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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248242
- 條形碼:9787100248242 ; 978-7-100-24824-2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本書特色
本書運用思想史方法、借用文化心理學理論來嘗試重新解讀儒家思想,是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該書不僅有中外橫向的比較,而且有古今縱向的比較,和當今的主要社會性問題緊密結合。書中既論古今經典政治理論,也論鬼神的精神世界,所以從編輯的角度來看,這是一部兼具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學術佳作,也是一部“接地氣”的好書。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借鑒多學科資源,特別是文化心理學資源,以文化心理結構或者說中國文化的三個預設——此時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為理論基礎,分別從大一統、德治、人倫、孝治、禮治、風化和制度幾個方面分析了儒家治道產生的深層土壤,深入批評了學界盛行的制度決定論思維。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目錄
自序
導論 儒家治道的預設與原理
**章 論中國文化的三個預設
第二章 大一統問題
第三章 德性問題:兼談賢能原則
第四章 人倫問題
第五章 孝治問題
第六章 禮法問題
第七章 風化問題
第八章 制度問題
附錄 傳統政治思想研究的現代陷阱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相關資料
首先,我認為,儒家治道思想(當然也包括多數先秦諸子的治道思想)建立在如下一些最高預設之上:
1 此世界(this-world)是人類無可逃避的唯一歸宿;
2 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在此岸(this-world),而不在彼岸(another world)或超驗世界(the transcendent world)。所謂“超驗世界”,主要指超越于此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比如死后、上帝之城、“三千大千世界”、康德意義上的“物自體”等;
3 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是可能的,確實存在一種可能意義上的完美的理想人間世界。
具體來說,儒家預設了理想社會可以通過人為的努力——即學——來實現。這與西方社會科學的努力方向是迥然不同的。后者視社會為一與自然類似的客觀對象,社會科學的主要工作是盡可能研究其中的客觀規律。當然,19世紀下半葉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對人類社會不能像自然界一樣客觀地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遵循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法則。盡管如此,今天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所盛行的方法仍然體現了認知主義(intellectualism)的特點,其主要意圖在于探索人間世界的各種規則或規律,而不把尋求解決方案、指導原理當作直接和首要的任務。相反,如果一項研究直接以現實解決方案或指導原理為目標,這很容易被理解為不是學術研究,違反了學術規則。
這與儒家傳統完全不同,儒家傳統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人間世界問題之全面、徹底、根本的解決方案或指導原理,因此它雖然可能包含或吸收認知主義的成果,但本質上絕對不是認知主義的。它所崇尚的研究世界的方式,對于西方社會科學來說、嚴格來說是非常陌生、甚至無法想象的。大概沒有哪位西方社會科學家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尋求人間世界之全面、徹底、根本的解決方案,他們一方面不敢想象學問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甚至可能認為那是莫名其妙、違反學理的,即使他們也有很多人會對諸多現實問題展開了全面而根本的探索或研究,并在某些領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對策。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似乎對于人間世界提供了某種全面的圖景。不過,柏拉圖只是針對現實問題提出了一套對策,但他同時并不認為現實世界是人類的終極歸宿,他所描繪的理想國家圖景只是人類國家形態(而非人類存在形態)的較好方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基于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發現,是18世紀歷史進化論的杰作,也是當時盛行的以社會為“嚴格的科學對象”這一思維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代表了馬克思心目中人類歷史的“最高形態”,但不能說成是馬克思對人間全部問題的終極方案,盡管馬克思本人對于它有著極其樂觀的期待。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學說,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都不代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這一點恰恰也與我們在儒家學說中看到的不一樣。
首先,我認為,儒家治道思想(當然也包括多數先秦諸子的治道思想)建立在如下一些最高預設之上:
1 此世界(this-world)是人類無可逃避的唯一歸宿;
2 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在此岸(this-world),而不在彼岸(another world)或超驗世界(the transcendent world)。所謂“超驗世界”,主要指超越于此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比如死后、上帝之城、“三千大千世界”、康德意義上的“物自體”等;
3 人間問題的根本解決是可能的,確實存在一種可能意義上的完美的理想人間世界。
具體來說,儒家預設了理想社會可以通過人為的努力——即學——來實現。這與西方社會科學的努力方向是迥然不同的。后者視社會為一與自然類似的客觀對象,社會科學的主要工作是盡可能研究其中的客觀規律。當然,19世紀下半葉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對人類社會不能像自然界一樣客觀地研究,人文-社會科學遵循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法則。盡管如此,今天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所盛行的方法仍然體現了認知主義(intellectualism)的特點,其主要意圖在于探索人間世界的各種規則或規律,而不把尋求解決方案、指導原理當作直接和首要的任務。相反,如果一項研究直接以現實解決方案或指導原理為目標,這很容易被理解為不是學術研究,違反了學術規則。
這與儒家傳統完全不同,儒家傳統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人間世界問題之全面、徹底、根本的解決方案或指導原理,因此它雖然可能包含或吸收認知主義的成果,但本質上絕對不是認知主義的。它所崇尚的研究世界的方式,對于西方社會科學來說、嚴格來說是非常陌生、甚至無法想象的。大概沒有哪位西方社會科學家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尋求人間世界之全面、徹底、根本的解決方案,他們一方面不敢想象學問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甚至可能認為那是莫名其妙、違反學理的,即使他們也有很多人會對諸多現實問題展開了全面而根本的探索或研究,并在某些領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對策。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似乎對于人間世界提供了某種全面的圖景。不過,柏拉圖只是針對現實問題提出了一套對策,但他同時并不認為現實世界是人類的終極歸宿,他所描繪的理想國家圖景只是人類國家形態(而非人類存在形態)的較好方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基于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發現,是18世紀歷史進化論的杰作,也是當時盛行的以社會為“嚴格的科學對象”這一思維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代表了馬克思心目中人類歷史的“最高形態”,但不能說成是馬克思對人間全部問題的終極方案,盡管馬克思本人對于它有著極其樂觀的期待。無論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學說,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都不代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這一點恰恰也與我們在儒家學說中看到的不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所以認為可以用學來實現人世的終極理想,是中國文化此岸取向(thisworldliness)使然。即中國文化中以此世界為真實且唯一的世界。這與希臘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一神教等預設此世界為虛幻、以超越此世界為人間世界的終極目標迥然不同。正因為中國文化預設此世間為唯一真實,因此它迫使中國人相信人間世界的出路——如果存在的話——不在于死后,不在上帝之城,不在“三千大千世界”,而只能在此世間。
何以經世:儒家治道及其現代意義 作者簡介
方朝暉,山東省泰山學者、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代表作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 《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 《為“三綱”正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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