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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8991
- 條形碼：9787544788991 ; 978-7-5447-8899-1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本書特色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弗里茨·R. 斯特恩的經典力作。 通過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魯克這三位主要現代德國批評家的思想和影響，深度解析德國是如何從絕望走向戰爭的！ 被盛贊為代表了美國學術研究巔峰的作品。
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項因循文化批判主義路徑的研究。通過分析拉加德、朗本和范登布魯克這三位主要現代德國批評家的思想和影響，弗里茨·R. 斯特恩闡釋了特定類型文化絕望的危險和困境。這三位批評家對德國文化和德國人精神的批判通常是深刻且公正的，他們不僅是德國文化危機的批判者，也是其表征和受害者。 因為無法忍受他們自己診斷出來的，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深刻體驗過的這種疾病，他們試圖成為能夠指出德國民族重生路徑的先知。雖然他們為此而提出的轉型方式是殘酷和理想化的、民族主義和烏托邦的，但正是這種跨越所有現實，從絕望到烏托邦的飛躍，賦予了他們思想非凡的品質。
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目錄
1974年平裝本序
前言
**部分 保羅·德·拉加德和一種日耳曼宗教
**章 作為學者的批評家
第二章 反現代性的理想主義
第三章 日耳曼宗教
第四章 日耳曼民族
第五章 德國教育的腐敗
第六章 被銘記的先知
第二部分 尤利烏斯·朗本與日耳曼非理性主義
第七章 作為失敗者的批評家
第八章 藝術與反抗現代性
第九章 藝術、政治與英雄人物
第十章 朗本與19世紀90年代危機
第三部分 默勒·范登布魯克和第三帝國
第十一章 作為流亡者的批評家
第十二章 美學家的政治轉向
第十三章 右翼的良知
第十四章 走向第三帝國
結語：從理想主義到虛無主義
注釋
致謝
參考文獻
索引
前言
**部分 保羅·德·拉加德和一種日耳曼宗教
**章 作為學者的批評家
第二章 反現代性的理想主義
第三章 日耳曼宗教
第四章 日耳曼民族
第五章 德國教育的腐敗
第六章 被銘記的先知
第二部分 尤利烏斯·朗本與日耳曼非理性主義
第七章 作為失敗者的批評家
第八章 藝術與反抗現代性
第九章 藝術、政治與英雄人物
第十章 朗本與19世紀90年代危機
第三部分 默勒·范登布魯克和第三帝國
第十一章 作為流亡者的批評家
第十二章 美學家的政治轉向
第十三章 右翼的良知
第十四章 走向第三帝國
結語：從理想主義到虛無主義
注釋
致謝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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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節選
**部分 保羅·德·拉加德和一種日耳曼宗教 **章 作為學者的批評家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屬于這個時代也不屬于這個世界。我的祖國必須變得更加強大。 ——拉加德 保羅·德·拉加德（波提舍）是一位才華橫溢但性格古怪的學者、道德家，他一生都在譴責和痛斥那些他*想熱愛的東西。他一直深受宗教的影響，然而在19世紀40年代，當他還是一名學生時，便對有組織的基督教失去了信心；自此以后，他便開始嘲諷和抨擊新教教會。作為一名保守派，他在19世紀50年代與普魯士保守主義決裂，并斥責了其反動路線。