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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3089567
- 條形碼：9787303089567 ; 978-7-303-08956-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本書特色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資料豐贍，考訂精細，分析嚴密，是國內研究中外史學交流同仁們的集體智慧。當今國內學界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乃至整個中外史學交流史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的出版，為此而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內容簡介
本書上篇名為“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之行程”，按若干時段，從整體上論述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下篇名為“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之例案”，選擇*具代表性的歷史學家與歷史學派作為個案，從一個側面細化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發展史。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目錄
目錄導論一、20世紀中外史學的雙重合奏／1二、史學史研究的新天地／7三、基本脈絡與發展線索／13四、學步中的一些思考／22一上編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之行程**章 20世紀初年域外史學之東傳一、國外歷史教科書的引譯／32二、文明史學的東傳／38三、蘭克史學的早期傳播／48第二章 西方史學在五四時期的中國一、異彩紛呈的西方史學被引入中國／57二、客觀主義史學的輸入與影響／61三、實驗主義史學的傳播與影響／65四、唯物史觀傳播及其影響下的社會史研究／67第三章 20至40年代的中西史學交匯 一、新的輸入途徑／70二、新的留學時尚／74三、新的理論方法／76四、新的傳播媒體／80五、新的地域特色／86第四章五六十年代蘇聯史學的輸入一、路標轉換／88二、歷史理論的深刻烙。94三、珠輝散去歸平淡／104一第五章一 當代中國學者對西方史學的研究一、走出封閉／110二、重評與引進／114三、對西方史學的綜合考察／119四、開拓與深化／124五、關于歷史哲學／129一第六章 現代國外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I)一、小引／136二、英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137三、法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141四、歐洲其他國家對中國史學的研究／144一第七章一 現代國外學者
展開全部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節選
瞿林東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是中華民族從苦難、抗爭走向勝利、振興的歷
史。在這一百年中，中國史學經歷了偉大的變革、嚴峻的考驗和深刻的反
省。這些大多與中國歷史進程相關聯，也與中國史學同外國史學的交往相
關聯。這是我們認識20世紀中國史學的基本出發點。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引進了進化論和唯物史觀，從而引起了歷史觀上
的兩次大變革。進化論的引入，產生了中國“新史學”；唯物史觀的引入，
產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新史學”是中國古代史學走向近代的里程
碑，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中國近代史學走向科學發展道路的歷史性轉折。這
兩次變革，是20世紀中國*顯著的進步，這是因為，歷史觀的變化，必然
導致人們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
20世紀中國史學還繼承和發展了18世紀乾嘉時期歷史考證學的傳統，
同時又引進和借鑒了西方19世紀蘭克史學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歷史考
證學。新歷史考證學以其“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為特點，對中國
歷史上許多具體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填補了許多空白，大大拓展了中國
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中國歷史研究內容，同時也促進了歷史學研究同考
古學研究相結合、中國學者的歷史研究同外國學者的歷史研究相結合。這
是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的重要貢獻。
不論是“新史學”、新歷史考證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它們在一
定的歷史時期，都形成了極有影響的史學思潮，都產生了重要的學術成
果，以至于都有可以傳世的名著。正是由于20世紀中國史學擁有許多名
著，使中國歷史學在厚重的優秀史學遺產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新的珍貴
品；正是由于20世紀中國史學擁有許多名著，使中國學人和廣大讀者對中
國歷史、外國歷史有了新的認識。
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于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具
有特殊意義。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同中國的社會革命、社
會建設有著天然的聯系，從而具有鮮明的實踐意義；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
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遵循和運用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是目前各種歷史觀和方
法論中*合理、*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這里僅就后一個方面，結合20
