘利亞問題的動因與實踐（）
三、協調敘利亞問題的機制與路徑（）
第四節參與敘利亞重建推動的和解進程（）
一、危機背景下的敘利亞經濟及重建機遇（）
二、大國參與敘利亞重建的進程（）
三、參與敘利亞重建面臨的挑戰（）
第五章也門問題：大國的政治協調（）
**節中東劇變后也門問題的形成與演進（）
一、也門國家治理能力下降與國家危機（）
二、從民眾抗議、政治轉型失敗到內戰爆發（）
三、也門戰爭的發展階段及其演進特征（）
四、也門戰爭的多重博弈特征及其延續機制（）
五、也門戰爭對國內外安全的嚴重影響（）
第二節也門問題的國際協調及其作用（）
一、全球層面的聯合國協調機制（）
二、西方大國的也門政策與實踐（）
三、地區大國的也門政策與實踐（）
第三節政治解決也門問題過程中的中國協調（）
一、參與也門問題協調的利益考量（）
二、參與也門問題協調的行動與作用（）
三、政治協調也門問題面臨的困難（）
結論中東熱點問題大國協調的經驗與成效（）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二、外文文獻（）
三、主要媒體（）
后記（）
**章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原則、觀點和方法（）
**節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總體原則（）
一、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促進國際關系的合理化（）
二、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促進國際關系的法治化（）
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國際關系的民主化（）
四、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和安全觀（）
第二節參與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基本觀點和認知（）
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來觀察中東問題（）
二、堅持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核心的基本立場（）
三、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發展中國與中東關系（）
第三節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協調方式和路徑（）
一、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中堅持原則（）
二、堅持多邊主義外交（）
三、設立中東問題特使（）
第二章巴以問題：大國的深度協調（）
**節巴以問題的由來和發展（）
一、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到四次中東戰爭（）
二、從埃以和解到**次“因提法達”運動（）
三、從馬德里和會到奧斯陸協議（）
四、從第二次“因提法達”運動到和平進程全面停滯（）
第二節阿拉伯國家對巴以問題的影響（）
一、阿拉伯國家對中東戰爭的介入（）
二、阿拉伯國家對于中東和平進程的立場（）
第三節域外政治勢力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一、美國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二、俄羅斯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三、歐洲國家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四、羅馬教廷對巴以問題的參與（）
第四節中國協調巴以問題的途徑（）
一、與以色列關系的發展歷程（）
二、與巴勒斯坦關系的發展歷程（）
三、協調行動對巴以和平進程的推動（）
四、協調巴以和平進程的特點（）
五、協調政策的影響因素（）
六、協調巴以問題的意義（）
七、協調巴以問題的前景（）
第三章伊朗核問題：大國的多邊協調（）
**節伊朗核問題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
一、伊朗核問題的發展演變（）
二、伊朗核問題的實質和影響（）
第二節伊朗核問題的大國博弈（）
一、對伊朗制裁問題上的大國博弈（）
二、伊朗核問題談判進程中的大國博弈（）
三、后伊核協議時代的大國博弈（）
第三節伊朗核問題協調的全面參與（）
一、協調伊朗核問題上的利益基礎（）
二、協調伊朗核問題的路徑與機制（）
三、協調伊朗核問題的外交實踐（）
四、協調伊朗核問題的特點與經驗（）
五、后伊核協議時代的協調外交（）
第四章敘利亞問題：大國的調解協調（）
**節敘利亞問題的形成與發展（）
一、敘利亞內戰的爆發與戰爭發展進程（）
二、敘利亞國內和解進程的開啟及其進展（）
三、敘利亞政治和解進程的主要障礙（）
第二節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博弈及其影響（）
一、世界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與博弈（）
二、地區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與博弈（）
三、外部干預對敘利亞問題的影響（）
第三節大國對敘利亞問題的協調實踐（）
一、對敘利亞問題的政策主張（）
二、協調敘利亞問題的動因與實踐（）
三、協調敘利亞問題的機制與路徑（）
第四節參與敘利亞重建推動的和解進程（）
一、危機背景下的敘利亞經濟及重建機遇（）
二、大國參與敘利亞重建的進程（）
三、參與敘利亞重建面臨的挑戰（）
第五章也門問題：大國的政治協調（）
**節中東劇變后也門問題的形成與演進（）
一、也門國家治理能力下降與國家危機（）
二、從民眾抗議、政治轉型失敗到內戰爆發（）
三、也門戰爭的發展階段及其演進特征（）
四、也門戰爭的多重博弈特征及其延續機制（）
五、也門戰爭對國內外安全的嚴重影響（）
第二節也門問題的國際協調及其作用（）
一、全球層面的聯合國協調機制（）
二、西方大國的也門政策與實踐（）
三、地區大國的也門政策與實踐（）
第三節政治解決也門問題過程中的中國協調（）
一、參與也門問題協調的利益考量（）
二、參與也門問題協調的行動與作用（）
三、政治協調也門問題面臨的困難（）
結論中東熱點問題大國協調的經驗與成效（）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二、外文文獻（）
三、主要媒體（）
后記（）
展開全部
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 節選
