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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17144
- 條形碼：9787547617144 ; 978-7-5476-1714-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本書在建構中國古代外交的過程中， 上溯先秦諸家之史料文獻，順接秦漢至明清的文字記錄和對外交往實踐，沿著歷史的脈絡，在對“中國古代對外關系”與“中國古代外交”的辨析與界定中，厘清中國古代外交的內涵與外延。 在外交與史料的梳理、分類中， 確認中國古代外交的前世今生。
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內容簡介
本書專注于中國古代外交的理論建構，在大量翔實的史料研究基礎上，論述了外交研究有其獨特的學科傳統，深入分析了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古代外交研究的起源、學派、代表觀點及學科的發展。稿件行文的敘述邏輯嚴謹，資料旁征博引，使讀者在了解中國古代外交的同時能獲得另外的感悟，是中西外交史研究中比較難得的力作。
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目錄
目 錄
**章 “中國古代外交”的學科緣起
一、 何為“外交” １
二、 中國古代外交與中國古代對外關系 ２８
第二章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對“中國古代外交”的 理論影響
一、 核心概念的影響———以“帝國”為例 ９３
二、 研究方法的影響———以“中國”為例 １０５
三、 學科建制的影響 １２２
第三章 “中國古代外交”的定義
一、 作為研究基本單位的“國家” １３６
二、 作為研究主要對象的“中國” １５２
三、 中國古代外交研究的結構和對象 １８５
四、 中國古代外交的歷史分期 １９７
五、 中國古代外交的研究目的 ２１５
第四章 中國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學
一、 外交與史料 ２２１
二、 中國古代外交的史料學原則 ２３０
三、 外交的史料類型: 出土文物與外國史料 ２４３
四、 外交的史料類型: 傳統文獻 ２５７
五、 史料的補充(以朝代為單位) ２８０
附錄 傳世文獻所載春秋外交史料
一、 《詩經》 ３００
二、 《今文尚書》 ３１３
三、 《周禮》 ３２２
四、《 儀禮》 ３２９
五、 《左傳》 ３４７
致謝 ５３５
展開全部
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節選
外交的史料類型：出土文物與外國史料 如前所述，外交學的興起極大地依托于歷史學的整體興 盛，故而史料甄選的基本原則，亦脫胎于史學。梁啟超于１９０２ 年指出：“今日泰西同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故固有者，為史 學。”由此，羅志田指出：“由于史學為中國所固有，較易學習和 從事，結果各新學術門類無意中仍走入史學一途。”在學科成型 的早期，史料的選擇是與范式的成型互為因果的。黃靖等在回 顧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之時，指出這一領域已累積的材料包括 正史、“會要”、類書、檔策、輿地總覽、游記、筆錄、野史見聞，同 時也搜集古希臘、羅馬、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史書、論著、游記、 地理書、信件與論集，并木簡、銘文、圖像、雕像和錢幣等出土文 物。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三類：①中央政府庫存檔案，即 包括敕修史書，歷代編纂的“類書”與起居注，朝廷議事的策論 與檔案，奉命編修的輿地總覽；②涉邊事務知識階層的學術專 著與個人筆記，包括士大夫的筆記小說與僧人的游記；③出土 文物。其中，**部分材料的價值*大，尤以正史和類書為要。 簡而言之，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并非只有文獻一途，但文獻無 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出土實物與外文史錄 兩個分支。 先說出土實物。出土實物是個大類，從墳冢、遺跡和航道 等地下文物的聚集地出土的器皿、物什、貨幣、兵器等物品，都 可以算作出土實物。以前的學問尤重帶有文字的出土物，并由 此誕生了傳統的“金石學”，但在傅斯年組織“中央歷史語言研 究所”，并主持了殷墟的開掘之后，現代考古學逐漸取代了傳統 金石學的地位———無論是否攜字，出土的器皿用具，乃至于考 定年代的土層，都可算為文物。在這些文物中間，于中原之外 發現的錢幣、武器、墓葬中出土的記載了游記或功勛的石碑等， 對中國古代外交研究而言都有相當價值，尤其補史冊之闕。魏 晉之前，東亞地區的文字系統只有早熟的漢字，其他文明雖可 能已有形成的語言，但遲遲未能形成文字，或者文字系統還不 發達。雖然能撰寫體裁較精悍的碑文，卻還無力撰寫長篇歷 史，因此主要依靠中原王朝的史籍來記錄歷史。這些歷史頗有 華夷之辨的色彩，遮蔽了外交的事實。相較而言，出土文物能 較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那么，有哪些出土文物可以被引為史 料呢？ 由于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每一時期的出土文物類別與數 量均有不同。春秋戰國時期的考古資料，以攜字文物為主，又 分為陶器、青銅、玉石和戰國晚期出現的簡帛。 青銅器是一個概稱，并不單純指青銅鼎。《周禮·考工記》 記載了周人已知根據合金比例之不同，能制造出六類硬度不同 的銅錫合金，分為禮器、樂器、武器和日常生活用具。其中，攜 字較多的有煮肉用的鼎，煮飯用的鬲，盛飯用的簋，盛酒用的 尊、爵、方彝和卣，調酒用的，盥洗用的?。這些既是炊具，也 是禮器，主要用于宗廟祭祀、隨葬和涉外禮儀。出土于諸夏國家與四夷交界地帶的青銅器，有很大概率為重要的政治事實的 記錄。如２０世紀５０年代開掘的河南信陽長臺觀楚墓，提供了 春秋后期晉、楚、陸渾戎三者之間的史跡，對研究春秋時期的聯 盟與戰爭有一定的作用。河北平山有中山國墓葬，在出土的 １９０００余件文物中，有５０多件攜字銅器，特別記述了中山國派 相邦討燕國，并奪得土地之事，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唯一一個 蠻夷國家的史料。 