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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論-現代化叢書：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版權信息
- ISBN：9787807078579
- 條形碼：9787807078579 ; 978-7-80707-857-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論-現代化叢書：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內容簡介
本書1934年初版，是較早對新文化運動的系統研究，見解基本持平，出版初期頗有影響，后來卻長期受到學界忽視。作者以清晰的條理、客觀的態度探討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文化態勢，對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實驗主義思潮、疑古思潮、國故整理運動、馬克思唯物辯證思想、人生觀論戰、東西文化的論戰、社會史論戰等重要思想運動，做了審慎精到的研究，對今人認識和研究新文化運動不無啟發和借鑒意義。
西論-現代化叢書：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目錄
序
自序
上篇
**章 緒論
第二章 社會的變革和思想的轉變
第三章 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第四章 實驗主義以及其他
第五章 疑古思潮的澎湃
第六章 國故整理與其批評
第七章 唯物的辯證法
下篇
第八章 引言
第九章 人生觀的論戰
第十章 東西文化的討論
第十一章 文藝的論戰
第十二章 政治問題的討論
第十三章 社會史的論戰
第十四章 結論
附錄 歷史記憶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
編后記
自序
上篇
**章 緒論
第二章 社會的變革和思想的轉變
第三章 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第四章 實驗主義以及其他
第五章 疑古思潮的澎湃
第六章 國故整理與其批評
第七章 唯物的辯證法
下篇
第八章 引言
第九章 人生觀的論戰
第十章 東西文化的討論
第十一章 文藝的論戰
第十二章 政治問題的討論
第十三章 社會史的論戰
第十四章 結論
附錄 歷史記憶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
編后記
展開全部
西論-現代化叢書：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節選
上篇
第三章 文學革命運動
和新文化運動
中國文學，自東漢提倡四六駢體以后，就未逃出過咬文嚼字的圈套。韓昌黎雖是有過一次的改革，但結果還是沒有多大的進展；兼且韓氏在文學上加了一個“師古”的口號，至使中國的文學，到了清末還是模仿古人。模仿古人，便沒有創作性，沒有生氣，在這樣“半死不活”的文學空氣中，學術思想必不會突飛猛進的，因為文學是表現思想的工具；工具不好，思想自然也大受阻礙。而且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他既用了許多工夫去模仿古人，去咬文嚼字，試問他還有多少余力去思想，去發明呢？同時他既天天沉迷在模仿的工作里，自然“模仿成性”，不肯創作了！中國學術界自秦漢以來，便沒有什么大的發展，這是一個原因。
歐洲文學傳到中國來后，中國人漸漸感覺到自己文化的缺陷，于是那些新思想家就起來提倡效法西洋。他們看見自己學術的沒有生氣，他們看見有思想的人都消磨在咬文嚼字的工夫里，他們又看見西洋語言文字合一的好處，所以就思有以改革。*先去提倡革新的，是王國維氏，梁啟超氏，譚嗣同氏等。王氏可以說是*先徹底明白文學價值之一人；他在“文以載道”風氣甚盛的時候，竟能夠以“描寫人生”做文學的目的，竟能夠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不能不算是識膽過人。后來他轉變了研究的對象，對文學改良一方面遂不能有多大貢獻。至真能影響一時，能夠做文學革命的先驅，我們就不能不推梁啟超譚嗣同諸氏了。梁氏寫文章，完全不像桐城派的古文；他自己說他寫文章——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
他不但創造一種新文體及輸人日本文的句法，他更能把戲曲小說與論記文平等相待，能夠領會文學的真精神。所以錢玄同氏說：
梁啟超先生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先生。（《胡適文存》頁三七）而且梁啟超譚嗣同等氏，又提倡過漢字改革；譚氏在他的《仁學》，更主張廢除漢字，實在是識膽過人。因一國學術的盛衰，完全是由于教育的普及與否；想求教育的普遍，非將艱深的漢字改成拼音文字不可。所以嗣同先生的主張，實在是補救時弊的良藥。戊戌政變之后，國人對于文字的問題，漸加注意。當時許多人發起了一個國語運動，研究拼音字母，創作簡字字譜，勢力頗大。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這個國語運動就大為發達：教育部更召集了一個“讀音統一會”，議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個；民國七年，教育部更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民國八年，又重新頒定注音字母次序。國語運動到了這個時間，可以說是到了全盛時期。一時有名的新思想家，如吳稚暉氏，錢玄同氏……都極力替國語運動宣傳；而且當時上下一致，對這個運動表示同情。后國語運動便漸漸衰落，到了現在便完全沉寂了。
民國五年間，在國語運動——“文字改革運動”——*興盛的時期，文學革命開始了。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有同一的目的：求文字的普遍；但文學革命運動，更進一步要打倒那“半死不活”的古文，更進一步要建設有生氣的國語文學。參加文學革命的文人學者很多：他們的領袖是胡適氏和陳獨秀氏，他們的健將有錢玄同氏，周作人氏，魯迅氏，劉復氏……
文學革命的**炮，要算胡適氏的“八不主義”的提出了。他的“八不主義”是：