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道路，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20世紀中國史學*顯著的進步是歷史觀的進步
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史學上的歷史觀點也在不斷地發展、進
步。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歷史觀點的發展、進步發生了兩次重大
變革。一次是西方近代進化論的傳入，改變了中國人對于歷史的看法；另
一次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在更加深刻的意義上改變了中國人對
于歷史的看法。關于前者，梁啟超、顧頡剛都有論述①；關于后者，李大
釗、郭沫若、翦伯贊等也各有闡說②。由于進化論和唯物史觀的引入，尤
其是唯物史觀的引入，不僅加快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步伐，而且推動了中國
史學的科學化進程。
顧頡剛從三個方面比較了19世紀后半期同20世紀前半期中國史學發
生變化的原因：“**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第二是西洋的
新史觀的輸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顧頡剛在講到“新史觀的輸入”
時認為：“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
了新史觀輸入以后，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后世的文明遠過于古代，
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于歷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
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后，更使過
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
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⑧誠然，顧頡剛所論，也有可議之處，但他關于
“新史觀的輸入”促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的判斷，應是符
合當時中國史學實際的。
李大釗批評了“歷史的宗教的解釋”和“歷史的政治的解釋”，進而
闡明了“歷史的唯物的解釋”，認為：“這種歷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于
心的勢力，而求之于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
他批評唯物史觀以前的歷史觀“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窺其全體”，
而唯物史觀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①。唯物史觀的流行，在20世
紀二三十年代曾被許多人認可和運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
雜。翦伯贊撰寫《歷史哲學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評“對史的唯物論
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種種現象，進一步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他強調指出：“我所以特別提出歷史哲學的問題，因為無論何種研究，除
去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要依從正確的方法論，然后才能開始把握
其正確性。歷史哲學的任務，便是在從一切錯綜復雜的歷史事變中去認識
人類社會之各個歷史階段的發生、發展與轉化的規律性，沒有正確的哲學
做研究的工具，便無從下手。”②翦伯贊的這些話，同樣也反映出20世紀
前半期的中國史學界對歷史觀發展的高度重視。
當我們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思想歷程作認真考察的時候，就會發現一
個事實：20世紀中國史學*顯著的進步，是歷史觀的進步。輸入進化論，
是一大進步；輸入唯物史觀，是更大的進步。
二、唯物史觀怎樣推動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難以作出全面、正確的回答，這里講幾點膚
淺的認識。
**，唯物史觀要求研究全部歷史，也可以說是要研究整體的歷史。
一部史學史(至少是中國史學史)告訴我們，對人類社會歷史作有系統的
和整體性的研究，是從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史
學意識。當然，以往的史學，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
但是對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民族、中外關系等，作有系統、整體、
科學的把握，確是得益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啟示和指導。
第二，唯物史觀告訴人們，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因
而是有規律可循的。中國史學史上的許多先哲，著意于“通古今之變”，
不斷探討社會治亂之“理”、朝代存亡之“勢”，努力解釋“勢”與“理”
之中存在的“道”，即社會歷史演變的法則與常規，其意頗近于后世人們
所說的規律。故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為史”①。盡管
中國學人在這方面作了許多可貴的探索，也有豐富的思想積累，然而在馬
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以前，我們的先人們在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
是停留在樸素的階段，從而限制了人們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唯物史觀把人
類社會歷史看作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自然發展過程，揭示生產力和生產
關系的發展，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的演變、發展對社會歷史的影響，
社會歷史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點，從而揭示出入們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
