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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文化V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9638024
- 條形碼：9787549638024 ; 978-7-5496-3802-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貨幣文化V 本書特色
《貨幣文化史》全六卷各自以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帝國時代、現代為歷史語境，將貨幣的豐富性、復雜性、趣味性娓娓道來。其中深刻的學術思索與廣闊的學術視野交織，*新的學術前沿與古老的學術傳統輝映，不僅補充漢語讀者的思想世界，也促使我們撫卷沉思，發出*熟知而又*無知之問：何謂貨幣？由此，我們或可抵達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以及人性內在的明暗交錯。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劉平 從物物交換到黃金交易再到移動支付，本書從多維角度探討了貨幣的起源、發展、流通以及這些因素對人類歷史的深刻影響。貨幣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助推手，它在表達價值的同時驗證價值，一邊打破規律，一邊卻又重塑秩序。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朱明 這是一部精心架構的恢弘之作。從炫亮可感的海貝，到神秘莫測的虛擬貨幣，它所講述的不單單是一部貨幣史，甚至也不僅僅只是一部經濟史，而是一部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人類文明史。它意在告訴我們：貨幣不僅僅關乎交換、財富和價值，它還從根本上形塑了我們的心智、道德和政治。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周保巍 一直以來，雖然在金融領域內貨幣被抽象化，并且抽離了其中的政治含義，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看到了貨幣成為文化想象力和實際創造力的媒介。貨幣像細線一樣穿透并且縫合著人類社會，從而可以讓我們透過貨幣看到文化的萬象。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應用經濟系主任 王聞
貨幣文化V 內容簡介
十九世紀是貨幣繁榮發展時期，特別是在大城市，高速增長的貨幣成為商品與服務的專享衡量方式。新的科技與基礎設施使貨幣更好的儲存與流通。紙幣的發明和產生及其信用系統使其具有內在金屬價值。貨幣成為政治、藝術和科技的核心問題。經濟學作為現代學科誕生了，壟斷主義也隨時產生。本書系統調查了帝國時代科技理念、禮制、宗教文化的發展，以及貨幣在這些方面帶來的影響與其相互作用。
貨幣文化V 目錄
叢書序言
概? 述? 19世紀的貨幣景觀
**章? 貨幣及其技術：用貨幣發明未來——19世紀美國專利的貨幣化圖景
第二章? 貨幣及其理念：殖民時期的貨幣和貨幣幻覺
第三章? 貨幣、儀式與宗教：理性、種族和世界的返魅
第四章? 貨幣與日常生活：美國內戰前的紙幣、社群和民族主義
第五章? 貨幣、藝術與表現形式：“這僅是一個氣球”貨幣文化史中的見聞和諷刺
第六章? 貨幣及其闡釋：流動性及加速度的世紀及其貨幣
第七章? 貨幣與時代
插圖目錄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關于各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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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文化V 節選
19世紀的貨幣景觀 帝國時代不是指一種穩定的狀態，而是指一個全球都在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新興世界體系經歷著新的調整和強化。帝國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存在了，但是19世紀的帝國主義是前所未有且世界性的，它包羅了新的地緣權力、新的統治技術和新的殖民主義形態。與此同時，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全新的政治單位，幾乎在所有地方都發展起來，先是在美洲和加勒比的古代殖民地，然后在歐洲和亞洲，*后在非洲。隨之而來的是新的邊界、通量、景觀以及“社交閾值”。“社交閾值”是格奧爾格·西梅爾（Georg Simmel）在該時代末期提出的概念（Simmel, 1910[1945]）。 除了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轉型，技術創新也很重要，其中包括貨幣流動管理、貨幣貯存、貨幣真偽識別的新技術。