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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4268600
- 條形碼：9787214268600 ; 978-7-214-26860-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本書特色
本書直面政治生活中的各種緊張，抽絲剝繭地揭示了政治現象背后的原理，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基于道德分工的政治建構主張。本書兼具學術嚴密性與理論想象力，既為讀者了解當代政治理論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認識路徑，也為讀者思考當代政治生活的規范重塑提供了想象空間。
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內容簡介
本書基于政治理論的近期發展，考察了權力、民主、義務、責任、公平等政治與道德的交叉議題，通過它們審視了政治實踐的動態發展，還原了政治理論不斷突破舊的邊界、建立新的邊界的思想歷程，從不同方面呈現出了政治的當代含義，為讀者提供了觀察當代政治的理論視野。
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目錄
前言：尋找政治的邊界
第1章權力的類型與功能
第1節權力的處境理論
一、 一種新的權力觀念
二、 理解話語性權力
三、 決定權與話語權
第2節權力、損害與合法性
一、 實踐性權力的無害化
二、 制度性權力與損害
三、 合法損害是否真的合法
第3節現代社會中的權力與支配
一、 分配中的實踐性權力
二、 實踐性權力與支配
三、 制度性權力與支配
第2章多元社會中的民主
第1節民主的合法性危機
一、 民主的合法性條件
二、 深根政治與同質社會
三、 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危機
第2節證成轉向與多元社會的隱憂
一、 從合法性到證成性
二、 從證成到協商
三、 多元社會的隱憂
第3節民主政治的兩種實踐模式
一、 沖突解決的不同方式
二、 以公平為原則的民主政治安排
三、 是否存在公平的例外
第3章流動世界中的政治紐帶
第1節在同意與拒絕之間
一、 同意理論及其內部緊張
二、 我們能否拒絕同意
三、 無須同意地共同行動
第2節“發聲與退出”的政治學含義
一、 作為規范政治理論的赫希曼模型
二、 退出與傳統政治模式的失敗
三、 規范政治理論的新課題
第3節用腳投票及其限度
一、 特殊義務與內在價值
二、 自由與正義
三、 應得與平等
第4章分配正義視角下的責任安排
第1節應得與應為
一、 應得的理想模式
二、 從應得到應為
三、 兩種應為觀及其限度
第2節損害正義與剩余責任
一、 損害行為與有限責任
二、 剩余責任及其分配
第3節公平游戲中的政府責任
一、 市場中的“游戲”與公平
二、 通過政府實現公平
第5章公平的實踐安排
第1節裁決的功能與權威
一、 何種沖突需要裁決
二、 裁決的形式
三、 裁決的權威與合法性
第2節尋找公平的決策權分配方案
一、 從公民身份到受影響利益
二、 比例原則的提出
三、 朝向利害關系人民主？
第3節“知識與政治”中的公平
一、 學術評價的識知功能
二、 公平的適用性
三、 實踐公平
第6章依賴、責任與服務
第1節官僚制組織的兩副面孔
一、 官僚制組織的經典面孔
二、 經典面孔的異變
三、 新面孔與新問題
第2節走出依賴的社會責任
一、 自主與依賴
二、 依賴與責任
三、 服務的責任
第3節何謂服務
一、 服務概念的初步界定
二、 市場中的服務行為
三、 政府行為的判定
四、 結語：我們能對市場與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節選
前言：尋找政治的邊界 一、 本書的基本主題 政治歷來就是有邊界的，甚至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劃界的行為。當我們說一個人是“搞政治”的時，我們的意思是什么？是說他是“搞斗爭”的？當然，所有政治活動都涉及某種或某些形式的斗爭，一個“搞政治”的人總是會經常性地處于與其他人的斗爭之中。但政治絕不僅僅是斗爭，也沒有多少人會“為了斗爭而斗爭”，甚至樂于斗爭。對政治而言，斗爭只是一種手段，它往往服務于“搶地盤”的目的，而“搶地盤”就是政治行動者之間人為地劃分邊界的行為和過程。所謂“搶地盤”，對于個體而言，就是在某件東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使它成為“我的”。如果政治總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在所有個體之間展開，使所有人都必須與其他人爭奪屬于“我的”東西，結果將是如霍布斯所說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在這里，戰爭狀態也屬于一種政治狀態，但卻是一種非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政治狀態，因此，對于個體而言，要去過一種文明的生活，要以文明的方式“搞政治”，他們就必須找到一種辦法來終結彼此間的戰爭，這種辦法就是——把“搶地盤”的行為從“我的”行為變成“我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之所以會產生“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主要是因為“我”本身缺乏邊界，而當每一個“我”都必須與“一切人”“搶地盤”時，他們將很難訴諸文明的斗爭方式。