進入21世紀，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路和新路徑，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中東作為“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地區更是受到中國的高度重視。新時期中國—中東外交思想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自成體系，這包括其建立基礎、具體內涵和影響意義等幾個方面。就其建立基礎而言，包括中國在中東地區權力不斷上升的權力結構、中國與中東地區利益依存度不斷提高、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日益深入上的制度重建、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文化基因、中國與中東在傳統深厚友誼基礎上的情感邏輯等。就其具體內涵而言，包括和平與發展思想、結伴不結盟思想、正確義利觀思想、中阿命運共同體思想和政治解決熱點問題思想等。中東的熱點問題關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地區的順利推進，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實現也受到傳統域外大國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在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上，中國與西方大國的路徑之間存在較多的差異。把握新時代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總體原則和立場、基本觀點和認知、協調方式和路徑，有助于理解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展開大國協調的指導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積極推進全球伙伴關系建設，主動參與國際熱點難點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6頁。這為中國參與國際熱點問題特別是中東熱點問題指明了總體的原則、方式和方向。當前，全球事務中的國際熱點問題層出不窮。所謂“國際熱點問題”又稱“熱點問題”，主要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國家、地區及全球安全（和平）和經濟繁榮（發展）構成直接或潛在威脅，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誘發國際組織、大國（大國集團）進行協調、調節、斡旋或干預的沖突（或潛在沖突）或危機性問題”。 劉中民、范鵬：《中國熱點外交的理論與案例研究——以中東熱點問題為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頁。一般而言，熱點問題分為幾個類型：**，由某一國家內部的沖突引發的國際熱點問題；第二，發生于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地區危機或沖突；第三，由于大國軍事干預導致國內沖突、地區沖突升級為地區性戰爭的國際熱點問題；第四，全球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其中包括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難民問題和艾滋病問題等。同上，第16頁。中東地區是當前國際熱點問題*為集中的地區之一， 參見安惠侯：《中東熱點的冷觀察》，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版。其中包括以巴以問題為代表的涉及領土、主權和安全的國家（民族）間的沖突，以伊朗核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以敘利亞問題為代表的大國軍事干預所導致的沖突升級并演化而來的地區性戰爭，以也門問題為代表的以國家內部教派政治為基礎的反政府武裝沖突。以上所列熱點問題構成了近年中東地區沖突、戰爭和非傳統安全危機的主要部分，而域外大國特別是西方大國在中東熱點問題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西方大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推波助瀾乃至在中東制造熱點問題，其目的是維護自身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而這與其在中東地區的歷史存在和深耕有著密切關聯。事實上，中東熱點問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長期以來，中東地區一直從屬于域外強權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下。當前大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方式具有不同的特點，具體而言包括美國、歐盟和俄羅斯等三種進路。首先，美國毋庸置疑在中東地區具有超強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冷戰結束末期和冷戰結束以后，美國通過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武力強勢介入中東。美國總體上在中東地區大搞意識形態劃線和聯盟戰略，軍工復合體利益集團、基督教福音派、猶太院外集團等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借“9·11”事件徹底顛覆了伊拉克國內原有的政治生態和宗教生態，使得伊拉克成為21世紀中東地區的動蕩之源。美國還在中東地區大搞“大中東民主計劃”，將中東伊斯蘭國家視為美式民主改造的對象。同時美國以武力為后盾的強力民主改造計劃也面臨著困境，美國對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君主國的政治體制雖有不滿，但出于實用主義考量而對其保持了*大限度的容忍。 參見汪波：《美國中東戰略下的伊拉克戰爭與重建》，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更是在偏袒以色列和打壓伊朗上不遺余力，并在此基礎上促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新一輪和解乃至建交，其目的是以反對和應對伊朗“威脅”為名整合中東親美陣營。美國在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中表現出濃厚的單邊主義、罔顧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干涉他國內政和展開政權顛覆等特點，正因如此，美國成為諸多中東熱點問題的制造者并導致熱點問題更加白熱化。其次，歐盟在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中則表現出異于美國的特點。長期以來，歐盟基于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宗教等方面的考量，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表現出相對復雜的態度。