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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債務過剩形成機制研究——基于組織行為視角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41922
- 條形碼：9787030641922 ; 978-7-03-064192-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企業債務過剩形成機制研究——基于組織行為視角 本書特色
經管專業大學生和研究生、經濟管理研究學者、企業經理人、政府經濟金融監管部門等。
企業債務過剩形成機制研究——基于組織行為視角 內容簡介
企業資本結構一直是公司財務領域歷久彌新的研究主題，而債務過剩又是近年來的學術焦點與現實熱點。本書從組織行為視角，基于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研究企業債務過剩的形成與演化。研究發現，企業出于履行債務契約的需要，通常偏好擴大規模組建企業集團實現債務契約的自我履行，集團化經營具有的抵押與擔保易得性特點帶來融資能力的增強。隨著股東談判力與政府、銀行等組織行為因素的介入，債務契約的自我履行逐漸演變成債務過剩，并*終擴散到整個行業，從而具有同伴效應。本書秉承內因與外因的辯證哲學觀，遵循歸因研究的原理，探究企業內與企業外兩個組織層面的行為對企業債務過剩的影響機理。 本書適宜企業管理人員、高校科研人員和大學生閱讀，也可為監管部門提供參考。
企業債務過剩形成機制研究——基于組織行為視角 目錄
目錄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
1.2 關鍵概念界定 6
1.3 研究內容與思路 9
1.4 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2
1.5 可能的創新點 15
第2章 資本結構理論基礎與研究進展 16
2.1 相關理論基礎 16
2.2 國外研究現狀 25
2.3 國內研究現狀 37
2.4 國內外研究述評 42
第3章 我國企業負債與債務過剩測度 44
3.1 我國企業負債情況 44
3.2 基于目標偏離法的債務過剩測度 46
3.3 財務脆弱性視角債務過剩測度 51
3.4 債務過剩測度的比較及其在本書的應用 55
第4章 集團化經營與債務契約的自我履行 57
4.1 引言 57
4.2 文獻回顧 58
4.3 理論模型 59
4.4 本章小結 66
第5章 集團化經營與企業債務過剩 67
5.1 引言 67
5.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69
5.3 研究設計 72
5.4 實證檢驗及分析 75
5.5 本章小結 80
第6章 股東談判力與企業債務過剩 81
6.1 引言 81
6.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82
6.3 研究設計 86
6.4 實證結果與分析 91
6.5 本章小結 94
第7章 軟預算約束與企業債務過剩 95
7.1 引言 95
7.2 一個債務過剩與軟預算約束并存的簡單模型 96
7.3 研究假設 98
7.4 研究設計 100
7.5 實證結果與分析 103
7.6 本章小結 108
第8章 同業參照與企業債務過剩 110
8.1 引言 110
8.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1
8.3 研究設計 113
8.4 實證結果與分析 119
8.5 本章小結 123
第9章 企業債務過剩的治理 126
9.1 企業集團內部資本市場治理 127
9.2 公司股權結構與股東行為治理 129
9.3 政府干預企業行為的治理 130
9.4 金融監管體系的治理 131
9.5 企業資本結構決策的治理 132
第10章 結論與展望 134
10.1 研究結論 134
10.2 研究展望 136
參考文獻 139
后記 156
第1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
1.2 關鍵概念界定 6
1.3 研究內容與思路 9
1.4 研究方法與技術路線 12
1.5 可能的創新點 15
第2章 資本結構理論基礎與研究進展 16
2.1 相關理論基礎 16
2.2 國外研究現狀 25
2.3 國內研究現狀 37
2.4 國內外研究述評 42
第3章 我國企業負債與債務過剩測度 44
3.1 我國企業負債情況 44
3.2 基于目標偏離法的債務過剩測度 46
3.3 財務脆弱性視角債務過剩測度 51
3.4 債務過剩測度的比較及其在本書的應用 55
第4章 集團化經營與債務契約的自我履行 57
4.1 引言 57
4.2 文獻回顧 58
4.3 理論模型 59
4.4 本章小結 66
第5章 集團化經營與企業債務過剩 67
5.1 引言 67
5.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69
5.3 研究設計 72
5.4 實證檢驗及分析 75
5.5 本章小結 80
第6章 股東談判力與企業債務過剩 81
6.1 引言 81
6.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82
6.3 研究設計 86
6.4 實證結果與分析 91
6.5 本章小結 94
第7章 軟預算約束與企業債務過剩 95
7.1 引言 95
7.2 一個債務過剩與軟預算約束并存的簡單模型 96
7.3 研究假設 98
7.4 研究設計 100
7.5 實證結果與分析 103
7.6 本章小結 108
第8章 同業參照與企業債務過剩 110