方法論原則，也就使人們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成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觀要求人們用辯證的觀點和方法看待人類社會歷史的發
展，這是因為唯物史觀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密切聯系、不可分割
的。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應從
經濟領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觀同時承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
化、道德風尚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國史學上，司馬遷寫出
了《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漢書》則有《食貨志》，杜佑《通典》更
是把《食貨典》置于諸典之首等等，顯示出重視經濟生活的思想傳統。杜
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貨、職官、選舉、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之間的
關系，把古代史家關于對社會結構、國家職能的認識提到了新的高度，以
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進展都顯得緩慢，并始終
帶有樸素的色彩。唯物史觀的傳入，人們的歷史觀念在這一領域產生了質
的飛躍，經濟、政治、文化相互間的關系及其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
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釋，并在現實的歷史運動中獲得實踐的意義。今天看
來，這已經是一個常識問題了，但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上發展到這一階
段，卻是走過了漫長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觀*鮮明地提出了人民群眾對于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作
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傳統，司馬遷還寫出了《陳涉世家》
這樣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強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明清時期史學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發展，這些都是寶貴的思想遺產。但
是，這樣的思想傳統要發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階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觀
傳入中國以后才能達到的。只有到這時，中國史學界才能產生如同李大釗
的《民彝與政治》(1916年)、翦伯贊的《群眾、領袖與歷史》(1939年)
這樣的鴻文，揭示出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偉大創造作用。李大釗說得
好：“歷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緣于勢力，而勢力云者，乃以代表眾意之
故而讓諸其人之眾意總積也。是故離于眾庶則無英雄，離于眾意總積則英
雄無勢力焉。”①這是對“眾庶”和“英雄”在歷史上作用的合理解釋。誠
然，結合到歷史的具體事件來說，其情形可能千差萬別，但其根本原理，
當不超出此論的范圍。
以上這些，從幾個重要方面表明了唯物史觀是怎樣的影響著20世紀中
國的面貌，怎樣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使其朝著科學化的道路前進。
三、21世紀的中國史學怎樣運用、豐富唯物史觀
從20世紀中國史學同唯物史觀的關系來看，可以得到兩點認識：一是
2l世紀中國史學仍將同唯物史觀保持密切的聯系，后者對于前者的指導意
義仍將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更高的科學程度上運
用和豐富唯物史觀，從而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
為此，史學工作者有必要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關注四個方面的問題。
**，從嚴重教訓的陰影中走出來。如前所述，20世紀中國史學在唯
物史觀指導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在
取得成績的同時，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在運用唯物史觀時也走了不少彎
路。從學理上看，史學界對唯物史觀的認識、理解、研究，確有一個發展
過程，幼稚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從歷史條件上看，在唯物史觀與中國史
學相結合的過程中，曾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特別是政治上“左”的思
潮的干擾。上述兩種情況帶來了兩個嚴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觀簡單
化、教條化，以理論代替學術，或者把唯物史觀片面化，絕對化，以原則
代替具體研究。這兩種后果的本質是一樣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觀本身，又
阻礙了歷史科學的研究和發展。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前的那些年代，有
不同程度的反映，F在，是到了完全走出這個嚴重教訓所籠罩的陰影的時
候了。史學工作者應當像總結成就一樣，認真總結教訓，這就要求我們正
視嚴重教訓，重新學習理論，改進運用方法。
第二，進一步認識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科學價值。不論是總結成就，
還是記取教訓，都會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問題。這些基本原
理，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政治經
濟學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卡爾·馬克思》和《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提出的有關論斷。唯物史
