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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1216
- 條形碼：9787559841216 ; 978-7-5598-4121-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本書特色
劉瑜×羅振宇 作序 劉擎×吳國盛×徐子望×吳曉波×六神磊磊 領銜推薦 ★ 一部全新的現代世界誕生史：是商貿秩序催生了現代民主，而非現代民主決定了商貿秩序 突破既往“政治發展史就是民主進步史”解釋框架，以“正增長秩序”為核心概念，重新解釋現代世界的誕生。 王圖霸業，千古英雄，都不過是暴力游戲的反復；人類步入現代社會，端賴商貿帶來“正增長秩序”。 ★ 本書道出了一個“不體面的真理”：現代社會誕生的基礎，是有錢。這其中，商貿制度中蘊含的“正增長秩序”，則是根本。 古代社會*重要的資源就是暴力，現代社會的精髓則是約束暴力。約束暴力的基礎，則是有錢。 3000年前，有一批投身掙錢的商業民族認為，交易比打仗好，金錢比暴力好，增長比歸零好，因此他們發展出了約束暴力的制度。現代社會的源頭，其實在這里。 “零增長秩序”與“正增長秩序”是透視世界文明史的一對核心范疇。正增長秩序從*初的幾個孤島開始，在斗爭中不斷捍衛自己，也曾遭受過倒退與挫折，但它依然一縷尚存，如黑夜中的燭火，不滅不熄，重新發展壯大，*終在 17 世紀贏得勝利，并徹底地改造了我們所有人的世界觀，真正開啟了新時代。 ★ 縱貫三千年，看商人如何繼絕學，開太平 以商貿集團與暴力集團的相愛相殺為主線，敘述一段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偉大歷史，從而勾勒出現代文明中基礎原則的奠基過程。 從腓尼基人出現到迦太基崛起， 從羅馬的崩潰到威尼斯的繁榮， 從漢薩同盟到粟特商人； 從熱那亞商人遠赴伊比利亞半島，到荷蘭商人對抗西班牙帝國，再到威廉三世渡海使得荷蘭商貿秩序與英國國家力量結盟； …… ★歷史還未終結，重新想象產業革命后的未來世界 正增長秩序催生了產業革命，但正增長秩序本身也被產業革命徹底改變。 傳統時代的“正增長社會”和“零增長社會”都有著很強的暴力邏輯。當“正增長社會”催生的思維方式與產業革命的巨大威力結合在一起，就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巨大的不平等，國家間戰爭的極端化，自動化奪取工作機會，人口危機，金融霸權，這些正在阻礙“正增長秩序”的存在和發展。 曾經我們奉為圭臬的解釋框架失效，面對產業時代的全新課題，我們需要全新的理論框架和觀察視角，在當下捍衛正增長社會。 ★ 何懷宏×許紀霖×王人博×劉蘇里×胡洪俠×王躍春×施展×李筠×郭建龍，一致贊譽推薦
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內容簡介
"商人與商貿活動，是形塑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之一，商貿活動創造的正增長秩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改變了歷史的走向，也改變了人類的命運。今天人們對此已經毫不懷疑。但是，商貿與文明之間的互動關系，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作者張笑宇創造了“零增長秩序”和“正增長秩序”這一對范疇，來描述農耕文明和商貿文明，并且以這一對范疇透視世界幾千年的文明史，指出現代社會的本質是確立了正增長秩序。從腓尼基人出現到迦太基崛起，從羅馬的崩潰到威尼斯的繁榮，從漢薩同盟到粟特商人，從中亞到中原，從陸地到海洋，《商貿與文明》以商貿力量與主權力量的互相斗爭、制約與利用為主線，敘述一段波瀾壯闊的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大歷史，勾勒現代文明中基礎原則的奠基過程，并希冀為當下這個分化的世界提供有價值的思想資源。"
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目錄
推薦序一 走出歷史的隧道......i
推薦序二 一本好書的樣子......xi
引 言 現代社會從何而來？......1
從“超級事實”開始的思考 / 1 阿爾薩斯的小城 / 8
兩種秩序模型 / 12 零增長社會 / 18 正增長社會 / 25
現代社會的誕生 / 30 捍衛正增長秩序的偉大斗爭 / 34