8.1 引言 110
8.2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1
8.3 研究設計 113
8.4 實證結果與分析 119
8.5 本章小結 123
第9章 企業債務過剩的治理 126
9.1 企業集團內部資本市場治理 127
9.2 公司股權結構與股東行為治理 129
9.3 政府干預企業行為的治理 130
9.4 金融監管體系的治理 131
9.5 企業資本結構決策的治理 132
第10章 結論與展望 134
10.1 研究結論 134
10.2 研究展望 136
參考文獻 139
后記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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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債務過剩形成機制研究——基于組織行為視角 節選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債務激增越來越令全球各國監管機構感到擔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測算表明，如果將隱性債務考慮在內，截至 2018 年末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已達49.3萬億元，據此計算可知，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總額/GDP ）已達55.5%，包含中央政府債務的政府總債務率達72.7%，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雖然在經濟增長的背后，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是一大主因，但企業債務增長的情況也不容忽視，而且很多政府債務通過某些融資平臺轉化為企業債務，特別是在我國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新興市場，政府債務通過融資平臺都轉變為國有企業的債務。早在2015年9月下旬，IMF就發出警告，新興市場在過去十年的企業債務達到創紀錄的18萬億（兆）美元，在規模上翻了兩番。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俄羅斯、墨西哥、馬來西亞、巴西、中國和土耳其等國家的公司和家庭負債增長速度驚人，過去幾年來所引發的擔憂與日俱增。2015年10月，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估計新興市場的非金融企業的債務規模多達3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為債券。 從我國宏觀層面來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我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但金融危機之后，我國非金融企業加杠桿趨勢非常明顯。2008~2014年猛增47.3%，由95.2%提升到近142.5%；然后一路攀升，在2016年達到157.6%，隨后受調控的影響有所下降，2019年降至151.9%，但2020年受疫情沖擊，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又上升了10.4個百分點，達到162.3%，在2021年下降至154.8%（李揚，2022）。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21年的報告指出，2021 年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大幅收縮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企業投資意愿不強，二是企業利潤增長較快，三是銀行信貸供給收緊。如果放任這些因素互相疊加影響，則容易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既喪失了經濟增長動力，也增加了企業債務違約的風險。任何金融危機實質上來說都是債務危機，因此，我國非金融企業的這一發展趨勢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發布的各年度《中國杠桿率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中國全社會杠桿率已上升到接近240%，其中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的上升非常值得關注。截至2015年底，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規模約為88.63萬億元，與GDP之比為131%。如果加上部分融資平臺債務，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率可能高達156%。到2020年，我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1%，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62.3%，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5.6%，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2.2%。