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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過本商品的人還買了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版權信息
- ISBN：780195734
- 條形碼：9787801957344 ; 978-7-80195-734-4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本書特色
本書通過工作流動這個主題,重點分析了跨國公司的流動對中、美、印等國工人帶來的沖擊、困惑和挑戰。本書的作者指出,中國目前在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時,也面臨著潛在的風險---資本的逐利性使跨國公司會繼續轉移他們的工作崗位。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內容簡介
本書闡述了技術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前景，從而說明這個世界看起來是平的。但實際上，這個世界仍就是不平坦的。本書作者認為，在全球化大環境下，資源、技術、工作崗位在快速流動力的同時，也給中美兩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無論是國家經濟的發展還是個人的生計問題。而這個問題非技術因素所能控制，它需要更多人的關注，而非聽之任之。作者通過對東部沿海城市的考察與采訪，詳細地記錄了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目錄
前言打開中國貿易的大門中國成為美國政治游戲的替罪羊中國缺少民工？探求工作外包背后的秘密一 走向上海外包的昨天與今天美國公眾與跨國公司的博弈上海的兩種城市景象要么本地化，要么滅亡上海：從工業中心到金融知心的變身二 暗戰上海三 上海的新一代四 塔塔先生進城五 聚焦蘇州六 走向西部七 從臺灣流向大陸
展開全部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節選
與致謝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盡可能在受訪者所在地采訪他們，而不假
／FL．定我已知道他們如何以及為何去的那里。盡管我已經觀察中國多
年，然而我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容易受成
見的影響。我采訪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說法，但我并不怕以更具分析性的
方法來解釋我聽到的信息。中國的經濟轉型在經濟文明歷史中是如此迷
人的篇章，以至于記錄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將會讓人覺得做了許多，
不管是好是壞。
如不另作說明，所有引述都來源于我與受訪者的私人交談。為保護
受訪者的隱私，書中更改了許多受訪者的姓名及部分人的身份。在引用
中國人的姓名時，我尊重了受訪者的意見——如有時使用其英文名，對
居住在西方國家的人士。則將姓氏放在后面。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有幸得到許多朋友和同事的幫助。上海大
學的王小明(音)和王月華(音)給予了我很多的幫助，我們促膝交談
了許多。對于他們在我攜家人居住在汾陽路期間提供的慷慨幫助，我只
能期待來日回報。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李義華(音)在寫作上給了我很大
的啟發，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豐震(音)等人，以及臺灣新竹“清
華大學”的陳寬興(音)等人。
感謝我女兒所在幼兒園的老師；上海的瑪麗·加勒、羅布-克利弗、
理查德·麥格雷戈、凱斯·卡明等也都是我要感謝的人。我同時還要感
謝上海美國商會的官員和員工們。
我非常感謝長期飽受我折磨的語言老師，他們是紐約的肖小嬌
(音)、田田(音)和上海的張老師。
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提供的津貼幫助我支付了部分研究費用。艾利
森·雷迪克、馬塞洛·彭哈、西比爾·庫克西在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紐約大學美國研究計劃的阿莉莎-赫伯恩和馬達拉·希萊爾給予了我堅
實的支持。
我在紐約大學的同事張旭東(音)、哈里·奧若特、安杰拉·齊托和
道格·格恩里提供了重要的建議和幫助。
本書的終稿采納了3位杰出的區域專家李靜君、翁愛華、白露的大
量意見，他們在百忙之中熱心地審閱了全文。人類學大師米切爾·丹尼
爾也慷慨地仔細審閱了初稿。
*大的功勞應該歸功于我的合作伙伴瑪格麗特·格雷。在我們共同
待在上海的期間，她經常被我的文章弄得云山霧罩，在通讀所有手稿之
后才得以理清來龍去脈。事實證明，她比我理解得更透徹，本書終稿在
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她的仔細編輯。
本書的*終出版應當感謝我的編輯維基·威爾遜，是她指導我如何
完成任務；感謝我的文稿代理人埃莉絲·切尼，她已經知道怎么督促我。
我在上海進行研究時，我的母親瓊在蘇格蘭去世了。特以本書紀念
她對我的養育之恩和她對生活的熱愛。
前言
在人人都在談論中國的快速發展，而東方威脅論也再次成為坊間
