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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1699743
- 條形碼：9787531699743 ; 978-7-5316-9974-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本書特色
本叢書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劃！浙江省重點培育智庫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學術支持與經費資助！是巨著《中國邊疆研究文庫》系列的嶄新成果，繼承并發揚了傳承歷史、服務當代、惠及后人的文庫精神！ ★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來華與中西關系研究（1552—1840）》被列入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的五年研究規劃之中，且被納入浙江省首批重點培養智庫； ★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來華與中西關系研究（1552—1840）》以傳教士視角研究明清時期中西關系，涵蓋人物和事件研究，是了解明清時期對外關系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內容簡介
本書以傳教士為視角研究明清時期西方對華貿易及中西關系等問題。共有十個專題：葡萄牙早期遣華使團與傳教士來華；傳教士與明代中后期的“廣州交易會”；澳門葡萄牙人與馬尼拉西班牙人的早期關系；法國耶穌會士與法國商船搶先發售來華貿易；服務于清廷的“技藝傳教士”與清代廣州口岸；馬禮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馬禮遜對泛廣州十三行的記載；馬禮遜與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馬禮遜參與交涉的“伶仃島事件”；商人奧立芬與美國早期對華傳教。有人物研究，也有事件研究，跨越明代中葉至清代中葉，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目錄
**章 葡萄牙早期遣華使團與傳教士來華
第二章 傳教士與明代中后期的“廣州交易會”
第三章 澳門與馬尼拉關系的開始——1579-1584年間自馬尼拉赴澳門的西班牙人
第四章 耶穌會士與法國對華貿易的開始
第五章 技藝傳教士與清代廣州口岸
第六章 馬禮遜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關系
第七章 馬禮遜筆下的泛廣州十三行地區
第八章 馬禮遜與中英早期的官方交往——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為中心
第九章 鴉片戰爭前英國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破壞——以“伶仃島事件”為中心的研究
第十章 商人奧立芬與美國早期對華傳教
參考文獻
本書后記
編后記
展開全部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節選
**章 葡萄牙早期遣華使與傳教上來華 中葡兩國間的官方接觸是以葡萄牙遣使來華的方式開始的，在中葡交往的*初50年里（1513-1563年），葡萄牙共向明代中國遣使三次，這三次分別是1517年的皮雷斯（Tomé pires）使團、1552年的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使團和1563年的戈依斯（Gil de Góis）使團。在西班牙與葡萄牙進行海外擴張時期，天主教的海外傳教活動是與殖民者的軍事征服、經濟掠奪同步進行的。根據1494年《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對西葡兩國勢力范圍的劃分，以及受羅馬教皇的委托，葡萄牙國王在廣大東印度地區負有“保教”的責任，因此葡萄牙政府旨在與中國建立穩定的經濟貿易關系的遣使活動與天主教對華傳教必然會聯系在一起。本章依據相關史料，對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考證。 一、皮雷斯使團與傳教士踏上中國土地 15世紀初期，葡萄牙人開始了海外擴張。1488年，迪亞士發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開辟了西歐通往東方的新航路。隨后幾十年，葡萄牙人通過武力和欺詐手段，控制了印度洋上的貿易，建立了一條從亞洲到里斯本的以香料貿易為中心的東印度商路。1505年，葡萄牙在科欽建立殖民政權，1530年把首府遷到果阿，由印度總督（副王）代表葡萄牙國王在這里進行統治。1534年，教廷設立果阿主教區，統轄從好望角到遠東的宗教事務。與此同時，葡萄牙人的腳步逐漸向中國靠近，1511年攻占了東西洋交通要道滿剌加（馬六甲），隨后控制了香料生產地馬魯古群島。1513年（明正德八年），在中國販海私商的引導下，葡萄牙人來到珠江口外的屯門島，與那里的中國走私商人進行貿易活動。 那時的中國處于朱明王朝的統治之下。