歐盟從總體上期望中東保持相對的穩定，主要采取經濟援助、經貿合作和人道主義救援等和平方式來應對中東熱點問題，反對隨意訴諸武力，力求建立次區域安全秩序。 參見汪波：《歐盟中東政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即便如此，歐盟國家也并未完全放棄軍事手段，特別是在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從中東減少武力手段介入的前提下，在敘利亞危機中對反政府武裝的支持上扮演了相對積極的角色。此外，法國還牽頭成立歐洲版護航聯盟來與美國的中東護航聯盟分庭抗禮，以在伊朗問題上增加對美博弈的手段。*后，俄羅斯將鞏固在敘利亞的存在作為重返中東的前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從中東地區全線收縮，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是俄羅斯在中東有限的軍事存在。隨著俄羅斯與西方矛盾的不斷加劇，西方利用中東變局席卷敘利亞之機試圖顛覆巴沙爾政權的做法令俄羅斯不能接受，由此俄羅斯從軍事和政治上全力介入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軍事支持下，敘利亞政府軍逐步收復失地和重要城市，反對派武裝被壓縮至土敘邊境的狹小地區。 鈕松：《當前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與博弈》，載《長江論壇》2016年第6期。總體來看，美國也不得不接受俄羅斯在敘利亞存在的事實。美歐俄在中東的傳統存在是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邏輯起點。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長期處于一種基于革命外交的道義支持和聲援，或以支持有關政治派別的武裝斗爭的形式展開，如1958年支持黎巴嫩人民的反美斗爭，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支持巴解組織的武裝斗爭和阿曼佐法爾地區人民的抗英武裝斗爭等。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以后，中國中東外交逐漸呈現出多元化色彩，自萬隆會議以來超越意識形態差異的外交方向進一步得到鞏固，中國隨即迎來了新一輪建交高潮。由于當時中國對于現代國際關系的參與度相對較低，特別是游離于國際經濟體系之外，因而對于如1973年石油危機等中東熱點問題的認知與參與極為有限。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戰略重心發生了根本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走上了全方位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新路。這種根本性的轉向使得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視角、意愿、能力和方式等均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東熱點問題頻生且越來越具有國際影響力，聯合國加大了對中東局勢的介入力度，中東日益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目標地區。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便是從中東開始的，1986年5月，中國應聯合國邀請，派出考察小組赴中東了解聯合國維和行動；1990年4月，中國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派遣5名軍事觀察員，正式開啟中國的維和行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與中東大國沙特和以色列在外交關系上的突破，中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參與不僅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需求，而且也是國際社會的總體期望。中國就中東熱點問題所展開的斡旋外交，在巴以問題和伊核問題上屬于主動參與型，在敘利亞問題上屬于有限調解型，在也門問題上屬于總體超脫型。 孫德剛：《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的動因分析》，載《國際展望》2012年第6期，第26—29頁。**節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總體原則參與中東熱點問題是中國熱點外交的組成部分，這兩者之間既有共性也有基于特定地區的個性。就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和中國熱點外交的共性而言，其均涵蓋若干總體原則和立場，都起到了提綱挈領的奠基作用。具體而言，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原則和立場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和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以上四個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反映了中國大力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決心和信心。在當前美國單邊主義盛行，“退群”“背約”成為常態的背景下，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總體原則和立場對于在國際社會捍衛多邊主義，促進團結合作，推進勸和促談具有積極意義。**章協調中東熱點問題的原則、觀點和方法/ 0/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0/一、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促進國際關系的合理化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是**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中國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石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堅定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7頁。“我們的先輩建立了聯合國，為世界贏得70余年相對和平。我們要完善機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紛爭和矛盾、消弭戰亂和沖突。”同上書，第541頁。“堅持政治解決沖突的方向……聯合國要高舉這面旗幟”，“聯合國要發揮政治、道義優勢、統籌協調工作”，“堅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引導作用”。