作為一名愛國主義者，他猛烈抨擊國民道德淪喪，并預見了其災難性后果。拉加德認為自己是一個無家可歸之人，他生命中*大的熱情就是去尋找一個新的共同體，即擁有虔誠信徒的德意志民族。 19世紀50年代，革命潰敗，俾斯麥政權興起，拉加德就成長于那個冷酷黑暗的年代。正是在那樣一個政府失靈、個人失落的年代，對于民族的前途，拉加德孕育出一種非理性的悲觀主義情緒。俾斯麥的成功也不能消除拉加德的恐懼。拉加德在1871年之后發表的五十多本小冊子中警醒人們，德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人們的信仰和活力的喪失將導致民族的毀滅。 但是拉加德不只是想成為一名末日預言家，他堅信德國能夠復興，他還力圖將德國重生的愿景帶給德國人民。他自己將帶領他的人民走向新的德國。只有國教，即日耳曼-基督信仰，才能使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獲得重生。只有根除那些披上偽裝外衣的自由主義，只有吞并奧地利帝國，即激進的“大德意志”方案，才能使德國繼續存在和發展壯大。 盡管拉加德對文獻學和宗教史做出的學術貢獻相當重要，但基本上都被他人所取代。唯有對文化的批評和對解放的憧憬使他留名后世，并且對好幾代德國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托馬斯·曼稱拉加德為“德國的老師”，他是所有那些不滿資產階級社會單調乏味生活的德國人的老師。后來，國家社會主義者稱拉加德為他們主要的精神導師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拉加德作品選集分發給士兵閱讀。一個充滿不滿情緒的民族銘記了這位預言民族末日和民族重生的先知。 保羅·安東·波提舍于1827年11月2日出生于一個老派撒克遜家庭，這個家庭的好幾代父輩都是讓兒子從事新教牧師職業。保羅童年時期的生活充滿苦難和孤獨：剛出生十二天，他年僅十八歲的母親就去世了。他的父親陷入長期的悲痛之中，并愈加想念一年前夭亡的女兒。在那段哀痛和不問世事的日子里，老波提舍因為妻子的過世而憎惡自己的兒子。幸運的是，還有兩位姨媽給予了保羅母親般的關懷、慈愛和嬌寵。 保羅的父親威廉·波提舍*開始是想做一名牧師，但*后放棄神學而選擇了語言學。他懷有狂熱的宗教信仰，一生都是陰郁且偏執的基督徒，他認為，對于一個信奉宗教的家庭來說，完全陰郁的氣氛才*合適。這位虔誠的利己主義者恐嚇他的兒子，就像他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斯文理中學對待他的學生一樣——他在那里教授希臘語和拉丁語。他偶爾也會撰寫一些批評著作或歷史書籍，選取一些奇怪的話題，如“根據羅馬與德國的關系來研究塔西佗思想中的基督教元素以及他作品中典型的先知人物”，而更短一點的散文則會探討猶太人如何被統治。保羅曾經嘲笑他父親“令人作嘔的創作”，但是他自己也懷著同樣的熱情在發表作品，并且和他父親一樣多才多藝。盡管他常沉思自省，但拉加德從未意識到，父親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有多大：他的父親既暴躁又多情，其偏執又慷慨的性情與拉加德何等相似。 1831年，波提舍再婚。兩年內，保羅有了兩個異母弟弟，而1835年出生的備受疼愛的妹妹于三年之后夭亡。在這個新組建的家庭里，保羅就像一個外來者，一個入侵者——他的繼母發現很難管教一個和父親關系如此緊張的孩子。他的父親絲毫也沒有變得溫和；等到保羅再長大一些，他的父親變得更加專橫，且從來不和他談起他的母親。此后，保羅與父親的關系再也沒有愈合。1850年，他被叫去看望臨終臥床的父親；令他驚訝的是，自己內心居然沒有一點悲痛的感覺。這種麻木感困擾了他一生，關于父親的記憶一直折磨著他，直到他死去。 拉加德經常談起自己青少年時期的不幸：“我度過了一個不快樂的童年和青年時期，離群索居；難怪比起我希望愛的人，書籍和夢想對我生活的影響要大得多。”當他的妻子打聽他早年的經歷時，他回答道：“你無法理解這一切，這種悲傷簡直無法言喻。”很難講清楚他哪些悲傷的回憶是事實，又有多少是自怨自艾。他似乎癡迷于自己童年的悲慘和不幸，并將晚年的病痛歸咎于早期的不幸。