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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4652
- 條形碼：9787108074652 ; 978-7-108-07465-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本書特色
學界對董仲舒思想的闡釋大多集中在董仲舒的天人哲學，然而除了“哲學家”的身份，董仲舒還是《春秋》學的大師，相對來說，學界對于董仲舒《春秋》學的探究是比較少的。本書是對董仲舒《春秋》學的研究，特借重了《公羊傳》及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內部理路，也即書名“推何演董”之所由。作者特注重從經學的視角，來描繪董仲舒《春秋》學的諸多面向。
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內容簡介
董仲舒是中國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作為西漢大儒、《春秋》公羊學的代表人物，他開創的以天人之道為核心的經學體系，為“大一統”秩序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本書圍繞董仲舒的《春秋》學展開，作者基于《公羊傳》及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內在理路，推演展示董仲舒《春秋》學的諸多面向，包括董仲舒《春秋》學中的“天”哲學，他對《春秋》之“辭”的“方法論”式論述、對“大一統”與天人災異的思考等；進而分析董仲舒如何以《春秋》“微言大義”，發明君臣倫常、推行改制思想，以達至“復古更化”的終極關切。在闡明董仲舒《春秋》學的宏觀意識形態建構外，也關注其“《春秋》決獄”對中國法律“儒家化”進程的開啟。
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目錄
序一 徐洪興
序二 曾亦
引言
一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時代
二 董仲舒的著作及其分類
三 董仲舒《春秋》學研究綜述
四 本書的研究方式與框架
**章 董仲舒《春秋》學的方法論：辭
一 辭的重要性：因辭見義
二 辭的重要性：因辭起事
三 董仲舒論辭
四 小結
第二章 董仲舒《春秋》學的基礎：天
一 天的不同意涵
二 大一統
三 災異
四 小結
第三章 董仲舒《春秋》學中的大義
一 居正與讓國
二 經權之義
第四章 董仲舒《春秋》學中的微言：改制
一 董仲舒改制思想來自《春秋》
二 改制的層次
三 改制應天中的三正、三統
四 改制中的“再而復”“三而復”“四而復”
五 “《春秋》當新王”與“王魯”
六 董仲舒的改制理論與“辟秦”
第五章 董仲舒的“《春秋》決獄”
一 拾道旁棄兒養以為子
二 乞養子杖生父
三 毆父
四 私為人妻
五 小結
第六章 《春秋》學中的董何之異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董、何不同的學術譜系
三 董、何義理之異
四 董、何純粹師法之異
五 小結
參考書目
后記
展開全部
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節選
董仲舒的生平及其時代 *選自《推何演董》引言 文丨黃銘 董仲舒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關于他生平的記錄主要見于《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傳》。《史記·儒林列傳》云：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以上是《史記》關于董仲舒生平的記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錄與此大同小異。根據《史記》的記載，董仲舒起初為景帝朝的博士，專注于治經。后來漢武帝即位，董仲舒有三次對策，之后出仕為江都相。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因言遼東高廟災異之事下吏，險遭不測。后又相膠西王，因膠西王殘暴，“恐久獲罪”，辭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學著書終老。董仲舒為人正直，不滿“希世用事”之徒，故而兩次出仕時間都很短，他把大多數的時間用在了治學之上，韋政通先生認為董仲舒的一生是“一般像樣儒者典型的生涯”。關于董仲舒生平的考證，有兩個問題學界有爭論，一是生卒年，二是對策之年。 關于董仲舒的生卒年，《史記》和《漢書》都沒有明確的記載，蘇輿《董子年表》云：“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于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根據《漢書·食貨志》“仲舒死后，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之語，則董子“至武帝朝，以老壽終”是可信的。 而蘇輿謂董子“生于景帝前”則失之籠統。很多學者做了更加精細的推論。《漢書·匈奴傳》贊云：“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其中的“四世”應該是“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根據“四世”的記載，則董仲舒生年可信的說法只有兩種，一是生于高帝時，一是生于惠帝時。周桂鈿先生認為董仲舒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懸車致仕”，根據“七十致仕”之制往上推七十到七十九年，則董仲舒生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周先生又援引《春秋》“三世”理論，昭公元年為“所見世”之始，當時孔子十歲，則董仲舒所見的“四世”，也應該從董仲舒十歲開始算起，故而周先生認為董仲舒生于高祖九年，十歲時正當惠帝六年，故見“四世之事”。王永祥先生則不同意周先生以《春秋》三世的斷代來解讀董仲舒的“親見四世之事”，認為應依據“七十懸車致仕”之制，從元狩元年、二年向上推，則董仲舒約生于惠帝三年到四年（公元前192—公元前191）。林蘇閩則認為，七十致仕的制度在漢代不一定真實存在，而且董仲舒的“老病致仕”也只是借口，并不一定要滿七十歲，實際情況更可能是小于七十歲，由此推測董仲舒約生于惠帝六年至七年（公元前189—公元前188），如此則董仲舒在四十七八歲的時候進入武帝朝，正好處于人生的鼎盛年。這三種解釋都有道理，都是根據“親見四世之事”以及“懸車致仕”做的推論，從董仲舒的致仕原因，以及鼎盛年的角度考慮，似乎林氏的說法更加可信。 關于董仲舒對策之年也有不同的說法，主要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和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兩說。《漢書·武帝紀》記載董仲舒的對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資治通鑒》則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主建元元年之說者，其理由是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那么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對策，應該在建元五年之前，如在元光元年，則董仲舒的對策就成了空話。