除了禮器，比較重要的還有樂器、錢幣和符璽。先秦時期 的樂器使用的場合雖然多，但均與諸侯活動相關。尤其是行人 接待各國使者時，席間必須賦詩，以為外交辭令，樂器是不可或 缺的。先秦時的樂器有鐘、鉦、鐸、鼓、?和鐃，上有刻字的為 鐘。錢幣則是諸侯國內外均會使用的流通媒介，具體情況前文 已述。符璽在先秦有兩種含義，書信寫完之后，要用封泥貼合， 然后用印信封上，收信人先檢查封泥上的印信圖像有沒有被破 壞，這是符璽的一種含義；另一種則是使節出行時所攜帶的印 信，依靠該印信通行水陸。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就是楚 懷王賜給鄂君的銅節，上有四段銘文——一段１６５字，為水路 通行的符節；其他三段為１５０字，為陸路通行的符節，都與對外 活動乃至外交息息相關。 春秋時除銅器外，比較重要的還有玉石。殷商時期的占卜 和祈神多使用龜甲與牛骨，但春秋時期流行的盟誓，大多刻在 玉石上，如山西曲沃的侯馬盟書。１９５９年，山西考古所對侯馬 地區的新田遺址開始勘探，并發現至少五處發掘地點。１９６５年 冬發現**批玉圭寫成的盟書，記錄趙氏的重大政治事件，為 晉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我們已在之前的章節中有所展示，在此不再贅述。 在玉石之外，*重要的出土文物就是竹簡。將竹劈成長而 窄的篾片，再用線串聯起來，組成了竹簡，而用木頭如法炮制 的，就是木簡。從文字上這被稱為“冊”，而將數“冊”放在案牘 上，就形成了“典”。冊是象形字，而典是會意字。兩字在甲骨 時期就已出現，說明竹簡很早就使用了。《尚書》有所謂的“堯 典”，成書時間雖然未定，但在孔子之前早已形成，就是一個證 據。典冊在造紙發明之前，是*常見的書籍載體。但由于笨重 和不耐火等因素，后期被紙張全面取代，原始典籍反而是依靠 墓葬出土的方式才保留到今天。 先秦時期比較重要的竹簡有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年初，云夢縣出土了１２座戰國末年至秦的墓葬，在其中的 第十一號墓中出土了１１５５支竹簡與８０張殘片，簡文由秦隸而 非小篆書寫，包含八種十類文獻：《編年紀》《語書》《秦律十八 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與《日 書》兩種，其中《編年紀》與《秦律》均為秦統一六國前的作品，記 載的政治、法律文書，對于研究秦國與秦朝包括《蠻夷律》在內 的法律與政治條文有著不可忽視的理論價值。《秦律十八種》 為秦朝文獻，內容廣泛，但比較重要的是投遞文書的規定和管 理四夷事務的機構“屬邦”的職務。睡虎地秦簡小組將其編為 《睡虎地秦墓竹簡１０種》，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９０年將其出版。 帛作為染織用料，也運用于書籍的書寫。盡管帛書易朽 壞，但通過墓葬恒溫恒濕驅蟲的環境，保存下了相當一批材料。 其中對中國古代外交研究影響較大的有戰國時期的《戰國縱橫 家書》《春秋事語》和漢代的《地形圖》《駐軍圖》。應當說，出土文物在春秋時期扮演的角色，絲毫不比傳世文獻遜色。在中國 古代外交研究的路徑中，春秋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物應當得到相 當的重視。 秦漢時期的考古資料也非常重要。盡管漢代的知識體系 已經得到了初步整理，正史已經開始編訂，究盡知識脈絡的目 錄亦已形成。但秦朝的焚書運動與楚漢爭霸等戰爭亦嚴重破 壞了秦石室的藏書，漢代的藏書工作幾乎是重新開始的。這一 時期的文獻史料傳世不多，大量記述秦漢法律制度與對外活動 的書籍遭到焚毀，出土文獻在這一階段仍然發揮了不可忽視的 作用。秦漢時期的出土文物有簡牘、帛書、畫像石、畫像磚、石 刻、封泥、印章、銅器、陶器、漆器和貨幣等。封泥、印章等研究 多收入金石學的研究中，可以參考容庚編纂的《秦金文錄》和 《漢金文錄》等。本時期比較重要的出土文物，主要是竹簡和 木牘。 漢代出土簡牘，代表為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１９７２ 年，銀雀山發掘兩座漢墓，其中一號墓出土了４９４２枚，大部分 為先秦時已經成書的兵書和軍法，都是對外用兵的管理舉措。 但現有的出土漢簡中，墓葬所出的竹簡比例不如邊塞漢簡出土 量大。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縣外漢代邊塞遺址 發現了７０６枚木簡，收入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中 國文獻》與王國維、羅振宇著《流沙墜簡》。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斯坦 因再度來到西北，又在敦煌和酒泉地區各發現竹簡８４枚與１０５ 枚。馬伯樂的《斯坦因在中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古文書考釋》 與張鳳的《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第二編收錄了這批漢簡。１９４４ 年，夏鼐等人赴甘肅考古，并在敦煌獲取了４３枚漢簡，簡影收入了夏鼐的《考古學論文集》中。同年，向達與閻文儒在玉門關 遺址發現了４８枚漢簡，真品現存于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敦煌漢簡的發掘一直在 延續。１９７９年，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１２１７枚；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２００００余枚。由于前后九批漢 簡共出土２５０００余枚，這批漢簡被合稱為敦煌漢簡。
中國古代外交導論 作者簡介
朱小略，哲學博士，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青年副研究員，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外交史，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此外亦有先秦道家思想與西方美學史等領域的相關研究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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