這些技術使市場和全球貨幣交換統一化成為可能，并*終使“軟商業”（doux-commerce）的“啟蒙烏托邦”（“Enlightenment utopia”，Hirschman，1982）和單一的普遍性衡量體系（Darnton，1989）得以實現。人們還借此想象出一種普遍的貨幣標準：金本位制。從19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到**次世界大戰期間，金本位制在各大城市及殖民地得以實施，盡管只限于部分地區。對貨幣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19世紀的技術變革包括電力和石油、攝影和電影、電報、電話、自行車、汽車、火車、氣球和飛機，以及“環球展覽”。“與之相伴而生的是一種智能基礎設施，其中包括嶄新且合理的測量尺度以及新奇的——越來越同質化的——對空間和時間的感知1。技術革新也使貨幣標準化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貨幣印刷首次得以普及：紙幣完全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之上，不再有任何內在的金屬價值。探究貨幣生產和兌換的原則日益成為經濟學這門新興“科學”的技術性任務：“貨幣之于經濟學就如同’使圓成方（the squaring of the circle）’之于幾何學，或是永動機之于機械學,” 杰文斯（Jevons）在其巨著《貨幣和交換機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Jevons, 1896: vi)當中寫道。 就“進步”而言，這些巨大的變化所帶來的后果必然存在矛盾。一方面，流動性和溝通能力的加速發展為以自由貿易的“自然”節奏為特征的放任世界的自由烏托邦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意義。在英國，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自由》(On Liberty , 1859)中倡導個體動機，反對“政治統治者的暴政”(Mill，2015:5)，并指出“令生產者和銷售者完全自由才是使其供應物美價廉的商品的*有效方法，并且買方也應享有同樣的自由”（Mill，2015:92）。另一方面，這些巨大的變化產生了一個沒有魔法的反烏托邦世界的形象，一個超理性的鐵籠子（韋伯, 1905[2001]）。“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以理性化和智能化為特征，尤其是以世界的覺醒為特征，” 韋伯（Weber）在《以學術為業》(Science as a Vocation，1917)（Weber, 1917[1991]:155）一書中寫道。同樣，齊美爾（Simmel）認為這種理性貨幣交換的新興世界秩序——之后被戴維·弗里斯比（David Frisby）描述為“成熟的貨幣經濟”(Simmel 1908 [2011]:xx)——表現為個人主義的新形式，這些形式兼具賦能與彼此之間深刻的區隔，以“客體文化的過度發展”為標志，即個人“變成了一個巨大的、令人無法抗拒的事物與力量組織的齒輪，這一組織逐漸從個人手中拿走了與進步、精神和價值相關聯的一切”(Simmel ，1903 [2002]:18)。 19世紀末，在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學里萌芽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創造了關于貨幣和社會世界的思考和行為的一些概念。因此，現代貨幣的起源神話獲得了科學的形式和合法性 （Menger 1892 apud Dodd 2014: 17; Graeber 2011; Maurer 2006）。現代貨幣被認為是健康的貨幣，好的、強大的文明貨幣(Neiburg , 2010)。它是一種從頭開始的貨幣，在過去無跡可尋，它自發地從“原始的”和空間受限的物物交換宇宙進化到本質上是抽象的、流動的和空洞的貨幣形式。這種抽象的貨幣確實混合了當下的觀察和未來的理想——齊美爾稱它為“純概念”貨幣(Dodd, 2014: 317)。與此同時，它還被用作支付手段，測量單位和儲值工具；一種多元貨幣，通用的交換媒介，純粹的抽象概念和純粹的數量：符合進化論和雙面宇宙論（Sahlins, 1996）。在“帝國時代”，關于這些貨幣景觀意識形態表征的對比是鮮明而明確的，并且直擊貨幣的自然和社會影響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圖景的核心：一方面，自由市場由于法定貨幣和可兌換貨幣的助力而變得和平而活躍；另一方面，墮落的人類，為泯滅人性的錢幣的酸液所腐蝕，創造出純粹的、可互換的個體，“僅”用金錢來衡量生命的價值。2 正如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1903）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樣，19世紀中后期“成熟的貨幣經濟”的出現和集中而廣泛的城市化進程攜手而行。現代的、抽象的貨幣形式——越來越多的是紙張——對城市的商業活力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其結果既有智力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更有結構上的。