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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35017
- 條形碼：9787208135017 ; 978-7-208-13501-7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 內容簡介
本卷收集的是羅念生先生翻譯的亞理斯多德的文藝理論著作《詩學》和《修辭學》以及一篇古希臘佚名者的《喜劇論綱》o 亞理斯多德是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文藝理論家。他在哲學方面多方面批判了他的導師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在肯定客觀物質世界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許多重要的建樹。他在文藝理論方面利用他豐富的哲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對古希臘文學的發展進行總結，對文藝理論方面的一些重要問題作出了深刻的解答。他的文藝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詩學》和《修辭學》這兩部傳世的理論著作里。 《詩學》可能是亞理斯多德于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之后在呂刻翁學院講學時的講稿片斷，論述詩歌創作。有人認為，原稿可能分兩部分，即現傳的論悲劇、史詩部分和論喜劇部分，后一部分失傳了；也有人認為，原稿可能只有現傳的這一部分。羅念生先生的《詩學》譯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62年初版，收入《外國文藝理論叢書》，1984年重印。這次采用的即是這一版本。羅念生先生為該譯本撰寫的“譯后記”對亞理斯多德的生平、《詩學》內容和亞理斯多德的文藝觀點均作了相當詳細的說明和分析，是一篇很好的導讀，因此這次采用時把它作為“譯者導言”，放在正文前面。 《修辭學》可能與《詩學》成書于同一時期，或在《詩學》之后。古希臘的修辭學主要談論演說藝術，但由于演說在古希臘散文中的地位和修辭學本身對詞語理論的重視，因此古希臘的修辭理論實際上是散文理論。從這一角度講，亞理斯多德的《修辭學》正好涉及了文體論的另一個方面，并且涉及了《詩學》中未涉及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羅念生先生于1960年代前期譯出《修辭學》（節譯情況見“譯后記”），后進行修訂，譯稿附記稱“1987年4月修訂完”。該譯本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于1991年出版，這是我國一個由古希臘文翻譯的《修辭學》譯本。這次采用的就是這個譯本。 《喜劇論綱》是羅念生先生翻譯的另一篇古希臘文論作品。該文作者佚名，有人認為可能是亞理斯多德的著作，但從文章的內容和觀點看，可能是在亞理斯多德之后屬于亞理斯多德學派的某位作者的作品。這篇論文扼要、全面地談到喜劇問題，是現傳早的一篇論述古希臘喜劇的文章，在內容方面正好彌補了《詩學》和《修辭學》的不足。這也許正是羅念生先生重視和翻譯這篇論文的原因。譯文發表于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七集，今據此整理。 《亞理斯多德<>
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 前言
《羅念生全集》即將出版。當我聽到這一喜人信息時，□初的感覺是：這一套大書的編成出版會像是在中國文化大地上搬來了一座希臘群神聚居的奧林波斯山一樣。這是羅念生先生六十多年文藝勞作的碩果匯集，是中國文化建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梁柱和豐碑。
我看到了《全集》十卷的詳細目錄。很清楚，《全集》的主要內容是古希臘文學——文論、悲劇、喜劇、詩歌、散文等的翻譯和研究，在十卷中占有六卷（包括少量古羅馬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其他譯文）。□后兩卷則是羅老自己創作的散文、詩歌以及書信、年譜、傳記等等。而在古希臘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中，重點又是古希臘文論、悲劇、喜劇等。《全集》共有三百五十萬言，真是洋洋大觀。
我想到古希臘文學在現代中國的命運。
早在上世紀□0年代初，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古希臘文學開始進入中國。羅老曾說：“五□□□后不久，我們就讀到楊晦翻譯的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幽囚的普羅米修斯》。”（按：本劇19□□年出版）周作人曾說他1908年就開始學古希臘語，30年代初他譯出了一本《希臘擬曲》（羅老后來把“擬曲”譯為“摹擬劇”，顯然更易懂些）。那一陣出版過好幾種古希臘悲劇的譯本。一扇窗戶打開了，知識分子們忽然得知，遠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希臘就出現了荷馬史詩。大致與孔老夫子同時，希臘的酒神節上就有了悲劇演出，□□位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比孔子只小二十六歲，可說是“同時代人”。
