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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53097
- 條形碼:9787208153097 ; 978-7-208-15309-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上海極具潛力的文學批評家,書寫批評新浪潮。上海青年評論家的一次集體亮相。
★既探討語言中的現代精神和實感經驗,又發掘契合當代的思想資源。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內容簡介
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門積累、考訂史料的學問嗎?眼下的文學史著作層出不窮,但以我私心而論,比較偏愛的是那些通過對文學史的閱讀而能激發起與當下文學現狀甚至切身生活對話的著作,在傳統與當代的不斷溝通、互釋和重新梳理中,可以建立起文學史敘述的途徑。 全書**輯探討語言中的現代精神和實感經驗;第二輯是一組中國現代文學的史論文章,第三輯則向前輩學者和經典著作致敬。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目錄
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略說?
文學“實感”論——以魯迅、胡風提供的經驗為例
語言與“實感”——通過一封家書釋讀胡風的文字與理論形態
論文衡史
造人·“偽士”·日常生活——重讀《傷逝》,兼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反躬自省的“醫生”與拒絕被動的“病人”——文學中的醫療與衛生話語
“昔之殊途者同歸”——重識《莊子》《文選》之爭
“關系網絡”中的施蟄存?
賈植芳先生的晚年書信
重回歷史語境——“可能”、問題與嘗試
善善從長
一言何以成新說——關于文學史理論“共名與無名”
博采眾長開新史——關于嚴家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文學史研究的“一身二任”——關于程光煒《文學史二十講》
站在“傳奇”與“詮釋”反面——關于張新穎《沈從文精讀》
跋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節選
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略說 本文并非對章太炎語言文字觀的全景展示,只涉及其中若干方面,特別是考察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語言革新規劃上的重合與分殊。試圖探討這樣一種與外來西方影響迥異的內發性思想資源,如何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產生意義。而這一重要資源長期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對它的考掘與重識,興許有助于我們梳理新、舊文學的關系,現代語文建設與現代性的勾連,方言寫作等等至今影響我們文學發展的問題! ∩掀赫绿渍Z言文字觀的若干描述 章太炎在《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中談及中西文字長短,說:“拼音字只容易識它的音,并不容易識它的義,合體字是難識它的音,卻是看見魚旁的字,不是魚的名,就是魚的事;看見鳥旁的字,不是鳥的名,就是鳥的事;識義倒反容易一點。兩邊的長短相較,也是一樣!庇秩纭冻WR與教育》中批評一些人盲視中國歷史:“自然曉得本國的歷史,才算常識,不曉得本國的歷史,就曉得別國的歷史,總是常識不備!边@里,章太炎充分重視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反對以西方的標準來考量中國問題:“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強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并且捏造事跡!边@一切無不見出章太炎“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的齊物思想! ≈档米⒁獾氖牵谙嘟臅r間段里,魯迅和他老師章太炎思考的問題,每每有神和之處。比如《摩羅詩力說》中,魯迅盛贊浪漫派眾詩人“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引申一下說,拜倫等人是承繼著各自地域的風貌、以獨立主體的身份進入、參與到世界文化的序列中,這樣才能產生豐富的意義。又比如,《破惡聲論》中的名句:“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伊藤虎丸的解釋是:“‘偽士’之所以‘偽’……其論調之內容雖然是‘科學’的,‘進化論’的,然而正因為其精神是非‘科學’的,所以是‘偽’的。”太炎在《經的大意》中也給出了幾乎一樣的表達:“至于別國道德的話,往往與中國不投,縱算他的道德是好,在中國也不能行!币驗,真正的思想、學問必定根植于自我內心而排除外界權威。對自由心性和“依自不依他”的精神能力的強調,章太炎和魯迅并無二致! 〔积R而齊的哲學,并非忽略事物之間固有的差異,恰恰相反,正是在充分承認、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屏棄對不同社會、歷史、文化等做輕率的優劣高下評判。由這樣文化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出發,很容易過渡到章太炎的文字觀。 章太炎說:“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何以賦予一般看來殊少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文字研究,以興邦愛國的巨大力量和經世致用的實踐品格?我想這里涉及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字觀! ∫环N是將文字視為書寫表意的工具,另一種則不僅認識到文字的工具性,更是把它當作民族構成的要素。如果贊同前者,那么掌握、書寫、傳播的便利等無疑可以作為評判文字高下的標準;如果贊同后者,文字關聯著興邦亡國,其存廢革新當然應該慎之又慎。章太炎從語言文字同社會文化、民族心理的緊密聯系出發,“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遂天然語言,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語言文字亦不可齊”,對于將各民族不同文字,排定序列等級,分出高下優劣的做法,章太炎*是反對,“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為準,取其*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種,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媼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在關于“萬國新語”的論爭中,李石曾“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當以其便利與否,定其程度高下……于進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的判斷,和章太炎一貫的主張“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針鋒相對,彰顯出兩種文字觀——工具論和以語言文字“激動種性”的殊途! ∵M一步說,章太炎的文字觀與其用以建構民族認同的依據和對待歷史的態度黏結在一起。