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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38438
- 條形碼：9787301338438 ; 978-7-301-33843-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本書特色
1.中堅學者力作： 作者為文學史家陳平原、漢學家瓦格納弟子，北大本碩博，多年專注于文體研究，作為新一代中堅學者在學術界廣受認可。 2.文體研究新方向： 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經典樣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話文”、魯迅中西合璧的小說文體等，皆是以翻譯或廣義的翻譯為途徑的跨文化協商的產物。 3.跨文化視野： 將跨文化視野帶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翻譯學/史的角度進入，路徑很有特色。 4.學術功底深厚： 作者兼北大、海德堡、新加坡多重教育背景，學術功底深厚，論述有理有據，新見迭出。
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內容簡介
翻譯不僅是溝通的橋梁，還是呈現差異性的場所。本書以晚清民國的翻譯與文學實踐為例，探討了文體在不同語言、文類與社會之間流轉時所產生的跨文化協商。翻譯研究關于可譯性和不可譯性的爭論，通常著眼于語言和文化兩端。文體因素往往被忽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文學形式，文體在翻譯過程中絕非透明的因素。翻譯中的文體糾葛與協商，彰顯的是不同文學傳統和文教制度之間深刻的歷史性和結構性差異。本書通過勘探晚清民國的翻譯與跨文化書寫中文體協商的歷史，以空間的、“橫截面”的方式呈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及其內在機制，并透過文體的形式協商，探測了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轉型期文化、制度與社會的深廣地貌。 “導論”之外，全書各章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經典樣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話文”、魯迅中西合璧的小說文體、廢名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譯或廣義的翻譯為途徑的跨文化協商的產物。通過聚焦翻譯中的文體協商，本書的研究不僅有效聯結了翻譯研究中“語境”與“文本”兩個維度，也提供了一種將文學形式的歷史置于跨文化的空間場域來展開的新的文學史寫作方案。
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目錄
序 陳平原
**章 導論：翻譯與跨文化的文體協商
一、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從語言到文體
二、翻譯中的文體（無）意識
三、界定“文體”
四、被協商的現代性
第二章 “演義”傳統與清末民初白話短篇小說譯介
一、晚清“小說”概念尋蹤
二、“演義”傳統與小說翻譯
三、吳梼、劉半農、周瘦鵑的小說譯例
四、結語：清末民初讀者對“小說”的集體想象
第三章 無聲的“口語”：從《古詩今譯》透視周作人的白話文理想
一、題記的意義
二、從文言到“口語”
三、安特路朗的角色
四、翻譯作為形式：通向“直致的白話文”
第四章 文類旅行：從安德烈耶夫《思想》到魯迅《狂人日記》
一、“格式的特別”：《狂人日記》與《思想》
二、“超人”的投影：《狂人日記》與《思想》的“內涵”差異
三、“狂人”“超人”與“異人”——兼論冷血譯本的媒介意義
四、《狂人日記》與魯迅短篇小說形式
第五章 “直譯”的神話：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經典化
一、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復活”
二、《域外小說集》的“重寫”：群益版與東京版的對勘
三、“直譯”作為典范
四、結語：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第六章 魯迅、曼殊斐兒與文學現代主義：《幸福的家庭》文體新論
一、擬“許欽文”，還是擬“曼殊斐兒”？
二、互文閱讀：《幸福的家庭》與《一個理想的家庭》
三、文體協商：被翻譯的“內心獨白”
四、魯迅的都市小說與文學現代主義
第七章 “新文化”的擬態：《高老夫子》中的兩個自我與雙重詩學
一、從“照鏡子”談起
二、《高老夫子》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
三、女學生與新文化——作為“今典”的《一封怪信》
四、未完成的“新文化”
第八章 中國之“意識流”：廢名的小說文體與象征詩學
一、廢名小說文體略識
二、因文生情：《橋》的小說文體與晚唐詩學
三、象征的技藝：中國之“意識流”
四、作為詩學宣言的“小說”
第九章 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說”觀念