觀基本原理的科學價值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它是一個完整的體
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用來代替這個體系。其次，它經歷
了一百多年歷史的考驗，沒有被駁倒，更沒有被人們遺忘和拋棄，這從另
一個方面有力地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它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在唯物史觀與具體的研究對象相結合的過程中，推動理論上的
創新。從史學前輩的治學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上這樣的啟示。翦伯贊
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如何處理歷史上的階級關系”、“如何處理歷史
上的民族關系”、“如何處理歷史上的國際關系”、“怎樣對待發展觀點”、
“怎樣對待全面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歷史人物”、“政治、經濟與文化”
等重大問題①，是從理論上作出了精辟的論述。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
通史綱要》和多卷本《中國通史》導論卷，對中國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
農民階級身份的分析和國家職能的認識，對人、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地
理環境與社會發展關系的認識等，都是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提出
的新的結論。在這方面，中國史學界還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事實證
明，唯物史觀不會窒息人們的創造力，而是要人們去發現這種創造的方法
和途徑。
第四，運用唯物史觀，要有氣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論和方法的
雅量與勇氣。這是從以往史學發展中總結出來的一條教訓，也是從二十多
年來中國史學發展中總結出來的一條經驗。遵循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不
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論和方法；相反，對于那些有益的理論和方
法，應當予以吸收。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觀在同各種理論和方法
的比較中顯示自身的特點和活力，一方面也使歷史研究工作具有廣闊的視
野和豐富的內容。
21世紀的中國史學，面臨許多新的問題。唯物史觀仍將是幫助史學工
作者認識這些新問題的基本理論；而新的理論認識的創造和新的研究成果
的取得，需要在上述幾個方面作出艱苦的努力。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道路并不全是坦途，學術問題的復雜性和科
學探討的艱巨性決定了這一點。20世紀30年代中國理論界和史學界關于
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等問題的論戰；五六十年代關于漢民族形成、
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七八十年代
關于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以及史學方法論等問題的討論；90年代以
來，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評價和唯物史觀的科學性等問題的各種觀點
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這些史學領域中的重要問題，經過討論和辯論，
有些已獲得共識，有些在認識上已比較接近，有些則仍存在歧異。這種現
象是正常的。在學術研究中，對于那些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總是會存在
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見解、不同的闡釋，而當舊的分歧消失的時候，往往
又出現了新的分歧。在如此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發展了，學術水平
提高了，學術工作進步了。這是學術發展的規律之一。
為了推進學術討論和爭論，擴大討論和爭論的成果，“知人論世”的
歷史主義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必須遵守的原則。尊重學術史上的積
極成果，是后輩學人的本分和天職；反之，對于學術史上的積極成果持輕
薄的態度，是不足取的，因為那將走上自毀學術形象的歧路。
史學批評是保證史學之樹常青的重要手段。積極地開展史學批評是非
常必要的。批評應當是善意的，是有利于史學發展的。無原則地吹捧不是
史學批評，當頭棒喝似的指斥也不是史學批評，挖苦嘲諷同樣也不是史學
批評。史學批評應以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為出發點，以促進學術發展為歸
宿。史學批評往往又是同史學領域重大問題的討論相聯系的，因此，營造
一個良好的學術批評的氛圍，對于推進學術討論、促進史學發展是完全必
要的。在這方面，20世紀中國史學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經驗教訓。
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一再證明，加強中外史學交流，借鑒外國同行的
積極成果，是促進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外部條件。這個條件，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發揮了空前的作用：大量的外國史學成果被翻譯出來，介
紹給中國學者；中國學者也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治學、研究，把中國史學
介紹給外國同行，從而寫下了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極為活躍的一章。進入
21世紀以來，這一趨勢仍在發展，它必將有利于中外史學的進一步交流和
學術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中期，中國理論界已經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的問題，提出了中國學術應帶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0世紀八九十年