人們發現，我們自稱文明古國，固然不錯，但遠在明麗的愛琴海畔，神奇的奧林波斯山下，竟還有比我們更古老、豐富而燦爛的文化。那么多神話傳說，那么多英雄人物，詩歌、散文、戲劇、雕塑、繪畫、哲學、文論，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輝，引人入勝。在相當一部分文化人中，古希臘成為熱門話題。雖然引進的古希臘作品、古籍其實很少，還談不上什么深入研究，但終是在“五四”開放精神下，有了一個開端。然而我們國家不幸，列強環伺，日寇肆虐，國家□□的命運危如累卵。在30年代，救亡圖存成為壓倒一切的任務。在抗戰烽火中，古希臘離我們太遠了，“言必稱希臘”成為被挖苦甚至是被批判的話語。新中國建立以來，□面當然大為改觀，有了可以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書店里又見到幾本古希臘論著、作品的譯本。但是另一面，“洋名古”、“厚外輕中”、“厚古薄今”種種棍帽依然籠罩在文化上空。翹首西望，奧林波斯山還是云遮霧繞，莫明究竟。除了極少數人還在默默耕耘外，古希臘在中國文化界還是一個模糊的存在。
這是不正常的。任何社會的文化藝術，主體當然是自身的創造，同時必須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國。中國有自己光彩奪目的古老文化傳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必須繼承，必須弘揚，但不能因此忽視和拒絕外來的健康營養。中國古代文化從來就含有豐富的外來因素，我們今天應該做得比漢唐更好。古希臘的文化藝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開放進取的精神風貌，它宏偉的英雄氣概，它深邃多樣的文化思想和方法，它的瑰麗想象，它的熱烈感情，滋潤和影響了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有的時代，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文藝樣式，并且通過歐洲影響了世界。即以戲劇領域而論，我曾說過，當代中國話劇以及戲曲應該繼承兩個傳統，一個是中國話劇自身百年來的進步傳統，另一個是歐洲古希臘戲劇開始的進步傳統。從古希臘的大悲劇家、喜劇家們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莎士比亞、莫里哀，到近代的易I、生、蕭伯納、契訶夫，一直到我們的曹禺，正是一脈相承的光輝傳統。古希臘戲劇的作品和理論，不僅對歐美，對我們同樣應當是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但是由于過去的閉塞，懂得太少太浮淺，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比如有些人一談到三整一律，往往以為那是亞理斯多德提出的理論，其實其中有很多的誤解。不僅亞理斯多德沒有提出過地點整一和時間整一，希臘悲劇喜劇中也從無這樣的限制。對古希臘文化的隔膜、少知、無興趣，不僅是我們在文化教養上的重大欠缺，而且必將影響我們對歐洲文化的吸收和借鑒。中國文藝界當前在考慮中外文化交流時，常是只抓些現代流行的，甚至是西方已在走下坡路的東西，而很少對那些真正經典的、基礎性的寶庫下苦功。其損失是不言而喻的。舉一個具體例證：在□0世紀近百年中，中國幾百個話劇院團，沒有演出過一臺古希臘戲劇；直到1986年中央戲劇學院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中首演了《俄狄浦斯王》，獲得巨大成功，才有了突破。從那時到現在，全國已有六個話劇和戲曲院團演出了希臘悲劇，其中五個團都曾被邀去希臘及歐洲其他國家、拉丁美洲演出。劇目增加了，品味提高了，眼界開闊了，群眾文化生活豐富了，文化交流顯示出新的活力。事實證明，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是如何對待古希臘文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熟讀、熱愛和研究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劇，他們認為古希臘文藝“對我們顯示著不朽的魅力”，給予高度評價，而且由此歸納出藝術的“某些繁榮時代，并不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相適應”的深刻見解。在他們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古希臘文藝作品的內容和語句，把它們當作古代希臘社會生活有價值的真實寫照。對比我們的忽視，他們的重視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 目錄
文論
亞理斯多德
詩學
修辭學
佚名
