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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8499
- 條形碼：9787305238499 ; 978-7-305-23849-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考察日本古典美學范疇“物哀”在整個日本文學史中的動態變化過程，按照理念自身的發展規律，將其劃分為萌芽、雛形、沉潛、確立、展開等五個階段，分別闡釋各個階段具有代表性的文論著作及文學作品中的“物哀”理論形態、文學表現和美學內涵。本書注重“史”與“論”的密切結合，在具體作品的研究分析中靈活運用各種批評方法，從哲學、文化學、比較文學等多角度考察文學現象，突破單一的社會學批評模式。本書主要考察日本古典美學范疇“物哀”在整個日本文學史中的動態變化過程，按照理念自身的發展規律，將其劃分為萌芽、雛形、沉潛、確立、展開等五個階段，分別闡釋各個階段具有代表性的文論著作及文學作品中的“物哀”理論形態、文學表現和美學內涵。本書注重“史”與“論”的密切結合，在具體作品的研究分析中靈活運用各種批評方法，從哲學、文化學、比較文學等多角度考察文學現象，突破單一的社會學批評模式。
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 目錄
緒 論
**章 感物心動：“物哀”的萌生
**節 “物哀”論的中國古代文論淵源
第二節 “物哀”論的原型
一、“物哀”論與和歌的產生
二、“志??言??詩”與“心??詞??歌”
第三節 物感說與“感物”意識
一、天人感應
二、物感說
三、“感物”意識
第四節 上古文學中的“物哀”：感物心動
第五節 “もののあはれ”的漢譯
第二章 消極的“無常感”：“物哀”的雛形
**節 紫式部的“物哀”論
第二節 “物哀”與《源氏物語》
一、《源氏物語》與平安佛教
二、多重“物哀”審美
第三節 “物哀”與“無常感”
第三章 由飛花落葉而殉死之美：“物哀”的沉潛
**節 飛花落葉
一、《山家集》的“物哀”：悟道哀深
二、《徒然草》的“物哀”：無常觀趣
第二節 中世“幽玄”歌學中的“物哀”形態
一、藤原基俊：“余情余韻”之“哀”
二、藤原俊成：“狹義的幽玄”
三、鴨長明：“余情”即“物哀”
四、藤原定家：“有心”延伸“物哀”
第三節 殉死之美
一、禪宗思想的影響
二、武士道精神的融入
三、《平家物語》的“物哀”美：視死如歸
第四章 自然人情禮贊：“物哀”論的確立
**節 本居宣長“物哀”論的理論框架
一、理論根基：復古神道
二、方法論：解構漢意
三、本體論：“知物哀”
第二節 本居宣長“物哀”論的隱秘動機
一、文學的去政治化
二、“好色”的合理化
三、美學的政治化
第三節 本居宣長“物哀”論的美學話語建構
一、美學話語的選擇：是“もののあはれ”而非“物哀”
二、美學話語的分析：假名優于漢字
三、美學話語的建構：“語音中心主義”的運用
第四節 近世“人情”文學論的譜系
一、伊藤仁齋的漢詩論：詩道“人情”
二、契沖的和歌論：歌道“人情”
三、近松門左衛門的戲劇論：“人情”至上
四、松尾芭蕉的俳諧論：“人情”之誠
五、本居宣長“物哀”論的“人情”本質
第五節 近世文學的“物哀”：“人情”與“義理”的博弈
一、井原西鶴的“人情”小說觀
二、執著情愛戰勝義理
三、為情而死沖撞義理
第五章 內涵的多元化：“物哀”美學的展開
**節 近現代“物哀”美學的三副面孔
一、世界苦的審美體驗
二、同情美學
三、意識形態論
第二節 谷崎潤一郎：陰翳美
一、感物悲人
二、陰翳美學空間
第三節 川端康成：悲美相通
一、川端美學與東西方文化
二、女性命運之悲
三、情景交融生虛幻
四、死亡之凄美境界
第四節 三島由紀夫：實踐毀滅以求美
一、古典與現代的結合
二、肉體的“毀滅”
三、物的“毀滅”
四、自我的“毀滅”
參考書目
展開全部
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 節選
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緒論緒論 “物哀”日文著作中多以假名書寫：“もののあはれ”或“もののあわれ”，二者均讀作“mononoaware”，其中研究著作中多采用前一種表記方式。一詞的*早用例是在紀貫之的《土佐日記》（935）中，書中寫道：“船夫卻不懂得這物哀之情，自己猛勁兒喝干酒，執意快開船！薄*早的用例”之說，見《不列顛國際大百科事典》日本、TBS、不列顛出版公司1975年版“物哀”條。*初該詞僅為普通用詞，直至江戶時代日本國學大師本居宣長（1730—1801）運用“物哀”概念對《源氏物語》做了全新闡發，才使“物哀”成為一個文論范疇。我國學者王向遠指出，“物哀”是日本傳統文學、詩學、美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果不了解“物哀”就不能把握日本古典文論的精髓。日本學者和辻哲郎也強調，本居宣長的“物哀論”在日本思想史上是劃時代的。