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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40804
- 條形碼：9787101140804 ; 978-7-101-14080-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本書特色
袁宏道其人 袁宏道是個矛盾的人。 他經常表達對自然山水的熱愛，但又不愿為之涉險。他為文鮮少涉及峻嶺荒山，但視人造園林或者瓶中插花為“味賞之樂”。他“飲不能一蕉葉”，但對與酒相關的禮儀程式、器皿物什、鑒酒方法等如數家珍。他對政治曾發(fā)出“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的憤懣之聲，但從未試圖將這種批評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行動。他為官主政會時時抱怨官場的腐敗與身處其中的疲憊，但真的去職離任，隱居田園后，又覺得“盤桓未久，厭離已生”，想要重新出山了。 袁宏道是個真誠的人。 他不否認自己對享樂生活的追求，也不滿足于美景佳人。他不惜取笑自己，也敢于拿朋友取樂。他承認自己的投機，承認自己的糊涂，也承認自己的不負責任與消極。他誠實解剖自己的內心并勇敢表達，他的文字讓世人感知到的是一幅他忠于生活的自畫像，字里行間還通透著一種獨特的幽默感。 敢于公開表達自我內心的矛盾，敢于自我分析、自我嘲諷，這種真誠以平直清新的文字表達出來，使他成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晚明公安派領導者。 現代回響 源自晚明公安派的自我表現的這種趨勢，如同一股潛流穿過清代古典主義的荒漠，在20世紀初的現代噴涌而出。晚明性靈小品的文學主張對后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當時對袁宏道的評價呈現出分裂的樣貌——瓶花與匕首。 以周作人、林語堂等為代表的閑適派，強調袁宏道閑適風雅、悠游意趣的一面，想把他刻畫成一束瓶花，一個高雅的案頭清供； 以阿英、魯迅等為代表的憂時派則試圖凸顯袁宏道激揚政治、關心世道的一面，時不時地在瓶花后面暗藏著幾把匕首。 對立的雙方似乎都能在袁宏道那里找到充分的證據。但在本書作者周質平先生看來，雙方皆是以袁氏為工具，來提倡或詆毀某種文學理論，是一種被過分拔高了的評價；強調要以允執(zhí)厥中的態(tài)度，將袁宏道與公安派放回歷史語境中去分析。
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內容簡介
《袁宏道與公安派》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于1988年，并被列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系列，頗受好評。本書把晚明的一個文學流派——公安派嵌入中國文化思想史的大背景中來書寫和評價，不僅梳理了這個文學流派的產生背景及思想環(huán)境，更難得的是，作者也觀照了此文學流派對后世文學及文化的影響，可成一家之說。這種開闊的大視野是學術研究中很難能可貴的，也是本書優(yōu)選的亮點。其次，本書對公安派的研究具體而生動。他把公安派袁宏道及其兩位兄弟的文學理論置于焦點，并特別指出了三人之間的理論差別。同時，借由對袁宏道詩文的系統批判性分析，凸顯其個性、才情與幽默。剖析深入，文筆生動，具有可讀性。本次出版中文版，作者對書稿做了部分修訂，增加為英文原版所無的三個新的章節(jié)：《袁宏道的生平》、《論袁宏道的個性、行操及思想》、和《公安派文學批評的現代意義：胡適與袁宏道文學理論的比較》，使得其論述更為翔實、完整，并樂于為中文版做序。
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目錄
目 錄
袁宏道
**章 仕隱之間的徘徊——袁宏道的生平
從令吳到辭官，到客居真州，袁宏道的人生觀、文學理論，乃至于他對政治的看法，都在這三年中發(fā)展并定型了。
第二章 瓶花與匕首——袁宏道的個性、行操及思想
“閑適派”想把袁宏道刻畫成一束瓶花，一個高雅的案頭清供；而“憂時派”則時時不忘在瓶花的后面，暗藏著幾把匕首。
第三章 是真情直語還是“亡國之音”——袁宏道的詩
作為一位開明的、注重個人表現的詩人，袁宏道的詩以其平直清新打動人心。到了清代，他的詩卻被視為“亡國之音”，預示了明代的陵夷。
第四章 閑適小品與名士風流——袁宏道的文章及其再發(fā)現
在林語堂、周作人等贊賞者的筆下，袁宏道常常被描述成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學與藝術，鄙棄陳言故套和社會規(guī)范，對政治抱有深重的厭惡。
公安派與晚明思想
第五章 “詩本乎情”——公安派興起之前的文學界
晚明文評家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爭論道，文學的作用不過是人類情感的展現。文學應當為道德與功利服務的觀念，不再是這一時期的主導觀念。
第六章“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公安三袁”的文學理論
直到“三袁”興起之后，自我表現，連同一種個體的聲音，才成為晚明文學界的一個趨向。
晚明詩文的現代回響
第七章 公安派的遺緒