所以，政治文明的首要標志就是形成了一個邊界清晰的“我們”，進而，當作為自己人的“我們”仍然不得不在某些時候互相“搶地盤”時，就可以比在與外人“搶地盤”時采用更加文明的方式。所以，政治是一種劃界的行為和由因為這些劃界行為所產生的各種邊界構成的行為空間，而政治中*重要的邊界就是不同政治行動者為了能夠文明地“搞政治”而為彼此劃定的邊界，也就是政治共同體之間的邊界。 邊界保障了文明，這在20世紀的民族國家發展史上得到了廣泛的印證。20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事實上是一種“筑墻”的運動，所有實現了解放的民族都是成功地修筑起圍墻的民族，而那些未能成功筑墻或所筑圍墻不夠堅固的民族至今仍然處于事實上的被奴役狀態，而作為被奴役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被擋在了現代政治文明之外，無法分享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在這個意義上，解放似乎是由邊界定義的。一個民族能否實現解放，取決于它能否確立和維護與其他民族間的邊界，這種邊界除了國界這一實體性的界線，更重要的表現是主權這一抽象的界限。同樣，一個個體能否實現解放，也取決于他能否確立和維護與其他個體以及更重要的與國家間的邊界，而這種邊界就是他作為一個自主的個體所擁有的那些權利。無論如何，邊界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而現代意義上的解放——即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解放”——就是要讓無論作為個體還是作為民族國家而存在的每一個政治行動者都獲得自我保護的能力。 民族國家讓人們不必與世界上的所有人一起“搶地盤”，卻并沒有消除劃界行為。相反，在民族國家內部，同胞公民們無時無刻不處在與其他人“搶地盤”的關系和活動之中，只不過，相比于與非同胞的交往，同胞間的劃界行為通常采取了更加文明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族國家向現代人的頭腦中注入了一種邊界意識，當他們意識到國家是為保護他們而存在時，就會將自我保護作為他們在國家中一切活動的*終目的，而這不僅造成了國家內部邊界的林立，更將劃界從一種防御性的行為變為了一種擴張性的行為。這里的邏輯是：我們為什么需要圍墻？因為如果沒有圍墻，其他人就可能干預甚至侵入我們的生活，而要保護我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就需要圍墻來將所有我們不歡迎的人擋在墻外；既然圍墻是為了保護我們生活的自主性，那我們的生活空間越大，生活的自主性自然也就越高，因而，要讓我們能夠更加自主地生活，就需要把圍墻不斷往外擴張。比如，在現代政治條件下，要保護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能夠去影響公共決策，而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就是他與其他人的邊界，在理論上，他可以通過對公共決策的否決來反對任何人對他的干預。當然，事實上并沒有哪一個人可以單憑自己否決對他不利的公共決策，因而，要更好地保護自己，他就必須將邊界外擴，通過尋求與其他人的結盟來獲得對公共決策的更大影響。而在公共決策幾乎總是以犧牲某些人的利益來保護和促進另一些人的利益的條件下，他的自我保護的行為就變成了一種可能侵犯他人的行為。結果，邊界意識就變成了一種擴張意識，而劃界行為在很多時候就變成了一種損害性的行為。 邊界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生活空間。在邊界之內，我們可以自主地決定生活的目的，也可以自主地決定如何運用不受外人干預的資源來達成這些目的，并由此來實現我們生活的自主性。在邏輯上，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只有當我們決定了某些目的之后，才會去尋找相應的手段來實現這些目的。而在現實中，目的往往是以手段為前提的，如果一個國家絕大部分領土都屬于沙漠，就不可能把發展水產養殖作為經濟政策的一個目的。在這個意義上，邊界雖然并沒有決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目的，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能夠去追求什么樣的目的。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現代人才如此熱衷于劃界，熱衷于通過劃界來擴張自己的生活空間與提升自己的社會存在。然而，如果說邊界的功能在于為政治行動者提供保護的話，在我們實際所處的由各種邊界構成的世界中，由于不同邊界內生活空間的差異性，許多人并沒有得到保護，另一些人則得到了額外的保護，或在尋求自我保護時影響到了對其他人的保護。