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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3265565
- 條形碼：9787303265565 ; 978-7-303-26556-5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內容簡介
本書共5章, 分別為生命政治范式問題域的理論淵源、阿甘本生命政治學理論建構的生命概念及主權邏輯、阿甘本生命政治權力結構、阿甘本生命形式與潛能的反抗圖景等。
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目錄
導言
**章 生命政治范式問題域的理論淵源
一、生命政治概念史溯源
二、生命政治學理論的發展
第二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學理論建構的生命概念及主權邏輯
一、生命概念的原初分隔性結構
二、生命政治實踐部署的統治之域——主權
三、主權邏輯運作的三種模式
第三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權力結構
一、生命政治權力結構根本性特征的雙重維度
二、生命政治的極端走向：納粹主義的死亡政治學
三、現代生命政治實踐的空間架構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形式與潛能的反抗圖景
一、生命形式：生命與形式的不可分離
二、潛能與實現之辯證關系的對抗與重構
第五章 人類共同體形態結構的政治籌劃與理論定位
一、政治共同體的新政治學走向
二、馬克思主義視域下阿甘本的共產主義構想
結語
附錄
索引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節選
《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國家理性的治理模式雖然把人口與政治經濟學聯系在一起，但并沒有看到它們之間的本質聯系。因此，國家的治理模式漸漸地超越了國家理性，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法律實現自我限制，從而進入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治理階段。福柯說道：“一旦我們知道了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治理體制是什么，我覺得我們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了。”在福柯看來，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將自由作為政治價值追求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讓市場發揮調節作用的經濟理論，更是一種對人類行為與實踐進行治理的模式。自由主義治理模式不是探尋如何更多地治理，而是想要回答如何不過度治理，如何做到有效治理，不再試圖將國家的權力*大化。市場、效用與國家間的平衡問題構成了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福柯認為，這種自由主義存在潛在的風險：個人會永久性地處于危險境況之中，即“危險地活著”；控制、約束等強制性手段無限擴展；更多的自由建立在更多的控制與干預的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了德國式和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這種新自由主義制造了更加可怕的危機。它不是對國家干預的范圍進行甄別，而是需要“弄明白如何以市場經濟原則為模式來調控政治權力的總體運作。因此問題不是釋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據一種治理的總體技藝帶來、召喚、規劃市場經濟的各種形式原則”。新自由主義不是對市場經濟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而是提高警惕地進行永久性干預，以及追問如何干預，并以市場經濟規律為參考點來評定和考量政府行為，市場則會不斷延伸到更加寬泛的政治、社會、生活等領域。這種治理模式必須以市場經濟原則為指導。很顯然，福柯想要在生命政治話語之中批判自由主義對人的治理。這種治理術對權力的行使不是在統治權的法律機制中，也不是在規訓機制中展開的，而是體現在安全機制的建構中。法律機制以禁止與允許的二元劃分為基礎，制定法律條文，明確懲罰范圍與類型，具有明顯的強制性與約束性。規訓機制更多是制定制約人的行為規范、準則、標準與模式。這有一種前置性效應，是對可能行為的預先假設。它對個體實行監督與看管，將一切都置于監控之下。安全機制在領域和方法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首先，安全機制傾向于向四處擴展，沒有中心性，乃至蔓延到社會各個領域與角落。它在乎的并不是每個單獨個體的表現與狀況，而是在整體層面上進行把控與調整，展現多元性與豐富性。其次，安全機制主要針對整體現象，將社會事件與現象置于概率問題之中，通過各種方法論學科計算出*適合的平均值或平均率。因此，只要事態在掌控范圍之中，人們就不會刻意關注細節。以對饑荒與犯罪現象的處理為例，少數個體的饑荒只要不影響全局的發展，或局部地區的犯罪狀況沒有對整體安全造成威脅，即可任其自由發展。*后，安全機制并不是對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如果某種現象偏離了應有的軌道，安全機制會采取相應的政治策略，有時會提供必要的條件予以支持，從而及時整頓和修正，防止危險的發生。法律機制、規訓機制與安全機制，正如主權權力、規訓權力與生命權力一樣，彼此之間并不是勢不兩立、相互競爭的，也不是時間上的依次更迭。三者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獨立，既相互辯證又相互影響。“我們絕對不應該把這個問題理解為：規訓社會代替了主權社會，治理社會隨之又代替規訓社會。絕非如此。實際上有一個統治權一規訓一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標是人口，其核心機制是安全配置。”福柯在自由主義框架中論述了生命政治思想之后，并沒有展開詳盡的闡釋，這與他之前的課程計劃背道而馳。此后，福柯沒再提及生命政治的話題。為何如此？學術界有很多猜想。阿甘本認為：“死亡使福柯沒辦法再進一步發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開展關于它的研究。”后期，福柯完全擺脫了對權力政治技術的討論而轉向對自我的治理，即自我的技術。為何要從權力技術轉向自我技術？福柯解釋道：“我大概已經給予支配性的技術與權力的技術過多的強調了。現在我對如下幾個問題的興趣日益增長：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對個體進行支配的技術問題，以及個體如何對自我施加影響的歷史，也就是所謂的自我技術問題。”福柯認為，人類社會從宏觀領域到微觀領域，從政治領域到日常生活領域，都處在權力的監控與籠罩之下。如果要抵制、反抗這種權力技術與形式的壓榨，我們就必須塑造出反抗權力的主體，而這種主體不是法律、政治上的主體，而是要訴諸個體自身的主體性，關注自我的合理性。這是對逃離權力控制的革命倫理主體的構想。……
生命權力、生命形式與共同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研究:astudyonagambenbiopolitics 作者簡介
劉黎，女，1989年出生，湖南湘潭人，現為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南京大學法學博士，主要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近年來，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南京社會科學》、《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黑龍江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數篇論文，主持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優秀青年項目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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