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頁。聯合國與國際體系之間是“核心—體系”的結構，正是由于處于改革與發展歷程中的聯合國不斷在國際事務中堅持正義，不同程度抵消霸權主義在國際事務中的負面影響，因而促進了國際關系的合理化。離開了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和廣泛的代表性，國際關系的優化便無從談起。習近平對于聯合國在國際體系與國際事務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認知，來源于對現代國際體系的演進歷程、聯合國自身的民主化、新中國參與聯合國的歷史經驗、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對聯合國的沖擊等關鍵問題的思考和定位。首先，聯合國在現代國際體系中核心地位的確立，為該體系的維系、發展和變革提供了關鍵性的凝結與支撐作用。現代國際體系發端于歐洲“三十年戰爭”廢墟之上的歐洲政治與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以羅馬教廷和教皇為核心的歐洲國際體系的顛覆和超越。正是在此基礎上，歐洲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兩大陣營*終達成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了對基督宗教“放逐”基礎上的去宗教化的、以世俗政治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對民族國家和主權的捍衛成為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單元和基本規范。隨著歐洲殖民體系的全球擴張，廣大亞非拉地區被納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中，成為歐洲殖民列強的附屬品而非體系的獨立參與者。**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現代國際體系的完善打開了缺口，兩大陣營間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為殖民主義打開了缺口，一些在殖民列強博弈夾縫中的少量非西方國家的獨立獲得了承認，如阿拉伯半島的納季德王國，以及沙特家族統治的希賈茲王國等。盡管一戰還為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提供了施展的舞臺，特別是國際聯盟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為現代國際體系的維系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向，即試圖通過國聯的調停來解決國際爭端。但事與愿違，國聯很大程度上仍舊是維護舊制殖民主義和國際霸權的工具，并未在國際關系中成功樹立其權威地位。不僅如此，美國因其孤立主義而未加入國聯，德意日在二戰前相繼退出國聯，蘇聯因蘇芬戰爭而被國聯開除，這使得國聯的地位受到極大削弱并實際上處于名存實亡的地位。二戰的爆發使得舊的國際秩序被打破。各國開始反思兩次世界大戰，為何世界持久和平會成為人類社會的共識。在此基礎上，聯合國應運而生，“西方國家從歐洲戰爭，尤其是一戰和二戰的歷史教訓中，寄希望通過新的制度設計來限制無限膨脹的國家主權，國聯是不成功的首次嘗試，聯合國是國聯的改進版”， 鈕松：《現代國際體系的構建與轉型》，載《系統科學學報》2014年第3期，第73頁。國聯也于1946年正式解散并將其財產和檔案移交給聯合國。自此以后，聯合國在戰后國際關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并獲得席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及其政權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重要標志與國際合法性的來源。此外，獲得聯合國的授權也成為國際關系中涉及戰爭與和平事務的前置條件。正是由于國際社會普遍公認聯合國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盡管戰后大國紛爭不斷，尤其是冷戰期間兩大陣營博弈和21世紀“新冷戰”愈演愈烈，但聯合國作為國際關系中的“*大公約數”仍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不僅如此，針對國際體系的轉型、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和宗教對國際關系參與的不斷加深，聯合國也順應時代變遷進行了相應的議程調整。其次，聯合國自身也經歷了民主化的進程，并*終具有了廣泛的全球代表性。聯合國的成立是建立在二戰中同盟國對軸心國取得完全勝利的基礎之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同盟國的“五強”，而聯合國大會則因會員國并未具有普遍代表性而影響了其在國際體系與國際關系中應有效能的發揮。這包括幾個方面的原因：**，戰敗國（德意日）被排斥在聯合國大門之外；第二，因冷戰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長期被臺灣當局非法占據；第三，存在分裂狀態的國家在相當長時期拒絕加入聯合國而避免分裂固化，如東德與西德、朝鮮與韓國；第四，廣大殖民地國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和主權地位。正因如此，盡管聯合國成立之初繼承了二戰期間美蘇超越意識形態而來的盟友關系，但西方國家在安理會或整個聯合國會員中仍占據著數量上的主導地位，因此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西方之間整體實力對比的差距。隨著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進入20世紀70年代，大量前殖民地國家獲得了獨立并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德意日等前法西斯國家也順利轉型并獲得了聯合國的接納。在此情形下，獨立于美蘇、西歐之外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加入對于促進聯合國的機構與機制民主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推進了中國在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體現了聯合國大會在相關決議上逐步擺脫大國操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相關非西方國家的利益和維護和平。1991年，朝鮮與韓國也同時加入了聯合國，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冷戰在亞洲的遺留問題置于聯合國的框架之下，維持了朝鮮半島的總體和平與穩定。