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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4447
- 條形碼：9787521734447 ; 978-7-5217-3444-7
- 裝幀：一般純質(zhì)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對哲學感興趣的大眾讀者、哲學研究者1. 匯聚托比·李思、白書農(nóng)、張祥龍、趙汀陽等7位國內(nèi)外知名哲學家、科學家、思想者，聚焦新冠疫情危機帶給人類的思想困惑，反思人類當下習以為常生活方式和被奉為圭臬的價值觀。 2. 從哲學、生物學、科技、中醫(yī)、儒釋道等多角度反思當下的人類困境，并且回歸哲學原點，探討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本質(zhì)、人類與病毒等其他存在形式的關系、高科技之于人類的意義等。 3. 于“危機”之中尋找“生機”，進行思想升維，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錯位，從哲學層面探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 4. 圖文相輔，書中由趙汀陽提供的8幅插圖在引人深思的同時，為文字增添了不少趣味。
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內(nèi)容簡介
從2019年底起，新冠疫情的優(yōu)選流行加劇了社會撕裂、政治紛爭、經(jīng)濟衰退，引發(fā)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焦慮情緒。值此危機來襲之際，德國哲學家馬庫斯·加布里埃爾呼吁來一場“形而上學大流行”，以喚起人類對自身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反思。中國哲學家趙汀陽認為，人類需要一場有力量的形而上反思，“讓思想獲得集體免疫”。為回應中外哲學界的這些呼吁，博古睿研究院匯聚了一群哲學家、科學家，針對當下人類面臨的困境，試圖回到哲學原點，重新反思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人的本質(zhì)、人與其他存在形式的關系、高科技之于人類的意義等。托比·李思深刻認識到微生物與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提出我們并非生活在人類世，而是一直生活在微生物世。白書農(nóng)認為，疫情為人類反思以往的“神本”“人本”文化提供了機緣，是時候人類意識轉(zhuǎn)向?qū)σ话闵到y(tǒng)演化規(guī)律的探索，并塑造“生本”的思想體系。宋冰則從中國古老的“生生”觀中尋求靈感，結合近年來被熱議的“共生”思想，探索人類與其他存在形式的聯(lián)系。趙汀陽認為，“疫情觸動了形而上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種維特根斯坦式的“無情”反思，從更高的維度重新思考深層哲學概念。王蓉蓉和沃思分別認為，疫情是“道”的時刻，是體悟疫情“病毒經(jīng)”的時刻。張祥龍則認為，疫情給高歌猛進的高科技狂熱打了一劑鎮(zhèn)靜劑，或許“適生”科技才能給人帶來長久的安康幸福。各位專家普遍認為，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終究要服從生命系統(tǒng)的基本規(guī)律，因此我們必須走出人類意識上的“錯位”，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同時，我們急需進行思想轉(zhuǎn)向和“升維”，重新思考幸福、痛苦、自由、生死等我們習以為常的理念和生命實踐，尋找從根本上解決人類困境與煩惱的方法和道路。
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目錄
序言 走出人類的錯位與迷惑 -Ⅴ
01 從人類世到微生物世 -001
02 疫情之后，人類社會向哪里去？-025
03 從新冠肺炎疫情反思高科技崇拜 -049
04 “生生”觀與共生思想：契合天地人的哲學？-083
05 病毒時刻：無處幸免和苦難質(zhì)之間 -103
06 道的時刻：全球性大流行病時期的無奈、樂與柔韌-131
07 “冠狀病毒經(jīng)”：佛教反思大流行病中另有合理的人類生活之道 -157
致謝-179
展開全部
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節(jié)選