議論的話題。對美國鷹派政治家來說，這是一種軍事威脅；對環
保主義者來說，這將對全球能源供給和其他自然資源造成高昂代價；對
國家決策者來說，這種威脅則表現為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失衡，
或意味著中國開始接管其他國家資產；而對于那些在工業或服務業領域
從業的人員來說，則意味著就業機會流向海外，他們的生計問題已經拉
響了警報。一個多世紀以來，危言聳聽者一直在制造“黃色威脅”之類
的恐慌，而*近這種思潮的復蘇則表明反華情結的殘余還遠未消散。盡
管他們通常是杞人憂天，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廣泛關注卻并非毫無意義。
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轉型造成的直接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對零售商品
和汽油的價格、工作場所的工作保障、房屋抵押貸款的利率，以及孩子
們的事業前景等方面。
但是，如果說這種驚人的增長速度是一種威脅的話，卻并不是因為
中國政府對其工業擴張心存邪惡野心。正如本書所述，問題的實質在于，
中國正在形成全球自由貿易經濟中*大且*具侵蝕力的海外勞工市場。
十余年來，它充當了繁育低薪出口行業海外投資的溫床，這些行業只追
求原利潤而忽視了任何與利潤無關的原則。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要詳細闡
述的，在過去幾年里，投資者已將目標轉向價值鏈的更高處，期待著從
技術驅動的生產和白領服務中獲取相當的海外收益。越來越多的投資者
是從制訂有更嚴格的勞工和環境標準的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工作和資本的
跨國公司。由于中國暫時缺乏有技術的工人，這些公司發現已難以招募
到勝任這些新的高價值工作的員工。公司管理人員無法留住經驗豐富的
工程師、項目經理和其他專業人才，因此工資暴漲和跳槽現象已經成為
一種地方病。但是，盡管工作條件毫無疑問要好于那些低工資水平的出
口行業，但勞資關系并沒有些許區別。無論是技術還是非技術類的工作
場所，均存在這樣一種風氣：即雇員和雇主之間相互不信任和不忠誠。
員工隊伍長期處于不斷更迭的不穩定狀態，他們面臨企業搬遷到更廉價
地方的危機所帶來的高強度的壓力，以及投資者工廠所在地區的經濟和
社會缺乏安全保障等問題。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同樣有非常類似的情況。那為什么中
國問題卻這么令人擔憂呢?答案不僅僅在于其龐大的經營規模，還在于
其全方位的輻射效應。中國正在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它吸引著行
業領軍企業*高層次的投資——如產品設計和革新。這種發展*顯著的
表現就是，僅在2002-2004年兩年間，在中國的國外投資的研發中心就
從200家增加到600家。在像通用電氣公司(GE)、微軟公司(Microsoft)、
霍尼韋爾公司(Honeywell)、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愛立信(E卜
icsson)、拜耳公司(Bayer)或通用汽車公司(GM)等全球領先公司的
帶領下，全球各行業公司紛紛向中國進行投資。①
沒有任何一個正在走向工業化的國家像中國一樣，能夠在吸納生產
鏈低端工作的同時躋身高端領域。發達國家的決策者們擔心高端工作和
資本的流失，但問題遠大于此？刂普麄范圍——從*底層的組裝平臺
工作到觸到工業與服務領域的更高層次，這使制定任何國家都從未能實
現的員工標準的全球規范成為可能。鑒于中國外資私營企業長期以來無
視職業安全和工作場所權利的事實，這種規范無疑將危及各個地方的生
計穩定。
讓我們再次確認這并不是中國政府有意造成的威脅。如果中國不提
供集統一領導、廉價和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以及投資優惠政策等于一體的
當前*有利可圖的綜合環境，其他國家也會這樣做。盡管這種環境沒有
政府的配合就不可能存在，但主要受益者卻是跨國公司。他們在環境逐
步正；倪^程中受益，而在這種環境中，就業機會與資本可隨時轉移
且不受任何懲罰。如果公司不受一致標準和責任的約束——并且海外自
由貿易的工作實際也不要求其中任何一項，則世界任何角落的普通民眾
將會喪失其對自身及其群體未來的控制權。
我們只是剛剛開始意識到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復興將如何影響我們的
生活。對于這種相互交織的命運的意識，完全可歸因于在自由貿易旗號
下發展的歷程中所受到的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但是我們能夠完全分清孰
得孰失嗎?我們是應當根據世界各國已發生的事實(通常是災難性的)
來評估現在的自由貿易政策，還是應當按照其推崇者所堅持的，經過長
期等待之后再做判斷呢?對于這些問題，許多紙上談兵的批評家都有他
們自己的看法。而進行實地考察研究卻沒那么容易，尤其是在中國這個
即將通過國外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世界上*大的國民
經濟實體中。
本書正是關于此類研究的。其基礎是對長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海(中
國發展*快的區域)，臺灣地區以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外資企業管理