一、“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
二、依違于古、今之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小說”觀
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陳寅恪的“小說”論
四、結語：走出中西“小說”的格義
附錄一 唐傳奇的Sitz im Leben
附錄二 從陳季同《黃衫客傳奇》反思文學史的民族國家框架
中日文書目
西文書目
后記
**章 導論：翻譯與跨文化的文體協商
一、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從語言到文體
二、翻譯中的文體（無）意識
三、界定“文體”
四、被協商的現代性
第二章 “演義”傳統與清末民初白話短篇小說譯介
一、晚清“小說”概念尋蹤
二、“演義”傳統與小說翻譯
三、吳梼、劉半農、周瘦鵑的小說譯例
四、結語：清末民初讀者對“小說”的集體想象
第三章 無聲的“口語”：從《古詩今譯》透視周作人的白話文理想
一、題記的意義
二、從文言到“口語”
三、安特路朗的角色
四、翻譯作為形式：通向“直致的白話文”
第四章 文類旅行：從安德烈耶夫《思想》到魯迅《狂人日記》
一、“格式的特別”：《狂人日記》與《思想》
二、“超人”的投影：《狂人日記》與《思想》的“內涵”差異
三、“狂人”“超人”與“異人”——兼論冷血譯本的媒介意義
四、《狂人日記》與魯迅短篇小說形式
第五章 “直譯”的神話：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經典化
一、文學革命與《域外小說集》的“復活”
二、《域外小說集》的“重寫”：群益版與東京版的對勘
三、“直譯”作為典范
四、結語：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第六章 魯迅、曼殊斐兒與文學現代主義：《幸福的家庭》文體新論
一、擬“許欽文”，還是擬“曼殊斐兒”？
二、互文閱讀：《幸福的家庭》與《一個理想的家庭》
三、文體協商：被翻譯的“內心獨白”
四、魯迅的都市小說與文學現代主義
第七章 “新文化”的擬態：《高老夫子》中的兩個自我與雙重詩學
一、從“照鏡子”談起
二、《高老夫子》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
三、女學生與新文化——作為“今典”的《一封怪信》
四、未完成的“新文化”
第八章 中國之“意識流”：廢名的小說文體與象征詩學
一、廢名小說文體略識
二、因文生情：《橋》的小說文體與晚唐詩學
三、象征的技藝：中國之“意識流”
四、作為詩學宣言的“小說”
第九章 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說”觀念
一、“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
二、依違于古、今之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小說”觀
三、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陳寅恪的“小說”論
四、結語：走出中西“小說”的格義
附錄一 唐傳奇的Sitz im Leben
附錄二 從陳季同《黃衫客傳奇》反思文學史的民族國家框架
中日文書目
西文書目
后記
展開全部
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節選
**章 導論：翻譯與跨文化的文體協商 認為家鄉甜蜜的人是幸福的，而四海為家者才是強大的，但把整個世界作為流放地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 ——休格（Hugh of St Victor）： 《研讀三術（三）》（Didascalicon III） 鳩摩羅什與僧睿論及佛典翻譯，有一段頗具理論意味的經驗之談： 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在鳩摩羅什看來，梵文佛經中的偈頌，與古印度極為重視音樂性的語言、文化和禮俗制度有密切關系，但經“改梵為秦”的翻譯后，其體式很難在漢文中得到原原本本的呈現。這一“雖得大意，殊隔文體”的結果，成為佛典翻譯中難以釋懷的憾事。 鳩摩羅什之嘆，千載而下，仍然不斷引發譯者的戚戚共鳴。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條即揭橥“譯事三難：信、達、雅”，由此起興，并引“什法師”的“學我者病”，來為《天演論》的翻譯策略——“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鄭重辯解。1908年，蘇曼殊在《文學因緣》的序言中，同樣感嘆梵文的“八轉十羅，微妙傀琦”難以在其他語言中如實再現，并稱“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棉素馨，遷地弗為良，況詩歌之美，在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可謂是對鳩摩羅什的曠世相感。在晚清與蘇曼殊過從甚密的周作人，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用白話翻譯的古希臘詩人Theocritus的《牧歌第十》（Idyll10），在譯詩題記中，他同樣援引“什法師”這一“翻譯如嚼飯哺人”的著名論述，為自己“不及原本”“不像漢文”的口語譯詩“辯解（Apologia）”。