序言 走出人類的錯位與迷惑 自2019 年底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持續(xù)在全球蔓延、病變，呈波浪式回潮、反復。雖然有些國家和地區(qū)因為早期采取了強力的抗疫措施，暫時控制住了疫情，人們的生活與經(jīng)濟運轉(zhuǎn)慢慢復蘇，但“風景獨好” 的形勢依然脆弱。從全球范圍來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深的社會撕裂、政治紛爭、經(jīng)濟衰退和地緣政治沖突升級還在發(fā)酵、惡化，全球社會動蕩加劇。 不同政治理念、治理框架和社會文化心理以及相應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管理之間的比較、分析和反思充斥各大媒體和學術、政策期刊。然而，值此危機來襲之際，我們是否應該更深層次地審視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形成和助推這種生存狀態(tài)的理念和制度？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近年來人類面臨的眾多全球性挑戰(zhàn)和災難之一。在生態(tài)日益惡化、氣候變化加速、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升級的情況下，更多自然的與人為的全球性危機會不斷上演。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借此機緣深刻反思我們奉為圭臬的價值觀體系和認識，甚至回到哲學探索的原點，重新思考一系列根本性問題呢？德國哲學家馬庫斯·加布里埃爾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21 世紀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系統(tǒng)性弱點，即我們一直堅信只依賴科技進步即可推動人類和道德進步”，他呼吁來一場“形而上學大流行”，以喚起人類社會對全球意識的全新認識。 哲學家趙汀陽積極回應，認為人類需要一場像流行病一樣有力量的形而上反思，“讓思想獲得集體免疫”，他呼吁人類要突破現(xiàn)代思想的維度，發(fā)現(xiàn)或創(chuàng)造比現(xiàn)代思維更高的思想空間，在更高的維度或者說在更根本的層面上“擺脫現(xiàn)代思想的向心力”，重新思考深層哲學概念。旅美道家哲學家王蓉蓉將這場全球新冠大流行稱作“道”的時刻。西雅圖大學佛學家、日本禪宗受戒法師賈森·沃思認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或許就是日本鐮倉時代永平道元大師所說的“遇經(jīng)”時刻，人類要把握這個機緣，把這場全球性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當成一本經(jīng)書來研讀。 為回應這些呼吁，我們邀請了一些哲學家和生物學家討論以下問題：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本質(zhì)是什么？我們?nèi)绾闻c自然及其他存在形式聯(lián)結？生命演化、變異的規(guī)律是什么？自由、幸福、苦難、生與死又意味著什么？高歌猛進的高科技文化及其思維方式是否可以使人類擺脫日益深化的困境？人類當下*緊要的思維轉(zhuǎn)向應該是什么？這本書所匯集的思考與論述或許會改變、逆轉(zhuǎn)甚至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現(xiàn)代社會基礎的觀念和思維。這或許可以成為讓人類獲得“集體思想免疫”探討的起點。 為了使讀者對本書有整體的把握，我在此簡要梳理參與本書寫作的各位作者對以上問題的回應與論述。 生命是什么？人的本質(zhì)是什么？人類和病毒的關系 生物學家白書農(nóng)梳理他幾十年來在生物學領域的研究與思考，打破靜態(tài)、單一物質(zhì)形態(tài)的生命觀，主張從“生命系統(tǒng)”這個視角去理解生命。他認為，“生命= 活+ 演化（迭代）。其中活是特殊組分（即碳骨架分子）在特殊環(huán)境因子參與下的，以分子間力為紐帶的特殊相互作用，即結構換能量循環(huán)。而‘演化’是上述三個特殊相關要素的復雜性自發(fā)增加”。 以此定義，生命系統(tǒng)是一種特殊的物質(zhì)存在方式, 它依賴于分子間力的相互作用，“是在不斷分分合合的動態(tài)過程中的一種可被人類辨識的、相對穩(wěn)定的中間狀態(tài)”。 那人又是什么呢？人在這個復雜的生物系統(tǒng)圈中扮演著什么角色呢？