我們知道，在夢境和幻想中，他一生都在哀悼和崇拜他的母親。毫無疑問，童年的感受對他的智力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比如我們發現，對于孤獨的恐懼感使他渴望統一的德國共同體——他堅持認為個人的力量只有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他與父親的矛盾關系奠定了他日后對同僚以及現存一切權威的厭惡和懷疑。 在拉加德的青年時期，柏林的浪漫時期已經結束。他瞥見了柏林浪漫時期*后的盛景，并且在其自傳作品中描繪了柏林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早期的動人面貌。他還自豪地提及，當他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好幾次有機會坐上施萊爾馬赫的大腿。但是他也目睹了這種文化的終結。比如他提到在施萊爾馬赫去世后，德國的宗教生活逐漸衰落。保羅的家人和朋友再也不去教堂。“在柏林，與上帝同在的生活只存在于少數孤獨的人安靜的房間里；這座城市本身并不知道這一點。 拉加德是一名如饑似渴的讀者，他*喜歡閱讀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卡爾·拉赫曼關于沃夫蘭·馮·艾森巴赫的作品，以及關于阿希姆·馮·阿尼姆、巴托爾德·格奧爾格·尼布爾和薩維尼的著作。他對雅各布·格林在1835年出版的德國神話集印象深刻。拉加德的浪漫主義熱情極為強烈且從未消退。他也十分喜愛音樂，在他父親外出的日子里他會獨自彈奏鋼琴。 1844年，保羅從文理中學畢業，并于同年的復活節進入柏林大學學習，“此時的他仍更像個小孩而不是青年”。保羅聽從父親的安排，選擇了神學系。自從黑格爾和施萊爾馬赫去世，整個大學，尤其是神學系便江河日下，毫無獨特之處。拉加德跟隨父親的一位朋友學習，這位朋友即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貝格，一個傳統的虔信派教徒，同時也是激進的新教保守派領袖。在亨斯滕貝格看來，真理的唯一來源是上帝在《圣經》中說過的話；偏離這一教條就意味著將邁向無神論。作為《福音教堂報》的編輯，他發動了惡毒攻擊理性主義者和自由派神學家的運動。比如他假想政敵戴維·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被撒旦附身，由此他的論調為道德偏執樹立了新的標桿。但是亨斯滕貝格也是一名學者，拉加德曾有幸聆聽他關于《舊約》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論證了當時不受歡迎的主張，即《舊約》對基督教來說和《新約》一樣重要。拉加德受亨斯滕貝格的影響頗大，尤其是強調《舊約》的重要性這一點，這也是拉加德自己學術理念的中心。他既欽佩亨斯滕貝格，同時也公開詆毀他。他的其他神學老師包括奧古斯特·內安德，一個改變宗教信仰的猶太人，拉加德十分厭惡此人。另一位老師奧古斯特·特維斯騰，是施萊爾馬赫的傳人，他沒有什么學術主張，但是拉加德很尊崇他的性格。之后，在哈雷，拉加德師從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托勒克，托勒克熱情關注宗教帶來的純粹情感體驗，這給拉加德帶來很大的啟發。總的來說，神學家們以及他們之間激烈的爭辯使拉加德大失所望，導致他日后否定任何形式的正統觀念。 對拉加德起決定性影響的是偉大的詩人、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呂克特，他教授了拉加德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呂克特對他以朋友相稱，激發了他對語言學的興趣。拉加德決定致力于語言學研究，將語言學用以服務神學，并由此推動了《圣經》批評研究的發展，該研究在當時是*主要的“智力工程”之一。 1845年，拉加德首次談到他的抱負：他準備編寫評述版的《新約》和《舊約》，像偉大的語言學大師卡爾·拉赫曼為艾森巴赫、尼伯龍根和《新約》部分內容所做的那樣，為《圣經》研究做貢獻。