**章 三千年前的“現代社會萌芽”......41
正增長秩序的始祖 / 41 迦太基的崛起 / 47 地中海雙雄爭霸 / 51
商業共和國與軍事共和國 / 61 軍事共和國的崩潰 / 68
商業社會的繁榮 / 74 奴隸肩上的正增長社會 / 80
總結：商貿秩序與暴力秩序 / 87
第二章 中世紀的商貿共和國......97
古代城邦的殘余與新生 / 97 威尼斯的建立 / 100 瞎老頭 / 109
攻占君士坦丁堡 / 117 威尼斯與中世紀共和主義思想 / 125
中世紀行會與共和國 / 134 告別威尼斯 / 147
總結：特定條件下的互信關系 / 152
第三章 去中心化的“漢薩同盟”......159
“漢薩”這個名字 / 159 商人同盟的誕生 / 162 去找漢薩 / 169
漢薩的敵人 / 173 憲章城市 / 179
“基礎性利商制度”的開源協議 / 186 漢薩同盟的衰落 / 192
“兩個德意志”問題 / 197 總結：跨越國境的商貿秩序 / 202
第四章 遠東的商人集團......209
粟特商人：中亞的“猶太人” / 210 粟特人與中國 / 216
中亞火藥桶 / 221 安史之亂 / 227 蒲壽庚家族 / 233
亦思巴奚兵亂 / 243 公司與海盜 / 247 航海王鄭芝龍 / 252
海上立國 / 260 中原的誘惑 / 266 總結：商人秩序的悲劇 / 274
第五章 國家與商人的結盟......281
正增長社會的拓展 / 281 高級金融 / 286 古代憲章 / 291
火槍與現代國家 / 297 遠航而來的熱那亞商人 / 301
資本與帝國 / 306 商人—國家聯盟的**次失敗 / 311
一個家族的獨立戰爭 / 321 商人—國家聯盟的第二次失敗 / 330
海洋領土 / 340 國王愛財，取之有術 / 345
宗教問題與英國內戰 / 350 締結聯盟 / 360
信用的偉力 / 365 全新的世界觀 / 370
總結：商貿秩序與暴力秩序的聯盟 / 379
第六章 產業革命之后......389
思維方式的轉變 / 389 技術與歷史 / 393
被扭曲的正增長邏輯 / 402 巨大的不平等 / 406
國家間戰爭的極端化 / 415 自動化奪取工作機會 / 419
人口危機 / 422 金融霸權 / 427 舊解釋框架的失效 / 433
總結：產業時代的全新課題 / 438
結 語 如何在當下捍衛正增長秩序？......445
停滯的真相 / 445 投資新興國家的產業化 / 452
中國：出色的投資標的 / 455 中國并不特殊 / 463
自動化技術 / 465 人口危機 / 466 資產價格過高 / 468
正增長動力何在 / 471 傳遞產業化薪火 / 476
再度奏起的旋律 / 485 結語：循環還是突破？ / 489
參考文獻......493
致 謝......499
展開全部
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節選
引言 現代社會從何而來？ 從“超級事實”開始的思考 本書是“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在**部《技術與文明》1的結尾，我們討論了新冠疫情問題。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很多討論在當時的時間點只能戛然而止，然而其中許多來不及詳述的道理，更顯意味深長。這些意味深長之事恰巧與本書的主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為了說明這種聯系，請讓我更精準地定義疫情這件大事于我們每個人認知的意義。 我們往往以為自己活在真實的現實中，然而，真相卻是，我們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的認知來建構對這個世界的想象，再經由這套想象與他者和世界相連。譬如，甲認為工作本質上是一場僧多粥少、弱肉強食的競爭，乙認為工作是改變自己窮苦出身與命運的唯一上升渠道，丙則把工作當成是認識美麗異性的場所……這些活在不同認知中的人可能就職于同一家公司，每天表面上維持著融洽的同事關系的幻象，內心深處卻對同一件事物懷有根深蒂固的歧見。這本是人與人之間的慣常交流模式，人類社會也是以這樣的機制長期存在著的。 但是，人類歷史上還有一類事件則與上述“我們以為的真實事件”不同，我稱其為“超級事實”。什么是“超級事實”呢？就是能夠打破所有人共存其中的幻象，擊潰每個人基于自身認知所構建出的想象空間，將所有人強拉到一個巨大的、緊迫的、咄咄逼人的現實面前的事件。譬如，對我們前面舉的例子而言，所有人前一天還在一間辦公室里其樂融融，但倘若后一天老板突然就宣布公司倒閉破產了，那么，后者就是“超級事實”。