代，有些學者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設想，并
為此作了實際的努力。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產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就是馬
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過程，只是由于人們在史學活動中所具有的自覺性
各有差異，以至于走過一些彎路，出現了簡單化和教條主義的傾向，也出
現了否定中國史學優秀遺產和排斥外國史學積極成果的傾向。其實，真正
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或者說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史學，它
的本質特征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尤其是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同
中國歷史與外國歷史實際相結合，提出對于中國歷史與外國歷史合理、科
學的論述，這種論述的觀點、形式和語言應具有中國學人的風格和氣派；
而它的基本條件則必須批判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和外國史學的積極成
果；離開這個基本條件，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或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馬
克思主義史學，也就成了一句空話。20世紀的中國史學也為我們提供了這
方面的啟示。今天，當我們面對著日益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趨勢，面對著中
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勢，面對著中國史學不斷走向世界的歷史潮流，
突出中國史學的民族特點，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不是“保守”的心態，
而且是在史學上自立于世界史學之林的文化自覺意識。我們的先輩在20世
紀的中國史學領域已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生活在21世紀的中國史學工
作者應對此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始終存在著一個使史學家興奮不已的事
件，即新的歷史資料層出不窮。不論是考古學資料的不斷出土，還是文書
檔案、傳世文獻的不斷發現，以及流傳到國外的各種文獻資料的搜集、整
理等等，都給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豐富了已知的歷史內容，填補了
未知的歷史空白。記得有這樣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寫一本運用考古學資
料重現中國遠古歷史面貌的著作，可是他總下不了定稿的決心，因為每年
都會有新的重要的考古學資料被發掘出來，足以充實他的學說。這樣的例
子，在歷史學界同樣是存在的。
總之，20世紀中國史學，在新史觀、新方法、新資料的推動下，顯示
出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發展的局面。其作者之眾多，著作
之繁富，也是以往任何一個世紀的史學不能比擬的。
我們撰寫、編著《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系列》這部叢書，就是基于上
述認識而著手的。我們的宗旨在于：**，以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從不同
的視角，對20世紀中國史學作一個研究性和資料性的描述，使專業工作者
有所參考，使更多的讀者有所了解。第二，學術積累歷來是學術工作的重
要部分，昨日之學術乃是今日之學術的起點，今日之學術又是明日之學術
的開端。21世紀的中國史學，只有在充分認識了20世紀中國史學所走過
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積累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面對現
實、面對世界、面對未來，去開拓、創造新的業績。
這部叢書的各位主編和作者，對叢書各卷的籌劃、撰寫、編次，作出
了可貴的努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社長、總編及各位責任編輯，對于
史學領域學術積累工作的大力支持及辛勤勞動，使我們深為感動。在這
里，我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2007年1月15日撰訖于
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
前 言
往事如煙，20世紀已經落下帷幕，我們迎來了人類新的千禧之年。站
在新世紀的橋頭，一種“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的歷史情懷不禁
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時候，對于中國歷史科學工作者而言，回顧與總結20
世紀的中國史學，以推動未來的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這既是一種現實的呼
喚，更是一項神圣的使命。欣聞由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所瞿林東教授任總主
編的“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系列叢書”(八卷本)即將全面問世，喜悅之
情，無以言表。又蒙林東兄厚愛，囑我主持本書的編纂工作，并承乏主
編，忝列“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成員之中，共襄盛舉，吾輩學術人生之
樂事莫過于此矣。
回眸歷史，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一個多世紀以來所發生的變化，其范
圍之廣，速度之快，影響之深，真可謂是史無前例，史學文化的變革亦
然。20世紀初以來，世界史學的發展也是色彩斑斕與紛紜多變的。在這
里，新與舊交織，傳統與革新相伴，東方與西方貫通，馬克思主義史學與
西方史學對話，歷史學的運動如同歷史的運動一樣，猶如一條長河，奔騰
不息。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發生與發展的20世紀中國史學，也是一個大變革的
時代。如何以科學的眼光與求真的精神回顧與總結豐贍多變的20世紀中國