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確立了明朝對外政策的兩大支柱”，即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他的后世子孫遵守祖宗成法，不敢輕言廢除。但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都損害國家經濟，海禁使大批瀕海小民失去生計，朝貢貿易更是損己利人，因此各朝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有所差異，會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進入正德朝（1506-1521年），海禁有所松動，私人海外貿易悄悄進行，朝貢貿易體制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市舶司開始對貢舶附帶的番貨收稅，中國海商混雜其間，中外貿易很是活躍。葡萄牙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中國的。 1515年春，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om Manuel Ⅰ）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領一支艦隊前往東方去“發現中國”，并要求他選擇一名對東方情況比較熟悉的葡萄牙人作為國王特使，把他護送到中國。葡印總督選定了葡萄牙王室派到東方的醫藥官托梅·皮雷斯為特使。1516年4月，費爾南的艦隊載著皮雷斯等人從科欽出發，前往中國。皮雷斯此行的使命是：“到中國覲見中國皇帝，要求與中國建立通商貿易關系。”除特使本人外，使團的隨行人員有23人，其中有6名葡萄牙人、5名譯員，其他12人為仆役。使團在東南亞有長時間的耽擱，1517年8月15日抵屯門，9月底到達廣州城下，聲稱“佛郎機國”（葡萄牙）遣使前來進貢。雖然“佛郎機國”為《大明會典》所未載，但使團經過努力還是得到了進京許可，并于1520年1月北上。但當明朝官員獲知了“佛郎機”的種種劣跡后，*終于1521年拒絕了葡萄牙的入貢請求，且囚禁其使臣。與此同時，明軍驅逐了盤踞在屯門島上的葡萄牙海盜商人，并于1522年（嘉靖元年）取得了“西草灣之戰”的勝利。中葡交惡，皮雷斯使團以完敗告終。 葡萄牙此次出使純為商業目的，旨在謀求與明政府建立正常的貿易關系。這在廣東官府的一封函件中可以得到證明。廣東相關官員根據費爾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書信內容及葡萄牙人的口頭請求，寫有一封公函，由特使帶往北京。這封函件稱，葡萄牙人“申請在廣州獲得一所房子作為商站”，沒有提及傳教問題。在使團隨行人員之一的克里斯托萬·維耶拉（Cristóvao Vieira）提供的使團人員名單中，也不見傳教士的蹤影。使團與天主教之間的唯一關聯或許是把《圣經》帶到了中國。時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的顧應祥接待過這班“佛郎機”，他在《靜虛齋惜陰錄》描述他們說： 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 這個時期的西方人不可能讀佛經，他們常帶在身邊隨時翻閱的應是《圣經》。“頭目”很可能是指皮雷斯，這位好學的藥劑師博文廣見，著有《東方概要》。 不過，仍有跡象表明，在皮雷斯出使中國期間，天主教傳教士已經踏上了明代中國的土地。1519年至1521年年間，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連續向遠東派出武裝艦隊，一方面接特使皮雷斯回國，另一方面試圖在中國沿海建立要塞和貿易據點，以開辟遠東至歐洲的商業航線。費爾南之弟西蒙·安特拉德（Symao Andrade）等海盜商人來到屯門島后，在那里胡作非為，激起了中國官民的憤怒。1521年6月至9月，明軍在備倭官海道副使汪鉉的指揮下，驅逐了屯門島上的葡萄牙人，是為“屯門之役”。在這次戰役中，明軍打死了一位姓梅爾古良（Mergulhao）的葡萄牙神父。維耶拉在廣州獄中寫道： 在暹羅的姓梅爾古良的神甫于1521年來此。迪奧戈·卡爾沃停泊在貿易島港內時，華人對他發動了進攻，……乘他們無防備將他們奪取，然后帶到南頭。他們的奴隸及貨物被奪去。他們受了傷。梅爾古良神甫陣亡。 梅爾古良應是有據可查的*早來到明代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可惜他氣運不佳，剛到中國就被打死。1522年8月，明水師在廣東新會縣的西草灣海域打敗了由末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率領的葡萄牙武裝艦隊，在這次海戰中，又有一名葡萄牙“神職人員”喪生。 葡萄牙人沒能與明朝建立正常的貿易關系，在武力上又敵不過明軍，只得進行走私貿易。嘉靖初年，廣東海禁甚嚴，他們就轉往海禁相對松弛的浙江、福建沿海島嶼，與那里的中國海商進行商貿活動。據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士克魯斯（Gaspard da cruz）在1570年出版的《中國志》介紹，那些違禁到海外經商的中國人把葡萄牙人引到了寧波，“因為那一帶地方沒有帶墻的城鎮和村落”。