人員及其技術員工進行實地采訪。我訪問過其工廠設施的那些公司都是
負責從其本土引進技術并進行轉移的公司。我發現，中國的員工對他們
在東亞、歐盟和美國的同行們所遭遇的命運感到害怕，而且其中大多數
人都認為當投資者繼續尋求更廉價和更弱勢的勞動力時，他們也將面臨
同樣的命運。他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目前的雇主，那些雇主都是仿效其
外國老板到處流動的方式，而沒有人會考慮如何去解決當下的問題。
在這些工廠和辦公室，我發現這些熟練的員工能夠透徹地分析全球
生產鏈的運作方式。他們明白自身所處的地位，但并不總是了解老板是
如何管理他們，使其與其他地區的同行們相互競爭的。由于他們之間缺
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也從不注意與其他地區同行進行團結協作，因此在
任何情況下，他們都無法有效改變這種狀況。在中國的私營企業領域，
這些工作場所仍然是一種新鮮事物，因此在上海看到類似臺北、新加坡、
倫敦、圣保羅和圣何塞等地所面臨的同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和焦慮，真
可謂是一種悲劇。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工作時間都變得越來越長并且強
，度變得越來越大。
我的調查結論不同于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結
論，他或許是提倡完全自由貿易的*著名的記者。他*近的著作《世界
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同時分析了離岸外包②對中國和印度經濟
振興的貢獻。他曾數次訪問上述國家。在弗里德曼看來，對跨國公司放
寬限制的行為是合理的，除了讓新興經濟發展國家的工人與發達國家工
人之間展開你死我活的競爭外，別無選擇。正如他對他的女兒們所說：
“我給她們的忠告非常簡單。女兒們，小時候我的父母常對我說：‘湯姆，
好好吃飯。中國和印度的人們還在挨餓呢。’我對我的女兒們說：‘女兒們，
好好完成家庭作業。中國和印度的人們正渴望搶奪你們的工作呢。”’③
弗里德曼希望我們深入思考他和他父母的評論之間的差別。但是更引人
注目的是變化竟然如此之少。在兩種情況下，都是關于北半球的富人們
為何必須壟斷資源(食物或知識)，以免南半球那些更不幸的人們將其
搶走。
弗里德曼的“平坦的世界”為你死我活的競爭所主宰。如果發展中
國家的工人獲勝，則他的女兒及其同伴們就將失敗。唯一的選擇是適應
自由貿易規則。這些規則被明文書寫出來以充分利用兩個半球人們之間
的相互不信任的關系。這種規則被視為不變的法則，每一個人都是其潛
在的犧牲品。然而接受這種被巧妙掩飾的進化論的代價卻過于高昂。正
如本書中對中國人看法的引述，他們的工作壓力一點都不比美國國內員
工所承受的少。從長遠來看，幾乎每個人都注定要失敗。我們切不可忘記，
在自由貿易角逐中，在全球另有選擇。它們表現為公平貿易、可持續發
展和國際公認的勞工權益。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勞動力卻仍未獲
準擁有這些選擇。如果人們可以擁有這些選擇，則信任、合作和團結將
取代零和競爭④，將成為中美共處的指路明燈。
打開中國貿易的大l’]
中美貿易關系是本書的關鍵部分。為便于讀者了解關于這一主題的
歷史背景，我將詳細地介紹《對拓展中美貿易感興趣的400多家公司的
指南》( AGuide幻Nearly 400 Companies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一書的內容。這是我在某著名美籍上海
人士的私人書房里偶然看到的。該書介紹的公司大到著名的國有公司，
小到規模不大的鄉鎮企業，所列近2 000種產品和服務的清單涉及60余
種行業。出版者——中美工商委員會的目標是消除貿易壁壘，鼓勵私營
企業和“向中國轉讓美國工業技術”。該目錄宣布，美國公司將聯合起
來以便于開啟中美貿易大門，但他們也不是免費這樣做的。實際上，該
委員會要求為美國貿易相應提供下列條件：非歧視性關稅和貿易協議，
“完善的”商業立法以及商標、版權和專利保護，“公平合理”的稅率，
建立“商務仲裁機制”，以及“以發展對中國的出口為基礎，擴大其進
口”。⑤
僅憑這些信息，讀者可能會將這份陳腐的促進性指南誤認為是*近
的出版物。但是封面上的出版日期是1946年，指南序言中提到的對外
貿易“鎖國”并非指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時期，而是指長達
8年之久的抗日戰爭時期。紐約Glemby公司(*大的頭發和發網進口商)
是許多個戲劇性地自稱為“中國*忠實的朋友”的公司中的一個，其令
人吃驚的廣告詞哀嘆“中國無情的敵人阻礙了她的進步和工業發展”，
并進一步承諾“我們正回來重建新局面，并真誠希望我們的發展將有助
于‘大中華’的發展”。作為一個進口商，Glemby公司在本書中是一個
獨特的少數派。大多數公司都在努力將美國生產的產品投放中國市場，
或傾向于簽訂關于重建中國城市和工廠的協議。但是，投標合同的機會
僅持續了數年。對外國公司來說，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開啟的大門又
被關閉了30年。
指南名冊上列舉的400家公司能讓我們清醒地感受在美國公司的黃
金時期，美國制造業明顯的區域差別。60年過后，其中許多公司已經成
為歷史。今天，Glemby發網已成為舊貨跳蚤市場上的收藏品。飽受爭
議的自由貿易政策的結果是，使許多更知名的公司轉向國外，從其駐中
國的分廠向美國出口贏利商品。美國很多曾經依靠這些公司為其提供長
期穩定就業機會的城鎮，因此陷入了困境。這些公司以前的員工也同樣