城市生活使市民日益持有精打細算的態度：城市的貨幣經濟“用稱重、計算、計數和定性轉為定量填充了許多人的日常生活”(Simmel 1903[2002]: 13)。城市集中發展到一個新的規模，這種發展建立在市場和火車站等新的基礎設施之上，這些由鋼鐵和玻璃制成的設施開始與宏偉的古代宮殿交相競爭。大都市的居民越來越多地(也僅能)通過貨幣(購買方式)去獲得商品，他們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換取工資以獲得(也僅能獲得)金錢(見《馬克思》，1849，第2章；Ellison，1983)。3 從大都市的角度來看，貨幣無處不在——即使在金錢缺失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城市中沒有工資的失業者所構成的貧困景象足以說明這一點（Castel 2017）。 雖然19世紀以諸多同質并穩定的力量和理想為特征，但沒有什么東西是同質或穩定的。帝國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動蕩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的變化莫測的時代。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寫的那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4 貨幣是造成這種壓倒一切的動蕩而混亂的氣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可以從多元而復雜的貨幣景觀的四處擴張中觀察到。這種擴張不僅存在于全球體系的邊緣(即所謂的現代性“邊緣”)，而且還存在于新舊大都市和新的地緣政治單元(如國家)之中——總是和“每個國家市場都有自己的貨幣”的理想存在一定差距。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在四處都可以觀察到（獨特、復雜、集中、等級分明）的各種貨幣安排：國家貨幣，帝國貨幣，殖民貨幣，貨幣聯盟，國家間固定匯率貨幣制度(貨幣發行局制度)，特定商業路線專用貨幣，商家發行的貨幣(紙幣、寶貝螺、玻璃珠以及許多其他形式)。貨幣的計價單位與支付手段相分離，其樣式、材料和規模也均不計其數。盡管在整個19世紀，“現代化的力量”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同質化的影響力，但貨幣卻呈現出多元化及多樣性——事實上，時至今日，情況仍是如此（Dodd 2014; Zelizer 1994）。 因此，各式現代主義所宣稱的新意（或者純粹的新意）并不存在。回顧歷史，一如既往，我們必須以其自身的多重歷史性來處理這些獨特而復雜的組合，在這些組合中，不同的時間層共存，在現在闡明過去的不同含義，明確時間和歷史的不同概念。貨幣本身是一個記憶銀行(Hart 2001)，并且它是一個高度多面化的記憶銀行：每種貨幣，就像每一種計量單位一樣，在每一個特定的相互作用的環境中，都蘊藏著某個單一的歷史綜合體（Mintz 1961）。 本卷匯集的章節展現了19世紀貨幣文化史的圖景，與以往略有不同的是，它以一種雙重視角對各式主題展開探索。一種視角聚焦于博學而流行的貨幣實踐、思想以及理想的復雜糾纏；另一種視角則關注結構(結構化)的緊張關系，而19世紀所有貨幣空間均以此為特征：有些力量和機構希望看到貨幣統一，其代表有國家和帝國，或者掌控大型商業板塊的公司。這些公司迫切希望看到貨幣同質化，這樣一來其承擔的稅負便會減少，交易也會更便利；而另一些力量和機構則希望貨幣分散而多樣化，并且希望上述提及的貨幣功能愈加差異化：純計價單位增加、支付手段自動化、發明（并再創造）新形的價值儲存工具。 這些緊張關系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就集中化而言，國家機構在19世紀所使用的主要模型為中央銀行(這樣的國家有很多,法國銀行于1800年成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于1917年成立)，大型跨國公司、全球化私人銀行以及羅斯柴爾德家族等“家族” (Kuper 2001)也隨之興起，并在此期間逐漸轉變為全球化金融模型中的新貴。就分散化和多樣化而言，這些機構有著無數經紀人，并與其共同分享著利潤。這些經紀人是構建碎片化網絡以及多標量交易（每個量化范圍的形容詞均因另一個而變得不穩定，兩者間既連續又分裂：地方的，國家的，帝國的，州的，全球的等等）的行動者。5 本卷的章節從這些緊張的動態方面的分散視角出發，開啟了（日常貨幣理論和實踐的）細節之窗，并將其置于大環境的背景之中。這不是一個關于引發或者提出“貨幣理論”的問題，而是關于激發一種歸納和比較的觀念的問題。這種觀念能夠使我們通過對斷裂性和連續性的識別而甄別出社會形式和貨幣敏感性的獨特之處。跨學科和跨國界的方法是本書潛在的財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貨幣歷史學家、藝術家和文學家被匯集起來，共同致力于揭示多樣化的制度環境(當代中心和外圍)之下（貨幣）景觀細微的奇異之處，為令人驚訝的結果提供了線索：通過避免任何形式的時代錯誤，他們展現出19世紀貨幣世界的諸多方面(其概念、實踐、敏感性和基礎設施)和“我們自己的”當代之間極端的相似之處。 