白書農(nóng)認為，從生物學的視角看，人類本質(zhì)上就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人類與其他生命子系統(tǒng)的區(qū)別首先在于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生殖隔離，但更重要的是人類獨特的認知能力。這種認知能力使人類可以突破食物網(wǎng)絡對自身維持與演化的制約，從而走出一條與其他生物不同的演化道路。在審視人類作為生命子系統(tǒng)運行的要素是否因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沖擊而有所改變時，白書農(nóng)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所凸顯的各種問題其實是人類這個生命子系統(tǒng)自身長期積累下來的毛病，病毒只不過是觸發(fā)這些深層次問題的導火索。所以，與其為疫情而陷入無謂的焦慮，不如認真反思我們長期以來的“人本”或“神本”理念。在白書農(nóng)看來，既然人是生物，“那么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終極而言不得不服從生命系統(tǒng)的基本規(guī)律”。這些規(guī)律在地球生物圈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并生生不息。 德國人類學家、哲學家托比·李思深刻認識到微生物與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但令人汗顏的是，我們?nèi)祟悗缀醪粫䦶奈⑸锸澜纾ū确秸f病毒）的角度來思考自己。其實，“對新型冠狀病毒來說，人類沒有什么不同于動物的特別之處。相反，對新型冠狀病毒而言（對任何其他人畜共患病毒均是如此），我們?nèi)祟愔皇莿游镏械囊环N動物而已。我們只是另一種多細胞有機體，另一個適合繁殖的棲息地”。我們其實不是生活在人類世，而是一直生活在微生物世。李思呼吁人類在思想意識層面摒棄人類世的陋習，學會從病毒的視角來理解、研判這個星球和人類社會。的確，我們?nèi)梭w有約50 萬億個細胞， 而我們攜帶的微生物則超過細胞數(shù)的10 倍。這些微生物種類繁多，包括病毒、細菌、真菌，這些微生物組合在一起形成人類微生物群系。它們與我們共生共存。如果以數(shù)量和生命力論“英雄”，微生物才是這個星球的王者！我們只不過是幾千種哺乳動物中一個渺小的群體。和細菌與病毒相比，我們只是這個地球上“初來乍到”卻橫沖直撞的家伙。 那么，病毒又是什么？它在這場熱鬧的生命討論中又占有什么地位呢？它是生命嗎？它與人類的關系是怎樣的？病毒存在于這個星球已經(jīng)有數(shù)十億年時間，從智人出現(xiàn)那天起，病毒就與我們相生相伴。病毒不是獨立的生命，必須要借助宿主細胞才能開展自己的生命活動和演化。于是病毒與人類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局面。李思指出：“病毒具有促進變革的巨大力量。由于它們具有在物種間傳播、變異和重組，以及在細胞間拾取和轉(zhuǎn)移遺傳物質(zhì)的能力，它們對細胞生命的進化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如果沒有病毒，哺乳動物就不可能進化；如果我們的基因組中沒有病毒的DNA（脫氧核糖核酸），人類有機體就不可能發(fā)育，我們的器官也不可能具備現(xiàn)在的功能。” 科學家發(fā)現(xiàn)，和其他哺乳動物一樣，人類借助病毒蛋白質(zhì)才*初演化成有胎盤類哺乳動物，于是才有了人類的孕育和進一步演化。病毒學家與人類學家一致認為，病毒是人類演化*有力的驅(qū)動力。我們或許是病毒十分有效的宿主，因為我們熱愛群居、社交、全球旅行，但是我們切不可因此而得意。我們顯然不是它們唯一的宿主。它們不需要我們——沒有人類，病毒依然故我，“長生久視”。這也是此次全球病毒大流行提醒人類的一個被遺忘的道理——人類需要大自然，但大自然未必需要人類。這或許也是老子在2 500 年前就指出的“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的真理的再次示現(xiàn)。 那我們又應如何擺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呢？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是壓倒人類中心主義的*后一根稻草。現(xiàn)代社會的理念基石之一就是人類中心主義。近現(xiàn)代以來，人自以為脫離了動物的“低級趣味”，邁出了自然界，實現(xiàn)了對自然的控制和種屬的超越，自然界的價值在于它能否被人利用和開發(fā)。作為*尊貴的存在形式，人圍繞自己的利益對自然萬物進行利用、開發(fā)和改造，理所當然。