如此，那些因為喪失了當初薪酬尚可的制造業職位的員工，不得不在一
些新服務行業謀取職位，致使薪資大幅減少。對他們來說，情況尤其糟
糕，而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⑥除20世紀90年代末境況較好的幾
年外，自1973年越戰后，即離岸外包開始興起的大致時間以來，美國
普通工人的實際薪資一直在持續下降。其他受害者包括那些無力向國外
投資、而又必須越來越向進口商品的“中國價格”靠攏的小型國內生產商。
在許多情況下，“中國價格”都低于其材料成本。
1946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僅限于指南中所列的商品：香料、茶葉、
竹制品、藤制品、瓷器、絲綢、馬海毛和桐油。今天的各種商品中，僅
有少數幾種中國不生產，并且再過幾年，中國將能夠生產任何商品。相
比之下，除航空產品、醫療器械和用于建造工廠的車間設備之外，美國
出口中國的主要商品是化肥、油籽、木質紙漿、棉花、油脂、蠟、谷物
和野生獸皮之類的東西。兩國在有序互換貿易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
美國跨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對這種倒退情形負有責任。實際上，如果現
在要找新的公司名稱，*好查閱上海、北京或廣州等地的美國商會不斷
補充的目錄。每個新增條目都是有關從某一較高成本國家轉移過來的某
一新業務、新工廠或新辦事處的記錄。新增加的名稱反映出公司轉移項
目在價值鏈上的穩步上升，這是*近新一輪對華離岸投資的特征，它們
越來越多地代表高精技術生產、生物醫學、IT、電訊領域和金融及其他
專業服務。
任何地方的技術工人都有理由關注中國這種快速挺進高價值領域的
趨勢。總體來說，不能輸送到中國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了。就業機會的
流失并非是我們唯一要擔心的。中國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要求進口大量的
原材料，這將對全球自然資源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2004年，全球日
用品和能源價格暴漲，原因是中國的發展消耗了超過全球8％的石油、
10％的電力、19％的鋁、20％的銅、31％的煤炭和33％的鋼材。⑦在
中國國內，幾乎每座城市都面臨空氣質量迅速下降、水資源和能源持續
短缺等問題。同樣難以承受的是，美國自身的嚴重負債經濟非常脆弱，
需要依賴中國每年以美國長期國債之類的控股形式大量購買美元資
產(2004年價值2 000億美元，2005年價值約3 000億美元)。⑧在一
種現代*危險的貿易狀況下，全球的“兜底消費者”(consumers of last
resort)正在依靠中國的外匯收入所提供的低息貸款來繼續購買中國出口
的商品。即使是*堅定的自由貿易經濟學家也不認為這種利益的一致性
(并非共同利益的結果)是穩定全球經濟的長遠規則。同時，中國*近
對國外投資的壟斷對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前景已經造成根本性的壓制
影響。 ’
此類關注已為大量媒體所跟進，目前已演變成對中國勢力急劇上升
的關注，習慣性地被稱為“威脅”。二十幾年前，當日本上升為工業超
級大國時，其中部分媒體也煽起了同樣的敵對宣傳。*近，中國收購美
國公司的努力進一步激化了這種憂慮：聯想公司收購IBM的PC部門，
海爾公司競購美泰公司(Maytag)，*為敏感的是，中國海洋石油總公
司(CNOOC)試圖購買尤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不同于20世紀80
年代的日本，今天的中國被美國強硬路線者視為戰略對手，公眾對新的
亞洲巨人的懼怕會太輕易地被尋找替罪羊的那些人所操縱。結果，中美
關系周期性地惡化，只能靠兩國之間日益增長的商業與金融之間的相互
依賴性而得到緩解。但是，這兩個亞洲國家的復興之間還有另外一個重
要區別：日本的振興主要是靠國內增長；而在中國*近的增長中，國外
公司投資者的作用太過明顯，且已激起這些公司原來所在國的強烈反應。
中國成為美國政治游戲的替罪羊
讓我們看一下盧·道布斯(Lou Dobbs)事件。盧·道布斯是美國有
線新聞網(CNN)的頭號商務評論員。2003年初，他作出廣受歡迎的
決定，將其晚間電視節目完全轉向對美國外包公司的敵視性報道。對這
個一貫忠實于自由企業事業的“終身共和黨人”而言，不愛國的美國公
司紛紛將其工作機會轉移到國外的現象促使他熱衷于抨擊公司的貪婪。
同時也激起了他與強大的有組織商業團體之間的敵對狀態。道布斯的
CNN網頁開始跟蹤一千余家“要么將美國工作機會輸送到國外，要么
雇傭國外廉價勞動力而不是美國工人”的美國公司(非政府機構已經記
錄或收集所有此類信息)。作為該網站的補充，《出口美國》(Exporting
America)一書則更加尖銳，它明顯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痛惜國家知識
寶庫、技術及其中產階級生計的喪失，譴責“三十多年來失敗的美國貿
易政策”，旁敲側擊地警告“政府與大企業”之間的“緊密勾結”。⑨
與道布斯的2004選舉年著作一起問世的另一本書是《權力錯向哪
里》(Where the Right Went Wrong)，這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對自由貿易決策者“經濟叛國罪”的*新指控。⑩這位*著名的右派人
物轉而痛斥跨國公司，布坎南的“美國**”傾向還包括散布美國歷史