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也依據時代的變化而進行了調整，從*初的6個增至1965年的10個，并按照地區進行了分配，即亞洲2個、非洲3個、拉美2個、東歐1個、西歐及其他國家2個。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聯合國會員國對安理會決策的參與度與地區代表性，也較好地平衡了對于常任理事國的擴容爭議問題。2012年11月，巴勒斯坦在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這反映了聯合國對于戰后*為棘手的巴以問題沖突的介入上又邁進了一步，此舉對于推進巴勒斯坦建國和國際合法性具有重要意義。再次，新中國于1971年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促進了中國與聯合國關系的根本改善，也為中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創造了國際條件。中國對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捍衛，首先來源于中國在聯合國中合法身份的恢復。盡管新中國成立之初便有與聯合國接觸的意愿，但此時的聯合國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操控。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做出決議派遣“聯合國軍”參戰，這使得中國與“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20世紀5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革命層出不窮，中國除了與蘇東社會主義陣營鞏固全方位關系以外，還大力發展與亞非拉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一時期迎來了新中國**次建交高潮。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與諸多中東國家領導人直接會談，促成了中國外交關系在超越意識形態束縛上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新中國迎來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其中除了法國以外均為亞非拉國家，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又占據多數。 中國外交部：《第二次建交高潮》，2000年11月7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wjs_674919/2159_674923/t8964shtml。（登錄時間：2019年11月16日）1971年，隨著中美關系的解凍和基辛格訪華，中國的國際處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對外關系方向更加寬泛。正是得益于聯合國自身的民主化進程和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外交關系的建立與深化，才使得新中國在1971年10月*終得以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40多年前，13個阿拉伯國家和非洲朋友一道，投票贊成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特別是中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有助于中國參與并影響國際事務。不僅如此，中國堅定在聯合國框架內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灣地位未定論”等圖謀，聲言只要在聯合國里出現此類情況，新中國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關系。 謝益顯主編、曲星、熊志勇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頁。美國關于中國席位的“重要問題”提案被否決，反映了第三世界利用聯合國舞臺反對霸權主義斗爭的勝利。“1971年聯合國以壓倒多數通過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催生了20世紀70年代新中國迎來第三次建交高潮。就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非洲26國與中國建交、拉美13國與中國建交、東南亞和南亞5國與中國建交、中東7國與中國建交、太平洋5國與中國建交；此外，中國與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外交關系也在大幅突破 中國外交部：《第三次建交高潮》，2000年11月7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wjs_674919/2159_674923/t8965shtml。（登錄時間：2019年11月16日）。中國以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起點，從游離于聯合國之外逐步走向了利用聯合國為合法武器支持第三世界的反殖反霸斗爭，并在此過程中推進了聯合國的轉型。*后，單邊主義和逆全球……
中東熱點問題的大國協調 作者簡介
汪波，安徽郎溪人，1955年生，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大國與中東關系研究。獲安徽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美國圣迭戈加州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政治學理論專業）。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從事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做富布萊特高級研究學者。已出版學術專著《當代美國文化透視》（1997年）、《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2001年）、《美國冷戰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論與實踐》（2005年）、《美國中東戰略下的伊拉克戰爭與重建》（2007年）、《歐盟中東政策研究》（2010年）、《大國與中東關系》（2013年）、《中東庫爾德問題研究》（2014年）、《歐洲穆斯林問題研究》（2017年），并在核心學術期刊發表論文70余篇。2019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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