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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1165596
- 條形碼：9787221165596 ; 978-7-221-16559-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本書特色
任何一種學術思想之發生，或者一代學術思潮之發展，皆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皆有一個學術或思想源頭。本書之重點即是對中國古典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六朝之學之淵源進行追本溯源的探索。翻開本書，走進自由的六朝世界，領略魏晉風采，觀覽名士風流。
《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內容簡介
在古代個人的命運不過是被編織在“君臣父子”儒教綱常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從生到死，走的都是別人為你設計安排的道路，個人的價值只有在驗證了某種禮教信條的時候才能體現。而六朝時人在山崩海嘯的巨變中，卻在悉心探求，大膽摸索：什么是人的生活？真正的人應該具有何種品格和資質？六朝時，在中國人性解放史上，翻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頁。 本書是關于揚雄與六朝之學之淵源影響關系的研究。通過對揚雄之生平經歷、家族背景、師友網絡、人生哲學、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響六朝之學的可能性；通過對其學術淵源、思想背景、學術觀念、學術方法、學術思想、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對六朝之學的具體影響。其*終目的，就是證實“六朝之學始于揚雄”這個學術“假說”。并從幾個瞬間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偉大精神和人性的高張，對當世、讀者，有一種洗禮和滌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目錄
緒 論 001
一、選題緣起 001
二、研究現狀 012
三、本書要旨 029
**章 六朝之學之起始：東漢末年抑或是西漢末年 036
一、六朝之學始于東漢末年，起于馬融 036
二、六朝之學起于西漢末年，始于揚雄 043
三、結語：六朝之學的遠源與近源 053
第二章 漢晉間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之大勢與揚雄影響六朝之學的可能性 055
一、漢晉間學術文化思想發展變遷之大勢及其歷史必然性 056
二、揚雄影響六朝之學的可能性 070
第三章 企慕玄遠：揚雄與六朝名士風范 097
一、漢晉間士風之變遷與六朝名士新風范概說 097
二、簡易佚蕩與一往情深：揚雄的人生行事、性情好尚與六朝名士風范 105
三、明哲保身與俟時而動：揚雄的人生哲學與處世理念 119
四、余論：揚雄與陶淵明 136
第四章 揚雄的學術思想淵源與方法創新 145
一、揚雄時代的學術背景 145
二、揚雄學術思想之淵源 153
三、揚雄在學術觀念和治學方法上的創新 164
第五章 揚雄的學術思想與六朝之學 204
一、揚雄的“尚智”論與六朝文人的理性精神 205
二、揚雄的“太玄”論與六朝玄學思潮 229
三、揚雄的“品藻”論與六朝品鑒之學 252
四、揚雄的鄉土意識與六朝社會的地域文化觀念 275
第六章 揚雄在中古文學史上的轉折性意義 306
一、作為“文儒”傳統之開創者的揚雄 307
二、文言之分：揚雄創作在文學史上的轉折意義 327
三、簡澀深雅：揚雄文學之風格特征 336
第七章 揚雄文論與六朝文論新觀念 352
一、揚雄“明道”論之學術內涵和歷史影響——兼論揚雄對劉勰的啟發和影響 353
二、寓玄于藝：揚雄“玄思”論對劉勰“神思”論之啟發和影響 372
結 語 393
參考文獻 398
后 記 406
展開全部
《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節選
第二章 漢晉間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之大勢與揚雄影響六朝之學的可能性 學術文化思想之發展與變遷，是由諸種因素之合力共同完成的。其中既有因政治格局之改變、經濟秩序之變化和社會風尚之遷轉，所導致的學術文化思想的發展，此可稱為“外緣影響”論；亦有因學理之自然演進、思想之必然發展和文化之變通遷轉，所導致的學術文化思想之發展，此可稱為“內在理路”論。無論是“外緣影響”，還是“內在理路”，必有一關鍵之人物把握契機，在“外緣影響”之背景下，引領思想文化發展的“內在理路”，從而推動學術文化思潮的新發展。漢晉間學術文化思想的發展變遷，就是在“外緣影響”“內在理路”和重要學術思想家的引領推動這三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 關于漢晉文化思潮之變遷，過去的研究者多從社會、政治、經濟等“外緣影響”的角度，探討當時政治格局、社會風尚和經濟秩序之變化對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的影響，其中可以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為代表。