上時常伴隨經濟民族主義的反移民和排外情緒。@沙文主義(“打擊中
國”是其*頑固、*可惡的表現形式)并非布坎南之類的保守的基督
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唯一專利。比如，美國勞工聯盟在保護其成員就業
機會的努力中并不反對利用排外情緒，而勞聯產聯(AFL-CIO)內部仍
在使用“打擊中國”一詞，恰似于民主黨與共和黨機構之間的派系爭斗，
結果是不幸的。如何明察公司對資本流失和就業機會轉移的負面影響
所應負的責任?這一問題過多地讓步于指責游戲。在這場游戲中，中
國往往成為用于滿足某些現成的政治議程的需要或緩解普遍性的個人
傷害感受的替罪羊。
在全球一體化經濟中，幾乎沒有任何產品是百分之百由一個國家生
產的，跨越國界的高度流動性已成為經濟生活的現實，任何形式的提倡
“我們”反對“他們”的討伐都不會有好的結果。損失*嚴重的注定是
那些與其海外同行競爭的工人，不管是非熟練工人還是經過高級培訓的
員工。因為這是一場跨國公司業已玩了數十年的純粹的逐利游戲——經
濟學家們稱之為“全球勞工套利”。
盡管公眾已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由貿易原教旨主義是如何損害美國
國內人員生計的，卻很少有人意識到被想當然地認為是美國就業機會轉
移受益者的國外員工也面臨著非常類似的挑戰。信息缺乏使人們更傾向
于指責那些“獲得”工作的不知名的外國人，而這些人通常被越來越多
地認定為中國人。這些中國員工的生活和態度被大眾想當然地認為或形
容為大眾想像中*難以忍受的部分。比如，當美國人專注于國內就業損
失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過去十多年間，中國因國有企業的
關閉、重組或出售(預計未來幾年，還會再有1／3的國企員工將下崗)，
或*近因世界貿易組織(WTO)對農民的要求所造成的壓力等原因，中
國的就業機會的損失高于美國數百萬之多。⑩事實上，受公司全球化和
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影響，中國的就業損失與美國的就業損失一樣嚴重。
另外，流動失業大軍的產生——大約為1 500萬人，其中大多數是民
32 x寸試圖保住工作的中國人構成的威脅，與美國公司離岸外包對美
國員工所帶來的威脅是同樣的。因為他們的前途目前已經緊密相連，美
國人的面包和牛奶不僅受中國沿海發達城市工人的就業機會的影響，同
時還受中國內地和西部省份失業農民渴望就業問題的影響。這些地區已
經成為國外公司的下一個投資前沿陣地。
撰寫本書的動機之一就是給工作崗位轉移賦予人性化特征，它們通
常是以中美貿易統計或*新就業數據為表現形式的。人們對中國轉型經
濟中的工人尤其是對本書重點討論的在外國公司的中國員工的渴望、恐
懼和信念知之甚少。在我對這些中國員工的采訪摘錄中，讀者將碰到一
些新類型職業人員——愛國的工程師、白領小姐、自由職業者和灰領工
人，他們都供職于來自臺灣地區、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日本、美
國和歐盟的經理手下。正如我的研究所提示的，所有這些大陸員工通常
被前來尋求順從的勞動力和快速利潤的外國經理們簡單歸類。其結果是，
經理們往往將多數工作場所的沖突歸咎于文化差異。在他們心目中，中
國人尚未成為“現代人”，仍然沿襲數千年形成的集體思維方式。換句
話說，他們成為理想的公司人才的潛力受到了當地文化特性的制約。
確實存在這種差異，但是我發現，由于尚未建立工作規章的新工業
環境的不可預知性，沖突原因遠非如此簡單。經理期待什么和員工愿意
做什么并不是個已經解決的問題，結果也不純屬當地政府關注的問題，
也不僅僅與那些對該區域勞工市場有興趣的人員相關。中國在全球經濟
中的關鍵地位意味著每個人都將與該非正式契約的結果存在利害關系。
為收集材料，我一年內大部分時間都在采訪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外資
企業員工。其中大多數公司都位于從上海東海岸新興城市中心——浦東
至古老的上游城市蘇州和無錫之間的工業走廊內。⑩就高新技術公司——
我的主要采訪對象——而言，該走廊幾乎具備完整的供給鏈。長江下游
地區正在快速取代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的主要經濟支柱，國外的直接投
資資金正在流向比在南方占統治地位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價值更高的產
業。實際上，長江三角洲經濟正日益成為中國爭當“世界工廠”的高技
術中心。盡管不是特別有說服力的，但是上海自身快速發展的服務部門
也正使中國挑戰印度以成為“世界辦公室”，因為所有這些發展都是以
在亞洲的整體相對優勢為基礎的。為進行本書的研究，我還訪問了中國
西部地區、臺灣地區以及在華的印度公司，希望在這些相對于美國成本
差異更小的地區探尋公司是如何管理工人并使他們相互競爭的。
東亞地區的工作與商業被日漸打上公司自由貿易的烙印，在像上海
這樣正準備成為下一個亞太地區金融中心的復興城市顯得尤為明顯。在
上海，我試圖與作為自由貿易往來的主要前哨的美國商業團體取得聯系。
通過對美國商會官員和成員的正式采訪以及數小時社交式的聊天，我了
解了當時那些在總統競選人約翰·克里(John Kerry)將離岸外包的首
席執行官們貶稱為“本尼狄克·阿諾德”⑧們的動蕩時期，該城市公司
外籍人員的心理狀態。通過商會，我能夠追尋到這些遠居他鄉的美國人
是如何從戰略上影響至關重要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
中國缺少民工
上海的國外投資者正渴望盡其所能將高端生產業務——如產品工
程、設計和研發快速轉移到長江三角洲。完成這些轉移的主要障礙并非