正是這一點讓邊界本身的存在變得可疑，也讓現代政治總是處于一種維護邊界與重新劃界的緊張之中。 以國界來說，在20世紀，這一*重要的政治邊界讓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護，讓許多人不再處于流離失所的狀態，不再經常性地受到戰爭的威脅，更重要的是，讓人們能夠作為同胞公民而去過一種集體性的自主生活。但另一方面，如卡倫斯（Joseph H. Carens）所說，在民族國家使一國內部的人們得以走出封建社會的同時，國界的存在則讓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封建就像封建社會中生在農奴家庭的人一生都處于生在領主家庭的人的奴役之下一樣，在民族國家體系中，生在欠發達國家中的人雖不能說總是受到那些生在發達國家中的人的奴役，卻有非常大的概率無法過上與后者同等質量的生活，而且，他們之所以無法過上與后者同等質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沒有能力保護屬于他們的資源不被后者的國家以各種方式奪走，或沒有能力提高他們自身的人力資源在國際市場中的價格。結果，作為封建時代等級身份的一種近似物，國界在保護了這個世界上的某些人的同時，也造成了使世界上的其他人得不到保護甚至受到損害的結果。當然，國界與等級界限存在一個重要的區別，即在封建時代，等級界限幾乎是不可逾越的。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國界則非常容易逾越。比如，對一位墨西哥人而言，如果更優越的生活離他不過就是一次步行的距離，那么，即使路上真的有一道5米高的圍墻——也許還有幾把不敢隨意射擊的步槍，他又有什么理由不翻過這道圍墻而走向更優越的生活呢？于是，在今天，當個人僅僅通過步行就能跨越國界時，國界事實上就從許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國界的消失只是當前各種邊界消融的一個縮影。在現代社會，邊界作為保護特定人們的一種機制而被普遍建立起來，也因其無法保護其他人而不斷受到后者的踩踏。另一方面，至少從當前來看，邊界的消融并沒有使更多人得到保護，相反，某種邊界之外的人無論因為何種原因而進入到這種邊界之內，都構成了對邊界內人們生活的一種侵入，而這種侵入的結果往往是使許多原來得到保護的人失去了保護，或至少是削弱了對他們的保護。于是，為了重新使自己得到保護，他們就像沃爾澤所說的那樣，在國家的圍墻已被拆除的情況下創造出了一千個小堡壘。 ［美］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結果，在全球化讓世界在客觀上變得越來越開放的同時，全球時代的人們對于彼此則越來越封閉了。在全球化中的“贏家”享受著通過摧毀邊界來征服世界的快感的同時，全球化中的“輸家”則只能在失去了國界的保護之后用自己的雙手將“贏家”的鐵騎飛馳之后所留下的塵土碾攏為泥磚，再一塊塊地壘起以抵御其他“輸家”的入侵。*終，我們的時代就既成了一個邊界消融的時代，又成了一個邊界不斷再生的時代。 作為學者，談論邊界似乎是不道德的，因為學者的根本道德義務是尋求真理，而真理本身要求我們打破一切認識上的邊界。但另一方面，無論學術職業還是學科，事實上都是一種邊界，而這些邊界之所以能被建立起來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人類認識的進步，則是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實踐上的邊界，那學者將無法保護自己免于對其認識活動的干預，也就無法堅持獨立的觀點，得出獨立的認識，進而，作為一個整體，學術界就無法推動人類的認識進步。就此而言，認識上的“無界”需要以某些方面的實踐上的“有界”為前提。當然，這樣一種自我劃界的行為在認識上存在巨大的缺陷，而近幾十年來，隨著人類社會的復雜化，這種缺陷被無限放大，使得學術研究與實踐日益脫節。要讓學術研究重新契合實踐，社會就推動了一場拆除學術界中的實踐邊界的運動，使得不同學科之間以及整個學術界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都有了更大的開放性。一方面，這樣一種發展的確推動了人類的認識進步，通過多學科、跨學科甚至超學科的研究，我們獲得了關于許多問題的更為全面甚或是全新的認識；另一方面，在這種更具綜合性的研究內部則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性，即學科邊界的拆除并不意味著邊界本身的消融，而只是某些學科邊界的消失，與此同時，另一些學科則將它們的邊界擴展到了前述學科原有的“地盤”之中。結果，學科交融的過程似乎也變成了一個征服的過程，那些在現有學科體系下更加強勢的學科逐漸地將它們的觀點和方法強加到那些更加弱勢的學科上。就像推崇精英治國論的人會說的一樣，對于這樣一種發展，有的人會說，如果強勢學科就是那些更接近真理的學科，那讓它們征服那些遠離真理的學科又有什么不對呢？對于這一質問的邏輯前提，即某些知識體系可以代表某種普遍適用的真理，我持一種根本性的否定立場。