近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主體性進一步登峰造極，邁向神壇。人的類神主體性與資本的邏輯、利潤和財富*大化理念相結合，再輔以科技的翅膀，造就了當下人類的為所欲為，趙汀陽稱之為無處不在的“嘉年華狀態(tài)”。公眾哲學中“幸福論”泛濫，每個人都擁有絕對“主權”，能夠*大限度地擴大個人自由并將個人的私人偏好合法合理化，甚至道德化。雖然此前也偶爾有“夢醒”之時，但是很快人類就被新的科學技術發(fā)明、嶄新的生活與社交方式吸引，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戴著“面具”重返“嘉年華”舞場。這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或許終于可以擊碎人追求成為神的夢想。 從“嘉年華”到痛苦深淵：什么是人的幸福和痛苦？ 新冠肺炎疫情陡然加劇了全球幾十億人的恐懼、痛苦和失落，讓人們墜入趙汀陽所說的“無處幸免狀態(tài)”。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也無論人種膚色、貧富懸殊、地位高低、國籍與政治立場之別，病毒一視同仁，從暴發(fā)到蔓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全人類，令人猝不及防。這其實就是人類面臨生存級別風險事件時所處的狀態(tài)。這也是為什么著名思想家、作家賈雷德·戴蒙德認為，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才是全人類**次遭遇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危機。 除了前文提到的，我們需要直面近現(xiàn)代人類意識上的“錯位”，摒棄人類中心主義，本書的作者也主張進一步反思構成現(xiàn)代社會基礎的其他觀念，比方說幸福、痛苦與自由。趙汀陽說：“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維特根斯坦式的‘無情’反思，從倫理學的外部來反思倫理學，否則其結果無非是自我肯定，即事先肯定了我們希望肯定的價值觀。”他認為，在人類的“嘉年華”狀態(tài)中，人類社會沉浸于不斷創(chuàng)造和享受幸福的追求中。但是在一個解釋生活的坐標系中，“幸福只是其中一個坐標，至少還需要苦難作為另一個坐標，才能夠形成對生活的定位”。現(xiàn)當代社會帶來的“幸福”沒有抵擋苦難的能力。趙汀陽認為，苦難是人類無法避免，也無法給出“解藥”的難題。他說：“苦難問題之所以無法省略也無法回避，因為苦難落在主體性的能力之外，就像物自體那樣具有絕對的外在性，所以苦難是一個絕對的形而上學問題。” 正因為苦難是個本源性問題而又無解，趙汀陽認為苦難問題可能是“形而上學大流行”的一個好選擇。 那么，佛教哲學家、日本受戒禪宗法師賈森·沃思又是怎么看待幸福與痛苦的呢？他指出，在當今世界，幸福就是“我們希望事情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發(fā)生”，而這又與“另一種假定捆綁在一起：幸福是我想要什么，對運氣的索求是由我主導的。幸福是要得到我想要的世界”。他借用佛教教義，指出“我怎樣才能幸福”這個問題本身的提出就是佛所說的“苦” （duhkha）的一種癥狀——釋迦牟尼佛將“苦”診斷為人生**真相，“它是一種持續(xù)的無常，一種遇事的不自在與不平衡”。沃思指出：“我越是想要幸福，就越是加重了這個根源性問題——這個根源性問題就是‘我’，是早就對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世界之事感覺不自在的‘我’。”于是，反諷的是，我越是追求幸福，就越是深陷在“我”隱含的不幸之中。這就是幸福的悖論——痛苦和對幸福的不懈追求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們對幸福的執(zhí)意追求恰恰在持續(xù)和加重我們的不幸福”。這不由得讓人想起美國國父們在《獨立宣言》中的豪言壯語：追求幸福是天賦人權，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們當然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反諷。5 不過，他們或許也不曾想到現(xiàn)代社會的幸福觀是建立在自我膨脹、掠奪自然、過度消費和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之上的。這次全球病毒大流行或許可以促使人們慢下腳步，反思現(xiàn)代社會某些似是而非的自明之理，促進意識轉(zhuǎn)向與轉(zhuǎn)化，這也正是本書各位作者共同的心聲。 