廣為人知的竊取知識產權的問題。我發現，真正的障礙在于很難以合理
的價格找到足夠的勞動力資源。從我開始與上海外籍商務人員打交道的
那一刻起，我就聽到了經理們關于當地工資成本高、合格員工數量少或
不守信用的抱怨。這否定了投資者聚集中國的目的只是為了其廉價、充
足的勞動力資源。幾乎每份危言聳聽的關于外包的新聞報道都提到中
國大學每年輸出40萬名工程系列專業畢業生。報道暗示，誠實的美國
人怎么能與這支龐大的技術工人產業大軍進行競爭呢?答案似乎并非那
么簡單。
熟練工人缺乏的部分原因是技術性的，這可能適用于任何受供求關
系影響的地方勞動力市場。其他原因則與“中國特色”有關：如獨生子
女文化造成的出生率下降，當地習慣對公司標準產生影響，新曝光的經
濟壓力和就業機會所滋生的無限制利己主義。但是我聽到的關于員工缺
乏對公司忠誠度的事越來越表明另有原因。經濟全球化似乎開始讓工人
作出一些無法預料的事。
由于中國目前是全球*大的國外投資接受地(2003年超過美國，
2004年凈投資超過600億美元)，她通常被視為以公司為牽引的全球化
的主要得益者。然而國際資本的流動性已不再是秘密，即使是對那些目
睹每月數百萬美元投資流向他們城市的普通中國人來說也不是什么秘
密。通過觀察這些公司在其他國家如何到來、隨后又離去的現象，他們
已經有自己的判斷。我所采訪的許多員工都認為沒有理由忠誠于其經理，
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經理不大可能是他們長期的老板。私營企業日益加劇
的人員更替——我發現某些高技術領域的更替率高達40％，也許是這種
態度*明顯的表現。在他們不斷追求*廉價的勞動力的過程中，跨國公
司已明確顯示無意承諾任何形式的就業保障。中國轉型經濟中的工人沉
迷于習慣性跳槽，他們似乎正在以牙還牙。與他們和雇主之間的脆弱關
系截然相反的是，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和發展國力以擺脫對國外技術的依
賴的遠大目標，是維持本文中所述的技術工人對公司保有忠誠的更普遍
的動力。
在勞動力低端市場，遠離家鄉從內地來到沿海地區工作的流動工人，
與所在工廠的關系尤其脆弱。在所有發達國家，低薪出口區都產生了較
高的人員更替率。但是在中國，任何雇傭模式的重大變動都將被其龐大
的勞動力隊伍所放大，因而變得更為明顯。2004年春節長假后，超過
200萬名流動工人(約占廣東省勞動力總數的10％)未能重返珠江三角
洲的出口加工廠。每年這個時候人員更替率都很高，但這次這個數字卻
是史無前例的。從其凈影響來說，這是近期*大規模的無組織勞動力撤
離崗位的案例之一。從性質上來說，它與始于1997年的國有企業工人
大規模下崗后“像一陣狂風似的”工人反對浪潮很不一樣。⑤
中國的評論員們紛紛對這種放棄預定職業現象作出解釋，原因在于
民工們對10年不變的工資水平的深深不滿、沿海地區生活費用的上漲、
法律保障的缺乏和眾所周知的有損工人健康的不達標工廠環境。⑩部分
干部借機贊揚政府*近實行的農業稅減免政策，該政策使農民覺得面朝
黃土背朝天的選擇比廣東和福建等地的血汗工廠更有希望。◎勞動和社
會保障部表示這是共同抵制非法工廠環境的結果，并公開呼吁中國南方
雇主遵守國家勞動法。該地區的出口承包商大多數都在爭奪微薄的利潤，
并且不得不以可憐的口號——“及時支付工資”為招牌進行招工。⑧這
種措施針對的是中國*大的勞動糾紛問題：拖欠流動工人工資。⑤看到
雇主們處于不利地位，工人們于是放膽繼續走出工廠，非組織罷工四處
蔓延，受害者涌向法律援助中心。作為中國向法治化社會艱難轉型的一
部分，這些中心越來越多地受理勞動糾紛。⑧盡管政府努力緩解勞動力
不足的情況，并且將*低工資標準提高了30％，但2005年勞動力不足
的情況依然如故，甚至進一步擴大，導致許多工人紛紛擁向東部上海
及近鄰城市，以尋求更好的待遇。由于中國南方許多小公司陷人人力
缺乏的危機狀態，國際商業輿論界已發出警告。《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忠實地問道：“中國是否缺少民357”⑤
在一個擁有巨大的勞工資源以及如此之多的失業人員和尋找工作的
“流動大軍”的國家，怎么可能發生這種事?部分人口統計學家將出生
率下降視為可能的原因，而*直接的原因是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的國
外投資者僅愿意雇傭十幾歲的女孩(打工妹)——*廉價、*溫順和*
可消耗的勞動力。因此，較高技能的崗位，也只有那些剛畢業或有一定
國際商業和工作經驗者有資格申請。數百萬懂技術但在國有企業工作過
的工人被視不合格的員工，不能接受再培訓以適應符合資本主義職業道
德規范的更嚴格的紀律。勞動力短缺是由持有偏見的管理需要造成的，
傾向于*大限度地利用年輕人和弱勢群體。但是即使在視為可接受的勞
動群體范圍內，以及在那些符合他們挑剔性標準的工人中，公司經理也
面臨著員工的不可靠性問題，而不是他們愿意看到的“靈活性”。
本書的讀者可能會發現證據(盡管不一定是*終的證據)，即資本
持有人所欣賞的便捷的國際流動性可能正在帶來具有流動性的勞動力：
不會保證長久留下的員工。他們是工作可在一夜之間被轉移或外包出去
的可消耗工人的另一面，他們純粹是全球經濟的產物。實際上，全書突
出介紹的高校畢業生能夠與工資較高的西方人及其他東亞地區的同行們
相比較，仔細權衡他們的技能在全球工業鏈中的適用之處。因此，他們
很清楚他們當前對其雇主的價值。其中許多人也明白他們在恰當的時間
處在恰當的位置，這種意識起到了某種程度的平衡作用。某些情況下——
比如具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工程師——將導致工資呈螺旋式的上升，這種
情形正在使其雇主感到煩惱。