喜劇論綱
亞理斯多德
詩學
修辭學
佚名
喜劇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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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理斯多德《詩學》《修辭學》(精裝) 節選
《修辭學》這部著作大概是亞理斯多德在重返雅典之前就已經動筆，而在呂刻翁講學時期內完成的。第三卷大概是根據《忒俄得克忒亞》補充而成的。亞理斯多德曾在《詩學》第十九章說：“有關‘思想’的一切理論見于《修辭學》。”他并且在《修辭學》第三卷**、二兩章提起《詩學》。這些話和《修辭學》**卷第十一章末段中涉及《詩學》的一句話（“關于滑稽的事物我已另外在《詩學》里下了定義”），可能是成書以后補訂的。 亞理斯多德根據人類活動的區別，把科學劃分為三類：**類是理論性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哲學；第二類是實用性科學，如政治學、倫理學；第三類是創造性科學，如詩學、修辭學。他認為理論性科學是為知識而知識，只有其他兩門科學才有外在的目的：實用性科學指導行動，創造性科學指導創作活動。亞理斯多德因此把詩學和修辭學作為弟子于學業將完成時學習的功課，這兩門功課的目的在于訓練弟子成為詩人和演說家。他的弟子當中只有忒俄佛刺斯托斯成為雅典*后一個著名的修辭學家，得墨特里俄斯成為雅典*后一個著名的演說家。 《修辭學》不是“修辭術課本”，而是科學著作。這是歐洲文藝理論史上**部系統的修辭學理論著作。這部書成書的時候，古希臘散文的黃金時代剛剛過去，因此亞理斯多德有可能根據當時的哲學理論和科學方法來探索演說的論證方法與創作原則。 《修辭學》開頭一句是：“修辭術是論辯術的對應物。”這句話表示修辭術是一種藝術，它和論辯術相似而不完全相同。修辭術和論辯術的題材都是有兩種可能的或然的事理、一般人的“意見”。這兩種藝術的論證方法都采用三段論法；修辭術中的三段論法叫作“恩梯墨瑪”（得出或然式證明的修辭式推論）。修辭術和論辯術的差別在于修辭術采用連續的講述方式，論辯術采用問答方式；修辭術面向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聽眾，論辯術面向少數有知識的聽者。亞理斯多德總結說，修辭術就象是論辯術的分枝，也象是倫理學的分枝，倫理學應當稱為政治學，因此修辭學也就象是政治學。以上這些是對柏拉圖否定修辭術是藝術的回答。 智者派教師給修辭術下的定義是：“說服的技巧。”所謂“技巧”，實際上是指詐術。亞理斯多德否定這個說法，他給修辭術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所謂“說服方式”，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邏輯的論證方式。 亞理斯多德進而指出，修辭術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義獲得勝利；如果判決不當，那是由于演說者不懂修辭術的原故。藝術的功能就在于找出成敗的原因。亞理斯多德順便攻擊智者派濫用修辭術，他說，造成“詭辯者”的不是他們的能力，而是他們的意圖：故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 亞理斯多德采用歷史的觀點，追溯修辭術的發展，對以往的修辭術研究加以總結。他指責當日的修辭術課本編纂者只重視訴訟演說，只談題外的東西，教人如何打動陪審員的情感以求獲得有利的判決，而對于作為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則無話可說。他還指責他們只談訴訟演說的藝術，而不談比較重要的政治演說的藝術。 或然式證明分兩大類。**大類是不屬于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例如依靠見證、契約等而得出的證明。第二大類是屬于修辭術本身的或然式證明。這一大類又分為三種，即依靠演說者的性格而產生的或然式證明（演說者的善良的性格是*有效的說服手段）、依靠使聽眾處于某種心情而產生的或然式證明（聽眾在某種心情下容易被說服）和演說本身所提供的或然式證明。這*后一種又分為用修辭式推論（演繹法）推出來的證明和用例證法（歸納法）推出來的證明。修辭式推論的前提是或然的事，因為演說中所討論的事都有另一種可能。演說中提出的“證據”，有的是有必然性的，有的是沒有必然性的。 從前的修辭學家把演說分為訴訟演說和政治演說。亞理斯多德首先按照聽眾的種類和演說的性質，把演說分為訴訟演說、政治演說和炫耀才華的典禮演說，以便于分析各種演說的題材、論證方法和風格。這種三分法為后來的修辭學家所接受。 亞理斯多德認為演說者要熟悉所講的題材，例如政治演說者要熟悉財政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等，要了解各種政體的利弊，還須知道什么是幸福、好事、美德、惡德等；訴訟演說者要能分析害人的動機、害人的心情、受害者的性格，要能辨別正當的行動與不正當的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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