高科技可以引領人類脫離困境嗎？ 在這次疫情當中，科技在抗疫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展現(xiàn)了強大力量與功效：從病毒基因隔離與測序、病例檢測與診斷，到藥物、疫苗研發(fā)，再到信息搜集與分類，以及大規(guī)模人群跟蹤、測溫、識別與分析，科技當仁不讓，無處不在，成為人類抗疫不可或缺的工具與手段。疫情暴發(fā)之后，得益于科技賦能，人們通過在線辦公、在線商業(yè)和在線教育基本恢復了正常生活。的確，科技給了我們抗疫的底氣、信心和對治病毒的手段。然而，有趣的是，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另類科技”——中醫(yī)在疫情預測、疫病預防、輕癥治療、患者康復等方面大顯身手， 引起已被高科技馴化的人們的關注、質(zhì)疑或贊嘆。 哲學家張祥龍正是從中醫(yī)在疫情中起伏的境遇，展開了他對當下廣泛存在的高科技崇拜的質(zhì)疑。科技固然重要，但如果把科技變成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tài)，那么人類就走上了故步自封的道路。張祥龍指出，高科技“是被充分對象化的、能較快地產(chǎn)生新奇效果——新的生產(chǎn)力、商業(yè)利潤、諾貝爾獎，提高科技‘異人’的名聲，從而提升持有者對自然、對他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新科技”。科技無疑在人類演化歷史上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在改善人類生存境遇、延長人的生命、提高人類生活質(zhì)量等方面一直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這種對科技的崇尚和鼓勵如果發(fā)展成唯我獨尊、黑白對立的思維方式，它就固化成了一種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tài)，“即將高科技當作每個領域、事項的唯一真理，要向全世界無條件地推行，同時將在同一領域和事項中的其他研究或?qū)嵺`方式視為異端邪說，起碼是非真理，一定要排斥、打倒而后快和心安”。這種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tài)被張祥龍稱為“高科技崇拜”。這種崇拜排斥其他秉持不同方法論的理念和實踐。它真正崇拜的“不是真理，而是力量”。 張祥龍指出，充分對象化的高科技思維的局限性在于， 它“跟不上生命時間的流變”。而“充滿時間化或時機化的理解”、 倚重“功能化”與“交疊化”、具全局認知的中醫(yī)思維并不摒棄對象化的分析，但中醫(yī)強調(diào)在全局中把握人的身心，針對尚未對象化的疾病予以預防（即常說的“治未病”），適時調(diào)整對治手段和方法，積極配合食物、生活方式、身心調(diào)理的方案。張祥龍基于中醫(yī)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現(xiàn)，呼吁人類開拓思維，多元化地判斷、思考、分析人類自身生存的狀況，充分融入非對象化、陰陽時機化的思想維度。 張祥龍還進一步提出了“適度科技”的概念，也就是“*適于地方團體乃至整個人類的總體生存的科技”。他進一步解釋道：“從時間角度看，這種科技讓人們可以*佳地結合當下急需和長遠未來的利益；從方法上看，它既可以是對象化的， 又可以是非對象化的；從它促成的生活質(zhì)量上看，它使人們能夠?qū)踩c舒適、物質(zhì)（生理）與精神、保守與進取（或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簡樸與豐富、自然與人為等，*大限度地相互嵌入和糅合起來，從而體驗到一種美好的生活。”
走出人類世: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思 作者簡介
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聯(lián)席主任。于2020年編著《智能與智慧：人工智能遇見中國哲學家》一書。曾長期從事國際證券法與投資銀行方面的工作。職業(yè)生涯早期，在行政法、競爭法等領域發(fā)表諸多學術論文，并編譯《美國與德國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較法方面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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