同質化和多樣性 19世紀形成的進化宇宙論描述了一種持續的文明均質化運動，貨幣景觀卻與之不同——貨幣景觀是多樣的、不穩定的、模糊的。歷史上的貨幣形式并沒有發生進化，而是逐漸分層和混合。正如（G. Balachandran）在本卷第二章中向我們展示的那樣，古老的帝國貨幣仍舊存續著，表現出一種巨大的文化適應力，即使在失去官方貨幣的地位，甚至停止鑄造之后，仍然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豐富和重塑。西班牙達布隆幣（Spanish doubloon）就是個例子，它于1849年停止發行，在此后的幾十年，美洲的舊殖民地仍在使用它，而那時這些殖民地已經有了自己的國家貨幣。瑪麗亞·特雷莎·泰勒幣(Maria Theresa thaler)也是如此，它在1858年就失去了奧地利官方貨幣的地位，但卻一直在流通，甚至在一個世紀后，它仍然在遠至非洲東北部和南亞的商圈中流通(Kuroda，2007)。 即使在新老大都市中占主導地位的貨幣理論假設了一種理想情況，即每個(國家或帝國)貨幣空間都僅有一種獨特的貨幣(Helleiner 2003 a)，但在19世紀，在地球的各個角落，人們均可觀察到各種貨幣的共存，這一事實證明，正如奈杰爾·多德（Nigel Dodd）在第七章所描述的那樣，國家、社會和各種貨幣之間的關系遠不是天然的，而是偶然的，并且總是存在爭議。多德表示，在政治上，19世紀的貨幣總是夾在意識形態上主要的理論和觀點(如金本位制、金銀復本位制、貨幣聯盟和無爭議紙幣的想法)的“推”和務實的“現實政治”的“拉”之間。 多德還指出貨幣在陸地上和海洋中均起到了調節作用。后者是一個充滿沖突和競爭的空間，這種沖突和競爭存在于合并或衰落的帝國的貨幣和新興勢力的貨幣之間。美元就是新興勢力貨幣的一個代表，它在成為美國統一的國家貨幣的同時，也在全球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通常，美西戰爭(1898年)被認為是美元作為參考貨幣興起的主要標志。從此，美元開始在加勒比海地區、中美洲和南美洲與歐洲貨幣展開競爭；不久之后，美元又在南太平洋與印度盧比，甚至日元，開始競爭，而后者于1871年開始發行，并于中日戰爭之后在太平洋地區獲得了一定的霸權地位。古巴的美元化發生在1898年；在菲律賓，比索與美元之間的貨幣發行局制度是在1901年建立的。在19世紀末，貨幣景觀因新的人物、新的機構的出現而發生改變，這些人物和機構開始設計并使用新殖民主義工具：用“貨幣醫生”和“貨幣使命”傳播好消息，建議并實施市場自由化和貨幣穩定統一化政策，以美元和之后即將實行的金本位制為參照（Rosenberg 2003; Drake 1994; Helleiner 2003b）。 當我們離開潮汐和海岸，深入內陸、深入大陸內部時，貨幣環境又一次發生改變。我們會遇到其他貨幣、其他度量單位和其他交換方式，正如新殖民主義的英雄們，例如，利文斯頓（Livingston）和斯坦利（Stanley）的遠征（Pallaver 2009: 22），或者非洲東部的商隊，所描述的那樣：“黑色美元”(瑪利亞·特蕾莎·塞勒幣的曾用名)，寶貝螺，玻璃球，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Leer Weiss 2005;Mwangi 2001;Pallaver 2009, 2015）。政府和商人均在發行貨幣。因此，貨幣在明確的社會等級和價值的多維和差異化的空間中流通：強勢而高面額的貨幣在精英階層流通，弱勢而低面額貨幣則在普通窮人中流通(Helleiner 2003a: 27)。貨幣流通還標記出內部和外部市場、不同貨幣、計量單位和刻度之間的界限和門檻(Guyer 2004)。該空間還與生產效率相關，是利潤的乘數和分配者。 正如邁克爾?奧馬利(Michael O’malley)在第4章中所論證的那樣，這種等級分明的多元化并不僅限于外圍貨幣景觀。貫穿整個19世紀，在一系列的禁令之下，各種私自印刷的小面額紙幣仍在美國流通，奧馬利對它們是如何流通的進行了如下描述：這些紙幣由店主、商人、沙龍、餐館和各種商業機構發行，綽號為“脛骨貼膏”（shinplasters）。在1850年，有9000多種不同種類的私發紙幣在流通，這使窮人參與到貨幣景觀的形成之中，促進了貿易和信貸。不同貨幣的并行流通表現出并強化了社會的不平等性：強勢貨幣在白人中流通；“脛骨貼膏”在黑人中流通。事實上，正如奧馬利所展示的那樣，巨額的“脛骨貼膏”使窮人、婦女、有色人種、“下層階級”的經濟生活和身份認同成為可能( O’Malley，2012)。 為了使這些多元化的貨幣在世界范圍內變得同質化，多種多樣的方法都曾被使用。上面提到的一種嘗試是禁止非官方貨幣的發行與流通，以使官方(或國家)貨幣受益。另一種做法是建立（并實施）共同的、國家的、或超國家的貨幣空間：例如，由意大利、比利時、法國和瑞士于1865年成立的拉丁貨幣聯盟；再比如，于1873年成立的斯堪的納維亞貨幣聯盟(關于19世紀貨幣聯盟的政治討論，請參見多德所撰寫的第7章)。