周作人直接用希臘詞匯“Apologia”作為題記的名稱，Apologia源自蘇格拉底被指控后的《申辯》，其詞意即為辯解、自我辯護。不過，在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語境中，周作人將翻譯的這兩個缺點，轉換成了“真翻譯”的要素；而他的這篇譯作，也通過對“原本”和“漢文”的雙重疏離，為現代文學鍛造出了一種全新的書寫文體——“直致的白話文”。 翻譯中的文體“殊隔”，從與原文對等的角度看，誠為憾事，但對譯文及其文化系統而言，卻未嘗不是一種創造的契機。佛典翻譯曾對六朝文體以及此后中國文章的聲律、駢散，乃至彈詞、章回小說的體式皆有重大影響。鳩摩羅什雖然感嘆在漢文中無法再現梵文偈頌的體式之美，但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的譯品，卻為六朝文學孕育出一種“中外醇化之新文體”，梁啟超稱贊他“不特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學界之影響亦至巨焉”。1937年，周作人擬在北京大學開設“佛經文學”課程，其課程綱要也高度評價了鳩摩羅什引領的六朝譯經文體： “漢末譯文模仿諸子，別無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質勝于文，唯六朝所譯，能運用當時文調，加以變化，于普通駢體散文外，造出一種新體制，其影響于后來文章者亦非淺鮮。”如果我們不是將翻譯的目標僅僅設定為對原文的再造，而是——借用法國學者貝爾曼（Antoine Berman）的說法——要“在書寫層面建立起同他者的某種關系，借助‘異’的力量來豐富自身”，那么，在翻譯過程中因不同語言、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差異而造成的文體“殊隔”，就不必視為遺憾，而恰恰可以理解為一種借助他者的力量來豐富自身的跨文化創造的契機。以《文心雕龍》《洛陽伽藍記》為代表的六朝散文，之所以被譽為“質雅可誦”、“千古獨絕”，并從清代后期一直到民國時期皆備受推崇，無疑與佛典翻譯對六朝文體的改造以及它所抻開的文體融合與創造的空間，有莫大關系。 晚清以降，域外文學和著述的譯介，同樣深刻介入了現代文學與文體的塑造。翻譯不僅催生了新的思想、文化與文學觀念，同時也在文體層面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持續“寫入”：從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到“歐化”的白話文，從戲劇、新詩的體式到“美文”“短篇小說”的體裁，現代文學從修辭、風格的轉變到文類、體系的創生，可以說都離不開以翻譯為媒介的跨文化創造。本書想要集中探討的，正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翻譯與跨文化實踐中，包括“小說”、“短篇小說”、“自由詩”、“白話文”、“自由間接引語”、“意識流”手法等在內的對現代文學起著關鍵作用的文體，在跨越不同文化邊界時所發生的沖突、融合與變形的協商過程。 如同語言深深植根于歷史與文化，文體也同樣與特定社會中的文學傳統、文化制度密切相連，它是形式與社會的中介物。譬如，印度佛經中的偈頌體式，即如鳩摩羅什所云，與“天竺國俗”中注重音樂性的語言以及“覲國王”與“見佛”的禮俗制度，密不可分；換言之，“偈頌”這一文體，可以說是天竺獨特的文教習俗折射在佛經中的樣式。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文體絕非一個透明的因素。翻譯中的文體糾葛與協商，折射出的是不同語言和社會中的文學傳統、文化制度之間深刻的歷史性和結構性的差異。本書通過勘探晚清民國時期翻譯與跨文化的文體協商的歷史，試圖以一種空間的、“橫截面”的方式來呈現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及其內在機制，并希望透過文體的形式協商，來探測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轉型期的文化、制度與社會的深廣地貌。
文體協商:翻譯中的語言、文類與社會 作者簡介
張麗華，1980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200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現代小說文體研究、晚清民國文學翻譯研究。著有《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為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并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四十余篇。研究論著曾獲教育部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2011）、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2019）、宋淇翻譯研究論文評判提名獎（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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