總體來看，中國非金融企業負債大約占總負債規模的一半，占GDP的比重在125%~140%。還有研究指出，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衡量月度信貸創造的廣義指標）的增速是名義GDP增長率的近三倍。由此可見，企業出現問題會連帶銀行出現問題，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 從2008年我國政府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后，我國非金融企業債務的增長就引起了學界、政界與業界的關注。過去幾年，債務累積速度非但沒有與經濟同步放緩，反而有所加快。然后，很多民營企業融資難，面臨信貸緊張狀況，因此，快速的信貸創造可能主要流向過剩負債的房地產行業、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主導行業。為了應對以上問題，中央政府陸續推出了一些金融政策，但收效甚微。例如，政府在2013年禁止地方政府使用融資工具借款，但2015年又放松了限制。2015年政府出臺了一項地方政府債券債務轉換計劃，允許將昂貴的銀行債務轉換為廉價的債務工具。銀行購買了規模適中的逾3萬億元人民幣債券，但傳統貸款仍在“任性地”持續增長。我國需要進行更多結構性改革來控制其公有和私有負債負擔，并保持GDP增長。 從企業微觀數據來看，我國上市公司也是負債累累，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嚴重資不抵債，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僅追溯到2012年三季度末，Wind資訊數據顯示，滬深兩市A股共有各類ST股票約110只，其中資產負債率（debt to asserts ratio）超過70%的共有70只左右，而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ST股票就有近40只。這說明近40家上市公司已經資不抵債，到了被負債“圍剿”的地步。其中，資產負債率達到了驚人的1 000%以上的公司有*ST中華A（000017.SZ）、ST太光（000555.SZ）及ST聯華（600617.SH）等“帽子王”。ST聯華更是以2 283%的數字高居ST股票“資產負債率之王”。而且，A股市場有200多家已淪落為“僵尸企業”，它們需要依靠銀行輸血和政府補貼才能存活。除此之外，在煤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造船、光伏等多個過剩產能行業中，企業借新還舊問題非常突出。據Wind資訊的統計，產能過剩行業，如鋼鐵、玻璃、水泥、光伏等部分企業的負債率甚至超過了90%。再看我國上市公司2015年年報的情況，負債*多的單個企業是號稱“兩桶”之一的中國石油，其負債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整。此外，負債量排名2~6位的企業分別是中國建筑、中國石化、中國鐵建和中國交建，這5家企業的負債總額超過了3萬億元。在上市公司中，負債*多的前50家企業，其負債總額高達11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家上市公司負債約2 000億元人民幣；負債*多的前300家上市公司，其負債總額達16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家上市公司負債約500億元人民幣。歷史數據顯示，負債*多的50家上市公司在10年間的負債大幅增加。在2006年，這50家企業負債總額約為1萬億元人民幣，但到2015年已高達11萬億元人民幣，即這50家企業在10年間平均每年新增負債總額1萬億元人民幣。鐘寧樺等（2016）研究指出，中國當前的高負債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2013年，負債*多的前500家企業超過了存在債務問題企業的1/4。 在此情況下，2015年11月10日中央政府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了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目標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中小企業一直存在融資難問題，而影子銀行成了很多中小企業融資的選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網站關于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統計表中的相關數據可知，我國2015~2019年五年中影子銀行規模的具體情況與動態變化，具體數據如表1-1所示。 表1-1 2015~2019年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統計表 由表1-1數據可知，2015~2019年影子銀行規模呈穩步擴大趨勢，其相對于GDP的占比在2015~2017年平穩維持在54%左右，于2018~2019年下降至50%以下。 在適度情況下，企業能夠利用債務融資的抵稅作用進而增加現實中的企業價值。可是，過高的債務融資將導致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和面臨破產風險。特別是在類似金融危機的經濟衰退期，擁有過高債務的企業面臨更高的破產風險。 企業資本結構一直是公司財務領域的重點研究領域之一。