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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評論第34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1263943
- 條形碼：9787501263943 ; 978-7-5012-6394-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東亞評論第34輯 內容簡介
《東亞評論》（原《黃海學術論壇》）創建于2003年，《東亞評論》由山東大學主辦，現由山東大學靠前問題研究院承辦，為半年刊。本輯開設主編筆記、靠前關系、靠前政治、區域與國別、經濟與合作、思想與社會等專欄，刊登有名專家學者論文，同時為大學教師、科研人員和在讀博士生提供成果發布園地。本刊面向靠前問題研究，以東亞研究為重點，突出東北亞研究。誠邀來自大學教師、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為本刊提供論文。現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張蘊嶺擔任主編，聘請國內知名學者專家為編委。
東亞評論第34輯 目錄
目 錄
主編筆記
對全球化要有整體觀認知
張蘊嶺 /
國際關系
借鑒歷史經驗，重建中美關系
陶文釗 /
試析中美“戰略競爭”及其管理
趙明昊 /
國際政治
大國崛起的決策與國際研究的互動機制
——兼論“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
鐘飛騰 /
中國與美俄核軍控協議
詹 欣 /
區域與國別
拜登政府朝鮮半島政策前瞻與半島局勢走向
李 枏 /
俄羅斯對朝鮮政策演變的思考框架辨析：
國內政治、地緣關系與對外政策 [俄]斯維特蘭娜·卡爾瑪耶娃 徐博 /
歷史與文化
福澤諭吉女性觀及其潛藏的厭女情結
李若愚 余一 /
經濟與合作
新發展格局下的中韓經濟合作新方向
[韓]姜昊求 /
青年學人
美國政府介入日韓建交談判的過程
及其影響探析 姚寰宇 /
展開全部
東亞評論第34輯 節選
主編筆記 對全球化要有整體觀認知 張蘊嶺[1]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突出特征。世界已經融為一體，各國利益相互粘連，人類命運相依，這個大趨勢，不僅不會減弱，還會進一步增強。全球化包羅萬象，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生態環境、安全、國際關系等，盡管國家是本位，但無論是利益，還是運行和治理，都不只限定在一國之內。盡管各國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之度外，因此，認知、參與和應對全球化，需要有整體觀。 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心，發展廣泛而深入。經濟全球化能夠帶來直接的利益，受益者眾，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參與其中。市場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推動力來自國家、企業及個人的意愿和努力。從國家來說，通過實施開放發展戰略，引進來，走出去，可以實現加快發展的目標；從企業來說，通過從事國際化經營，獲得拓展的市場和要素實現受益*大化；從個人來說，市場開放提供更多的選擇，可以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和利益。 然而，市場開放下競爭與獲益的原則是勇者、能者勝，由此，會帶來區域、企業以及個人發展的不平衡，收入和財富的積累向優勢地區、企業和個人集聚，全球化越是發展，失衡的問題越會放大。市場本身是缺乏自動糾正機制的，如果各個角色不采取有效措施，失衡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從而導致發展與社會的問題。 實踐中，如何實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均衡，一向是一個難解之題。就一國而言，實現均衡和包容發展，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與政治問題。任何政府，特別是當政者，都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就世界而言，如何實現平衡與包容發展，也是一個大的難題。聯合國制定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動員各國采取切實可行的計劃與行動，實現包容可持續的發展，政府在實現包容發展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企業所承擔的責任也很大。企業經營的基本原則是受益*大化，因此，會千方百計降低經營成本，提高效益。但是，企業不能只考慮收益，也要承擔社會責任。如果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做出有損于公共利益的行為，比如排放污染物，破壞生態環境等，就是不可容忍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核心的問題是對社會負責，不僅要守法經營，而且要對促進社會公平和保護自然生態環境釋放正能量，而不是相反。20世紀70年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制定了《跨國公司行為準則》，此后，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政府、社會團體、個人的介入使社會責任成為企業的必修課。 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失衡問題，使得反全球化的輿論、公眾運動和政治力量得勢，形成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在此情況下，政府、企業和公眾從不同的角度對基于“放任的全球化”認知進行修正與調整。人們認為，新的趨勢是轉向“有選擇的全球化”。至于選擇什么，如何選擇，那要看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博弈。 全球化越來越講政治，或者說受政治導向。新冠肺炎疫情把政治推向高點。比如，當疫情使社會對醫療有關的產品需求陡增，但發現本國生產不能滿足需求，大多數供給來自海外，特別是集中在少數國家時，政府就不安了。從效益上說，盡管從事國際分工和構建產業鏈會更好，但政府還是擔心市場供給不能及時和充分滿足需求，更為擔心的是會受制于對方，從而危及國家與社會的安全。在此情況下，各國政府都把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為保證供應安全，大都采取措施，提升國內生產能力，把保障基本供給作為政治首選來進行定位。安全政治導向也擴及其他許多領域，鑒于此，分工和效率會讓位于安全政治，有關發展安全、供給安全、社會安全等安全政治議題高居榜首，占據了政治話語的突出位置。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大國“戰略競爭”中的全球化政治導向凸顯。美國曾是全球化的推手，無論是理論導向，還是政策導向，都發揮著引領的作用。然而，如今風向轉變，美國把政治導向放在突出地位。特朗普當選執政后，大力推行“美國優先”的單邊政策，明確提出信奉“愛國主義”，反對全球主義。他執政時，我行我素，任性地對他者進行貿易、科技單邊制裁，退出多邊機制與國際條約，推行貿易、技術“脫鉤”，等等，競爭政治被置于突出地位。拜登當選總統后，盡管改變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方式，但在講政治方面，只是換了個方式。拜登強調的“多邊主義”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通過組建戰略政治圈，孤立競爭者，實現維護和加強其優勢地位，擊垮對手的目的。美國國會通過的旨在加強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略競爭”的重大法案即《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更是把政治斗爭推到了巔峰。 這樣，“有選擇的全球化”的核心導向是戰略政治，“有選擇的全球化”下的“有選擇的開放”使全球化的特征與走向發生重大變化。重要的是，基于“戰略競爭”的政策并非只是單向的，一方行使制裁、遏制、封堵等，都會引起對方的對應性反應，從而引發相互采取措施，使得政治的因素被多重放大并加重。 全球化的重要體現是氣候與環境綜合變化，是人類當今面臨的共同挑戰與威脅。