史學，是令每一位中國史學工作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見
仁見智的學術話題。不過，在這“天翻地覆”的20世紀，倘忽視了中外史
學交流的內容，那總是不完整和有缺憾的。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史證
明，不管是新思潮的萌發、新學派的誕生、新思想的出現，還是新方法的
運用，都不免與外來的思潮、學派、思想和方法相關聯，甚至有著千絲萬
縷的聯系。
且看：中外史學的直接碰撞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伊始，借助東
鄰，給我們帶來了域外史學的*初信息，并由此引發了世紀初中國的新史
學思潮；五四以來，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下，中國史學終于艱難地剝離傳統
史學的臍帶，走上了史學現代化的新途；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自俄蘇進
入，自此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曲折發展的歷史行程；30年代前后，
西方史學競相東傳，且迅速與思潮紛繁的中國史壇聯結，一時高潮迭起，
流派叢生，諸家紛起，蔚為大觀；這種高潮的余息，直至在戰火紛飛的40
年代，外來史學依然與中國史學交互錯雜，互有牽連；50年代開始了又一
次大規模的國外史學的引進，不過此次路標轉換了，前方的標識是蘇聯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新中國的“十七年史學”，恐怕很難不打上蘇聯的印記；
“文革”來臨，徹底地關上了中外史學交流的大門，中國史學在閉關鎖國
的時代條件下，正苦苦地尋求著歷史學自身的地位；改革開放的春風，迎
來了新一輪的西方史學的引進高潮，中國史學又一次與當代西方史學為
伍，帶著“新”字號各家各派的異域異說流行于學界，迄今未息……總
之，在20世紀，由于國外史學的不斷東來，于是出現了中外史學思潮匯
流、學派結盟、思想融通、方法交接等多彩多姿的史學景觀。簡言之，國
外史學的輸入，從總體上看，對促進中國歷史學家開闊視野，深化認識，
更新觀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所有這些變化都是與20世
紀之前的中國史學大異其趣的。個人以為，要回顧與總結20世紀的中國史
學，是繞不開中外史學交流的。
由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我想到了開拓史學史研究領域的問題。這
里借“前言”一角，再次強調史學史中的“影響研究”。傳統的史學史研
究，無論是中國史學史還是西方史學史，其中雖也包括有史家、史著、學
派、思潮等豐富的內容，但大都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多局限于各自史學自
身問題的研究，如研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關注的是希羅多德的
身世、他的傳世之作《歷史》、他的史學思想等，而很少從另一個視角，
即從他的史學向異域傳播及其對外界所產生的影響討論他的史學貢獻。在
我看來，倘缺少了對史家(或史著、或學派、或思潮)的史學思想向外界
傳播，為異域所接受的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那么這種史學史的
研究就不可能是較為全面和較為深刻的。上述所說，我姑且稱之為“影響
研究”，個人以為，我們的史學史研究對此是不可等閑視之的。如前述希
羅多德史學，不僅要從其史學自身探幽，而且還要從“影響研究”的角度
索微，索其史學何時外傳、外傳之途徑、外傳他國后的回響等，要同時兼
顧這兩個方面，那么我們研究得出的希羅多德史學便會比較完整、比較深
入了。研究中國史學亦然，如研究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不僅要從其
史學自身抉隱，還要從它的外傳及其在異域所發生的回應這一視角鉤沉。
總之，我們所說的史學史中的“影響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學史的研究，
不應只局限于各自史學自身的問題，還應當留出一些空間，去關注不同國
家或地區之間史學文化的相互交匯與相互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外史
學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學史中的“影響研究”。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的
詳盡史實，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F在，可以預期的是，重視史學史的影
響研究，將為未來中國的史學史研究開啟一扇新的窗戶，并有望成為史學
史研究中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由此，我們也認識到，歷史學的研究，不僅要從歷史學自身(內因)
來論證史學的發展與變化，而且還需要從事物之間的關聯(外因)來探討
史學的發展與變化。“關聯”，是研究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系，梳理它們之間
的相互交往與相互沖突的事實，探討這種相互聯系對各自發展所帶來的深
刻影響。這種相互關聯當然是影響事物變化的外部原因，成為促使事物發
生變化的一種外力。然而，在某種情況下，外力也可以成為事物發生質變
的基本原因和一種決定性的力量。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的許多事例可為
之佐證。例如，現代中國史學的若干場景的出現，往往不是內發，而更多
地歸之于外爍。事實上，對于事物轉變中的“內因”與“外因”，我們不
能持機械的與一成不變的觀點，應當看到，它們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轉化
與換位。我在這里無非是要強調，研究事物之間關聯的重要性。正如法國
年鑒學派第三代傳人勒高夫所說：新史學所代表的史學總體革新，只是在
面對馬克思主義時才遇上一些基本的問題。勒高夫之言，其實說到了研究
事物之間相互關聯的重要性。不是嗎?倘只從西方新史學自身來研究新史
學，而忽略它在發展進程中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聯，這種研究就不可能深
入透徹。但當它一旦“遇上”(關聯)馬克思主義時，新史學的“一些基
本問題”就凸現出來了。同樣的是，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不了解外國史
學尤其是20世紀的外國史學，不了解后者之東傳及其對我們所發生的影
響，那也是不行的。中外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而是相互關聯的，特別是到
了20世紀，又怎能忽略兩者之間的相互交匯與相互影響呢?
