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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3708
- 條形碼：9787559843708 ; 978-7-5598-4370-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本書特色
這是一部特別有鄉土情懷和人道關懷的學術隨筆，作者關心中國當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年紀漸長后的去向和退路，結合各地調研的情況，探討了不同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民家庭在面對“進城還是返鄉”的抉擇時，其就業和養老的前景及可能性。所涉觀點均建立在作者多年來的田野經驗之上，其觀察與思考更多地是基于對“三農”問題的扎實調查，而非某種理論的邏輯推導。
作者旗幟鮮明地反對鄉村振興政策的浪漫化和激進化，這在當下的中國尤為振聾發聵。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沖擊和變化，在這種背景之下，農村充當著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它為留守農村的農民、進城失敗的農民等人群，提供了*后的退路和*基本的保障，亦使得中國能夠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周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研究農民進城、土地制度變革和鄉村振興，制定相當的政策措施，必須將農民返鄉的后路納入考量，不能激進地把他們的土地和住宅收走。即使是同樣的問題，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區，也會出現完全不同的境況，千萬不能一刀切。
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內容簡介
中國城鄉之間的均衡是大均衡。鄉村振興政策不應浪漫化，不能急于求成，而必須有歷史的耐心，必須服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大局。
在本書中，作者圍繞當代農民愿否返鄉、能否返鄉以及如何返鄉這一緊迫的社會課題，展開了全方位的歷史判斷和制度性思考。作者還對“進城與返鄉”這一歷史命題加以延伸，對中國當前社會的土地制度、城市化路徑、貧富差距等社會熱點問題進行了立體而深入的田野觀察與學術解讀，以期為當前的鄉村振興政策提供啟示，為關心“三農”問題和中國現代化前途的讀者提供嶄新的視角。
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目錄
代 序
回不去的鄉村？ / 1
一 進城還是返鄉
務工、務農與創業 / 3
返鄉創業的邏輯 / 11
農民家庭勞動力如何配置 / 15
進城還是留守 / 23
農民為什么愿意回村居住 / 35
熟人社會的養老 / 40
互助養老值得重視 / 45
從新冠疫情認識農民退路的重要性 / 50
二 農村區域差異
代際責任與自由戀愛 / 57
性別失衡與代際關系 / 63
老年人儲蓄的區域差異 / 75
北方農村兄弟關系更容易緊張 / 81
農村老年人癱瘓了還能活很多年 / 86
負擔不重的家庭 / 90
半市場中心地帶 / 99
晉西北農村性質 / 104
村莊秩序的條件 / 109
云貴川與魯豫皖 / 114
文化核心區與邊緣區 / 126
三 農業用地制度
中國的糧食安全有沒有問題？ / 133
武漢郊區的土地拋荒 / 137
北京郊區的蔬菜種植 / 144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 155
農地三權分置問題 / 162
皖河農場的經營體制及其優勢 / 176
保護耕地也要考慮代價 / 192
四 建設用地制度
沿海土地利用的先行劣勢 / 197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要警惕負債 / 202
宅基地改革的核心是“居有其屋” / 206
征地拆遷與農民的地權意識 / 218
五 “三農”政策對話
“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 / 233
鄉村振興戰略的辯證法 / 237
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會拉大？ / 256
城市發展戰略的若干想法 / 264
城鄉融合發展彰顯中國制度優勢 / 274
從開發扶貧到精準扶貧——中國農民的脫貧之路 / 280
農民如何城市化 / 291
國土空間規劃的幾個問題 / 297
鄉村振興規劃中的四類村莊 / 304
未來15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于保底 / 310
“合村并居”何必拆農民房子 / 314
“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 / 320
后 記 / 323
回不去的鄉村？ / 1
一 進城還是返鄉
務工、務農與創業 / 3
返鄉創業的邏輯 / 11
農民家庭勞動力如何配置 / 15
進城還是留守 / 23
農民為什么愿意回村居住 / 35
熟人社會的養老 / 40
互助養老值得重視 / 45
從新冠疫情認識農民退路的重要性 / 50
二 農村區域差異
代際責任與自由戀愛 / 57
性別失衡與代際關系 / 63
老年人儲蓄的區域差異 / 75
北方農村兄弟關系更容易緊張 / 81
農村老年人癱瘓了還能活很多年 / 86
負擔不重的家庭 / 90
半市場中心地帶 / 99
晉西北農村性質 / 104
村莊秩序的條件 / 109
云貴川與魯豫皖 / 114
文化核心區與邊緣區 / 126
三 農業用地制度
中國的糧食安全有沒有問題？ / 133
武漢郊區的土地拋荒 / 137
北京郊區的蔬菜種植 / 144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 155
