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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9009
- 條形碼：9787108069009 ; 978-7-108-06900-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本書特色
版本目錄學知識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礎和**條件在作者的引領下，您將對版本目錄學的面目逐漸清晰，并愿意走近版本目錄研究。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內容簡介
作者深受黃永年先生治學影響，在版本目錄學方面頗有研究。作者不僅讀書，而且藏書，本書多篇文章中談及的古刻本，均為作者自己收藏的版本。作者認為，版本目錄學知識是做研究的基礎，并不用以專門的學問視之。如《我怎樣看待版本目錄學研究》《談談怎樣看書影》等文章。更重要的是，在多篇文章中，作者談及某些書的版本價值、史料價值，這些對于讀者而言，意義可謂更重要，如《張煦侯〈通鑒學〉重版附言》《〈兩京新記〉暨〈大業雜記〉輯校本再版序言》《新見〈永樂大典〉讀后記》等。全書對于讀者認識版本目錄學知識具有一定的指導性，文章中舉述的例子、涉及的書籍，也具有代表性。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目錄
自 序
我怎樣看待版本目錄學研究
關于一本閑書的閑話
一本書一回事兒
《學人書影初集》自序
談談怎樣看書影
談談我的清刻本經部書
沒人讓講的獲獎感言
高麗王國率先應用金屬活字印制具體書籍的實物證據和文獻記載
關于《販書偶記》的一種說法
張煦侯《通鑒學》重版附言
《兩京新記》暨《大業雜記》輯校本再版序言
《近代游記匯編》序
新見《永樂大典》讀后記
看人家的信 想自己的事兒
《晉商史料集成》序
1918年中華民國歡慶勝利的宴會菜單
展開全部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節選
版本目錄，是研治古代文史**的入門知識。這一點，隨口說說，大概誰都沒有異議，可若是落實到研究實踐中來，則可以說是天差地別，各有各的干法，特別是很多歷史學者對掌握版本目錄知識、關注版本目錄問題的認識，在我看來，是很不妥當的。
例如，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文史兼通，學術領域寬廣，在古代歷史和古典文學的很多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見解。在我十分有限的見聞范圍內，黃永年先生的古代文史素養和研究水平，可以說并世無雙。但由于先生的研究大多以版本目錄學知識為基礎，以文獻考辨為主要分析手段，竟然被某些自以為是的歷史學者，貶抑為“歷史文獻學家”，意即黃永年先生基于文獻考辨的文史研究，很不夠檔次，算不上對古代歷史“問題”的研究，當然也就不配“歷史學家”這一桂冠，只能勉強算一個“歷史文獻學家”。
關于這一點，我可以舉述一個具體的例證。大約二十年前，某位很有名，也很有地位的歷史學者，當然是我的前輩學者，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的老師，近年出版的像《唐史史料學》和《古籍版本學》這樣的書籍，才代表他的學術水平，而他關于唐史和北朝史的研究，就達不到這樣的程度。”我當然聽得出來，這位先生這些話的言外之意就是黃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和北朝史研究，不管是方法，還是見識，都殊不足道。我從來無意站在師承門派的立場上來評判一個學者的素養、水平、成果和學術貢獻，老師水平高并不意味著學生也有成就。拋開這些無聊的世俗觀念不談，我很在意的是，這位前輩的評價涉及我們對學術研究方法的認識，而像他這樣的認識，我是不能認同的。
如同我在一開始講的，像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的研究，究竟該怎樣做好，往往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做法。在我看來，黃永年先生之所以那樣重視歷史文獻的基礎，重視版本目錄問題，并不是他要把這樣的問題視作自己研究的重點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核心內容或是專門的內容，而是他認為研治古代文史問題，必須由此入手，必須立足于此，不然是做不出像樣的研究的。黃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講過，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版本學家、目錄學家，他就是一個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歷史學者。在他看來，若是不具備相應的版本目錄學知識，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歷史學者。