（一）須言之有物——不做沒有情感，沒有思想的文章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文法——不做不合文法的文章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語俗字（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胡氏這“八不主義”一提出，有很大的影響。但胡氏的主張，不過是消極的改良。陳獨秀氏便不同了：他要甘冒全國學究之敵，去高張“文學革命”軍的大旗，提出“三大主義”：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陳氏更說他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文學革命的前軀；于是他所主編的《新青年》，更不停地提倡文學革命。
民國六年胡適博士從美國回來，就在各處演講文學革命。這個時候，他把他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的口氣，總刮作四條：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胡適文存》頁七九）
后來他又寫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用十個字來代表他們的主張。這十個字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又指出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他以為應分三步：**步是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多讀和多作白
話文學；第二步是多翻譯些西洋的文學名著來做我們的模范，使我們能夠有一種好的文學的方法；第三步是自己去創作，去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民國七年冬問，陳獨秀氏又集合同志，創辦《每周評論》，與《新青年》一同的用白話寫文章。當時國內智識階級，表同情于文學革命的日多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羅家倫氏，傅斯年氏，汪敬熙氏等，便出了一份月刊——《新潮》——來響應胡陳諸氏。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開始了。當時學生運動的團體，為了宣傳的原故，刊行無數的小報紙。這些小報紙，都是用白話文體的。同時白話的新雜志，也日多一日。這樣一來，文學革命運動的進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學生運動是促進了文學革命的成功，是不能否認的事。胡適氏也說：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于全國，這是一大關系；況且“五四”運動以后，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于新潮流，或采取歡迎的態度，或采取研究的態度，或采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
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系。（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民國九年，白話文更占優勢了。各日報多有白話文的副刊，其中*重要的是：北平《晨報》的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和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晨報》和《時事新報》，都是“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副刊和《學燈》都在近年來學術思想上有相當的貢獻。）民國九年以后，白話文更為盛行，到了現在，已成了一個白話文的世界了！
文學革命和其他的革命一樣，是遇過很多反對的。林琴南氏就是**個向文學革命提出非難了。林氏在文學革命開始的時候，就寫了一篇《論古文之不當廢》來攻擊文學革命運動；后來他又寫了《妖夢》，《荊生》等幾篇小說，來痛罵北京大學的文學革命者。他又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氏，責難文學革命派，說他們是侈為不經之談，盡反常軌：覆孔孟，鏟倫常，違忤五常，叛親滅倫……他又說他們用“土語為文學”，用“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做文章，兼且盡廢古書，實在是罪大惡極。蔡氏也就作書向他反駁。后來林氏又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斷定古文之不會燼滅，他說：
古文一道，曲高而和少，宜宗白話者之不能知也。……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辦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林氏可以算是代表保守派的*后掙扎，但這種掙扎終于失敗了。到了民國十年，文學革命運動又遇著第二個敵人——折衷派的《學衡雜志》。
學衡派的中堅人物是胡先骕氏等一班留學生，他們的宗旨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換句話說，他們主張在古文的范圍以內改良，不贊成文學革命。胡先骕氏說：
某不佞，亦曾留學外國，寢饋于英國文學，略知世界文學之源流，素懷文學改良之志，且與胡適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獨不敢為鹵莽滅裂之舉，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胡先輔《中國文學改良論》）這*能代表折衷派的意見。然而，時代的潮流已注定文學的革命，折衷派的議論也不能有多大的影響。民國十一年胡適氏在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便宣告了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他說：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
真的，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不過《學衡》遠未算反對黨的尾聲，文學革命還有它*后的敵人——章士釗的《甲寅周刊》。《甲寅周刊》在民國十四年出版，那時章士釗正在做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所以聲勢頗大。但文學革命運動已深入人心，新文學已漸漸立定基礎，已漸漸根深蒂固了；章士釗氏的*后奮斗，終不能搖動新文學絲毫。于是吳稚暉氏正式宣告舊文學的死亡，寫了一篇《友喪》，要替章氏發喪！此后文學革命運動，再沒有反對的敵人了。