農地三權分置問題 / 162
皖河農場的經營體制及其優勢 / 176
保護耕地也要考慮代價 / 192
四 建設用地制度
沿海土地利用的先行劣勢 / 197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要警惕負債 / 202
宅基地改革的核心是“居有其屋” / 206
征地拆遷與農民的地權意識 / 218
五 “三農”政策對話
“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民問題 / 233
鄉村振興戰略的辯證法 / 237
城鄉收入差距為什么會拉大？ / 256
城市發展戰略的若干想法 / 264
城鄉融合發展彰顯中國制度優勢 / 274
從開發扶貧到精準扶貧——中國農民的脫貧之路 / 280
農民如何城市化 / 291
國土空間規劃的幾個問題 / 297
鄉村振興規劃中的四類村莊 / 304
未來15年鄉村建設重點在于保底 / 310
“合村并居”何必拆農民房子 / 314
“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 / 320
后 記 / 323
展開全部
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節選
代 序：回不去的鄉村？
一
“農民工回不回得去農村”是一個前沿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關系到中國“三農”政策的制定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當前對這個問題的解答顯然不能讓人滿意，這里的簡單討論算是拋磚引玉。
一般認為，當前農民工有兩代。**代農民工往往在村莊長大，有務農經歷，父母和子女皆留在農村。**代農民工進城務工是為了更好的農村生活：他們本人進城務工，將土地
留給父母耕種，既獲得農業收入，又獲得務工收入，經濟收入因此不斷提高。目前，**代進城農民工年齡都已漸長，他們或已返鄉，或正在返鄉的路上，或已不得不考慮返鄉。農民工返鄉是一個過程。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城市獲得體面就業機會越來越難，而從事起“臟苦累險”的體力活來也越來越力不從心；于是他們開始返鄉，接替因年齡太大而再難種地的父母，耕種土地；然而返鄉不久，他們就會因為種地來錢太慢、收入太少，而再次進城務工。年齡越大，進城務工越難，返鄉務農的時間就越長……經過四五年的往返，他們終于回到農村定居種地。一般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工越來越偏向在家鄉附近務工，并用更長的時間務農，一直到完全返鄉。
當前，全國農村仍在經歷一個已持續20年的建房高潮。建房首先是因為有了收入的節余（主要得益于農民進城務工所獲得的收入），其次是由于村莊熟人社會中的攀比，再次，這也是他們對返鄉的預期。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代農民工是愿意回去農村的。
問題是第二代農民工還愿不愿意回去農村。第二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農民工，他們往往沒有務農經歷，初中畢業即直接進城務工。這一部分沒有務農經歷甚至缺少村莊生活經驗的年輕人，既不會務農，也不喜歡務農；他們對農村沒有感情，反而對城市充滿熱烈的向往。正因如此，當問到第二代農民工是否愿回到農村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會回答不愿意，甚至有人說死也要死在城市。
也因此，學界和政策部門一般傾向認為，第二代農民工由于從來沒有過務農經歷，回到農村不會農活，況且本身也不愿意回到農村務農，因此是回不去的。既然第二代農民工回不
去，那么將來在農村誰來種田就成了問題。未雨綢繆，現在的農村政策甚至城市化政策就應當做到“四化同步”，即與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簡單地說，政策安排應該以第二代農民工回不去農村為預設。
問第二代農民工是否愿意回農村務農，這對于當前只有20至30歲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是有點不合時宜：他們還年輕，正處在青春爛漫的年齡，還要努力，要學一門技術，要在機會更多的城市尋找發財致富的機會——還要做夢。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也可以為很多進城農民工提供實現夢想的機會，若他們憑借自己的努力，又能抓住良好的機遇，就有機會獲得足夠的就業與收入條件，進而真正地在城市體面安居。
第二代農民工是在改革開放的繁榮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在電視中看到的都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光榮與夢想，因此期待自己進城后也能夠實現這種中產階級的生活。但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城市只能提供相對有限的高收入就業崗位，國家也不可能為所有的進城農民工提供在城市體面生活的保障（社會保障的覆蓋面越廣，其保障水平必然越低）；只是因為他們年輕，可以有較高的務工收入，才可以支撐自己在城市的生存；但他們仍要將所有工資收入貼現使用，因而不愿意繳納“五險一金”——農民工每月三五千元的工資，“五險一金”就要繳去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幾乎沒有農民工愿意繳；而不繳或繳不起“五險一金”，就意味著他們無法為未來積蓄。
第二代農民工現在正年輕，還可以拼搏奮斗，尋找機會實現夢想，因此當然不愿意返鄉務農。誰說他們就一定沒有機會呢？他們還在奮斗、還要奮斗呢！到了中老年，若仍然沒有獲得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他們就不得不在進城與返鄉之間做出選擇，這時候再問他們是否愿意返鄉，答案一定會完全不同。