當學者普遍意識到僅從“外緣影響”研究文化思想之變遷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時，“內在理路”之研究便逐漸受到重視，如湯用彤、賀昌群、余英時、李澤厚等學者關于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的研究，就在充分重視“外緣影響”的前提下，側重于從“內在理路”揭示漢晉文化思潮發展的“自主性”。筆者十余年前著《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研究——以尚通意趣為中心》一書，亦是從尚通意趣之角度，揭示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的“自主性”和“內在理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外緣 影響”和“內在理路”之綜合作用下，必有一杰出的思想家或學者在其中起著引領作用，以激發各種因素之合力，從而推動學術思想之發展。如賀昌群在《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一書中，從老莊之學的復興、諸子學之重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觀之轉變等“內在理路”來研究漢晉文化思潮之變遷，而又特別重視馬融在其中的引領推動作用。筆者在舊著之基礎上，舊事重提，舊題重做，就是力圖在尚通意趣這個內在視角之基礎上，彰顯揚雄在此階段文化思潮之變遷中的引領和促進作用。因此，本章在概述漢晉文化思潮變遷之大勢的情況下，著重討論揚雄引領時代學術新風尚的可能性。筆者認為，歷史之必然發展和個體之可能參與，是導致漢晉文化思潮變遷之主要因素。 一、漢晉間學術文化思想發展變遷之大勢及其歷史必然性 在中國歷史上，從漢高祖劉邦建國（公元前206）到隋文帝楊堅開國的開皇元年（581），共計約八百年時間，學者或泛稱為中古時期，或習慣性地稱之為漢魏晉六朝。學術界一般是將此八百年視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進行研究，并且將之分成兩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即以漢朝四百余年（前206 年—220 年）為**階段，以魏晉六朝（220 年—581 年）約四百年為第二個階段。這種劃分，不僅是為了時間上的整齊劃一，實則是因為以建安、曹魏為轉折點的漢朝四百年與以晉為中心的六朝四百年，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皆存在著極為顯著的差異，在士風、學風、文風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明顯。 1．漢晉間士風、學風、文風之差異概說 漢晉社會歷史之變遷，所導致的學術文化思想之差異，主要體現在士風、學風和文風之顯著區別上。 漢晉士風之差異，總體上說，呈現出經明行修、砥礪名節與簡易通侻、率真自由、浮華玄虛之不同。主要體現在當時士人不同的價值取向和人生行為方式上。一般而言，漢代以察舉取士，其察舉之科目有孝廉、明經、賢良方正、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等，其所重者在言與行，而士人進身之途徑亦在言與行。于是，當時士人*重德行操守，以經明行修、砥礪名節為人生的*高追求，故當時多有修廉隅異操、苦讀經書以徼名者。當時之清議名流，月旦人物，尚實際，重功業，貴德行，尊經術，實為傳統儒家品鑒人物的道德標準。六朝時期，清議名流月旦人物，則普遍傾向于貴通博，尚浮華，重交游，賤名節，鄙俗功，尚超脫，貴放逸，尊識度，重清簡。儒家的德行操守雖然未被完全廢棄，但已明顯讓位于姿容言行、風神韻致，謹守儒學已經被儒道兼綜所取代，特別是道家達生任性、貴生輕節、曠而且真的人生追求成為當時人們的興趣所在，“不是人的行為節操，而是人的內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成了*高的標準和原則”，“講求脫俗的風度氣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須能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本質的、特殊的、超脫的風貌姿容，才能為人們所欣賞、所評價、所議論、所鼓吹的對象”。 所以，裴《崇有論》批評當時士人“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又說其時士人“立言借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干寶《晉 紀總論》亦說當時“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裴、干二氏雖說是在批評時弊，但亦頗為中肯。 一般而言，漢人尚功業，重德行，其風度是莊嚴、雄偉的。六朝人尚通侻，貴簡易，則以放達、文雅為特點。如果說漢人的人生是一種道德境界、道德人生，追求的是外在的功業操守；那末，六朝人的人生則是一種藝術境界、藝術人生，追求的是一種內在的人生神韻。湯用彤說：“漢人樸茂，晉人超脫。樸茂者尚實際。”超脫者重玄虛。宗白華說：“晉人之美，美在神韻。”六朝人的這種神韻之美，被后世學者稱為“魏晉風度”或“魏晉風流”。 漢晉學風之差異，概括地說，呈現出淵綜廣博、繁瑣拘泥與清通簡要、自由活潑的區別。漢代經學，無論是古文經學，還是今文經學，皆注重名物考證和文字訓詁，是一種重據守實的考據之學。六朝玄學，雖與經學相關，但它卻是儒道兼綜，而又以道家為主，因而與漢代經學之重據守實不同，它是一種寄言出意的義理之學。具體而言，漢代經學與六朝玄學，在學術取徑、治學方法和學術目的等方面，皆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其一，在學術取徑上的差異。