首先,章太炎以歷史譜系為依據,強調文化在定位民族身份時的重要意義:“文字政教既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歷史民族然矣!庇謱ㄕZ言文字在內的民族文化作為“立國之元氣”:“國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僅武力,有立國之元氣也。元氣維何?曰文化!晃釃员饶暌詠恚幕,一日千丈,是則所望于國民力繼絕任,以培吾國者耳!薄 ∑浯,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中,章太炎將歷史觀作為人類與動物區別的標志:“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而,何為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于社會改良哉?”在此,他非常強調過往對現在以及未來的重要意義,歷史不是單純的回溯往昔,而意味著一個由過去到現在向未來的動態發展過程。想要抽刀斷水,橫空造就一個“未來的黃金世界”根本不可能,因為“過去的事,看來像沒有什么關痛癢,但是現在的情形,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凡事看了現在的果,必定要求過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論呢!”朱維錚先生曾辨析章太炎的“提倡國粹”并不簡單等同于“復古主義”,“他被清末*熱衷于在中國實現意大利式‘文藝復興’的一派學者,視作精神領袖……章炳麟一再把他‘提倡國粹’,與意大利的‘文學復古’相比擬”。建設新的與考掘舊的必須同時進行,閉塞了哪一個向度都不行。正如魯迅所說:“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薄 ≡谡绿卓磥,歷史就好比默然流淌的長河,漫過今天的流水,必然來自那過往的源頭;倘使那水流被污染了,那么治污的工作當然離不開發見被掩埋的源頭。也就是說,要再造新世界,必得正本清源,必得復原被各種因素清理、抹除的歷史記憶。而語言“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它記載了一個民族在各個歷史片斷中的豐富生活經驗,語言文字對考掘歷史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么?”有意思的是,近代以降的學者,取回溯的姿態在歷史情境中發見思想、文化資源時,往往提到那個流水的比喻和新與舊的辯證統一,比如周作人將現代散文的源頭上溯到明末公安派文學時,說:“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 《留學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斷然否定官方辦學的功效:“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我的平生與辦事方法》中直言批評孔子教育弟子,“總是依人作嫁,*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這里,對民間私學傳統的維護和對讀書人依傍權勢的批判(“他的志氣,豈不是一日短一日嗎?”)——二者固然出于章太炎對求學導致“熱中于富貴利祿”的反感。但我以為這也同他重視復原歷史記憶的觀點一致,因為官方辦學和學術獨立的損傷,*容易使得歷史經驗被刪改! 【C上,在章太炎看來,文字是文化的血脈,它為民族認同提供了一張重要的身份證;同時,文字對接古今,正可復現被壓抑的歷史記憶。而此二者正是現代民族國家奠基的重要基石。從探討文字新舊出發,章太炎的思考匯入到宏大的國族話語建構中! ∠喾,那種工具論的語言觀,似乎抹除了章太炎在語言文字上的抱負,凸顯其工具色彩。其實這種淡化反而強調的是另一種意識形態:以便利與否判決文字高下,“便利”隱喻著進步,從文字的革故鼎新自然可以過渡到文化的新陳代謝,由低級向高級進化。這顯然為章太炎所不取。《〈新方言〉后序》中,好友劉師培揭示章太炎文字研究的寄托,一語中的:“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劉師培如此透徹理解章太炎的戛戛苦心,真可謂知己! ≈档靡惶岬氖牵瑒熍嘣谡Z言文字上的觀點,極為復雜。1903年,劉師培作《中國文字流弊論》,將“字形遞變而舊意不可考”、“一字數義而丐詞生”、“假借多而本意失”、“數字一義”、“點畫之繁”作為中國文字的弊端。進而提出兩種補救之法:一是“宜用俗語”,“致弊之原因,由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無不以為勝于今人”;二是“造新字”,“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無一確者”,“今欲矯此弊,莫若于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這樣建基于工具論的文字觀,顯然走在與章太炎立論迥異的理路上。尤其這“于中國文字之外”另造新字的主張,聯系到劉師培無政府主義思想,那么從另造新字到采用“普及全球”的萬國新語,這背后截斷本根,趨向世界大同,默認西方現代性的“文字進化觀”清晰可見,這與揭示“太炎之志”的劉師培真是判若兩人!然而到了1908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上作《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責時人“妄造音母”,“其識尤謬”,并申述漢字“文字繁減,足窺治化之淺深,而中土之文以形為綱,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狀況,昭然畢呈”,“顧形思義,可以窮原始社會之形”,“世界抱闡發國光之志者,尚其從事于茲乎!”此番言論,真可視為“太炎之志”的翻版。劉師培這個例子,是思想本身的對峙、分裂也罷,是觀念的發展、更迭也罷(不可忽視章太炎對其的影響),足以說明西潮東侵時,中國讀書人在語言文字觀,進而在應對西方現代性的大規模展開時,其心靈世界的內在沖突與緊張。 下篇:章太炎語言文字觀同“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重合與分殊 一、“文言合一”與“博考方言” 章太炎與白話文運動諸人“文言合一”的倡導,皆導源于“聲音中心主義”。章太炎說:“夫字失其音,則熒魂喪而精氣萎,形體雖存,徒糟粕也,義訓雖在,猶盲動也!。