不久之后，他明確表示，他的目標是完成《舊約》的希臘文譯本的修復工作。在他二十歲時，已經發表了自己的**篇研究論文《阿拉姆時刻》。該論文研究了一百一十個波斯、亞美尼亞和印第安語詞語，這些詞語已被吸收進入阿拉姆語。盡管他掌握了這些艱深的語言，但他依然不滿足；拉加德的**篇研究論文和以后的所有研究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介紹了一些碰巧在他腦子里出現的完全不相干的話題。 1848年，是德國自由主義奇跡迭出的一年，拉加德這一年唯一的政治行為就是戴上黑白相間的普魯士保守主義徽章。“考慮到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關系，我完全站在國王一邊，在我們看來法國立憲政體的結果證明國王對憲法的不滿完全合理。”一年之后，反動勢力取得勝利，拉加德的政治忠誠被所謂“瓦爾德克案件”摧毀。貝內迪克特·瓦爾德克是左派自由黨代表和反革命的主要批評家，1849年5月，他策劃建立德國社會民主共和國，后因被指控叛國罪而被捕。顯而易見的是，在審判期間，保守主義者自己偽造的證據反而加強了虛假指控的真實性。至此，“普魯士反抗史上*大的污點之一”，讓拉加德對國王不再忠誠。他被像亨斯滕貝格這樣的保守派和虔信派教徒的行為所激怒，后者以寬容的態度對待這次事件的曝光。現在拉加德對普魯士的統治階級徹底絕望，他通過寫作嚴厲指責懦弱的、反動的君主政體和不時發生的政治迫害。他感到茫然，他不屬于任何一個政治陣營。他把自己稱作保守的激進分子，反對一切現存的政黨和政權。 與此同時，拉加德打破了正統的基督教信仰，轉而以一種強烈的熱情去反對他父親和亨斯滕貝格的虔信派觀點。“對瓦爾德克的不公正對待使我的政治（和宗教）觀點發生了重大轉折。不是我的激進理念影響了這種改變；它只是向我說明了我以前的朋友罪惡的意圖，幾天后，我完全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 1849年，拉加德以優異成績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畢業論文是關于阿拉伯色彩的理論。他希望從事學術工作，但他太窮了，沒有錢繼續深造。多虧了其學術成就和亨斯滕貝格的幫助，拉加德在頭兩年獲得了柏林市新教獎學金，這讓他能夠到哈雷學習。亨斯滕貝格對拉加德的幫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拉加德以非常“不合適的方式”抨擊了亨斯滕貝格，他自己后來也承認這一點。在哈雷，他開始寫作關于希臘語中出現的近東詞匯的文章，并講授近東語言。但拉加德對政府提供的津貼不屑一顧——拿到政府津貼的前提是拉加德必須在兩年內獲得神學學位；相反，他卻在埃爾朗根大學獲得了榮譽學位。這一替代方案讓柏林政府感到不滿，于是立即中斷了對他的資助。 在哈雷，他被任命為無俸講師，這不僅沒有解決他當時的生計問題，而且未來也沒有晉升的希望。在學術上的其他嘗試也都失敗了，他情緒十分沮喪。拉加德后來轉向邦森男爵，一位知名學者，同時是普魯士駐英大使。由于邦森男爵的干涉，腓特烈·威廉四世授予拉加德兩年的獎學金，讓他在倫敦學習并且開始在東方譯本的基礎上重構《新約》。 在倫敦，拉加德繼續從事語言學研究，并學會了一些新的語言，包括敘利亞語和科普特語。拉加德希望能使用一些重要的敘利亞文本，但被英國東方主義者威廉·丘爾頓的固執己見所挫敗——丘爾頓本人打算保留這些手稿，這樣他就將成為**個編輯這些手稿的人。當拉加德在巴黎發現一本名為《圣徒遺訓》的敘利亞語重要手稿時，他倍感欣慰，因為這對理解基督教會法規必不可少。現在，他也支持邦森男爵在《前尼西亞文選》上發表的著作，并在其后附加了對《圣徒遺訓》的評述。邦森男爵稱拉加德的附錄對他而言是“非常有幫助的”協作。 在倫敦，拉加德非常開心。經過幾個月的獨居之后，他搬到了大使館，在那里他可以和邦森男爵近距離接觸，并可以通過男爵了解大不列顛的一些政治精英和文學精英。拉加德同很多德國前輩們一樣，一面嫉妒英國，一面又關注英國；正如他后期的作品表現出來的那樣，他也患了英國迷的癥狀，這種情感上的折磨在19世紀的德國是一種普遍現象。