說到本書的編纂，另有如下一些說明。
關于本書結構。本書除導論外，設上編與下編，導論闡述本書題旨，
上編名為“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之行程”，共7章，按若干時段，從整體
上勾畫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發展史之概貌；下編名為“20世紀中外史學
交流之例案”，共11章，選擇若干典型個案，從局部上細化20世紀中外史
學交流發展史？傊，上編引領整體，下編細考局部，使之點面連綴，宏
觀與微觀結合，整體與局部相呼應。我提出的這一“構想”隨即得到了林
東兄的首肯，也得到了本書撰稿者的認同，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
關于本書內容。這里有兩點要說。一是本書雖名為“20世紀中外史學
交流”，其實就我們所提供的內容來看，還是有缺陷的。文化的交流總是
雙向的，在學術文化交流史上，不只是“西學東漸”，也有“東學西漸”，
這在中外史學交流史中不乏先例，如古代中國史學對朝鮮、日本和越南史
學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化與古典史學對18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的影響。
不能否認，即使到了20世紀，中國史學對西方史學也曾發生或正在發生著
影響。對此，*初曾構想請海外學者撰寫有關文章，專論中國史學輸入西
方及其在20世紀的回響，但終未能如愿。幸好在國外訪學多年的朱政惠教
授，為本書撰寫了“現代國外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或可稍稍彌補本
書只是單向的外國史學入華的缺陷，至于其他遺漏，只好留待來日彌
補了。
另一是本書在1949年以后，主要內容是大陸學界的情況，這部分是歸
之于材料方面的原因。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與外界的隔絕，
也包括與臺港澳地區的隔絕，就我個人而言，直至1998年6月應邀赴臺出
席“海峽兩岸史學史學術研討會”時，才對臺灣學界史學史研究的情況開
始有所了解。然而必須指出，臺港澳地區以及海外華裔學者，由于獨特的
地域優勢與語言優勢，他們在中外史學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他們的相關學術成果也應攝納(當然也偶有涉及)，但由于本書交
稿日近，于是在這方面就留下了空缺，甚覺遺憾。
關于本書作者群。按傳統的輩分依次為：李長林，湖南師范大學教
授；張廣智，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政惠，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鄔國義，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勇，淮北煤炭
師范學院教授；梁民愫，江西師范大學教授；李孝遷，華東師范大學博
士，華東師范大學任教；易蘭，復旦大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任教。這是
一個老中青三代、于中外史學各有所長的作者群體。在現代學術分工日益
精細的情況下，各人都堅守自己的“世襲領地”，如研習西方史學而不諳
中國史學，只知希羅多德，而不知司馬遷，反之亦然。不過，本書作者
群，有的精于中國史學，有的專攻西方史學，正可互補；行文風格，有的
長于思辨，有的善于考訂，亦可互助。總之，集各人之所長，互補互助，
兼容并存，匯于本書，這一點卻是很令我滿意的？赡苡捎跁r間與聯絡不
暢的原因，大陸學人中于此很有研究的一些學者未能盡列其中，亦為
憾事。
說真的，我名為“主編”，實際上如羅志田所說，是一位“學術協調
人”(an academic coordinator)，起一種居間聯絡的作用。我的職責是，與
李勇同志一起認認真真地“編”(我們也是作者隊伍中的一員)，力求尊重
原稿，不做什么“通稿”之類的事(由此也可能帶來一些重復)，盡量保
持每位作者的個性特色，鑒于本書之體例，只不過在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技
術上的處理。
行文至此，已是滬上人家的掌燈時分。推窗遠眺，冬日的都市，細雨
霏霏，寒氣襲人，只見遠處高架道上車輛頭尾相接，踟躕不前；近處，行
者聯翩，步履急匆匆，風雨夜歸人……由此，我想到了行路之艱難，又頓
然聯想到學術之途的艱辛。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乃至整個中外史學交流
史的研究，還處在學步階段，任重而道遠，要取得一點進步，唯有我們不
懈與艱苦的努力。
張廣智
2007年1月于復旦大學書馨公寓
第八章
梁啟超新史學思想探源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發表的新史學諸文，如他所標示的“史界革命”
那樣，其思想的穿透力與造成的震撼，無與倫比。然而，當1929年梁氏逝
世不久，彬彬(徐彬)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梁啟超曾參合日本學者的著
作，“梁氏*著名之《新史學》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多以日
人所著為藍本……此固傳譯介紹，不同剽竊，且獨擅之文格，亦有潤色之
功能也。”①可見蓋棺仍難定論，或者說尚有探討、深化的余地。不過，文
中并沒有明示梁氏藍本所出，究難坐實此說，而梁本人也未談及具體來
源，這方面的情況又十分復雜，因此，關于梁啟超與日本學術資源中介，
包括與浮田和民《史學原論》等的關系，仍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自然，這種研討既不能浮泛而論，需要縝密的實證，同時也不能將其局限
