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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1266074
- 條形碼:9787501266074 ; 978-7-5012-6607-4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研究 內容簡介
隨著人類社會步入數字時代,數字經濟(Digital Economy)正日益成為加速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引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戰略共識。在此背景下,加快數字經濟創新成為各國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必然要求。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主要大國紛紛布局數字經濟創新。美國依托其強大的科學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在數字經濟領域形成了綜合競爭優勢。而隨著中國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數字經濟持續保持強勁的擴張態勢。憑借在數據規模、商業模式創新應用以及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相對優勢,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格局中占據了重要的一極。中美兩國爭奪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產業競爭制高點的競爭也愈加激烈。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全政府”對華科技遏制戰略對中國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以及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戰略的潛在影響,已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從美國國家經濟安全戰略演變的視角來看,保持全球領先的科學技術優勢對美國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蘇聯解體后,國際安全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的國家安全觀念和國家安全戰略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經濟安全上升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遵循兩個基本邏輯:“不變”的邏輯是始終維護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霸主地位,總體上表現為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即如何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確保自身經濟利益優選化;“變化”的邏輯則是,美國的國家經濟安全戰略一定是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調整的。確保美國經濟規模的絕對優勢以及確保美國高技術產業創新的絕對領先地位,是美國維護其國家經濟安全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兩個重要前提條件。科學技術領先優勢是美國在引領經濟全球化中,基于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而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的有力支撐,對維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美國通過全球分工體系,使發展中國家對其產生“技術—市場”依附,美國的專利壟斷也使其從技術擴散中不斷獲利。另外,新興技術也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美國歷屆政府極為重視其科學技術領先優勢,對美國技術創新體系進行戰略部署和詳細規劃,并對高技術產業進行干預和扶持,以確保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隨著中美兩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領域的差距逐漸縮小,美國的全球科學技術領先優勢有所削弱。美國認為其自身的經濟安全受到了中國的挑戰,這是其*終轉向對華科技遏制戰略的重要原因。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對華接觸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國促進對華科學技術交流與美國國家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中美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勢差”,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對全球產業鏈的控制,構成了美國對華實行科技合作政策的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實力的快速提升,中國高技術產業沿全球價值鏈攀升能力明顯增強,且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已有優勢,縮小了中美兩國的“位勢差”,使美國的科學技術優勢面臨挑戰。尤其是中國在5G技術標準和人工智能研發等前沿技術領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相對技術優勢。美國認為,中美兩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競爭不單純是技術領域的競爭和摩擦,而是事關未來全球經濟主導權和國際秩序話語權。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發生根本性轉變、中美經濟關系“脫鉤”趨勢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對華實施科技遏制戰略的原因和目標逐漸清晰。特朗普政府對華科技遏制戰略,以“全政府”模式為特點。特朗普政府動用行政管制、司法訴訟和外交施壓等多種手段,全方位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行政管制層面,對中國實施高技術出口管制,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中國對美國的高技術領域投資和美國對華技術轉移;加大對華知識產權相關調查、提高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口關稅、封鎖中國部分應用程序;美國對華投資等等。在司法層面,美國開展了“中國行動計劃”,集中對中國企業和個人以及在美研究人員進行審查和指控;還行使“長臂管轄”,在司法上對中國高科技企業施壓。在外交層面,美國引導國際輿論對中國進行“污名化”,特別是組建國際同盟,共同抵制中國5G技術和設備;并打破對華科技外交的傳統,阻礙兩國正常的科學、教育以及文化往來,對中國實行科技“硬脫鉤”。在中美科學技術領域的平行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對華科技遏制戰略的主基調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很難發生重大調整。由于特朗普政府以一國之力對華科技遏制政策的效果不佳,拜登政府將更多地依賴多邊體系向中國施壓,利用國際規則遏制中國的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在美國的“全政府”科技遏制政策下,中國在經濟、科技、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面臨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在傳統經濟領域,由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長期受制于對美國的“技術—市場”依賴和技術鎖定效應,短期內突破美國遏制而實現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相對有限。而以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為中國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戰略,對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中國數字經濟的創新大體上包括四個方面,即基礎理論與技術創新、技術標準與行業規范制定、核心元件與裝備制造以及商業模式創新與應用。從總體上看,美國的遏制政策對中國數字經濟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創新有一定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延緩中國技術創新的速度,但總體風險可控;對制定技術標準與推廣行業規范有一定程度的沖擊,具體表現為阻礙中國技術標準國際化推廣;對關鍵元件研發和裝備制造具有較大的影響,美國切斷核心元件的供應鏈將使中國高技術產業短期內陷入被動局面;而對數字經濟商業模式的創新與應用的沖擊較小,這也是中國進行數字經濟創新的優勢所在。這應該作為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戰略的重點。中美兩國在數字經濟創新水平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數字經濟的創新戰略應在持續推進基礎理論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為商業模式的創新營造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為有利的制度環境。在數字經濟時代,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已難以適應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要求;而中國在數據資源和數據市場的優勢可能使美國對華形成“數據—創新”依賴關系。為此,中國在數字經濟創新戰略的頂層設計上應突出和鞏固數據資源和市場優勢,以此在中美數字經濟競爭中爭取主動權。中國應以形成開放的本土技術標準、打造完善的數據治理體系、建設一流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塑造柔性的風險監管體制為主要目標,打造發揮中國優勢的數字經濟創新戰略。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應形成“一體兩翼三驅動”的戰略框架,即“以數字經濟創新為主體、以技術和制度兩個維度的創新為方向,以實現技術突破“卡脖子”、改善數據治理體系、大力推動商業模式創新為驅動”,以激發創新主體活力,擴大國內需求,拓展國外市場,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提高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的發展。
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研究 目錄
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研究 作者簡介
張建,博士,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講師,外交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外交學、中俄關系等。曾在俄羅斯外交學院、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留學,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AIS)擔任俄羅斯、歐亞項目訪問學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俄美三邊關系與大國競合中的世界秩序研究”,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后疫情時代的中俄關系及國際格局演變趨向”。在核心刊物發表中俄關系、俄羅斯對外政策相關論文多篇。講授課程主要有:《外交學概論》《中俄關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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