所以，國內外學界都對“物哀”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在日本，對“物哀”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涉及學者眾多。而日本之所以在這一特定的時代掀起研究“物哀”的熱潮，*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勢力急速膨脹，國學家本居宣長所倡導的“皇國優越論”大受吹捧，而他的“物哀論”也被官方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精神強烈的學術圈當作精品弘揚。時至今日，依然有學者在探討“物哀”？v觀學術界的著述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日本學界對“物哀”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從美學角度闡明“物哀”的美學內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岡崎義惠的《“あはれ”の考察》（《“哀”的考察》）（1934）和大西克禮的《あはれについて》（《關于哀》）（1940）兩部著作。岡崎義惠通過詳細梳理和分析記紀歌謠、萬葉歌謠以及平安初期謠曲中的“あはれ”用例，認為“哀”的內涵本質就是一個不斷深化愛憐、同情等心緒的過程。美中不足的是，岡崎義惠僅考察了平安初期之前的“物哀”（哀），事實上自平安中期以后，“物哀”的美學內涵才真正逐漸豐富起來。大西克禮則運用現象學本質直觀的方法，從“哀”的基本辭典義出發，抽絲剝繭地將“哀”劃分為五個階段的審美內涵：狹義心理學意味上的哀、憐內涵，一般心理學意味上的超越情感內涵，審美體驗意味上融入直觀和靜觀等知性因素的一般審美內涵，世界苦的特殊審美內涵，包含優美、艷美、婉美等各種審美要素的綜合性審美內涵。大西克禮對“物哀”所做的美學分析是頗有深度的，在日本學界十分罕見，是一部應受到足夠重視的著作。除此以外，從美學角度考察“物哀”的還有瀨古確的《日本文蕓史：日本文蕓理念の展開——「まこと」「あはれ」「幽玄」の系譜》（《日本文藝史：日本文藝理念的展開——“誠”·“哀”·“幽玄”的譜系》）（1972），久松潛一的《日本文學評論史》（《日本文學評論史》）（1969）中“物哀的文學思潮”、“物哀的理念”等。 第二，從語言學的角度考察“物哀”。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崎良幸的《「あはれ」と「もののあはれ」の研究——特に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哀”與“物哀”的研究——以〈源氏物語〉為中心》，1986）。他梳理了日本自上代至平安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哀”與“物哀”的用例，分析了它們的具體內涵，認為“哀”與“物哀”*本質的意義是廣義的愛憐（一種以愛執、愛惜、思慕、追慕以及愛憐之情為核心的哀嘆），并且認為這種內涵是一以貫之的。其用例分析所涉及文學作品的范圍較廣，且分析細致，論據充分。但遺憾的是，他忽視了“物哀”的時代背景，以及各時代背景下的思想變遷，這就導致了在解釋其內涵時得出了始終如一的結論。而同樣從語言學層面考察“物哀”的還有山本健吉的《三つの古語についての考察——もののあはれと色好みとやまと魂》（《關于三個古語的考察——物哀、好色及和魂》，1971），黑住真的《「もののあはれを知る」をめぐって》（《圍繞知物哀》）等。 第三，從比較詩學角度考察“物哀”與中國詩學的區別。*具代表性的是鈴木修次的《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1989）。他設專章比較了中國的“風骨”與日本的“愍物宗情”譯者劉光宇將“物哀”翻譯為“愍物宗情”。他認為“風骨”與“物哀”分別代表了中日兩國傳統文學的精神。“風骨”是中國富于理性、語言明快、剛健雄毅、堅實有力的文學品格；“物哀”是日本以表達靦腆、嬌羞、文弱、細膩等情感為中心的文學精神。鈴木強調，不管是“風骨”，還是“物哀”都具有一種價值，尤其“物哀”，是一種別樣的文學趣味。他比較的目的，很顯然是為了確立日本“物哀”文學的價值和地位。鈴木的論述對于中日文學精神的比較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風骨”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屬于文學藝術風格范疇，而“物哀”在日本美學中則屬于情感美學范疇，二者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這一前提仍然值得商榷。 第四，從精神的角度考察“物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辻哲郎的《日本精神史研究》（2005）。