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正在利用一切可用的權力杠桿來解
決瓶頸問題，以求滿足國外投資者的需要：充裕、廉價的熟練勞動力。
這是一長串優惠項目中*新的一項。作為所謂的“自由貿易”的一部分，
這些優惠項目是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所不得不提供的。投資者前來投資是
期望能夠永久享受免稅假期和稅務減免、實際上免費的大片土地、現代
化的基礎設施和電訊、公共事業費和其他運營成本折扣以及沒有被認真
執行勞動法和環保條例的軟保證等一系列優惠政策。為阻止公司流向中
國，公司所在地官員不得不進行類似妥協，．進一步削弱了許多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城市和地區的稅收基礎。直到*近，諸如
此類的優惠政策一直在迎合尋求低成本生產的公司，F在，這種模式已
經升級為滿足價值鏈高端投資者的需求。
如果能夠實現人才過剩，且當前的工資暴漲現象得到控制，則外國
公司向中國轉移越來越多的高技術業務和空前數量的高價值投資資金的
渠道將變得順暢。與即將到來的大規模遷移相比，過去幾年深受痛惜的
美國工作和資本流失只不過是涓涓細流。“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夠阻
止它，”某美國跨國公司區域主管向我保證，并隨意引用了一段他*近
聽到的上海笑話：“很快，美國就只有律師才有工作了。”鑒于目前律師
助手之類的低級工作對外輸出的速度，即使這樣一種說法也可能只是一
種樂觀的估計罷了。
探求工作外包背后的秘密
除了強化順應離岸外包這種不可抗力的意識外，類似這種評論將營
造一種恐慌氣氛，使那些害怕失去工作的人變得愈加脆弱。自認為敲響
警鐘的外包評論家們經常制造一種恐慌氣氛，迫使員工接受削減工資和
作出其他讓步，以使其工作保持在紅色警戒線之上。我反復聽到員工們
談起經理們如何利用這種威脅(即使是在中國內地)，以榨取員工更長
的工作時間或額外的工作熱情。尤其在那些必須與印度、臺灣地區、新
加坡、韓國、馬來西亞等地同行們比較前途的員工所在的工廠，這種情
形更加明顯。反之亦然。
本書講述的故事無意聳人聽聞，但確實是鼓勵大家作出明智的選擇。
自由貿易的公司支持者曾經廣泛宣揚外包的整體利益遠遠大于代價。在
這場游戲中無疑存在短期得利者，但自由貿易者關于喪失就業機會和投
資的工人群體將獲得長遠利益的觀點卻毫無事實根據。而且，我們將不
是在就業與美元損失的實際數據中，而是在工資下降的壓力以及就業不
安全感長久氛圍的確立中，看到離岸外包的*持久的影響。外包并非一
種短期的經濟發展趨勢，它正快速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被越來越多地視
為一種社會和經濟標準，并將不可避免地改變我們對職業本身的看法。
在后工業化社會中，不確定性和風險日益成為個人——而不是雇主或國
家必須承受的負擔，工作越來越沒有標準，工作不再決定個人的身份。
由于外包正快速跟隨這些變化，職業的定義正在發生突變，更接近于其
詞源的意思——只在其履行過程中存在的各自分離的“一塊”或“一份”
工作。
自由貿易理論家同時堅持認為，類似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將自動產
生新的高價值工作以替代流向國外的工作。但是過去所有的事實都表明，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新產生的工作質量更差、工資更低并且利潤更少。
此外，東亞經濟目前都處于同一場角逐戰中，熱切追求技術類工作。這
些工作歷來是美國、歐洲和日本員工與生俱來的權利。⑤
關于外包的爭論實際上僅僅是對公司行為背信棄義記錄*近所表達
的普遍反感。30年來的資本流失使世界各地的社團變得支離破碎，陷入
困境。面對脫韁野馬似的公司外包的現實，每個國家、都市和城鎮確實
有權采取任何措施來保留就業機會，以便工人能維持生計，當選的官員
有義務作出反應。美國各地都已經對此逐項制定了大量法律條文，對自
由貿易政策的普遍反對對2005年法國和荷蘭的全民投票結果產生了重
要影響，抵制了旨在進一步放開勞工和資本市場的歐洲憲法。
但是意在限制破壞的國家立法也有其局限性。要使公司對任何人而
不僅僅對其*大的股東負責，必須制定新型的社會契約。在應當具備區
域性約束力的同時，任何此類合同的適用范圍必須是國際性的。它跟那
些通常被無論是雙方自行達成還是通過世界貿易組織(WTO)達成的自
由貿易協議所忽視的人權和環境標準一樣。認可這些標準的壓力來自于工
會、非政府組織(NGO)和另類全球化運動下屬的眾多激進團體。@但是
確保實現這些標準的愿望只能來源于跨越國界分享知識、策略和目標的
工人和員工內心深處的友愛之情。只有當他們能與其雇主以同樣的輕松、
信任和信念進行相互溝通時，才能實現這一點。
本書無意提供關于建立上述全球標準和友愛的實用規則。但是本人
關于對中國工作崗位轉移的描繪確實強調急需此類措施。比如，我的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發掘隱藏在“知識轉移”——公司的委婉說法是白領外
包——背后的秘密。從某一地點向另一地點轉移商業資產已不再像轉移
工廠或辦公室那么簡單。它越來越多地代表著從體面地享用高薪員工思
維的一種技巧，并在世界上更廉價的地區推廣這種做法(使用另一個公
司委婉說法)。相對于通過下一班船將車間設備海運出去，這是一種更
加復雜和令人擔憂的過程。它同時也是一種更加陰險的過程，尤其是對
那些被期待與雇主共謀的人，這些人努力發揮自身的才智，積極培訓他
們可能的替代者。
想像未來什么樣的技術將被開發出來以更有效地利用大腦中是科幻
小說要實現的那些令人膽戰心驚的任務。但是，這些基本步驟已經成為
多數跨國公司的日常工作，并且正在競相開發更高級的運作模式。知識