科學證明，氣候與環境綜合變化與人類的活動，特別是遍及世界的傳統工業化有關。二氧化碳的累積排放導致氣溫升高，污染物排放導致空氣、水質惡化，人類不適當的生產、消費等活動導致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所有國家、企業、個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應對挑戰和威脅是人類共同的責任，人類不僅要對自身負責，也要對世界負責。全球化使各國的生產與生活通過各種方式相互鏈接并交互影響。比如，傳統的國際分工方式是把過時的技術、生產工序向外轉移。由發達經濟向不發達經濟轉移是符合效益規則的，是經濟全球化的常態，但這也正是污染物排放多重放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今，面對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無論從責任，還是從道義上，都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按照傳統的認定，一家企業在后進國家投資建設使用老舊技術的火力發電廠，算是幫助后進國家發展，因為以低投資成本解決了當地的用電問題。但由于增加了廢氣排放，是與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去碳化責任相違背的。 當然，這里有后進國家的發展權問題。后進國家不可能一步進入高技術的臺階，更承擔不起高投入的負擔，如何來解決這方面的矛盾，也是一個難題。基于全球的責任，在承擔減排責任上，《巴黎協定》規定了“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明確了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義務，但落實起來并不容易。 一個有效的辦法是更加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投資企業轉讓新技術，與用于援助后進國家的安排聯系起來。比如，中國倡導與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所涉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經濟體，如果能與落實《巴黎協定》有關減排的目標結合起來，與各國的碳中和實施計劃結合起來，與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聯系起來，就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推動全球化調整的一個新因素。本來，相互依賴的世界運轉正常，疫情下各國所采取的相互隔離措施，導致產業鏈斷裂，使正常的生產和交往活動停滯，在此情況下，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更加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安全。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出基于市場規則的經濟全球化的短板和基于效益的國際分工、供應鏈的脆弱性。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平時往往不注意，或者難以看到另一面，而新冠肺炎疫情讓另一面凸顯出來，讓人們認識到全球化的另一面，從未來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是給人類的警示和提醒。 從現在的調整看，在國家層面，除重視本國的安全供給保障能力外，還對外資的進入，特別是并購本國涉及核心競爭力與社會公共安全的產業，加大審查力度。值得重視的是，在今后的發展中，以經濟安全、社會安全與政治安全為導向的“保守主義政治”將會有更大的影響力。就企業本身的經營而言，把保障供應鏈的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同時，一個重要的趨勢是，企業會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國內政治與海外當地政治的運作。在社會層面，公民對市場開放的取向也發生變化，會更關注當地就業與自身受益，要求政府限制外來資本、外來人口流入等；在有些方面，可能會與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政治合流。 從大趨勢看，全球化已經是全球運行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經濟全球化是基礎，但是，經濟、政治、安全，開放、競爭、限制越來越攪和在一起，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和個人，都越來越需要具備整體觀、綜合觀和大局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當然，也要看到另一個新趨勢，即新技術發展將以更快的速度推動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全球擴張力非常強大，基于新技術的全球空間型網絡，全球云調度供應鏈，無所不包的物聯網等，將分散的經濟、社會、安全等領域連接在一起。基于智能網絡的全球化，其突出特征是大數據、大平臺，以及超國家構建與運營。在這種新全球化中，經濟、生態、環境、氣候變化之間，以及政治、社會安全之間的聯動性很強。 新全球化可能更會加強資本的集中，財富向少數大集團、個人集中，從而導致新的不平衡。因此，這要求對以新技術為支柱的全球化進行有效的管理，否則，會導致新的反全球化運動。目前，國際社會推動新規則的主要努力導向是更有利于信息、數據的傳播、拓展，但所涉及的相關安全、壟斷、規避管理等問題也越來越引起重視。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已經通過并生效，主要是針對公司、機構對數據的壟斷和濫用。盡管如此，應該說，這方面的治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尚缺乏有效的治理方案與法規。 [1]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東亞評論第34輯 作者簡介
張蘊嶺， 男，1945年5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人文一級教授，東北亞學院學科發展委員會主任；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安全中心主任，中韓友協副會長，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廣西大學東盟區域研究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東盟與東亞研究院（ERIA）董事會董事（代表中國）等。張蘊嶺教授是國內外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曾擔任中國亞太學會會長(1993-2018)，東亞展望小組成員 （1999-2001,2011-2012）；中國-東盟合作官方專家組成員（2001-2002）， 亞歐合作專家組亞洲代表成員（2003-2004），地區“東亞自由貿易區可行性研究”專家組長（2004-2006）， “東亞經濟伙伴關系”可行性研究專家組（CEPEA）成員（2006-2009），中韓聯合專家委員會中方主席 （2009-2013, 德意志銀行亞太地區顧問 (2009-2013)，張蘊嶺教授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主要代表專著有：世界經濟中的相互依賴關系（1989，2012），未來10－15年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2004），世界市場與中國對外貿易的國際環境（2007年），中國與亞洲區域主義（2009，英文），中國與世界：新變化、新認知與新定位（2011年），構建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 （2013）， 尋求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2013），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對東亞合作的研究、參與和思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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