好不容易升職成部門小領導的甲、盤算著依靠這個月提成還房貸的乙和剛剛跟某位同事確定戀愛關系的丙，他們的認知與幻想都被這一事實擊得粉碎，不得不抓緊時間修正自己的認知，以便適應新的變化。 小到一家公司，大到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都難免遇上某種程度的“超級事實”。比如，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克羅馬，就是一件“超級事實”，而據說在長達800年的時間里，羅馬人都相信羅馬這座城市不會陷落，因而是一座“永恒之城”。同樣，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是“超級事實”，1649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斬首是“超級事實”，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獄是“超級事實”，1895年大清在甲午海戰中敗給日本是“超級事實”，1949年蔣介石政權丟掉大陸敗退臺灣也是“超級事實”。 我認為，2020年初爆發的這場疫情，很可能就是我們當下正在經歷的一件“超級事實”。這一 “超級事實”或許沒有歷史上許多“超級事實”那樣激烈，但它卻可能同樣震撼我們的舊認知，把我們從想象的世界中拉到巨大而緊迫的事實面前。 這場疫情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相較于許多國家，中國對疫情的處理和控制，有效減少了患者數量和死亡人數。盡管可能有一些朋友對此還有異議，認為一些強硬的管制措施傷害了現代人在情感上應當被滿足的某種幸福體驗，然而，相對于這種主觀感受而言，客觀數字更有說服力。截至2021年8月16日，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信息，中國新冠病毒確診數是94,430人，死亡4,636人。相比之下，美國確診37,183,257人，死亡631,821人，印度確診32,077,706人，死亡429,669人，差距百倍有余。疫情控制得力的結果，是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2.3%，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反超美國，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流入國；全年出口同比增長3.6%，對外貿易順差創70年來第二高紀錄。 如果說我們中有很多朋友在疫情前關于中美政治與社會的很多爭論，其實是發生在信息繭房與幻象空間中的話，那么疫情的發生，恐怕就要把這些朋友拉回到事實層面。不管他們是否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是否能夠接受與自己過去不同的意見，世衛組織公布的數字，以及這些數字背后那巨大而緊迫的事實，迫使他們不得不以此為出發點討論所有問題。不管他們對這個問題還可能產生怎樣的分歧，他們首先都不得不面對的是，太平洋對岸的國家怎么就成了這個樣子？喜馬拉雅山隔壁的國家怎么就成了那個樣子？ 如果要說中國疫情防控的成績單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技術領先世界，恐怕很多專業人士都不會接受。畢竟，醫療技術上的成功似乎很好排除，在全球關于大學研究實力的排名中，醫療和公共衛生學院的世界**，往往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這幾所高校中輪轉，中國高校的名字基本不會在前20內出現。如果醫療技術是關鍵，為何排名更高的英美高校沒有發揮技術優勢應有的力量？ 那么，中國疫情防控的成功是政治治理上的成功嗎？承認這一點，恐怕會讓很多知識分子感到尷尬。因為一直以來，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活在這樣一種自我建構的認知世界中：評判政治制度是否進步，應當以西方精英集團提出的許多標準為圭臬，例如，自由、民主與法治水平，等等。然而，政治的基礎是提供秩序。如果一套制度標準在危機面前難以穩定和維持基本秩序，我們憑什么就說，它是評判政治制度進步與否的唯一標準呢？ 我們來從一個很小的點切入吧。在此次疫情中，歐美的一系列“反疫苗運動”十分奪人耳目。其實，反疫苗運動在歐美社會中由來已久。