如果這樣，那么董仲舒對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有直接的影響。然而這個說法經不起推敲。據朱維錚先生的考證，黃老之學與儒學之爭，其背后是“竇田兩家外戚集團爭奪王朝*高統治權的火并”，建元元年，竇太皇太后尚未去世，董仲舒如果發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聲音，肯定會受到政治上的打壓。而且據《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董仲舒于對策之后出任江都相，但建元元年江都相為鄭當時，故而董仲舒的對策不可能在建元元年。 如果將對策的時間定在元光元年，就要解釋為什么在立了五經博士之后，董仲舒還要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楊濟襄先生認為：“由立五經博士之后，田蚡仍然在隔年‘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來看，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不代表諸子百家之言在當時已經‘不并進’。在田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隔年，也就是元光元年，竇太皇太后崩之后，**次的詔舉賢良，董仲舒再次向君上呼吁，‘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唯有如此才能‘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楊先生的說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個長期的事件，不可能一蹴而就，故而將董仲舒對策提前至建元元年的做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董仲舒的對策之年應該如《漢書》所云，在元光元年。如此，則董仲舒對于實際政治中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大的，朱維錚先生云：“由于田蚡早已選擇用儒術取代黃老術作為統治學說的形式，因而倘說董仲舒對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過是對既定政策作出理論說明。”我們認為，雖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對策的確與現實政治有關聯，但其指向其實是“大一統”王朝應有的意識形態，與具體的政治斗爭關系不大。同時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的旨趣是以“天”來制約君王的肆意妄為，純粹是儒家一以貫之的立場，至于后來董仲舒的學說被專制利用，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董仲舒面對的時代問題是漢承秦制的現實與復古更化的理想之間的矛盾。自周代禮崩樂壞之后，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一直持續不斷，為了在亂世之中謀求生存，一些國家就采用法家思想進行變法，摒棄禮樂制度而用法令治國。而秦國*終依靠商鞅變法的成果，統一了六國，建立起了強大的郡縣制國家。然而秦朝卻因其殘暴的統治，二世而亡，可以說亡秦的教訓是漢代思想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為此，陸賈有“逆取而以順守之”之言，賈誼也有“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之論。陸賈與賈誼分別取天下與守天下兩種情況，這無疑是明智的，秦國所行的法家的制度，在取天下時是很有效的，但是在守天下時，卻出現了諸多的問題。陳蘇鎮先生認為，秦朝的統一有兩個步驟，首先是軍事上的統一，其次是文化上的統一，“秦朝統一文化的手段是向全國推廣‘秦法’”，然而“秦法與東方各地固有的傳統習俗發生了沖突，其中尤以秦、楚之間的沖突*為嚴重”，秦朝覆滅的*終原因是文化統一的失敗。同樣的，漢朝也面臨著取天下與守天下的問題。據陳先生的研究，劉邦之所以能夠取得天下，靠的是“承秦”，即“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所以“漢承秦制”有其特定的歷史淵源，但是秦制本身對于漢朝守天下來說是不利的，以秦制來完成文化上的統一，則會重走秦朝的老路。董仲舒對于秦制的批評可謂是不遺余力，同時又提出了“復古更化”的主張。董仲舒云： 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茍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漢初崇尚黃老之學，與民休息，國力得到了恢復，然而諸侯王的勢力逐漸威脅到了中央的統治，景帝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后，中央集權得到了增強，漢朝也面臨著文化統一的任務。在這個時候，殘暴的秦制顯然不能作為文化統一的手段，故而董仲舒提出“復古更化”的主張，要求重新以儒 家的倫常作為守天下的意識形態。“復古更化”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另一個則是限制君王的肆意妄為，將君王納入儒家的倫理價值體系之中。強干弱枝是時代的要求，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西周的封建之制就不符合歷史趨勢了。秦朝用秦法進行文化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勢所趨，然而受到了東方各國的抵制，*終導致了秦朝的滅亡。漢初考慮到亡秦的教訓，而有郡國并行之制，但發展到后來，東方王國有尾大不掉之勢，這顯然不符合中央集權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中央集權固然重要，但是集權的方式不能是法家的，故而韋政通先生認為：“董仲舒面臨的新課題是：既要適應大一統的專制，又要保持儒家的立場。” 在董仲舒看來，“復古更化”的依據就是《春秋》之道。董仲舒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又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素”就是空的意思，“素王”就是空立一王之法，供后世王者取法。雖然董仲舒沒有明言“《春秋》為漢制法”，但是結合上述兩條材料來看，董仲舒確實認為《春秋》之法就是漢代平天下的規矩。董仲舒《春秋》學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春秋》之義改善漢世之風俗，以“大一統”限制國君的肆意妄為，以《春秋》改制之微言確定漢朝的制度，以此三點完成“復古更化”的目標。
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學研究 作者簡介
黃銘，1985年生，江蘇常熟人，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中國哲學博士。現為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經學研究，側重《春秋》學與《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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