漢代章句之學，拘于儒經，墨守師法，重實尚用，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于通變，質于心用”，執障、拘泥、繁瑣是它的*大特點。六朝玄學，祖尚玄虛，探求大義，“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其所討論的問題，如才性之辨、本末之辨和言意之辨，都是超越經驗世界的玄遠問題，即形而上的問題。討論之范圍亦不限于儒家之六經，老莊哲學和佛教經典亦逐漸成為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源，“性與天道”這些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題亦成為學界的熱點。 其二，在治學方法上的差異。漢人治學，重師法家法，陳陳相因，述而不作，因循守舊，是一種經驗性的學術方法。六朝學者治學，不為章句，以探求義理為本，以構建本體之學為旨歸（包括玄學本體、人格本體、文學本體），是一種思辨性的學術方法。由此之故，漢人治學，重實守據，博而不能返約，雖有淵綜廣博的特點，但亦不免深蕪繁瑣之弊。六朝學者治學，“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講求“寄言出意”“寄形出神”，主張以簡馭繁，舉一統萬，有清通簡要之特點。 其三，在學術目的上的差異。漢人治學，重在文字訓詁和名物考證，簡言之，就是重象重言。六朝學者則是重意重神。換言之，漢人重“學”，六朝人尚“識”。重“學”者，識其事而不能通其理，是知識積累型學者；重“識”者，著重闡釋義理，辨別是非，是思想思辨型學者。 漢晉文風之差異，總體上說，呈現典雅壯麗、錯彩鏤金與清新秀逸、清水芙蓉之區別。主要體現在創作方法、抒情方式和文學風格三個方面。 其一，在創作方法上的區別。漢代賦作家，奉行“推類而言”的創作方法，“草區禽族，庶品雜類”，無不一一羅列，此種與漢代經學相呼應的文風，表現了漢人對自然和社會的大一統式的總結，同時亦說明漢人的藝術概括能力不高，還不善于選取典型來表現一般，對少與多的辯證法缺乏體會。因此，它雖有酣暢淋漓的好處，但亦有一覽無余之缺陷。六朝文人受到玄學家舉一統萬、以簡制繁的學術方法之啟示，深明以典型表現一般、以少勝多的道理，因而在創作中亦貫徹著“片言明百意”之方法，如創作佳句秀句，以籠罩全篇，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另外，漢代文人受經學重師法家法之影響，在創作中摹擬習氣特重，千人一面，缺乏個性特點。六朝時期，文人創新求變的意識特別濃厚，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特別明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當時文人的一個創作原則。 其二，在抒情方式上的區別。漢代文學，特別是樂府古辭，往往是按照情感發展的自然順序來安排詩篇結構，形成一種平鋪直敘的、線性的、單一的抒情方式，缺乏變化和曲折。而六朝詩人，其抒情方式往往是網狀的、復合的，按照情感起伏的節奏剪裁詩思，讓讀者從各個側面去領略詩人的情思。 其三，在藝術風格上的區別。漢代藝術，以大為美，顯得古樸、厚重、遒勁、有力，氣象混沌，多丈夫氣。漢賦的長篇巨制，漢代雕刻的龐大體積，無不如此。同時，還崇尚華麗，以飽滿（力量）和絢麗（麗采）厭悅人心，重外在的涂飾，使欣賞者獲得一種視覺感官上的滿足，是一種“錯彩鏤金”式的藝術風格。六朝藝術，與漢代尚大不同，多是小巧玲瓏的。亦與漢代藝術之古樸、厚重、遒勁、有力不同，多是清新、秀逸、精致、空靈的。與漢代藝術的丈夫氣不同，六朝藝術有女郎氣。它雖然亦重外在的涂飾，但主要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氣韻之美。它沒有漢代藝術的“陵囂之氣”，亦不像漢代藝術那樣“叫囂夸大”“憤怒”，而是“沉靜的、是敏感的”，“能以冷靜頭腦駕馭強烈感情”，“不是力而是韻”。與漢代的“動”相反，它以“靜”為特色， 能使讀者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審美愉悅，是一種“清水芙蓉”式的藝術風格。
《西道孔子》楊雄與六朝之學 作者簡介
汪文學，1970年生，苗族，貴州思南人，文學博士，教授。 半生職業，游走于為學與為政之間。大學教授二十余年，曾任圖書館長、文學院長、教務處長，以治中國古典文化為職志。中道因學入仕，曾任貴州省旅游發展委員會副主任、貴州省文化和旅游廳副廳長，現任貴州省安順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九三學社貴州省委副主委，以推進文教事業和旅游產業為職業。或學者，或官員，以學助官，以官促學，相得益彰。性嗜書，喜藏書，勤著書，曾管書，亦教書，故以“書生”自居。三十年博覽旁觀，好學深思，筆耕不輟，有著述十余種，自重者有《正統論——中國古代政治權力合法性理論研究》《中國傳統人倫關系的現代詮釋》《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研究》《揚雄與六朝之學》《詩性風月之光華 一一 傳統中國語境中的情愛精神研究》《中國人的精神傳統》《邊省地域與文學生產》《溫柔敦厚：中國古典詩學理想》《貴州地域形象史研究》《貴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十種。自信著書，唯在興趣，且將所思所想所觸所感，訴諸文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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