一些人認為，政府強制性規定的疫苗接種計劃侵犯了個人選擇醫療方式的自由，另一些人則認為，疫苗是公權力與私營企業之間利益勾結的產物；宗教也是許多人不愿接種疫苗的重要原因：2019年，美國有45個州允許因為宗教理由而不注射疫苗。 吊詭的是，如果按照西方政治進步的標準來判斷，我們會發現，“反疫苗運動”完全符合民主或公民社會的要求。這些運動不是自發出現的么？他們所秉持的原則不是自由主義與對公權力的質疑么？他們不是用結社、游行和公開辯論的方式來討論疫苗接種的有效性么？他們不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倒逼公權力允許人們有不接種疫苗的自由嗎？ 然而，結果卻是這樣：在瑞典，1979—1996年間，由于暫停接種百日咳疫苗，有60%的兒童在10歲之前感染了該病；在美國，由于大量入學兒童因宗教理由沒有注射所需疫苗，2019年爆發了25年來*嚴重的麻疹疫情；在英國，受麻疹疫苗謠言的影響，2000年前后爆發了極為嚴重的麻疹疫情，被英國媒體稱為“英國人的恥辱”。 2020年底，多款新冠疫苗被各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批準使用，“反疫苗運動”也開始蔓延到了新冠領域。2021年2月，澳大利亞多地爆發反疫苗游行示威；5月底，倫敦爆發大規模反疫苗游行，示威者打著“我的身體我選擇”“對疫苗護照說不”等標語走上街頭。一份網絡報告指出，新冠疫情期間，Facebook上有3,100萬人關注反疫苗團體，1,700萬人訂閱了YouTube上的類似賬戶。2 我們是否能說這些現象是進步的表現？ 作為政治學專業出身的寫作者，我本人倒是認為，這些現象本身不難解釋。民主不是萬能的，其自身同時伴有難以避免的負面因素，這是許多政治學學者都非常清楚的事實。古雅典的公民審判庭判處蘇格拉底死刑，隨后的公民大會又缺席審判在外領兵的主將亞西比德，直接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失利。在中世紀，薩佛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領導下的佛羅倫薩共和國曾短暫實施過直接民主制，其結果是基于宗教極端信仰的民粹分子主導了整個共和國的政治，大批個人財產被沒收，許多藝術品和珍寶被毀于一旦。在近代，荷蘭共和國議會過分講求民主原則，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從而在戰爭中失利，以至于美國國父在立憲大討論中專門提到，不可重蹈荷蘭之覆轍。 民主是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基本訴求，一個人應當能夠通過政治參與的方式來保證自己的生活和權利不被其他人隨意地決定或者侵犯。但是，這種基本訴求本身是有危險性的，如不加限制，它將影響良好的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例如，求偶是一種基本訴求，但不加限制的交配欲望則會擾亂社會。現代政治學專業中的大量討論、研究與制度設計，就是為了規訓民主這一“暴亂巨獸”的蠻荒力量。這些本來是學界內部的基本共識之一。 然而，專業研究者內部的這種基本共識，卻長期被另外一種話語體系壓制了。這種話語體系，就是流行于輿論界與大眾認知中的簡單二分法：任何政治制度都可以被放在獨裁/民主、暴政/自由、專制/立憲的簡單光譜上，所謂政治進步就是由光譜的一端滑向另一端。這種簡單二分法反過來又“誘惑”一些學者成為民主理論的高級傳教士。例如，多倫多大學的某位學者曾認真討論過民主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并堅定地相信答案應當是后者，即人類應當為民主而民主—“你想要從民主中得什么好處呢？民主本身就是對你*大的回報。” 這不禁使人想起《羅馬書》里那句經典的斷言：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這位學者似乎是在說，信民主就是你的義。 新冠疫情是一件“超級事實”，它把我們拉到一個巨大的真相面前，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這套簡單二分法的話語體系，重新思考我們過去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知。民主當然是有很多負面因素的，政治學者早知道這點。然而，由于簡單二分法話語體系的存在，專業研究者與意識形態分子之間的對話就很難展開。而“超級事實”在當下對思想交流的好處是：它通過打破許多人的認知幻象，打開了一個對話空間，原先“雞同鴨講”的交流，在新的對話空間里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意義。 