在這幾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重要的運動，正如上文所說，就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范圍很廣闊，文學革命運動也不過是它的一部分。它的根本意義，就是一方面根本承認中國舊有文化的缺陷，同時提倡接受西洋的文化。所謂西洋的文化，有兩個特征：（一）科學，（二）“德謨克拉西”。在這幾十年來，中國思想界沒有一天不受“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影響；在五四運動以后，其影響更日深一日。新文化運動，就是提倡這兩件東西。
新文化運動始于戊戌維新運動的時候，但到民五才正式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當然就是文學革命運動的一班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自然也就是章士釗氏等一流人物。不過章氏等的反對，也只是曇花一現，轉瞬就幻滅了。
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思想上的*重要的事業，如文學革命，如實驗主義的提倡，如辯證法唯物論的引進……都是新文化運動范圍以內的東西。所以說：新文化運動是現代學術思想史上*重要的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反動分子如章氏等（章氏的《甲寅》雜志，也嘗做過一個時期的領導者；但到了《甲寅周刊》時代的章氏，他就成了一個反動分子。思想家趕不上時代，就不能不落后和失敗，可嘆。）雖是無能為力，但新文化運動始終遇著它的唯一敵人——折衷派的東方文化學者。折衷派的東方文化學者，有許多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后來卻轉了態度，贊揚東方舊有的文化（不過他們并不是反對新文化）。梁啟超先生就是一個例。（《新民叢報》時代的梁氏是西方文化的提倡者；但《歐游心影錄》的作者梁氏，卻變了一個東方文化學者。所以吳稚暉氏在反對梁氏提倡東方文化理論時說： “這種話頭是……二十年前梁卓如為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吳稚暉為了梁啟超張嘉森說，真算倒霉。”）五四以來，學術思想界的論戰和討論，如人生觀的論戰，東西文化的討論，政治問題的討論……都不過是東方文化學者與新文化運動者的爭辯。在這種爭論里，兩方都有充足的理由，誰勝誰敗，現在還未能預料。不過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影響之深，卻是不能否認的事；而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運動，已完全成功，同時新文化運動其他部分的日有進展，這都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了。
參考書
《胡適文存》（民十亞東出版）
《胡適文存》二集（民十三亞東出版）
《獨秀文存》（民十一亞東出版）
陳炳壟《*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民十九太平洋出版）
第四章 實驗主義及其他
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一大變革是實驗主義的引進。實驗主義的引進，可以說是中國思想走上科學大路的新紀元。
實驗主義（Pragmatism）有三個根本的要點：
**，實驗主義是一種思考的方法，一種科學的方法，一種實驗室里的方法。杜威氏論思想，把思想分作五步：（一）起于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決定哪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五）證明這種假設是真實可靠的還是謬誤的（參看《胡適文存》頁四五三一四六二）。這就是實驗室里的思想方法。
第二，實驗主義的方法論，是具有“歷史的態度”的。所謂“歷史的態度”就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研究整理，觀察它的來源，考究它的演化。這就是達爾文《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的應用。
第三，實驗主義的方法，是去探索每個問題或觀念的實際上的效果，拿這效果來解釋每個觀念，若一個觀念是真的，在實際上有什么好處呢？如果我們證明這一個觀念是真的，那一個觀念是假的，試問在實際上對人有什么差別呢？若探索不到什么好處或差別，那么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爭論，都等于廢語。所以實驗主義是很注意于實際的效果。（譯文章的人有把Pragmatism譯為“實用主義”，就是這個原故。）
因為實驗主義有這一個注意效果的特質，所以哲學到了實驗主義領袖杜威的手里，就曉得把關于來生糾結的問題掉給宗教，把關于認識作用深奧的疑難掉給心理學，而自身則全力傾注于光照人類的目標，以及調協提高人類的生活（威爾都蘭《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楊譯本頁七八九）。
杜威說：“哲學如果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變成對付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
實驗主義的方法雖是實驗室里的方法，但實驗室里所推求出來的律例，也不是絕對的，不是天經地義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牢固不拔的。這一點應要特別注意。科學的律例不過是一種*妥善的假設；等到發現了新的事實以致這個假設不能適用，或有更好的假設發現時，這個假設就不再成為律例了。這就是學術的進化。
實驗主義的中心思想，不外是上面說的三點。其所以在中國占有勢力，也就是因為這三點；其影響中國學術思想界*大的，也就是這三點了。
……
西論-現代化叢書：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作者簡介
伍啟元，生于1921年，廣東臺山人，早年畢業于滬江大學，留學英國，曾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49年后赴美。著有《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當前的物價問題》《公共政策》《美國世紀：1901-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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