或者是銀行業改革中出現的貨幣空間：**個例子是，1901年，前塞內加爾銀行(Banque du Senegal)轉型為法國的西方非洲銀行(Banque de l’afrique Occidental)；第二個例子是，1894年，首家英屬西非銀行成立，并在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等殖民地擁有司法權；第三個例子是已經提到的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實施，這種制度在19世紀末出現于非洲（例如，東方和西方貨幣發行局制度，分別參照不列顛英鎊和法國法郎；Fuller， 2009），并且如前所述，美元也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逐漸得以推廣。 19世紀世界體系的(新舊)頂點的連接明顯地體現出貨幣景觀的世界性特征，這在其他地方是極為少見的（Mintz ，1984）。海地就是這些“復雜的地方”的例子之一。在整個種植園和后種植園時代（Mintz 1964年），海地是一個多元化的貨幣空間，各種帝國(重或硬)通貨與許多其他(輕或軟)通貨一同流通，其中包括海地獨立革命(1804年)后首次發行的國家貨幣古德（gourde）。在整個19世紀，古德的價值是用一種固定的等價體系來計算的（這種體系沒有任何官方法律地位，但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它存在于文化和市場中)。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個法國法郎等于五個古德。在美國于1915年軍事占領這個國家后，這種等價體系被保持下來，以新都市的貨幣為基準，并被納入一個貨幣委員會的法律框架，規定一美元等于五古德。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貨幣文化復雜性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海地元之中，我們看到五個古德的平價是一海地元（Haitian dollar）——海地元在克里奧爾語中叫多拉（dolà），它是一個概念，一種虛擬貨幣，一個純粹的價值尺度。它被用于計算大多數交易，并將教會財產、各市場和遠超出領土范圍的各商圈連接起來（Neiburg，2016）。 中央銀行、貨幣聯盟和貨幣之間的固定平價只是用來管理(福柯意義上的)貨幣以及隨之而來的流動人口的不同手段中的一部分。如本卷各章所示，圍繞19世紀貨幣的性質和管理所展開的討論層出不窮。這里我們僅探討三方面。**方面為對新國家和新貨幣的生存能力問題的討論；以領土為基礎的貨幣正常化（Helleiner 2003a）是民族主義的原則之一（Hobsbawm 1989: 30–44）：從經濟和貨幣角度來看，威爾士、愛爾蘭或蘇格蘭是能夠獨立發展的國家嗎？如何恰當地定義一個能獨立發展的貨幣區？7第二方面的討論展開于所謂的金銀復本位制（允許金銀被平等使用）的擁護者和金本位制的擁護者之間。金本位制起初在英國設立(1821年)，后來被推廣到加拿大聯合省(1853年)、紐芬蘭(1865年)、德國(1871年)、美國(1879年)及日本(1895年)等國。第三方面的討論再現了現代貨幣起源的神話，反對強勢和弱勢貨幣，正如在19世紀中葉被提出的所謂的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 ，“劣幣驅逐良幣”)所揭示的那樣。這體現了時代的征兆，該法則的提出要歸功于蘇格蘭商人及律師亨利·鄧寧麥克勞德（Henry Dunning Macleod），據說他對該法則的命名借鑒了三個世紀前發生的關于英國先令的金屬純度和大不列顛硬幣的質量的爭論。16世紀英國王室的金融經紀人和顧問托馬斯·格雷欣爵士（ Sir Thomas Gresham）是這場爭論的主角之一（Macleod 1855–56）。8
貨幣文化V 作者簡介
[美] 比爾·莫勒（Bill Maurer） 斯坦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美國著名法律與經濟人類學學者，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社會科學院院長、人類學和法學教授。他被稱為金融人類學的“元老”，曾任美國政治與法律人類學協會主席，創立了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貨幣技術和金融普惠研究所。 研究領域橫跨貨幣、金融、經濟、法律與人類學，包括加勒比地區離岸金融服務行業、替代貨幣、伊斯蘭金融、移動貨幣、傳統和新興支付技術，以及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和相關區塊鏈技術。 [巴西]費德里科·奈堡 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巴西國家博物館）社會人類學教授 [英]奈杰爾·多德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譯者簡介： 金朗，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北京大學國家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專員，譯作有《價值投資的十項核心原則——成為聰明投資者的工具與技巧》、《費雯·麗——永遠的亂世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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