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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382670
- 條形碼:9787520382670 ; 978-7-5203-826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深入個體私營經濟很為發達的溫州瑞安市、義烏市等7個重點調研村和13個對照村進行實地調查,收集了數百萬字的一手文字資料、圖片和訪談材料,在此基礎上,著重從村級組織、治理模式、公共參與和政社互動四個維度考察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對鄉村治理的獨特影響,分析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中鄉村治理呈現的新景致、新現象和新問題,探尋解決鄉村治理風險、促進鄉村治理的路徑與對策。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目錄
一 研究緣起
二 研究思路
三 典型村落
四 核心概念
**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對鄉村治理的嵌入
一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變遷
二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總體特征
三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對鄉村治理的嵌入
第二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村級組織
一 村級組織結構的變化
二 村級組織運行的改變
三 村級經濟組織的變遷
第三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老板治村”
一 四位“老板”的治村之道
二 “老板治村”的主要特點
三 “老板治村”的策略選擇
四 “老板治村”的生成機理
第四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公共參與
一 公共參與的支持資源
二 公共參與的典型實踐
三 功利取向下的選擇性參與
第五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政社互動
一 社會基礎的轉變
二 引領與吸納下的鄉政
三 自主非自負的村治
四 政社互動的建場效應
第六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治理挑戰
一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治理新需求
二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治理風險
三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結構性失衡
第七章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背景下的治理優化
一 治理動能的轉換
二 寓治理于服務之中
三 于經營中促進效益與公益的雙贏
四 尋求能人主導與村民參與的平衡
五 以共同體的合力推進有效治理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節選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根據我們在浙江農村的調查,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對于村莊治理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影響村莊治理發展水平。村莊治理勢必需要有相當的經濟和財政為支撐和基礎,特別是在村民自治的體制背景下,要求村民群眾依據法律規定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換句話說,村莊治理所需經費主要依靠村落經濟發展,由村級組織自行籌集資金。國家一般只對一些國家下延到村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提供適當資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村莊治理的發展很大程度地受村落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尤其是村級組織自主開展一些村民群眾需要的村落公共服務和社區教育,均需要有相當經濟和財力做支撐。實證表明,一個時期以來,正因為村落經濟的薄弱,致使村莊治理無法正常展開,形成了眾多治理薄弱村。特別是在國家公共服務和公共教育向農村延伸不足的情況下,農村基層社會急切需要村級組織在本村范圍內自主提供社區服務和教育,以彌補公共服務和教育之不足,卻因為受村落經濟發展的制約,無錢辦事,無法開展基層民眾需要的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治理有效性受到嚴重影響。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以特定的方式極大地推動了村落經濟的發展,提升了村落經濟的水平,并對村莊治理形成了獨特的影響。 **,創造了村莊治理經濟來源的新空間。在國家的制度設置中,村民自治建構于農村集體農業經濟之基礎上,主要依賴村落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財力支持。改革開放以來,在浙江和全國各地均涌現出不少基于集體經濟基礎之上的村莊治理典型。然而,從更廣泛的農村范圍考察,絕大多數的村落特別是浙江農村主要以個體私營經濟占主導。毫無疑問,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村落經濟的總體水平,也為村莊治理汲取所需經濟支持提供了新的空間。調查中發現,村級組織時常會創造性地運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從個體私營企業或個人、家庭獲取資金等村莊治理所需經濟資源,拓展村莊治理的財政渠道。比如,動員個私企業和村民個人為村莊治理捐贈、與個私企業合作開發經濟項目、在某些管理服務項目中進行個人集資、向個私企業征收特別管理費,等等。正是由于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為村級組織籌集治理經費創造了空間和機會。同時,正是基于這些獨特的經濟資源籌措方式,使得一些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的村落實現了有效的治理經費籌措,擁有了較為豐足的管理服務經費,從而能夠正常地開展各項村莊治理活動,實現村莊治理的良性運行。反之,一些集體經濟不發達,且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也不理想的村落,往往因為無錢可籌,致使村級組織因缺乏經濟支持而無力推進鄉村的有效治理。 第二,提出了村莊治理的新要求。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為村莊治理提供經濟支持可能的同時,也向村莊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建設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所需的公共設施,諸如水電設施、道路交通、環境衛生等。其次,提供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必要的社區管理服務。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大多在村落范圍內,難免需要村級組織提供各類社區服務。諸如各類審批手續的審核、證明、提交等規范管理服務,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中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火災隱患之類風險管理和監督,以及信息交流、組織援助、技術支持、貸款擔保、安全保障等支持性服務。 總之,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即為村莊治理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也給村莊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新的挑戰,無疑會影響甚至倒逼村莊治理及其發展,促進村莊治理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水平。 2.重構村莊治理結構。從發生學的角度看,當前中國的村民自治制度產生于農業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之上。家庭承包后,人民公社體制因失去原有集體經濟基礎而解體,農村社會治理一時陷入混亂,一些地方的農民群眾創造性地建立了村民委員會負責村內事務的管理,創立了*早的村民自治制度。正是根據農民群眾創造的經驗,黨和國家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地建構和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可見,村民自治制度建立之初,農村尚未出現大規模的個體私營經濟,主要依據家庭承包經營后的農業雙層經營制度為經濟基礎所做的安排。在農業實行集體和家庭雙層經營的體制下,村落的經濟組織主要表現為:一是村集體經營組織。在浙江,主要是在村一級設立村集體經濟合作社,負責村集體經濟的管理事務。二是家庭。作為農業集體生產資料的承包經營者,農民家庭成為具體的農業經營單位和微觀生產組織。 伴隨著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村落經濟組織呈現出一系列結構性變化: **,村落集體合作經濟組織依然存在,但其功能日益弱化。在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村落集體經濟出現式微,并不再在村落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相應地,作為農業集體經營組織的村落集體經濟合作社功能受到削弱,在村莊治理組織結構中的地位下降,甚至虛化到可有可無的地步。在一些集體非農經濟相對發達的村莊,則往往被諸如股份合作社、實業公司、有限公司等新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所取代。 第二,家庭的經濟組織功能多元化,地位進一步提升。如前所述,浙江農村的個體私營經濟大多以農戶為組織依托。在此背景下,家庭不再只是一個生活單元,也不再只是農業承包經營單位,而是進一步地成為一個復合型的經濟實體。相當部分家庭在承包經營農業的同時,從事著不同形式的個體私營經濟,而且個體私營經濟已經成為家庭*大的利益來源。在此意義上,家庭日益成為當前浙江農村*普遍、*重要的經濟組織形式。基于這一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村落集體組織能夠給自己帶來的利益有限,有可能造成農民群眾對村落集體的“冷漠”。 第三,個體私營企業構成為村落經濟組織的重要一極。除家庭經營之外,改革以來的浙江農村社會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個體私營企業,有的從家庭經營基礎上發展而來,有的由原有集體企業改制而來,還有的由農民個人或多人合作興辦建立,等等。從事的行業也各有不同,因此具體的組織形式存在著較大差異,呈現出多元化狀態。 ……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究 作者簡介
應小麗,女,1970年生,浙江省永康市人,現為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基層政治、地方治理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在《政治學研究》《中國農村觀察》《中國行政管理》等雜志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著作2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等8項,獲省部級和廳局級獎項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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