轉移也不是*近的發明。知識工作者正在經歷的去職業化實際上只是19
世紀手工工匠所經歷的去技術化的翻版。當時的企業家使用新的工廠技
術和其他行政手段來削弱工匠們對其自身工作節奏和計劃的控制。同樣，
必須利用他們身上他們的行業知識。
今天，知識轉移的人文和經濟范圍跨越了廣闊的地域，但其結果并
非一成不變，特別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命運的錯誤預言提醒我們，
不能輕易推測是中國政府縱容市場資本主義的結果。歷史并未獎勵那種
自信。@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走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現代化道
路，*近的改革階段也不例外。但是如果說預言還像以前一樣那么躲躲
閃閃的話，那么中國觀察這個古老的引人注目的游戲卻改變了很多。西
方人為那片遙遠、古老的土地上*近所發生的偉大演變所震驚，我們再
也不能袖手旁觀了。今天，我們的生活以及很多想法和事物都與中國緊
密相連，這迫使我們再也不能無動于衷了。
五、聚焦蘇州
鑒于所有中國新興工業區環境質量急
劇下降，蘇州的綠色發展計劃是遲來的反
應，是否令人滿意尚未可知。政府官員將
倡導均衡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發達國
家城市中心的都市化政策。但評論家們認
為，蘇州能夠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靠兩個
著名工業園區的巨大成功——蘇州新區和
蘇州工業園所帶來的經濟實力。
中國制造”的標簽已經變得無處不在，以至于需要較長時間才能
I 改變中國只是一個制造業大國的形象。盡管主要城市中心的
IT和其他服務產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向中國大陸轉移的多數工作仍然
是制造業方面的，遠多于其他行業，不過，已不全是勞動密集型工作了。
高科技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有賴于一支能夠不斷提高技能以滿足國外投
資者需要的勞動力隊伍。在上海待過一段時間后，我就發現公司對技術
工人的這種依賴性對中國沿海地區的持續發展來說絕對是至關重要的。
許多公司作出的全球投資分配決定都是建立在此類勞動力資源的潛在可
用性的基礎上，這也決定著中國高價值工作從業人員的命運。另外，如
果當前的技術短缺被證明只是暫時的，那它將鼓勵華盛頓和其他國家政
府那些認為中國的高科技卓越成就將嚴重威脅亞洲乃至其他地區權力平
衡的人們。至少有些人認為，剛畢業的中國工程師是新的“黃色威脅”
的來源。
為實地采訪這些熟練的技術人員，并發現他們如何應對這些巨大的
壓力，我不得不離開上海，沿江而上。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上
海市政府就開始將工業設施從上海移出，而上海曾經是一個多世紀以來
中國主要制造業中心的城市。尋求更廉價工廠用地的投資者不得不沿著
長江三角洲走廊走向內地，而這條走廊已經成為中國技術驅動型制造業
的重心。2004年**季度，長江三角洲經濟圈內日益繁榮的城市(蘇州、
昆山、鎮江、無錫、南京、杭州和寧波)占據了中國外貿總額的35％，
其中包括400億美元的出口和430億美元的進口。①2003年，該地區的
國外直接投資已達到255．7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0％，遠遠超過
了珠江三角洲的137．4億美元，它僅比2002年增長了18％。②經歷改革
初期10年發展的滯后期后，長江下游地區正在重獲傳統意義上的中國
經濟軸心的地位。
在去往該走廊的旅途中，很容易發現這片大地上所發生的變化。在
穿越具有數千年農耕歷史的長江三角洲的路上，很難看到空曠的地帶。
這里看不到四處蔓延的城市風光，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生產方式混雜、繁
忙的景象，從傳統的農業耕作到高科技生產，包羅萬象。因為這里是中
國*富饒的土地之一，果園和農田仍然保留了下來，仍在使用灌渠和水
庫構成的密集的灌溉網，水面不時反射出耀眼的光。破舊的小船？吭
草棚和涼亭遍布的村落旁。垃圾隨處堆放，洗過的衣服到處可見，樹上、
籬笆上、小船上和所有能用的橫桿上都晾曬著衣服。毛澤東時代遺留下
來的破舊的煙囪廠房的水泥墻上，仍然保留著忠于國家生產的大字標語。
一處處柳園式中國庭院——拱橋、魚塘、垂柳和上翹的屋檐，與新式復
合住宅混雜在一起。整潔的新建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那些成群出現的是
新的工業建筑——平頂、方正、覆蓋高科技房頂的倉庫，一排排像貨運
列車一樣長的低矮廠房，以及許多光彩照人的后現代主義的盒式建筑。
這些盒式建筑帶有業主的商標，但誰也不知道在里面發生著什么。到處
都可以看到起重機在忙碌。
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 作者簡介
p>作者簡介
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
1956年生于蘇格蘭．現為紐約大學
文化和社會分析學系主任。出版過數
十本著作。包括《低工資、高形象：對
公平勞動的全球化推動》(Low Pay,
H』二gh Profile·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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