在過去的四個世紀，源自公安派的自我表現的趨勢從未停止。這股潛流穿過清代古典主義的荒漠，在20世紀初噴涌而出。
第八章 現代文學的晚明泉源——胡適與袁宏道文學理論的比較
16世紀以來，語、文合流不但是中國文學發(fā)展之大勢，也是一部分文評家的愿望。白話小說之興起，正是語、文合流的*佳證明。
第九章 個人表現與文白互通——林語堂對小品文的提倡
林語堂拈出“性靈”二字，來提倡寫幽默趣味的小品文。他提倡的“語錄體”或“白話的文言”，減少了文言與白話的斷層，加深了白話文的歷史縱深和與文言的聯系。
第十章 晚明小說中的情色與貞淫
“少男少女，情色相當”是明人小說中常見的一句話，這是何等的通達，又是何等的寫實！
附錄
一 袁宏道年表
二 袁宏道的著作
三 晚近對三袁及公安派之研究——序論與書目
譯后記
展開全部
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節(jié)選
令吳二年與短暫的休閑 萬歷二十二年十二月，袁宏道二十七歲，釋褐除命吳縣知縣，第二年十二月到任。吳縣舊名姑蘇，在當時已經是一個文物鼎盛、人文薈萃的所在，袁宏道在這個名縣，當了兩年縣令。 袁宏道治事精敏，令吳期間，政聲極佳，《明史》本傳說他：“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袁中道在報兄袁宗道的信中提到：“中郎官聲甚美，吳中皆云數百年無此令。”又在《江進之傳》中說： 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fā)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為“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fā)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啟。無事閉門讀書。 袁宗道在《寄三弟》信中，有一段類似的記載，可以作為袁宏道治吳縣政績的參考：“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唯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fā)摘如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習以為諛者，且眾口一詞，方為之喜。”袁中道論袁宏道的治績，當然不免隱惡揚善，說些冠冕堂皇的話。但是袁宏道有經濟之才也是事實，令吳期間，他不僅革除許多稅制弊端，還除了幾個惡吏，使地方風氣大有改善，頗得吳民愛戴。當時的宰相申時行（1535—1614）曾說：“二百年來無此令矣。”袁宏道后以歸養(yǎng)庶祖母詹氏為由，請辭吳令，據袁宗道記載，吳民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千百人皆聚神廟中，愿各捐十年之壽，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這自然是夸張之詞，但是袁宏道絕不是一個魚肉良民的貪官污吏，這一事實殆可無疑。 明末吏胥之權往往猶高于官，從外地來的地方官經常受制于當地的舊勢力。袁宏道出身于貧窮落后的公安，一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出長繁巨富庶的吳縣，既無實際的從政經驗，又缺乏強固的背景，其困難是可以想見的。因此，袁宏道雖然政聲很好，心情卻極為抑郁。他的牢騷與不滿，在《錦帆集》的尺牘中真是觸目皆是。在給丘坦（字長孺）的信中，袁宏道很生動地描繪了縣令的丑態(tài)： 弟作令備極丑態(tài)，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 官場之中，奴顏婢膝之苦，固然令疏放不羈的袁宏道“無復人理”，而有“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之腰，綿于弱柳”之嘆。但真正令他無法忍受的，還是當時吏治太壞，宦官專權；做縣令的雖然戰(zhàn)戰(zhàn)兢兢，依舊是動輒得咎。宏道在《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中，論為令之難，是研究晚明制度史絕好的材料：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饑、一寒，皆倚辦于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為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栗栗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又今時讻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于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 有關中官礦使荼毒天下之記載可參閱：沈德符著《萬歷野獲編》卷六《陳增之死》，張廷玉等編《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陳增傳》、卷二百三十七《吳宗堯傳》《華鈺傳》。