當然，恰恰因為“超級事實”所代表的東西太過重要，所以即便是在新打開的對話空間里，不同的意見和理念也依然會存在。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達不成共識的原因，恰恰是某些事實的意義太過重要。今天*高氣溫31攝氏度，這個事實不會引發什么分歧，因為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全球變暖是持續不可逆的嗎？這表面上看來是個事實層面的問題，但它會引發跨國企業、NGO和政府之間的大量分歧，以至于很多人必須得站在自己衣食所系的立場上來篩選和過濾事實。 新冠疫情這樣的“超級事實”會打開怎樣的對話空間？這個對話空間能夠讓我們怎樣去思考歷史與當下？這個問題也許比如何認識事實更為重要，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如何創造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畢竟，新冠疫情這件“超級事實”畢竟只是諸多“超級事實”之一，它并沒有取消諸如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五四運動以及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曾經震撼過我們的“超級事實”，也沒有完全顛倒我們過去基于這一系列“超級事實”得出的結論。 對于中國人來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超級事實”告訴我們，在某個歷史節點上，歐洲文明內部發生了某種質變，這種質變塑造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并且將我們卷入其中。我們可以從價值上對歐洲現代社會的規范取向提出異議，但它所催生的那種強悍的、表現為強大物質實力的現代社會，迫使我們不得不向它開放和學習，進而吸收它的先進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在這個世界中求得生存與發展。 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就新冠疫情這一“超級事實”，不斷深化對這個思考模型的理解，而不是將其徹底推翻。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過去的簡單二分法有哪些問題，我們過去對政治價值和政治現實之間的理解是不是太過單調，我們過去對歷史的認識是不是太過狹隘。但是，我們不應該過快顛倒以前的簡單二分法，不是說過去認為獨裁是倒退而民主是進步的，現在就認為民主是倒退而獨裁是進步，不是說過去認為暴政應消滅而自由應保障的，現在就認為自由應消滅而暴政應保障。我們應該把這一“超級事實”看作一個重新審視過去歷史的契機，是一個擴展我們的視野，從諸多歷史事實中梳理出新的評判人類社會與政治制度進步與否的話語體系與邏輯例證。 我這樣講，是因為歷史和現實經驗告訴我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歷史的轉向從來不會是急轉彎，每一個戲劇性轉折的背后都潛伏著巨大暗流，如同地殼下的軟流圈推動板塊運動一樣，裹挾著歷史中的人前進。新冠疫情既不會是21世紀**個“超級事實”，當然也不會是*后一個“超級事實”。甚至，考慮到國際秩序的巨大變化、地緣政治的潛在沖突，以及技術與文明安全之間越來越扯不斷理還亂的糾葛，我認為完全有可能，這次疫情也許只是一次或一系列更大的“超級事實”的準備與前奏。我們不妨繼續追問一系列事實層面的問題：它有改變美國追求全球軍事霸權的野心與能力嗎？它有消弭東北亞、東海、南海周邊、南亞以及中亞的大量地緣政治風險嗎？它有敉平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帶來的巨大裂痕嗎？如果沒有的話，那么，誰能保證疫情不會引發一系列新的斷裂，從而引爆更大的“超級事實”呢？ 對此，我個人認為，我們有必要從眼下這起“超級事實”中暫時抽身出來，向前多看一步。因為疫情終將過去，之后的博弈，是文明之間更深刻、更底層的博弈，而博弈結果很可能取決于不同文明對歷史和命運的深刻理解，具體到近五百年來的歷史，也就是對“現代社會”何以誕生、力量何在的理解。向前看一步之后，我們也許還要向后看一步，因為我們對所有重大命題的理解都不能脫離歷史。