他在這部著作中從日本精神史的高度重估了本居宣長的“物哀論”。他認為，“物哀”是平安朝所特有的“向著永遠的渴求”，他不同意宣長把它當作在人生深處發現的“女童般的脆弱”，而只把那當作平安王朝的時代精神的表現。因此，他把“物哀”的起源看作男性精神的缺乏，由此也見出“物哀論”的局限性。和辻哲郎的論述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本居宣長“物哀論”的局限所在，即把“女童般的脆弱”當作“物哀”的本質。他以“物”為本體，超越了宣長對“哀”囿于情感、情緒范疇的理解，將“哀”引向理念的高度，尋繹出“哀”的*終依據。此外，從精神角度解析“物哀”的還有高橋富雄的《宮廷主義の倫理——もののあはれの精神構造》（《宮廷主義的倫理——物哀的精神構造》）（1962）、杉田昌彥的《「もののあはれ」と宣長の自他意識——思いやる心をめぐって》（《“物哀”與宣長的自他意識——以同情心為中心》）（2005）等。 相對于日本來說，國內學界對“物哀”的研究起步較晚。*早關注“物哀”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翻譯學界對“もののあはれ”這個概念如何翻譯展開了研究與討論。李芒在《“物のあわれ”的漢譯探索》（1985）一文中，主張譯為“感物興嘆”；李樹果的《也談“物のあわれ”的漢譯》（1986）將李芒的翻譯更加簡化為“感物”或“物感”；趙樂珄在翻譯鈴木修次的《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1989）時則譯為“愍物宗情”。此外，還有“人世的哀愁”、“物哀憐”、“幽情”、“物我交融”等譯法？傊，這些翻譯都是在理解“もののあはれ”含義的基礎上做出的解釋性翻譯。另外也有學者主張直接按照日文迻譯為“物之哀”或者“物哀”的。陳泓在《也談“物のあわれ”的譯法》（1989）一文中就表示應該譯為“物之哀”，趙青在《“もののあはれ”譯法之我見》（1989）一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總體來說，這一時期仍處于翻譯和介紹日本“物哀”的階段，尚缺乏對“物哀”的研究，但是學者們積極地探討了“物哀”的翻譯問題，證明“物哀”已逐漸被國內學界重視。 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國內關于“物哀”的研究成果可謂碩果累累。據筆者調查，僅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與“物哀”相關的論文就有100余篇。觀覽了這百余篇論文，筆者在此將歸納、分析眾家論述，匯集整理為以下四個方面： **，把“物哀”當作美學理念、美學范疇，闡釋其文化內涵、審美特質以及意味結構。*早嘗試闡發日本美學范疇的是邱紫華，他在《日本美學范疇的文化闡釋》（2001）中，認為日本美學范疇具有形象性、象征性和情感性三大特征，并把美學范疇界定為兩類：自然美范疇和藝術美范疇。其中，“物哀”就屬于其藝術美范疇邱紫華的藝術美范疇包括：真實、物哀、禪悟、空寂和幽玄。內的。他認為“哀”是主體同外在世界情感互滲的情感表現，是一種復合型的復雜情感，而由“哀”到“物哀”是一個心物合一的發展過程，即豐富了原有的情感內涵。盡管他是基于黑格爾的《美學》將日本美學范疇界定為自然美范疇和藝術美范疇，但更進一步的層級劃分和審美分析仍有不妥當之處。王向遠在《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審美概念的形成流變及語義分析》（2012）一文中，梳理了哀、物哀、知物哀這三大審美概念形成演變的軌跡，并從語義分析的角度厘清了“哀”的概念意義、“物”的內容以及“知”的特點。他以美學的視角審視了“物哀”作為審美范疇的確立以及意義的生成，并將“知物哀”納入審美活動分析。可以說，這種對“物哀”文學理念的美學闡釋，是對歷來僅圍繞“物哀”或“知物哀”闡釋其內涵的一種突破。 第二，從比較文學以及比較詩學的角度闡釋“物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姜文清的《“物哀”與“物感”——中日文藝審美觀念比較》（1997）和王向遠的《中國的“感”、“感物”與日本的“哀”、“物哀”——審美感興諸范疇的分析比較》（2014）。姜文清是國內學界首位將中國的“物感”與日本的“物哀”當作相似的審美觀念進行比較的，打開了“物哀”與中國詩學淵源的視界。遺憾的是，該文關于二者內涵部分的分析論述較為簡略，每個區別只是點到即止。而對這兩個范疇做進一步對比研究的是王向遠，他認為應當把二者的比較擴大到“感”、“感興”、“感心”、“物感”、“感物”、“哀”、“物哀”等諸范疇領域，他從二者的哲學基礎、思想背景、情感傾向、風格色彩等方面的異同進行了分析，論據充分，分析透徹，從其內在的審美內涵闡述了二者的相通與差異。