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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沖擊下的主流經濟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49655
- 條形碼：9787305249655 ; 978-7-305-24965-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互聯網金融沖擊下的主流經濟學 內容簡介
本書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風險與監管研究”（14ZDA04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也是“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互聯網金融研究叢書”的組成部分。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對傳統經濟學帶來了諸多挑戰。如何應對這一狀況，是當代學者面臨的急迫問題。本書解讀了互聯網金融對傳統經濟學帶來的挑戰以及解決建議。本書通過分析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總結互聯網金融時代經濟金融活動所呈現出的特征，有針對性地對主流經濟學中相關假設前提和基本規律提出質疑，認為主流經濟學在互聯網金融時代必須與時俱進。本文還從邊際理論、雙邊市場理論、貨幣需求理論、金融監管和金融排斥理論五個層面研究了互聯網金融理論框架。
互聯網金融沖擊下的主流經濟學 目錄
**章導論001
第二章互聯網金融與經濟學“邊際革命”044
**節經濟學“邊際革命”044
第二節主流經濟學資源稀缺性約束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產生動搖053
第三節經濟學“邊際革命”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的與時俱進064
第三章互聯網金融與雙邊市場理論080
**節雙邊市場理論基礎080
第二節網絡外部性090
第三節互聯網金融平臺的市場競爭策略099
第四節互聯網金融平臺的不對稱定價策略106
第四章互聯網金融與貨幣理論121
**節互聯網金融對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的沖擊121
第二節互聯網金融對貨幣供給的影響137
第三節互聯網金融對貨幣政策的影響145
第四節對互聯網金融時代利率工具的探討163
第五章互聯網金融與金融監管理論178
**節金融監管理論述評178
第二節傳統金融監管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的局限性194
第三節互聯網金融時代金融監管的創新223
第六章互聯網金融與金融排斥理論232
**節金融排斥理論的緣起與發展232
第二節中國發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實踐245
第三節金融排斥與普惠金融的辯證統一263
第四節互聯網金融時代普惠金融的供求分析267
第五節互聯網金融時代中國普惠金融的進一步發展285
第七章研究結論與展望293
參考文獻301
后記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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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沖擊下的主流經濟學 節選
4. 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 （1） 資源稀缺性約束 在主流經濟學的歷史流變中，專家學者們不斷挖掘和論證，*終形成受到普遍認同的研究對象——人們如何在資源稀缺性約束下*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欲望。薩繆爾森（Samuelson, 1948）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精髓在于承認稀缺性的現實存在，并研究一個社會如何進行組織，以便*有效地利用資源。”可以看出，針對資源配置的研究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所在。[1]因此，為了*有效地利用資源，就需要對資源配置進行持續和深入的研究，而研究資源配置的前提則是要厘清資源的性質，以及承認資源的稀缺和人的欲望無窮。 經濟物品以及生產這些物品的資源是稀缺的。在主流經濟學中，滿足人類欲望的物品可以被分為“自然物品”和“經濟物品”兩類。“自然物品”是自然界存在的，人類可以不付任何代價就能自由取用的物品，它是無限的。“經濟物品”則是人類必須通過一定的經濟行為才能得到的物品，即必須通過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通過加工制造而生產出來的物品，它是有限的。 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層次論是關于欲望或需要的權威理論。馬斯洛（Maslow, 1954）指出，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從低到高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其中**、第二層次的需要是低層次需要，主要是物質需要；第三、第四、第五層次的需要是高級需要，屬于精神需要。不僅如此，需要層次論指出，人的需要的變化有著一定的規律。一般來說，人的需要從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在前一層次需要得到滿足或部分得到滿足后，就會產生后一層次需要，層層遞進，永無止境。[6]因此，可以認為，在人類自己的認知中，人類的需要或欲望確實是無限的。 滿足人類欲望的資源必須具有現實可得性。在主流經濟學中，滿足人類欲望的資源必須在當前或可預見的未來能夠被人類所獲得，并且能夠被投入生產活動中以生產出滿足人類欲望的產品。實際上，現實中可能存在著無窮的物質，但這些物質并不一定都能成為人類的經濟資源。因為對于人類來說，直到目前或可預見的未來，仍有大量的資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并不具備現實可得性，比如，外太空的金屬等。即使是地球本身儲備的物質，如果不具有現實可得性，也是不能被當作經濟資源的。 