如果說獨裁/民主、暴政/自由、專制/立憲這些理解現代社會起源的二分法，已經被“超級事實”打碎了，那么，那個真正賦予“現代社會”力量和生命力的本質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阿爾薩斯的小城 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其實是受到一次私人經驗的啟發。 2018年的9月，我與新婚妻子正在法國科爾馬（Colmar）度蜜月。知道科爾馬這座城的中國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說起科爾馬所在的阿爾薩斯地區，那名氣可就大多了。 從1920年開始，有一篇文章在中國語文課本里雷打不動地存在了100年，這就是法國作家阿爾豐斯·都德的《*后一課》。中國人對這篇課文的*后一段可謂耳熟能詳： 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兩個大字： “法蘭西萬歲！” 然后他呆在那兒，頭靠著墻壁，話也不說，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散學了，──你們走吧。” 《*后一課》的場景就發生在阿爾薩斯。1871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利后，阿爾薩斯的大部分地區和洛林的摩澤爾省被劃歸德國，德國人禁止當地學校教授法語，這是史實。50年后，日本入侵中國，在占領區禁止當地學校教中文，恰好應了小說的場景。中國人的愛國熱情被激發起來，這篇小說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地位。 然而，我們來到科爾馬，眼前的景象卻有點讓人吃驚。 不熟悉這個地方的朋友也許不了解，科爾馬雖是一座人口只有7萬的小城，老城區非常狹小，走一圈只需半天多時間，但是在這老城里，遍布有著六七百年歷史的老房子，繁花似錦，甚是美麗。我后來專門查閱了資料，科爾馬的主座教堂圣馬丁合議會堂（St. 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建于1234—1365年間，它對面的阿道夫之家（Adolf House）建于1350年，右手邊的老護衛之屋（Building of Old Body Guard）建于1575年，老海關樓（Kofihus）建于1480年，商人之路上的許多私宅，也都有三四百年的歷史。若你傍晚走到此間，燈火璀璨，游人徜徉，孩童嬉戲，真是一片安靜祥和。 阿爾薩斯在歷史上可是法德之間的兵家必爭之地呀，這座小城是如何在戰火侵擾之下完好地保存至今的？ 要說阿爾薩斯沒有兵荒馬亂的戰亂年代，那完全不符合我們掌握的近代史；可要說阿爾薩斯在法德兩三百年恩怨史里受禍匪淺，眼下所見的一切又挑戰了我們的認知。 恰好，我們在科爾馬住的愛彼迎（Airbnb）公寓主人是一位法國老太太，我專門向她請教了這個問題。她睜大雙眼，想了想，答道：“是呀，你這么一說，我也覺得有點奇怪。想一想，大概是因為我們足夠聰明吧。我們這個地方歷史上比較有錢，不管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無論哪邊的軍隊過來，我們交錢給他們買平安就好了。他們拿了我們的錢，自然可以壯大實力，又為什么一定要把我們毀掉呢？” 老太太這句話說來隨意，我聽來卻如平地驚雷，電光火石之間想明白了一連串事情。 一些地區為什么會比其他地區富裕？除了自然資源好、地理位置重要、抓住了關鍵產業崛起的時機，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財富的穩定傳承。這一點既是我們運用常識和社會經驗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可以得到計量歷史學佐證的。一項關于佛羅倫薩社會財富分布的研究證明，歷經700年的歲月，祖輩收入和財富，與后輩收入和財富之間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3在不同社會之間，哪個社會能夠更穩定地實現財富傳遞，當然也會顯著影響不同社會間的財富差異。普林斯頓大學的斯考特和卡勒斯通過一項研究表明，在1200年城市化和經濟水平越高的地區，在1800年的城市化和經濟水平也越高。4 這真是個很簡單的道理，但因為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太劇烈的社會動蕩，很多人過去意識不到這一點。而且，這種劇烈動蕩不只發生在20世紀，而是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朝代每更迭一次，就出現一次。 