堅持聲音中心主義的立場,即在口頭語言與書寫文字二者的關系中強調以語言為本,故章太炎主張以語體行文以使言文一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引領風騷的錢玄同,即深受老師章太炎上述論點的啟發,在為《嘗試集》作序時,錢玄同說:“我現在想: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為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嘴里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表這個聲音的記號,斷沒有手下寫的記號,和嘴里說的聲音不相同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像那‘盤庚’、‘大誥’,后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學,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既然文言不過是先人日常使用的白話,那么既無必要看輕白話,更沒必要抬高文言。 “中華的字形,無論虛字實字,都跟著字音轉變,便該永遠是‘言文一致’的了”,而“二千年來”,之所以“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的遠”,完全是人為造成,一是“給那些獨夫民賊弄壞的”,二是“給那些文妖弄壞的”,故而言文一致才是歷史發展的正道。從聲音中心主義的堅持,到溯源出一個言文合一的古典時代,再到現實中言文合一的倡導,章太炎的理論客觀上為白話文運動奠定了歷史的合法性,盡管這也許原非他主觀意旨。 目的相同,但所取用的理論規劃與方案卻各異,下面分兩項粗略描述章太炎的觀點,并見出他與白話文運動的某些殊途! 。ㄒ唬┛季蚺f有作為開新資源。在章太炎看來,語言文字記錄著本民族的歷史,它并未死亡,依然制約著今天的生活。而胡適等人文學革新的主要利器——所謂白話詩,原非劈空造出,《國學概論》中的這個例子,章太炎經常取用: 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 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 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薄 ∧菚r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掉,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 “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 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 始祖罷! ≌Z雖調笑,但白話“古代也曾有過”的論斷卻乃章太炎素所秉持。正因為他將白話視為語言流變的自然產物,否認其橫空出世與西方血緣,“古今語言,雖遞相嬗代,未有不歸其宗,故今語猶古語也”,所以開新之法在于返本:“本之古音,以為綱紀,而下尋其品目,化聲雖繁,可執簡而馭也”! 】加喤f有的語言資源,求出正音,以便統一語音,推行國語——這樣一番推本溯源的功夫,無論在工程實施上的浩繁還是精神特質上的復古,都不合于白話文運動。胡適認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的話語,工具的破舊不堪與思想的日新月異之間愈益顯出的分裂,催逼著時人“隨時造詞”,“所造的詞多半是現代生活里邊的事物;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產;因而我們造詞的方法,不得不隨西洋語言的習慣,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對于“新事新物,逐漸增多,必須增造新字,才得應用”的說法,章太炎雖然以為“這自然是*要”,方法卻是“但非略通小學,造出字來,必定不合六書規則。至于和合兩字,造成一個名詞,若非深通小學的人,總是不能妥當”!半S西洋語言的習慣”與“深通小學”——二者旨趣迥異,可見一斑。其實對于那種抱怨工具破舊、不堪使用的言論,章太炎也是不以為然的,他分明有如下質疑:“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么?” 對于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文字,傅斯年是大加討伐的,他明確將“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生活的社會里”作為“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中“*禍害”的兩條之一;而章太炎偏偏要在這樣“笨重的文字”、“阻礙物”中考訂正音。另外,傅斯年提出鑄造“精純的國語”,方法在于“留神自己和別人的說話”,這一立足當下的立場又與章太炎“本之古音,以為綱紀”的返本態度大相徑庭。進而,在上述“增造新字”須得“深通小學”的主張后,有一段揭橥太炎寄托的文字:“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备邓鼓陝t針鋒相對:“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嗎?我答道,是的,我實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僅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個方便”,“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時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的社會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哼!這是國粹!這要保存!好個萬國無雙的美備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章太炎這一“孤行己意”的苦心,在近三十年后的特殊歷史時刻,得到了一位新文化運動主將的“歷史的回應”,胡適在1936年坦陳: 當然我們希望將來我們能做到全國的人都能認識一種公同的音標文字。 但在這個我們的國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時候……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語、 漢字、國語文這三樣東西”來做聯絡整個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 其實只是“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絡全國南北 東西和海內海外的中國民族的唯一工具。 ……
新書--述而批評叢書:寫在文學史邊上 作者簡介
金理,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著有《從蘭社到》《青春夢與文學記憶》《同時代的見證》等,獲“2012年度青年批評家”、上海2014年度“社科新人”、第五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入選“上海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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