近數十年，學術界提出很多有影響的理論用于解釋資本結構問題，如代理理論、權衡理論（trade- off theory）、啄食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債務契約理論等，但這些理論基本停留在企業融資秩序、*優資本結構等方面，對于極端債務融資的解釋力還有所欠缺，而債務過剩（debt overhang）又是近年來的學術焦點與現實熱點。債務過剩實質上是杠桿比例的一種特殊形式，即資本結構的特殊狀態，也是財務決策的特殊結果。處于經濟轉型期的我國企業結構性債務過剩嚴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去杠桿是未來宏觀層面的重點任務之一，因此能否具體且深入分析企業微觀層面債務過剩的成因影響到去杠桿任務的成敗。 1.1.2 研究意義 1. 理論意義 在公司金融或公司財務研究中，關于公司資本結構或債務融資決定因素的研究文獻已浩如煙海。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以來，大量研究都集中在了解和分析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公司的財務政策選擇方面。這方面的文獻突出了決定*優資產負債率的企業、市場和行業特性，以及在偏離*優的情況下，它的動態調整過程。這方面的研究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公司資本結構受公司專有特征因素的影響；二是公司資本結構受國家專有因素的影響。前者包括公司規模、資產類型、所有權結構、盈余波動性、流動性、成長機會、資本支出、人力資本甚至高管個人的風險偏好等因素。例如，Byoun等（2013）檢驗了不同國家項目融資投資的資本結構，發現當用項目的行業現金流波動度量的項目風險很高時，項目公司使用更多的負債。Graham等（2013）發現更為樂觀的經理人可能傾向承擔短期借款，而不是長期借款。后者包括國家的宏觀經濟環境、稅收政策及國家文化等因素。 現有研究發展和轉型國家資本結構的文獻凸顯了過度債務的重要性（Driffield and Pal，2010），這與大多數研究發達國家的文獻不同。債務過剩對于依賴銀行貸款的許多公司來說是普遍存在的。杠桿率的增加可能會引發企業風險劇增，從而帶來更高的外部融資成本，而融資成本又可能降低投資、減少現金流從而影響產出。通過放大或傳播對實體經濟的初始不利沖擊（如需求），企業杠桿率的增加也會引起嚴重的增長放緩。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強調杠桿決策和更廣泛的經濟之間的聯系很有必要，因為這場危機以貸款熱潮的風險引發全球經濟下滑為主要特點。Myers（1977）發現如果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中有高風險債務時，代表股東利益的經理可能拒絕正凈現值的投資機會，從而導致無效投資決策。當一個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現有債務負擔太重以至企業面臨很高的違約風險時，債務過剩問題就會出現。 從現有理論與文獻來看，學者們已經認識到企業債務過剩是資本結構的特殊狀態，對債務過剩的經濟后果給予了大量關注，但對于企業債務過剩的成因研究卻較少。即使有這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從外部經濟條件的視角來解釋企業債務過剩，對內源性的成因關注還不夠。例如，基于連續投資帶來的規模經濟與企業行為的外部性，企業集團是作為一個契約自我履行機制而存在的，能夠替代不完善的制度，對于企業集團化經營對債務過剩有何影響，目前還鮮有研究。又如，對于企業股東在企業債務過剩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目前的研究還未解釋清楚。再如，在企業經營管理中，模仿與跟隨等對標管理是一種常用的管理策略，對于企業債務過剩是否也存在同業參照效應，目前的研究也沒有解釋。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對企業債務過剩的形成進行深入研究。本書的研究正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嘗試。本書的研究結論與發現不僅豐富了資本結構理論，更為組織行為影響企業負債水平提供了新的證據。 2. 現實意義 上市公司出現債務危機，除了受宏觀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外，主要原因仍在于經營管理問題，如擴張激進、頻繁轉型折騰、內部管理存在較大漏洞等。由于資本結構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且我國企業沒有很好的債權人利益保護機制，企業在債務融資過程中普遍呈現出機會主義行為，未能把適度債務水平或目標資本結構作為一種經營理念，從而導致資本市場資金錯配與配置效率低下。本書在新的視角下，研究企業債務過剩的形成機制，尋找可能影響債務結構惡化的組織行為因素。引導企業制定科學的目標資本結構，構建資本結構動態優化機制，使其能夠主動、靈活地適應市場的變化，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 同時，本書的研究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能夠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多證據支持，也為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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