隨著時間的推移，葡萄牙人開始在寧波附近的海島上過冬，建立起相對固定的走私貿易據點。在這些據點中，*為著名的是寧波諸港之一的雙嶼港。雙嶼港位于現在舟山市普陀區的六橫島，據葡萄牙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renao Mendes Pinto）在他著名的《遠游記》中的記載：到1542年時，葡萄牙人在島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設立了市政官及各級官吏，建立了醫院和慈善堂；居民達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有1200人，其余是各國的天主教徒。他還提到，島上有六七座教堂，其中“無染受孕圣母堂”是主堂，有8個教士，1位名叫埃斯特萬·諾格伊拉（Estévao Nogueira）的代理主教。他還講了這樣一件事，1542年5月14日，一支由146人組成的葡萄牙冒險隊乘坐兩條快船，從雙嶼港出發，到一個叫卡倫普盧伊（Calempluy）的中國島嶼劫掠，這支隊伍中也有一位神父。很多學者對平托的這些記載提出了質疑，甚至認為《遠游記》“不過是一部長篇冒險故事罷了”。但湯開建先生通過仔細考證后認為，“平托《遠游記》中反映的關于雙嶼港歷史事實的主干內容均與中文記載相合”，雖不排除在敘事時“對某些細節的夸大及對個別情節的杜撰”，但就“主要內容而言，應該是可以相信的”。湯先生還根據朱紈《甓余雜集》中“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余間”焚燒盡絕的記載，認為中國海商不可能在這個小島上建這么多的天妃宮，有些應是葡萄牙人建立的天主教堂，即平托所言的“六七座教堂”。由此看來，西方傳教士來到雙嶼港，并在此建立教堂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皮雷斯遭廣東政府拘禁后下落不明，給西方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平托在《遠游記》中就講了一個關于他的故事：皮雷斯出使中國失敗后，被中國逮捕、流放，之后娶了一位中國妻子，并把她發展進教。平托聲稱自己還見過皮雷斯的女兒，她叫依內斯·德·萊里亞（Inez de Leiria），據她介紹： （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一直過著基督教徒的生活。他們還洗禮了許多當地人，該城[指邳州（Sampitay）——本書作者注]中至今仍還有三百余名教徒。每逢星期日都集合在她家中習禮教義。 平托所說的這些很值得懷疑。個別中國人因商業或因其他原因，由葡萄牙人發展進教是有可能的，但在嘉靖時期有這么多內地的中國人集體皈依天主，只能說明平托在編故事。 ……
海絲路上的布道者 作者簡介
伍玉西，湖南新化人，歷史學博士，韓山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明清時期中外關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廣州史、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宗教學研究》《社會科學輯刊》《海交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30余篇論文，出版《明清之際天主教“書籍傳教”研究（1552—1773）》（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2部學術著作，完成1項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和多項省廳級科研項目，獲廣東省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承擔《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概論》《西方文化史》等多門本科課程教學，以及1個省級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項目。 于逢春，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邊疆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學、地緣政治學與邊疆史地。系“中國疆域五大文明板塊理論”構建者、是國內較早運用民族主義理論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構筑民族國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等國家·級項目7項。代表性論著有《時空坐標、形成路徑與奠定——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研究》《國民統合之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筑視野下的內蒙古東部蒙旗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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