通過對人類欲望是否無限，以及滿足人類欲望的資源是否稀缺這兩個命題的論述，可以認為，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相對于人類欲望的無限性，資源具有稀缺性，資源稀缺性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徐晉（2016）在資源稀缺性的基礎假設前提下提出了資源稀缺的二元性，即自然資源的相對稀缺與社會資源的絕對稀缺。基于此，他認為凡是具有自然物質屬性的資源，包括技術資源，都是相對稀缺的。自然資源具有獲得性與非排他性，如空氣、水等，每個人都能夠獲得，且不能阻止其他人一起使用，而且通過生產力的發展，自然資源是可以不斷獲取的，故自然資源是可以讓所有人獲得絕對滿足的。但是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資源，如社會層級與社會地位，則是絕對稀缺的，是不可能讓所有人獲得絕對滿足的。社會資源具有選拔性與排他性，如市長或總統的職位不可能提供給每個人，否則就失去了設立市長或總統的意義。市長或總統只有一個，這樣的社會地位就是典型的選拔性和排他性的社會資源。另外，在主、客體相對關系的層面上，徐晉還指出資源稀缺的二元性是指商品生產的相對稀缺性與消費者可支配時間的絕對稀缺性[7] 。 正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人們才不可能無限量地生產所需要的物品。在每一特定時期，人們必須對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以及為誰生產的問題做出合適的選擇。主流經濟學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結合實際不斷深入研究，進而得到充足的發展與完善，可以說，資源稀缺性是主流經濟學得以持續進步的根本推動力之一。 （2） “經濟人”假設 主流經濟學是在資源稀缺性的基本假設下，對“經濟人”在配置資源時的行為進行研究，因而“經濟人”假設是從資源稀缺性假設演繹而來的（楊春學，2005）[8]。“經濟人”假設*早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斯密（Smith, 1776）將經濟活動中的人視為一個追求自身利益*大化者[3] 。隨著人們對貨幣和物質的追求被視為主流經濟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在既定社會制度下探究如何進行經濟活動時，利潤*大化就成了主流經濟學分析經濟主體行為的基本范式。隨著“邊際革命”把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從生產轉向消費，效用*大化就成了主流經濟學研究消費者行為的基本范式。因此，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96）將具有這種行為傾向的人概括為“經濟人”,并把它視為全部經濟分析的前提假設。[9] 早期的“經濟人”主要體現為對物質的追求，如商人追求貨幣的利潤*大化，消費者追求商品的效用*大化。但人類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僅關注物質需求，現實中的人類交換往往包含更多的非物質內容，如榮譽、名望和賞識等的交換。隨著人類物質的日益豐富以及人類具體需要的日益多樣化，經濟學界逐漸產生了新的認識：① 經濟原則是所有理性行動的基本原則，而不僅僅是特定的某種理性行動的特征，因而所有理性行動都可被視為一種經濟化的行動；② 每一種有意義的行動都是理性的，因而追求榮譽、虔誠以及政治目標等的行動都被視為理性的（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1949）[10]。自“邊際革命”之后，“經濟人”的內涵開始逐漸擴大，人們所追求的效用也超越了享樂和金錢的范圍，幾乎所有有意識的行為都被視為“經濟人”理性行動，這又促使“經濟人”的內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理性是指為實現特定目標的有效手段的選擇。顯然，目標不同，人們所采取的有效手段也有所差異。在缺乏對目標和信息的了解時，人們很難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盡管存在這種含糊性，主流經濟學在運用“理性人”概念時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原先“經濟人”的基本內涵，即追求效用*大化，只不過現在的效用不再僅僅局限于經濟效用，而是包含可能存在的各類偏好。因此，理性的內涵逐漸演變成不僅是有關實現目標的手段選擇問題，而且涉及選擇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問題，即理性偏好。根據理性偏好的基本假定，“經濟人”又被賦予了三個基本特征，即傳遞性、*大化行為以及目標和手段的分離。“經濟人”理性偏好的基本假定被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等人繼承和發展，并逐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基石。 薩繆爾森（Samuelson, 1948）指出，偏好只要滿足完備性和傳遞性就可以體現為理性。這樣，“理性人”就可被表述為約束條件下*大化自身偏好的人。他提出了顯示偏好原理，指出消費者在一定價格條件下的購買行為顯示了其內在的偏好傾向。因此，可以根據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來推測消費者的偏好。顯示偏好原理不是基于“偏好關系（效用函數）決定消費者選擇”的邏輯思路，而是相反，即“消費者選擇決定偏好關系”[1]。例如，你在消費過程中選擇了蘋果而舍棄了梨子，那么你的行為就揭示了你偏好蘋果甚于梨子。而且，除非你的行為不一致，你的行為必然被視為設法使個人的總體效用達到*大化。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66）認為，新古典經濟理論所堅持的收益*大化假設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生存原則，只有那些力圖獲取*大化收益的行為主體才能夠在市場選擇中生存下來。[11]顯然，弗里德曼的解釋又給出“經濟人”新的解釋：只要“經濟人”的行為符合預測的結果，那么理性“經濟人”就可以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而不管這種行為是否真正體現了行為者的價值動機。