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種完全有悖于現代政治文明與人類認識活動本質的蠻橫無理的論調在今天有著許多極有權勢的支持者，而在他們的支持下，就像其他社會領域中的情況一樣，學術界中的拆除邊界運動事實上成為某些邊界的擴張運動，它試圖將某些關于世界的極為片面和狹隘的認識強加給所有人，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抗，學術界內部也正在生成無數的堡壘。結果，現實世界的走向日益體現的是某種單一的認識，但由于這種單一認識本身面臨著廣泛的質疑，使得現實世界的發展總是無法證明自身的合法性。 無論如何，今天，邊界仍然是政治理論必須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我們都已經看到，在一個日益走向開放的時代，通過劃界的方式來開展政治交往已經不再具有可持續性了，因此，邊界是必須被拆除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沒有合理依據的前提下對各種邊界進行選擇性拆除，在拆除某些邊界的同時保留另一些邊界，在將人們從無數的小圍墻中“解放”出來的同時用一堵更高的圍墻將所有人囚禁其中。要拆除一堵圍墻就必須拆除所有圍墻。如果做不到或不愿這么做，那么，保留現有的墻就可能比允許某些人四處砸墻更能保護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當然，保留現有的墻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和因循守舊，那樣的話人類社會就不會有任何進步了。從墻的功能是為人們提供保護的前提出發，我們可以在所有墻之間建立起一種道德聯系，即它們之間存在一種道德分工，是通過對各自范圍內的人們的保護來共同促進使所有人得到保護這一道德目的的。如果是這樣，那么一種墻是否應當繼續存在，就取決于它能否勝任這一分工體系賦予它的功能。如果能，那就不應當有針對它的拆墻行動，任何這樣的行動都屬于對道德分工體系的破壞；如果不能，那它就不應頑固地繼續存在，同時，拆除它之后新建立起來的墻必須能夠更好地保護那些需要得到保護的人，這樣才能使整個道德分工體系得到優化。在很大程度上，當代政治理論的一大使命就是確立判斷一種行為究竟是破壞分工還是優化分工的標準。只有在找到這樣的標準后，我們才能解決筑墻與拆墻的矛盾，才能讓邊界助益于而不是阻礙著我們的自主。 二、 本書的章節安排 如前所述，本書的主題是“尋找政治的邊界”，也就是要在今天這樣一個舊的邊界不斷消失、新的邊界又被不斷建立起來的時代尋找政治的基本主題。回顧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革，我們可以看到兩股相反的趨勢：一方面，以20世紀8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為標志，許多國家的政府改革都走上了“去政治化”的道路，開始將傳統上通過政治解決的集體問題轉化為可以通過市場解決的個體問題，通過這種方式，市場打破了政治的邊界，使得政治本身失去了獨立的存在；另一方面，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近一段時間，一些國家的治理又走上了“泛政治化”的道路，使得無論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還是科學問題，都被重新塑為政治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政治侵蝕了其他領域的邊界，而政治本身的含義也同樣變得模糊起來。 無論政治的邊界如何變化，在我們關于政治的理解中，權力與合法性都是兩個繞不開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權力所在之處就是政治所在之處，尤其政治斗爭，幾乎總是圍繞權力展開的斗爭。不過，政治并不總是表現為權力的赤裸存在，而也表現為權力的文明行使，其中，合法性就是使權力成為一種文明力量的關鍵因素。當權力受到合法性原則的規約，當權力的存在及行使可以被視為合法，圍繞權力開展的政治活動也就呈現出了積極的形象和功能。就此而言，政治究竟是一個“好東西”還是“壞東西”，主要取決于權力是否具有合法性，政治的邊界究竟如何變化，也受著權力與合法性關系的影響。有鑒于此，本書**章討論權力與合法性的關系。基于實踐的發展，本章提出一種新的權力分類，并從這一分類出發分析合法性原則如何在當代條件下對權力做出規約，而權力又如何在這種規約下發揮其政治功能。這種分析表明，當代政治更多表現為圍繞制度性權力的行使開展的各種活動，而這些活動就表現為國家中的民主過程。 民主是現代政治的基本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2版。其中，對民主的要求被排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位。同時，橫向比較來看，今天，民主政治遇到了許多新的挑戰，*突出的就是當代社會變成了一種多元社會，人們的觀念與利益呈現出了不可通約的特征，導致他們在參與民主決策時難以達成共識。這一發展已經對西方政治造成了許多后果，中國的政治理論研究要回應如何滿足人民對民主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問題，也需要去分析這些后果，思考相應的經驗與教訓。