或僅歸之于一書一人，而是要拓展視域，放大范圍，才能做出比較準確的
研判。
一、《史學原論》及諸種中譯本
浮田和民(1859—1946)是日本著名的政論家和歷史學家。出生于日
本九州熊本藩藩士之家。幼名栗田龜雄，早年在其家鄉熊本洋學校學習，
后入同志社英學校。1879年畢業后在《六和雜志》任職。自明治十九年至
三十年(1986—1897)一直在同志社擔任教職。先任同志社政法學校講
師，期間于1892年至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學習政治學與歷史學，受到西方
近代學術思想的熏陶和科學方法的訓I練。兩年后歸國，任同志社大學教
授。1897年后，就任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講師，講授西洋
史、政治學和社會學等課程，次年聘為教授。先后歷任東京高等師范學校
教授、早稻田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等職。期間長期擔任大日本文明協會
編集長(1909—1927)以及《太陽》雜志主筆，宣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學
說，被視為英美派政治學的代表人物。其一生著述甚豐，撰有《政治學
史》《政治原論》《社會學講義》《政治道德論》《倫理學講義》《新道德論》
《國民教育論》《倫理的帝國主義》和《西洋上古史》(中譯為《西史通
釋》)《西洋中近世史》《史學原論》等著作。①譯作有弗蘭科·古德諾
(Frank J．Goodnow)著《比較行政法》、高爾（G．D．H．Cole)著《產
業自治論》等。
《史學原論》和《西洋上古史》等均是他為東京專門學校編寫的教材。
《史學原論》又名《史學通論》，是一部講述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的著述。
全書約4萬余字，計分8章，分述歷史學的性質、范圍、定義、價值，以
及歷史與國家、地理、人種等之關系，歷史大勢及研究方法。從日本國會
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現存的幾種日文本來看，東京專門學校藏版的
《史學原論》，封面署“講師浮田和民講述”；后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出版
的《史學原論》一種，署“浮田和民述”。另一種稍晚些的東京專門學校
藏版的《史學通論》，封面署“浮田和民講述”。②可知當時尚是大學文學
科的講義，未正式公開出版，但已在社會上流傳，被稱為“講義錄本”。
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與坪井九馬三所著的《史學研究法》，在日本史學
界均甚有影響。
關于此書著述與*初出版的時間，幾種日文本均沒有注明。楊鴻烈在
其所著《史學通論》中，著錄為“浮田和民《史學原論》，明治三十年
(光緒二十三年)”，①也即1897年。楊氏此說未出所據。但根據此書的有
關內容，此說并不確切·。此外還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說法。如石川禎浩稱兩
書“據認為同為1898年前后出版”，為“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第二期一年
級講義錄”。②因缺乏比較確鑿的證據，故說得比較謹慎。有一種東京專門
學校藏版的《史學原論》封面署“講師浮田和民講述”，似乎可說明其著
述于1897年。但據筆者研讀查核，發現此書第七章《歷史上之大勢》曾述
及“例如北美合眾國之因古巴島事件而與西班牙構爭”之事，這里所說
“古巴島事件”也即“緬因”號事件。1898年4月，美國以停泊在西班牙
殖民地古巴首府哈瓦那港巡洋艦“緬因”號被炸，正式向西班牙宣戰，進
攻西屬殖民地，由此爆發了美西戰爭。后西班牙戰敗，于當年12月簽訂
《巴黎條約》，美國奪取菲律賓、關島和波多黎各等地，西班牙承認古巴獨
立，實際上成為美國的勢力范圍。由此可證， 《史學原論》的著述必在
1898年4月之后，書中還說到兩國開戰后歐洲、美洲諸國的不同態度，并
稱“客歲美西之戰，美軍征略菲律賓群島，則泰西文明越美洲而達東
洋”。③故該書著述出版當在1899年。
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 作者簡介
p>主編簡介
張廣智，1939年9月生，江蘇海
門人。1964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
史系本科，1967年復旦大學歷史
系西方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
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
生導師，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室主任，兼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
學院特聘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
為西方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史，
兼及世界古代史和世界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克麗奧之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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