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89）對“經濟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質疑，他認為在復雜的社會經濟形勢中，人不是萬能的上帝，只有有限的計算和分析能力，無法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來計算并得到*優選擇。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就是描述人們的行為模式，刻畫他們如何形成決策，從而決定自己行動的過程。[12]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75）接受了西蒙（Simon, 1989）的有限理性學說，他從純理論和現實契約兩個方面對有限理性進行了分析，指出經濟協約人在接收、存儲、檢索、處理信息和語言運用等方面的認知能力不足會影響人的抉擇，協約人在簽訂和執行契約時會產生機會主義。[13]在主流經濟學中，有限理性主要包括如下三個含義：① 人們在認知過程中會存在大量的啟發式偏差；② 人們的偏好也并不總是穩定一致的；③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預期理論指出，個人基于參考點的不同，會有不同的風險態度。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觀測，預期理論發現人的決策選擇取決于結果與展望（即預期、設想）的差距，而非結果本身。人在決策時會在心里預設一個參考點，然后衡量每個結果是高于還是低于這個參考點。對于高于參考點的收益型結果，人們往往表現出風險厭惡，偏好確定的小收益；對于低于參考點的損失型結果，人們又表現出風險喜好，寄希望于好運氣來避免損失。是人們評價效用的重要參考。 要想更好地理解人類理性，應該基于長遠利益的實現。事實上，人類的需求和快樂不同于動物，實現了這種需求和快樂的人也就應該被視為具有充分理性的人。為此，在對人類理性行為做判斷時，就要避免局限于一次性或短期行為的功利考量，因為這種短視行為往往不利于長期目標的實現。同時，基于長遠利益和行為的理性，可以對現實世界中的具體行為提供更好的解釋和比較，如許多“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短視行為都不是理性的，或者說是高度有限理性的。事實上，長期利益的實現程度也可以反映不同個體在處理信息的能力，如有的人只能考慮很短的幾個環節，而另一些人則可以考慮得更長遠，不同個體在面對同一信息時的處理能力不一樣，也反映出其理性程度的不一樣。 朱富強（2012）指出，基于動態行為的進程或長遠利益的實現就可以更好地區別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的概念。**，若只關心單次或少量行為進程的功利量，那么就是有限理性的。第二，人們能夠考慮到的行為所帶來的效應越短暫，那么其理性的“有限”程度就越高。當然，人類同樣也表現出非理性的行為，如人們對毒品、煙酒等的上癮行為往往是出于貪圖即時快樂而不顧長遠后果，因而是非理性的；癮君子上癮程度越嚴重，那么他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就越不理性。[14] 通過對“經濟人”假設前提的解釋和分析，可以看出，“經濟人”的基本內涵經歷了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早期“經濟人”的內涵主要是指特定社會倫理關系的自利人，后來被抽象原子化的“經濟人”所取代，接著演變為更中性的“理性人”。理性的內涵也在不斷演變，這使得“經濟人”的基本內涵得到不斷充實并且更加符合現實。因此，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實際上一直處于演變的過程中，一旦在現實中出現了讓其無法解釋的經濟現象或經濟問題，這種局限性就促使主流經濟學對其不符合現實的基本假設進行修正和完善。因此，主流經濟學本身也在不斷修正和完善。
互聯網金融沖擊下的主流經濟學 作者簡介
裴平 管理學博士，1993—2002年擔任南京大學金融學系主任，2002—2015年擔任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2013—2017年受聘為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為南京大學國際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教學名師，江蘇省優秀研究生導師，國家精品課程“國際金融學”負責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風險與監管研究”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兼任中國金融學年會理事、中國保險學會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專門委員會副主任、江蘇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江蘇保險學會副會長、江蘇互聯網金融協會副會長、江蘇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專門委員會主任。已出版《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研究》《美國次貸風險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研究》《互聯網+金融：金融業創新與重塑》《中國互聯網金融的歷史演進》等著作、教材20多部，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經濟學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290多篇，30多次獲省校級以上教學科研優秀成果獎。曾赴比利時、美國、日本、瑞士、墨西哥等多個國家高校攻讀學位或參加學術交流。 章安辰 經濟學博士，中級經濟師，2018年7月進入交通銀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從事博士后課題研究，2020年8月出站，現在交通銀行江蘇省分行工作，已在《農業經濟問題》《南京社會科學》《學海》等期刊上發表論文10余篇，還參與了上報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調研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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