但他后來在德國診斷出的文化不滿情緒，已經在英國扎根： 甚至在英國，在這個被世人公認為擁有世界上*篤信宗教的人民的國家，不滿情緒也在廣泛地蔓延。*顯而易見的證據就是年輕的英國詩人們，尤其是阿爾弗雷德·丁尼生。人們所到之處都能感覺到他們的希望不過是一句空話，只有絕望和無奈的順從才是事實。 在倫敦，盡管拉加德生活得很開心，著述頗豐，但他還是于1853年10月，在獎學金期滿的六個月前返回到哈雷：一方面是擔心找工作的問題，另一方面是他覺得早點回去獲得學術職務的機會大一點。更重要的是，他想和未婚妻安娜·貝格爾重聚。貝格爾是一名退役軍官的女兒，1850年就和拉加德訂婚，之后兩人在1854年完婚。他從倫敦給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說到了對婚姻的美好期望：“起初，婚姻把我塑造成一個完整的人：將我無法，也不應向你隱瞞的那些令人痛苦的傷口包扎起來。我在一個不光彩的戰場上光榮地獲得了它們。”盡管自傳頗豐，拉加德卻很少提及他的妻子。她的回憶表明，她將丈夫視為自己的偶像，并在他孤獨的時候給予他安慰。他們*大的遺憾是沒有孩子。 結婚幾個月后，保羅·波提舍（直到這個時候，他的名字才逐漸為人所知）正試圖采取措施讓他的姑姥姥歐內斯廷·德·拉加德合法收養他，如此一來他便會繼承該姓氏。他一直都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對他時而困難時而極具誘惑的問題。他的姑姥姥是他的守護天使，心地善良；她把他撫養長大，資助他**次旅行，并且讓他能夠在1854年結婚。反過來，她也很高興收養了他，因為她是她家族的*后一個人，如果沒有她外孫的改姓，這個家族的姓氏就會滅絕——事實正是如此，盡管拉加德在名字里面加上了這個姓氏。那他自己的姓氏又該怎樣處理呢？他與波提舍家族休戚相關：他懷著虔誠恭敬的心情書寫他的直系祖先，他的父親除外——他以一種冷淡超然的態度在書里提到父親。但是他有足夠的自我意識，能夠敏銳察覺到象征，尤其是名字的象征意義，他意識到這種改變是為了和父親*終決裂，也是為了永遠埋葬童年時期的痛苦回憶。他對他的未婚妻寫道：“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這是我過去的終結。”他會重生，就像他之后鼓勵別人重生一樣。或許，這個聽起來帶點貴族氣息的名字也吸引著他，雖然后來他否認拉加德家族是貴族且有法國血統：他們來自洛林地區，1684年，為了維護新教信仰他們從法國梅茨出逃。幾年之后，他的姑姥姥給他留下了很大一筆錢——這是身無分文的波提舍在1854年可能或沒能預料到的前景。 他的工作收入仍然處于低谷。盡管拉加德得到了邦森和呂克特的幫助，還編輯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哈雷大學仍然不承認他的教授職位，其他大學也一樣。他的一些出版物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以致他名譽受損。這些評論有些相當尖刻，吹毛求疵，有些則是惡作劇和人身攻擊。他的文章結構受到批判，他作為學者的傲慢態度受到抨擊，他的獨創性受到質疑，他的貢獻被貶低。評論家們在他的著作中尋找不可避免的不相關之處，并對其大加撻伐，但往往忘記承認他們不知疲倦的同事所做的艱苦的語言學工作。 ……
文化絕望的政治(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研究)/人文與社會譯叢 作者簡介
弗里茨·R. 斯特恩 德裔美國歷史學家，致力于研究德國歷史、猶太歷史和近現代歐洲史。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和前教務長，曾在康奈爾大學、耶魯大學、柏林自由大學和康斯坦茨大學等多所著名大學任教。主要著作包括《文化絕望的政治》《非自由主義的失敗》《金與鐵》《我的五個德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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