除此以外，涉及“物哀”與中國美學范疇比較研究的還有周建萍的《“物哀”與“物感”——中日審美范疇之比較》（2004），孫德高的《周作人與“江戶情趣”——兼與永井荷風比較》（2004）等。 第三，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物哀”這一獨特的審美意識是如何體現的。在日本所有的現當代作家中，以“物哀”解讀川端康成的文學作品的論文數量*多。據粗略統計，百余篇論文中共有37篇是分析川端康成文學作品的，或者分析人物形象，如楊金玲的《川端康成筆下悲劇女主人公形象解讀》（2015）；或者探討作品的審美特質，如張榮的《春空紙鶴若幻夢——解讀川端康成小說的美學特征》（2010）；或者站在文化的角度考察其作品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如李穎的《從〈古都〉看川端康成對日本民族文化的傳承》（2015）等。 第四，通過探索日本的動漫、服飾、電影、繪畫等藝術作品中的審美情趣，解讀其中所體現的“物哀”的審美意識和審美取向。這一類的論文如李金梅的《物哀與幽玄——高畑勛動畫電影的民族文化特質》（2016），陳川的《淺析和服圖案中的自然崇拜》（2014），萬柳的《百合現象與“物哀”文化——日本動漫文化精神新探》（2014），張琦的《日本江戶時代“文人畫”形成及表現特征》（2008）等。 與海量的論文相比，國內研究“物哀”的專著甚少。由葉渭渠和唐月梅兩位先生合著的《物哀與幽玄》（2002）是我國**部研究日本人審美意識的著作。本書對“物哀”做了全面深入地考察，作者把“物哀”劃分為藝術美的形態，認為“物哀”是日本固有的審美范疇。他們不僅梳理了“哀”由*初的感嘆詞發展至“物哀”美學理念的內涵轉變和概念升華的過程，而且*終將“物哀”的美學特征歸納為五點：1. 客觀對象與主觀感情一致而產生的一種美的情趣；2. 主體內在情緒交雜著哀傷、憐憫、同情、共鳴、愛憐等種種感動成分；3. 物哀的對象主要是人或者帶有人格特征的自然物；4. 動之以情，面對不同的現實，以不同的形式使心靈感動；5. 以詠嘆的形式表達。由此可見，二位先生著力于審美主體、審美對象以及審美理念的內涵考察。作為國內首次對“物哀”的審美解讀，它為國內“物哀”的美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姜文清的《東方古典美：中日傳統審美意識比較》（2002）一書第五章（“‘物哀’論考”）主要考察了中日學者對“物哀”的研究與認識。美中不足的是，本書在梳理日本學者對“物哀”的先行研究時，只涉及了和辻哲郎、渡部正一、吉川幸次郎等學者的著作，還有許多重要的參考文獻均未涉及。除此以外，就是王向遠編譯的《日本物哀》（2010），這部譯著選自本居宣長的四部著作。其中，《紫文要領》和《石上私淑言》是兩部集中體現“物哀論”的代表作，前者為物語研究，后者為和歌研究；《初山踏》是一部闡述學術研究的基本理念與方法的小書；《玉勝間》是一部由一千多篇短文構成的學術隨筆集，涉及多方面的問題。這部譯著為我們展現了宣長“物哀論”的精髓，是研究日本“物哀”非常重要的參考書目。 縱觀以上學術史的梳理，我們發現，國內外學界對“物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大方面：一是對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語言學、文藝學以及美學的分析；二是對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國學家本居宣長的“物哀論”著作做文論、美學、比較詩學的闡釋，或者基于國家、民族、理論立場對其局限性進行批判。然而，我們對研究資料的考證分析以及對日本自《古事記》至近現代的經典作品的細讀之后，發現“物哀”作為日本民族的美學是貫穿整個日本文學史的。它不僅集中體現于平安時代的物語文學以及江戶時代的本居宣長“物哀論”中，在長達近五百年的中世日本的鐮倉時代、室町時代合稱中世。（1192—1603）時期也一直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底流，并且隨著武士政權的興起和佛教日本化的進程逐漸發生著變化。長期以來，這一點一直為學界所忽略，因此，這將是本書中重點厘清的問題之一。 由于本居宣長是以“物哀”來闡釋《源氏物語》的首倡者，因此許多研究者將他的理論闡釋作為權威。但是，我們發現《源氏物語》中的“物哀”是以當時的佛教思想背景為根基的，尤其與佛教的“無！泵芮邢嚓P；而本居宣長提出的“物哀論”從一開始就撇清了“物哀”與佛教之間的關聯，他是著重從“人情”的角度闡釋“物哀”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本居宣長“物哀論”的內涵在一定程度上與《源氏物語》的“物哀”產生了偏差；谶@一問題的發現，我們將著重考察江戶時代背景下，本居宣長基于怎樣的立場和動機提出了“物哀論”，他是通過怎樣的方法將“物哀論”確立為具有日本特質的文學理論，“物哀論”與近世文論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文學觀，以及近世文學當中的“物哀”色彩有怎樣的關聯。