有鑒于此，本書第二章討論的是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問題，分析了民主實踐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今天面臨的挑戰，闡述了民主理論在回應這些挑戰中的新發展。 當代社會作為多元社會的一大特征在于人們政治身份的多元性，隨著跨國流動成為常態，一些人事實上可以選擇其公民身份，也就獲得了拒絕特定國家對其行使合法權力的能力。對他們來說，政治邊界成了可選擇的，這使得他們與國家、他們與其他人的關系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也驅使政治理論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紐帶。本書第三章從這一問題出發，分析了當代政治主體選擇政治身份即“退出”的行為對政治理論的挑戰，也提出了如何規范這類行為的思路。 對政治理論來說，個體的退出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能造成不正義的后果。一方面，在人本身就構成了一種重要資源的意義上，人的跨國流動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資源的再分配，而在這種再分配破壞了某些重要政治義務的意義上，它就造成了國家間的分配不正義；另一方面，某些人的單方面退出可能破壞了某種正義的分配體制，結果同樣會造成分配上的不正義。要矯正這樣的不正義，我們必須重塑當代政治主體的規范體系，尤其是不同政治主體的責任。順著這一邏輯，本書第四章從分配正義理論入手，討論了當代政治世界中個體、市場與政府在不同領域中的責任分配問題。 第四章的分析指向了公平的價值，第五章則進一步探討公平的實踐安排。本章選擇在三個領域分析如何促進公平的問題，分別是裁決的領域、集體決策的領域和知識領域。其中，裁決與集體決策是現代政治權威的兩種行使方式，讓政治權威的行使接受公平原則的規范，讓政治權威的行使以公平為目標，是政治理論促進公平的基本途徑，更一般地說，是知識促進公平的一般途徑。不過，在今天，知識這一功能的發揮面臨巨大的現實障礙，因為許多知識本身也遭遇了不公平的對待。要讓不同知識得到公平的對待，本章*后討論了學術評價中的公平問題。 在本書看來，公平是有指向性的，在客觀存在廣泛不平等的條件下，它意味著對弱勢者或者說依賴者的保護。今天，人們大多處于某種組織之中，相應地，依賴也有著組織根源，需要從組織角度展開分析。本書第六章從組織中的依賴現象入手分析如何保護依賴者的問題，提出要通過市場與政府主體對相應服務責任的承擔來保護依賴者的主張。這種分析突破了政治的傳統邊界，豐富了我們對政治的認識。 總結起來，本書討論的議題從權力走到了依賴，而這種發展也符合我們的日常政治經驗。對普通人來說，政治總是與權力相關的，而只要與權力相遇，我們就總是處于依賴狀態。政治理論一直試圖幫助普通人走出由權力造成的依賴狀態，其途徑則是通過對權力施加合法性要求來規范權力的分配和行使。同時，在今天，權力的存在并不是一種固定現實，而具有了流動性，不僅是國家，組織甚至個體也都可以成為某些方面的重要權力主體，所以本書對權力與依賴的討論也在相關議題下將組織與個體納入了進來。當然，即使在這一主線下，本書的討論仍然可能是不充分的，但在政治世界變動如此劇烈的今天，要想在一本書中完全不遺漏任何重要的政治議題是不現實的。如果本書能夠幫助讀者在它所設定的議題范圍內獲得關于當代政治的基礎性認識，它也就是有價值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的主題是尋找政治的“邊界”，而不是尋找政治的“邊緣”。根據我個人的理解，政治理論可以是規范取向的，也可以是批判取向的。其中，規范政治理論關注的是特定時期政治的主流議題，通過對這些議題的探討來確立政治的基本規范；批判政治理論則從邊緣立場和議題出發來對主流政治規范及主流政治理論提出挑戰。規范政治理論并非完全不涉及邊緣議題，但它往往會對邊緣議題進行抽象化，把它納入主流議題的分析范疇，以此來證成主流政治規范。批判政治理論則往往拒絕這種抽象化或主流化，而試圖尋找替代性的思考方向。兩種取向沒有絕對的優劣。我個人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取向的，但在本書中，我沿襲的是規范政治理論的研究傳統，對政治邊界的探索指向的是主流政治議題的邊界，是在政治本身的邊界發生了變動的現實下定位政治的主流議題。在這個過程中，本書涉及了很多邊緣議題，如果選擇批判理論的路徑，我可能會更多從這些邊緣議題的差異性出發來挑戰主流政治規范，但在規范理論的路徑下，本書是把這些邊緣議題轉化成主流議題的研究范疇來進行分析的。
政治理論的當代視野 作者簡介
管理學博士，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政治哲學與公共行政理論研究，已出版獨著《社會治理的話語重構》《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合著《公共行政的概念》《共同體的進化》與《公共生活的發生》，獨立與合作發表學術論文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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