這一點，從他撰著相關著述的情況，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黃永年先生寫《唐史史料學》《古籍版本學》《古籍整理概論》，這些內容通貫的版本目錄學著作，他大致都是在一個月之內完成的，可謂一揮而就。為什么寫得這樣快，又能寫得這么好？是因為他日積月累，知識早已爛熟于胸。平時，就是靠這些知識做學問，搞研究；到帶研究生，有教學需要時，就傾瀉而出，用不著現花什么力氣。更準確地說，黃永年先生從來沒拿版本目錄學知識當一回事兒，他真正關心的，是研究和解決那些疑難的歷史問題，版本目錄不過是他需要利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為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我想從相反的方面來舉述兩個例證。
一個是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出的和糴之法由西北邊州地方制度被引進成為唐朝中央制度的觀點；更清楚地講，是陳寅恪先生把和糴以濟京師這件事，看作隋唐制度河西地方化的一項重要例證。針對這一觀點，黃永年先生曾撰寫《元魏李唐和糴以濟京師事考釋》一文，對陳說做出很有力的批駁（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
在這篇文章寫成和發表之后，先生不止一次對我講道：“沒想到陳寅恪先生研究這個問題，竟連《冊府元龜》都沒有看。”這是因為稍一展讀《冊府元龜》，就可以看到許多唐代以前中原政權施行和糴以濟京師的做法。這雖然大多都不是**手的原始史料，但它很便利，也很可靠。
《冊府元龜》是分類的政書（這也是黃永年先生提出的觀點），主要是編錄所謂“正經正史”的內容，因而查找這類史事，是極為便利的。可是，陳寅恪先生竟然查也沒查，看都沒看，這說明了什么？至少說明陳寅恪先生對相關目錄學知識重視不夠，要不然何以能夠在提出如此重要的觀點時竟不去稍加查核？
版本目錄學知識就是這么重要，稍一疏忽，它真的就能把你帶到很深的溝里去。即使你研究歷史的立意再高遠，所謂“問題意識”再濃烈，版本目錄這一關過不了，結果都很難說。就以陳寅恪先生這項研究為事例，即使《冊府元龜》里沒有上述那些內容，但你若是連這樣*為便利的基本史籍都沒有查核過，就算結論對了，也只能說是蒙的。作為一項嚴謹的歷史研究，這樣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另一個事例是我在研究司馬光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時談到的田余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問題。田余慶先生在《論輪臺詔》中，以為漢武帝與其太子劉據之間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的斗爭，由此導致了巫蠱之變，并出現了他在晚年改變自己治國路線的政治大變革。田余慶先生得出這一觀點的史料基礎是北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是不見于《史記》《漢書》等可信的西漢基本史料的。
研究不同時期的歷史問題，應該怎樣合理地選用史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目錄學問題。我考上研究生后，一入門跟隨黃永年先生讀書，他就非常明確地在課堂上講過，研究秦漢歷史問題，是絕對不能拿《通鑒》當史料用的。這是因為司馬光寫《通鑒》時，已經看不到任何我們今天見不到的有用的史籍。而田余慶先生竟然主要依賴《通鑒》，得出這么重要的看法，能靠得住嗎？盡管田余慶先生這篇文章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贊譽，風行中國歷史學界很多年，但至少我認為是絕對靠不住的。因為這并不是什么復雜的問題，是很基本的目錄學知識問題。經我查核，司馬光寫《通鑒》這段內容時，依據的是南朝劉宋時期王儉撰著的神仙家故事《漢武故事》。稍習史料目錄學知識的人都會明白，這當然是很不靠譜的（詳細的論證，別詳拙作《制造漢武帝》）。
做古代文史研究，有的學者是很講究“博通”的。只有博通，才能精深。只盯著一口井往下挖，是怎么挖也挖不到大海的。而研究的博通，首先就是版本目錄學知識的博通，在這方面若是孤陋寡聞，其成果的總體質量和學術造詣，我總是要懷疑的。業師黃永年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以版本目錄學知識作為重要基礎，道理正是如此。
我想，上述這兩個事例，已經能夠很好地說明版本目錄學知識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基礎和**條件。反過來說，我們若是重視版本目錄學知識，關注版本目錄學研究，就應該能夠讓我們更有底氣、更有條件去研究和解決狹義的版本目錄學以外的眾多歷史問題。這也是我想和大家講的一個重要經驗和體會。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版本與目錄 作者簡介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兩京叢考》《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西漢新莽年號研究》《舊史輿地文錄》《石室賸言》《舊史輿地文編》《制造漢武帝》《祭獺食蹠》《海昏侯劉賀》《中國印刷史研究》《〈史記〉新本校勘》《發現燕然山銘》《學人書影（初集）》《海昏侯新論》《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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