依此，我們試圖解決以上所說的“偏差”，這也是本書將要重點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眾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大量引進和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與平安時代吸收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方式相同，他們保留了“日本式吸收法”，即有選擇地吸收對自身有益的方面，同時也注重保留傳統文化的精髓！拔锇А币沧鳛閭鹘y被保留下來，這也是為什么直至當今的日本文學、電影、服飾、自然景觀等仍保留著“物哀”影子的原因。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西方在近現代的文學思潮以及詩學理論更迭迅速，并且如潮水般地涌入日本文壇，如何恰當地處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結合問題是困擾每一位日本近現代作家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物哀”又是如何傳承和發展的呢？由先行研究可見，日本**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是眾多研究者考察近現代“物哀”的對象，當然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們認為，近現代日本文學流派是多元化的，不同流派對于日本傳統與西方現代相結合的思考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因此“物哀”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發展的。就這一點而言，學界的關注度和挖掘的深度還不夠，因此本課題研究將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拓展，選擇三位有代表性的近現代作家——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島由紀夫，細讀他們的文學作品，試圖闡釋他們在處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相結合的問題時，如何呈現出不同的“物哀”之美。這將是本書重點研究的第三個問題。 日本民族是一個重感性輕理性、重感受輕理智的民族，他們不擅長邏輯思維和理論總結，而善于表達纖細微妙的感受。因此，連他們的理論表述也往往是感受性的，除了我們的研究對象“物哀”以外，日本美學的核心范疇如“幽玄”、“風雅”、“空寂”（わび）、“閑寂”（さび）等都是如此。我們考察“物哀”，不能忽視它的感性色彩。感性千變萬化，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等種種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它。“物哀”隨著時代與社會等的變化，必然呈現不同的形態與內涵，但文化的傳承與變遷又使不同形態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有重復、有交錯、亦有變形。這就是為什么當學者們在談及“物哀”時，櫻花、光源氏、武士、情死凈琉璃、駒子、死亡等不同的人物形象、自然意象都成了闡釋“物哀”美的對象。 由此可見，考察“物哀”在不同時代的形態與內涵的變遷以及曲折反復是有重要意義的。為了能夠動態地呈現“物哀”的邏輯發展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的內涵變化，本書將按照范疇發展的邏輯順序來安排整個結構，具體到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細化到文學作品的具體闡釋中，再從文學作品反觀文學理論，著手從細部揭示“物哀”曲折微妙的內涵變化。 通過對“物哀”美學范疇邏輯發展順序的梳理，本書將其分為萌生、雛形、沉潛、確立、展開這五個階段。全書分為五章。 **章追溯日本*早的“物哀”理論表述與中國古代文論的淵源，通過比較《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真名序》與《詩大序》、《詩品序》揭示物感說與“物哀”的理論關聯，闡明日本古代文學中“感物”意識的由來，分析日本上古文學中所謂“物哀”的具體內涵，探討直接影響中日文論關聯的“もののあはれ”（即“物哀”）的漢譯問題。 第二章研究“物哀”的雛形階段，闡明其內涵為消極的“無常感”。