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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2263081
- 條形碼：9787562263081 ; 978-7-5622-6308-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 內容簡介
《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收錄的17篇論文以商人團體十分活躍、經濟社會發展在全國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上海為考察重心，對20世紀初期中國商人團體的制度變遷歷程及其方式、組織制度功能的轉化和政治參與行為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充分說明了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的緊密聯系。
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 目錄
總序
自序
近代中國行會到同業公會的制度變遷歷程及其方式
論近代中國行業組織制度功能的轉化
近代中國工商同業公會制度的現代性芻論
民國時期工商同業公會政治參與行為的實證分析——以民初
上海工商同業公會為考察重點
國民責任意識與上海中小商人團體力量的集結——以20世紀
20年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重點
五四運動與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興起
抗捐與爭權：市民權運動與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組織生態
20世紀20年代上海商業街區的基層選舉——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中心
行小善：近代商人與城市街區慈善公益事業——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討論中心
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上海銅元危機及其應對——以馬路商界聯合會為討論中心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
華盛頓會議前后的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
五州運動中的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
街緣、鄉緣與民族意識：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喬楊案”抗爭的
多重驅動——兼論近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與同鄉會的關系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賄選運動——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中心
商販之死后的抗爭——以1926年“陳阿堂案”為分析中心
自序
近代中國行會到同業公會的制度變遷歷程及其方式
論近代中國行業組織制度功能的轉化
近代中國工商同業公會制度的現代性芻論
民國時期工商同業公會政治參與行為的實證分析——以民初
上海工商同業公會為考察重點
國民責任意識與上海中小商人團體力量的集結——以20世紀
20年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重點
五四運動與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興起
抗捐與爭權：市民權運動與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興起
20世紀20年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的組織生態
20世紀20年代上海商業街區的基層選舉——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中心
行小善：近代商人與城市街區慈善公益事業——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討論中心
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上海銅元危機及其應對——以馬路商界聯合會為討論中心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
華盛頓會議前后的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
五州運動中的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
街緣、鄉緣與民族意識：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喬楊案”抗爭的
多重驅動——兼論近代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與同鄉會的關系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賄選運動——以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為分析中心
商販之死后的抗爭——以1926年“陳阿堂案”為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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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 節選
5月中旬，南北和談代表辭職，和議停頓，商業公團聯合會召集臨時會議討論挽救辦法，會議決定推舉虞洽卿、鄒靜齋、湯節之、張讓三四人前往挽留，并致電北政府，希望：“以民意為重，迅令朱總代表回滬重開和議，以安人心，而維大局。”①5月下旬，上海61校學生鑒于外交失敗、內戰將起而罷課，商業公團聯合會61公團再次致電北京，要求政府“俯從商學界之公意，所有屢次請求各端，萬望立即施行，速令總分代表回滬和議，庶幾國家命脈尚有一線生機”⑦。 1920年7月，就在直系與皖系混戰硝煙未散之際，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通告全國各界，表達商人對時局的態度，在這份緊要通電中，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提出了七大主張，即“根據合法之選舉法，限期成立第二屆國會”；“廢除中日間一切密約”；“請查國家財政”；“懲辦安福罪魁”；“實行廢督裁兵”；“恢復地方自治”；“遷移北京清室”等，他們寄希望于直系，“既以民治主義，宣言于眾，則戰勝之日，即諸公履行宣言之時”③。其實，所謂“民治主義”只不過是吳佩孚興師的障眼法而已，所謂“履行宣言”之類的美好愿望只不過是商業團體的一廂情愿，但通電仍表示了商人對波譎云詭的政局的高度關切。 為促進國民大會的實現，全國煙酒聯合會、上海紙業公所、廣肇公所、寧波同鄉會等團體于8月16日發起國民大會策進會，以廣肇公所為事務所，在致上海各團體函中，聲稱“發起國民大會策進會，其‘宗旨’在策勵國民，以自動的精神，進行國民大會；其‘目的’在一方促進國人發表意見，一方濟國民之趨于一致，使國民大會得早日實現，實現后本會即行取消；其‘范圍’在不使武人、官僚、議員、政客混跡于本會，致國民大會非產生于純粹之民意”④。8月21日，國民大會策進會召開成立大會，到會人數達一千數百人，加入大會各團體共114個，其中各工商同業組織21個，其余多數為各路商界聯合會組織⑤，商入團體在國民大會策進會中起著主導作用。 在地方機構裁撤與人事任免中，同業公會也試圖施加自己的影響。1920年7月，北京政府發布總統令，將“松滬護軍使一缺著即裁撤，改設松滬鎮守使”，同時調任何豐林為松滬鎮守使。由于鎮守使職權大大縮小，“客軍既不歸統轄，警隊又未便指揮，萬一地方有事，貽誤地方匪輕”，這必將影響到與商業密切相關的地方治安形勢，于是，上海十六個工商團體聯名致電北京政府，以“地方治安與商業有密切關系，用敢披瀝上陳，伏乞大總統俯順輿情，準將松滬護軍使一缺暫緩裁撤，以維現狀”①。同年7月，滬上中西各報登載北京政府欲起用張勛為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的消息，各商業公會“曷勝駭異”，由商業公會聯合會分電北京中央政府及南京李督軍，反映商人的心聲和愿望，“商民等履霜堅冰，深恐一經起用，據有兵權，復辟陰謀，死灰復燃。……務望諸公本民治之宣言，保共和于勿替，勿違民意，貽笑鄰邦”②。 ……
中國近代商人團體與經濟社會變遷 作者簡介
彭南生，1963年10月生，湖北省武漢市人，現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享受國務院政府專家津貼。1985年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先后在職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98年9月至2000年11月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亞聯董”訪問學人。長期在華中師范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出版專著《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半工業化：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7年版），在境內外權威及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學術評論等共70余篇。獲2000年全國高等學校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多次獲湖北省人民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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