更進一步說，甚至中國人對社會動蕩的“底層理解”，跟這位老太太代表的“底層理解”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對戰爭的理解是“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是“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尸積不可數”。我們習慣于認為戰爭必然導致千里荒野，十室九空，自然也會中斷財富傳承。然而，如果像科爾馬這種地方的人在戰爭444爆發期間同樣也能維護甚至傳承財富，那此地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底層算法”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過千百年的積累，一點點量變也能引發巨大的質變。 老太太說的是事實嗎？根據我讀到的歷史資料，像兩次世界大戰這樣激烈的戰爭，對人口和財富的破壞之強是史所罕見的，“花錢買平安”這種事，應該很難實現。但是，20世紀的人類已經掌握了發達的知識和技術，戰爭可以消滅士兵，卻未必能夠大范圍消滅產業工人的經驗與知識專利，所以戰爭結束后的重建過程可以很快。 那么，如果我們討論古代戰爭，尤其是中世紀歐洲，“花錢買平安”的邏輯是否成立呢？為此，我先是專門查閱了科爾馬的歷史。 1226年，科爾馬被當時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賦予“帝國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t.dte）頭銜。這個頭銜是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在神圣羅馬帝國體系內，科爾馬直屬皇帝管轄，而且在帝國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換句話說，這個城市有著法定的、能夠跟皇帝談判的能力。 為什么一個城市可以跟皇帝討價還價，并且這種地位還能得到法律保障呢？這是因為當時的神圣羅馬帝國，名義上是個帝國，實際只不過是一個由各邦國和領主構成的松散的龐大政治實體，各地對皇帝的效忠多半只是名義上的，只要不背叛皇帝，幾乎做什么都可以。 具體到腓特烈二世本人，他出生在西西里，*早的王位頭銜是西西里國王，西西里是他統治的基本盤，他的主要政治對手是位于意大利的羅馬教宗和意大利南方的反皇帝城市聯盟。科爾馬位于德意志地區，一來他鞭長莫及，二來與其強硬地對待這些城市以展示他的君威，不如談一筆交易，賦予當地一定的地位，從而換取一筆政治獻金。所以這筆交易，還真的代表了科爾馬花錢買到了“平安”的地位。 類似的例子不僅發生在科爾馬，在歐洲其他城市也很常見。我們熟悉的“永恒之城”羅馬，在410年被阿拉里克攻陷之前，就已經數次支付贖金給蠻族來確保安全，只是*后一次，它未能在蠻族面前保衛自己的榮耀。羅馬畢竟太有名，容易成為眾矢之的，那些比不上羅馬的城市則有更多機會不為盛名所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帶兵進入意大利。意大利城市無力阻擋強大王國的入侵，只好“花錢買平安”，代價是12萬金盾一年。只是，隨后查理八世被威尼斯與阿拉貢的聯軍打敗，佛羅倫薩的贖金也就不了了之。在意大利戰爭中，關于城市在戰敗后支付贖金的記載數不勝數。像切薩雷·波吉亞這樣的雇傭兵頭目在戰勝對手后，甚至會要求對方支付自己高額年薪作為贖金的一部分，也就是逼迫對手花大價錢把敵人變成自己的傭兵隊長。5事實上，游覽許多城市的博物館或研究當地地方史，我們會發現這種記載非常常見。被史學家大書特書的往往是那些城市被摧毀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實，這種事發生的頻率遠比“花錢買平安”的頻率要低得多。 所以，法國老太太所說的“花錢買平安”，在西歐歷史上的確是成立的。 ……
商貿與文明:現代世界的誕生 作者簡介
張笑宇，畢業于北京大學，后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現為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兼任騰訊騰云智庫成員，關注政治哲學、政治史、技術與社會關系等主題。 著有《技術與文明》，譯有《劍橋阿倫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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