當前農民工進城，即使是為了讓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將子女帶入城市，拖家帶口地在城市安了家，他們也一定將父母留在了農村。因為家中還有承包地，父母種地有收入，農村生活費又低，父母不僅不需要進城務工子女贍養，還往往將農產品無償支持進城子女。
現在的問題是，當初年富力強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隨著時間推移，已步入中老年；他們的子女也已經成長起來，成為新一代農民工，并且結婚生子。這樣的農民家庭就有了三代人一起待在城市。農民工年齡越大，在城市就業的機會就越少，一家三代人即使有住房，居住條件也可能不太理想。年輕子女的務工收入有限，還要養活他們的子女；而已經年老的父母既無就業機會，自然無收入來源，也就成為了家庭中的累贅與負擔，拮據的家庭經濟導致了緊張的家庭關系。在這樣局促的空間里，在這樣緊張的家庭關系中，所有壓力都轉向父母——那些已經年老，并仍然留在城市以期全家團聚的農民工，他們的日子十分煎熬。
處在這樣的語境下再來看，若這些年老的、在城市失去就業機會的進城農民工還有回農村去的機會，他們還會不會選擇返回農村？
當前中國社會比較安定，社會結構具有較大彈性，農民工對現狀仍然滿意。其中原因是，中國農村已經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這種結構占到 全國農民家庭的大約70%。在一個農民家庭中，中老年父母務農，獲得務農收入；年輕子女務工，獲得務工收入。農村自給自足經濟成分比較高，生活成本低，雖然農民家庭收入不是太高，日子卻不難過；若全家進城，農民就會失去務農收入，且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即使在城市買了房子，他們連每月的物業費也繳不起，城市生活的日子就會很煎熬。因此，有人認為只要給農民工房子，他們就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這種認識顯然是片面的。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決定了大多數進城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獲得體面安居所必需的就業機會與收入。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會出現越來越多可以讓農民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機會，從而可以讓越來越多農民工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還會有數量龐大的進城定居失敗的農民，這部分農民有返鄉的要求，他們要回到農村去。但是，他們還回得去嗎？
二
農民工能否回得去農村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農民工退養能否與農耕結合起來，二是農村是否具備農民進行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先來看**個因素。
農業生產有一個重要特點：它既是社會過程，又是自然過程。自然過程是指，春播只能秋收，一年中真正農忙的時間只有兩三個月，其余時間都是在等待和進行田間管理。作為自 然過程，農業生產無法人為加快，也很難進行勞動投入與農業產出的考評，因此它天然適合家庭經營。在當前農業機械化越來越普及，農業重體力勞動環節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農業生產越來越成為技術性和管理性的勞動投入。中老年農民種田，是“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規模經營，體力勞動不重，田間管理負責，且有的是時間等待春播秋收。這種就業不充分的軟性勞動投入與農業相對較低的收入構成平衡。中老年人種田，因為精耕細作，一定是畝產*高的。假設一對夫婦種10畝田，不計勞動投入，一年可以有1萬元純收入，再加上庭院經濟和副業收入1萬元，每年農村收入就有2萬元，而農村生活自給自足，住自家住房不出房租，支出很少。這等收入雖然不能致富，卻可以解決溫飽，物質消費水平不差，日子很好過。
當前中國三分之二的耕地用于種糧，種糧食的收益比較低，風險也比較小，不需要與市場對接（國家保護價收購糧食），技術也比較簡單成熟，這使中國三分之二的耕地可以與數以億計中老年農民的退養狀態結合起來，讓這數以億計的中老年農民可以從種糧中獲得收入、就業、價值與意義。正是通過種糧，基于土地之上的村莊治理關系得以建立。至于農業生產中的經營性部分，尤其是希望發展現代農業的部分，可以讓更有資本、更有技術、更愿冒險及更想賺錢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去經營。所以要將生產糧食的三分之二的耕地留給退養狀態的中老年農民，包括進城失敗的農民工。
有人認為，因為第二代農民工從來沒有種過田，所以他們即使在城里待得不舒服而想返鄉，也種不了田。實際上，農民工返鄉是一個過程。前面已述，農民工到了一定年齡，在城市就業越來越難，就會開始返鄉；而家鄉的父母不僅擁有進行業生產的場所、工具、土地，還有現成的技術，這些農業技術并不是什么難以掌握的高科技，而是經過手把手教授很快就可以學習到的。經過幾年的城鄉往返，即使從來沒有種過田的人也可以很快熟練掌握種田技術。
一旦農民工回鄉種田，體力勞動不重，田間管理輕松，每年有三個月農忙，大部分時間農閑，他們就可以在農村建立基于土地的，略勝于城市的生活。他們有力可以使，有熟人社會中的關系可以開展，有家有業，有事情做。春播到秋收，是收獲的期待，是人生的希望。他們有了就業，就有了意義感，就有了存在的價值。
當然，中老年農民種田必須要具備進行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尤其是單家獨戶“不好辦、辦不好和辦起來不合算”的共同生產事務不僅需要村社集體協力，還需要健全良好的社會化服務。通過調整農民土地以讓農地集中連片，村社集體能否解決單家獨戶不好辦的共同生產事務，以及國家能否通過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解決農業生產所需的基本公共品，就成為 “老人農業”能否有效率的關鍵，也就成為農民工回不回得來農村的關鍵。