從紫式部的物語理論批判出發，深入到《源氏物語》的文本分析之中，結合平安時代的政治、平安貴族的生活以及作品的佛教思想背景，具體從自然審美、人生審美、社會審美以及死亡審美四個方面來闡釋“物哀”，*后總結闡釋“物哀”與“無！钡膬仍陉P聯。 第三章研究“物哀”的沉潛階段，闡明其在整個中世經歷了由飛花落葉的佛教領悟至武士道德的殉死之美的歷程。分析西行、吉田兼好的隱士文學，闡明其“物哀”由“消極的無常感”上升至“積極的無常觀”；梳理中世和歌“幽玄”理論，厘清“物哀”在藤原基俊、藤原俊成、鴨長明以及藤原定家等的和歌理論中的形態；結合禪宗思想與武士道精神，分析《平家物語》中的“物哀”，揭示其“殉死之美”的內涵。 第四章論述“物哀論”的確立階段，論證本居宣長提出該理論的根本宗旨在于禮贊自然人情。在梳理宣長“物哀”論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從文學與政治、“物哀”與“好色”的關聯上揭示他的隱秘動機，再從美學話語的角度切入，闡明宣長如何運用語音中心主義理論將假名（もののあはれ）置于漢字（物哀）之上而完成其話語建構的，接著梳理這一時期各個文學領域的“人情”文學觀，從而揭示宣長“物哀”論的“人情”本質。 第五章闡釋近現代“物哀”美學的展開以及在作家作品中的多元化呈現。通過對日本近現代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大西克禮、杉田昌彥、百川敬仁、丸山真男等論著的分析，闡明“物哀”美學在近現代的多元理論形態。接著從近現代作家中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以及三島由紀夫，重點闡釋他們文學作品中各不相同的“物哀”內涵，以展現日本近現代作家在傳承“物哀”美學時，在對傳統的理解、對西方的接受、對東西方文化的結合等多方面都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為了以上的內容能夠得到清晰地論證，本書將要采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其中*為重要的是以下幾種。首先，文藝美學方法！拔锇А笔侨毡久缹W的重要范疇，而美學范疇*終是要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體現出來，由于“物哀”本身的感受性特征，本書中將要出現大量的文本分析。我們將運用文藝美學的方法具體分析文本的語言藝術、敘事手法以及表現內容等，這樣的理論研究方法更符合日本文學以及美學的特征，同時也使整個理論研究更加豐滿。其次，比較詩學方法。“物哀”是日本美學的核心范疇，但它與中國古代文論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聯，同時，在西方現代美學的影響下又呈現了新的面貌。因此，審視“物哀”，不可局限于日本這一單一語境，而是要橫跨中國、日本以及西方這三種不同的語境，高屋建瓴地考察。只有從比較詩學的立場出發，才能更清楚地辨識“物哀”所具有的日本獨特的審美特質。第三，話語分析方法。“物哀”一詞是由日語的“もののあはれ”翻譯過來的，該詞在日文表記法中也可寫作日本漢字“物の哀”，但在關于“物哀”的日文研究論著中均以假名的“もののあはれ”來表示，而不是漢字的“物の哀”。因此，我們通過融入話語分析的方法更能接近日本文獻中該范疇的美學內涵，從而減少中國讀者通過漢字字面理解該詞產生的誤解。*后，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文學文本具有獨立自足的審美意義，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社會的反映！拔锇А泵缹W與生存于社會中的日本民族的情感和感受密切相關，因此，社會學的角度也為審視“物哀”提供了重要的視角。**章感物心動：“物哀”的萌生**章 感物心動：“物哀”的萌生 眾所周知，日本文學和文論是在受到中國古代文學和文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隨著對中國文論的模仿、借鑒、吸收和改造，逐漸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學和文論。日本“物哀”理論的形成過程同樣符合這一特征，尤其在其萌芽階段，基本上是中國古代“物感說”理論的翻版與祖述。
日本“物哀”美學范疇史研究 作者簡介
雷芳，女，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國藥科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日本文論及日本美學，曾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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