舉一個例子。據湖北省孝感市經管局調查，孝感一個村，因為農民不種田，村干部推動土地流轉，幾年時間，推動了300戶的800多畝耕地流轉給了大戶耕種。后來，市新農村建設工作組從上級爭取到部分資源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做到了所有農田能排能灌和機耕機收。結果，村莊里的老年人紛紛要回了承包地，他們的理由有三條：一是農業生產條件好了，不需要重體力，年齡大也搞得了；二是種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鍛煉身體。農民要回承包地的三條樸素意見極其重要：過去不種田，不是不愿種，也不是無人種，而是無法種。只要有了進行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農民都是愿意種地的。
三
如果小農可以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共同事務，國家能為農民提供進行農業生產所需基本條件，則不僅有人種田，而且進城失敗的農民工也可以體面地返回農村，將退養與種糧有機結合起來。武漢郊區房地產商的廣告詞是“城市農夫有點田”，即為每棟別墅預留兩分農地，以吸引城市人來郊區買房。農民進城，由于年齡大了，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返回農村， 在自己宅基地上住自家建的房子，種自家承包地，雖然收入不高，生活水平卻不低；*重要的是，有了就業，就有了體面和尊嚴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活著，就可以在進行農業生產的同時展開村莊的生活，進行村莊的治理。城市的燈紅酒綠已經厭倦，家鄉的村莊是落葉歸根的地方，更是人生的歸宿。
當前中國普遍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一個家庭中的老年父母在家務農。中國目前還有兩億多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是47歲。雖然現在農業勞動力正在老去，但進城務工的農民也年齡漸老，其中相當部分人會返鄉務農，從而使農業勞動力的數量長期保持在兩億左右的高位。中國總共有20億畝耕地，按兩億農業勞動力來計算，勞均僅10畝耕地。這10畝耕地不足以讓農民致富，卻可以解決農民的就業、收入、溫飽問題。只要中國經濟沒有發展到可以為大多數進城務工的農民提供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機會的程度，就會有大量進城失敗的農民工需要退回農村從事農業，就不會沒有人種田。
中老年人小規模種田雖然不能致富，卻可以維持溫飽與底線生存，保持基本的體面生活。同時，小規模農業生產，精耕細作，糧食畝產一定很高，這樣就可以解決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因此，當前的農業政策應基于仍然有大量小農要依托耕地種糧、且有能力種糧的前提來制定；農業政策則以這些小規模地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為主要目標，為他們提供服務，而不是如目前“三農”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
自上而下的財政支農資金一定要解決小農戶無法種地的問題，其中關鍵又是解決小農戶進行農業生產所必需的基本農業生產條件的問題。
四
若要保證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回得了農村，國家在當前城市化政策中就應當充分注意發揮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的保護作用，即農民可以自由進城，資本不能自由下鄉。農民
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允許失去，不能夠自由交易。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他們的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要知道，在城市資本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允許交易的結果，是農民很快就會失去自己將來可能還要退回家鄉的基本條件。
如果農民工進城失敗可以退回農村，即農民工在城鄉之間可以自由進退，就可以防止形成嚴重對立的城市內的二元結構，就可以讓農村繼續充當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就可以繼續保持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當然也就可以讓進城失敗的農民仍然可以保持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
2015年1月3日
重新發現中國:大均衡·進城與返鄉的歷史判斷與制度思考 作者簡介
賀雪峰，1968年生，湖北荊門人。現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鄉村治理研究和鄉村建設實踐，學術研究上主張“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是“華中鄉土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新鄉土中國》《村治的邏輯》《最后一公里鄉村》《治村》《在野之學》等多部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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