這篇序文寫于萬歷二十七年，是袁宏道從政的經驗談，也是明末縣令處境*直接的說明，礦稅大興于萬歷二十四年，正在袁宏道請辭吳令之后。他雖然避過了這項苛政，但官場的傾軋極烈，法紀亦壞。袁宏道慨言道：“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在這種情形下，袁宏道漸萌辭官之意。萬歷二十四年三月，他以歸養(yǎng)庶祖母詹氏為由，**次提出乞歸的辭呈。辭呈凡三上，皆未獲準。在《乞歸不得》五律中有“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之句，可以想見袁宏道當時的心境。 同年八月，袁宏道患瘧疾，一病五月，不得視事。他在給朱一龍（字虞言）的信中說：“官不去，病必不痊”，因此，更堅定了求去之心。當地父老雖多次挽留，終是無效。袁宏道形容去志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云，落地之雪”。后又連續(xù)以重病為由，上了四次辭呈，終于在萬歷二十五年二月獲準。 吳令首尾三載，實際不足兩年。對**次接觸政治的袁宏道來說，這是一次痛苦的覺醒，少年時期所仰羨的對象，等到自己親身接觸之后，發(fā)覺竟是如此丑惡、乏味！辭官后，他又經過吳縣，有這樣一首詩：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若長。千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 前者為吳令，始復羨游客。覺彼白衫寬，恨我腰帶窄。 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量，客比官較好。 …… 作這首詩的時候，他已經跳出官場，由當事人變成旁觀者。“客比官較好”就是他的結論。 令吳兩年，袁宏道雖然有許多憤懣與牢騷，也并非全無樂趣，他在給舅父龔仲敏的信里，說明了這種苦樂兼有的滋味： 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猬，士宦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谷案牘無論，即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婉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云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 蘇州自古是名都，文物盛而人才眾。*令袁宏道動心的是蘇州的山水。他是有山水癖的，兩年間游覽了不少地方，僅虎丘就去了六次袁宏道在游記《虎丘》中說：“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其他如上方、天池、靈巖、光福、陽山、橫山、西洞庭、東洞庭、錦帆涇、姑蘇臺等名勝古跡，都是他游覽、憑吊的好去處。這幾篇游記作于萬歷二十四年丙申（1596）到萬歷二十五年丁酉。臺北遠東本之《袁中郎全集》將原來別集的體制打散，不容易看出寫作時間。這種樂趣，對一個俗務繁冗的縣令來說，似乎特別可貴，他在游東洞庭的時候很得意地說：“余以簿書錢谷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錦帆集》中的游記，就記錄了袁宏道令吳時期的游蹤。 山水之樂而外，朋友之間的切磋也是快事。這時經常聚首的朋友有：江盈科（字進之，1553—1605）、王稚登（字百谷，1535—1612）、丘坦、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1562—1609）等人，除了飲酒賦詩，他們也批評當時的詩文，進而提出新的文學理論。這期間，袁宏道與江盈科的交往*為密切，他在為江盈科寫的《〈雪濤閣集〉序》中說：“余與進之游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公安派詩文之所以能膾炙人口，造成風氣，未嘗不與吳縣人文鼎盛有關。袁宏道在《敘姜陸二公同適稿》中說：“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唯有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袁宏道才有機會與當時文人作廣泛的接觸、深入的觀察、實際的體驗；所以，他才能切中時弊地提出較新的文學理論。這又何嘗不是袁宏道令吳的收獲之一呢。 令吳二載，袁宏道接觸了實際的政治、復雜的社會，這在他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吳令的工作，使他體驗到了生活的困苦、政治的黑暗、人情的虛偽；這番歷練固然使他成熟，但也消磨了他不少豪情壯志，而增添了幾分不該有的老邁和消沉。 萬歷二十五年（1597）二月，袁宏道請辭吳令獲準。在《得罷官報》七律中，有“病里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升”的句子，寫他如獲大赦的心情。袁宏道毫無留戀地離開吳縣，卻并沒有回公安去省視老病的庶祖母詹氏，而是往東南游歷去了。二月十四日到西湖袁宏道在《初至西湖記》中說：“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歷丁酉二月十四日也。”這時正是早春，江南的風景極其秀美。袁宏道病體初復，拋卻吳令的煩倦，又恢復了早年疏放不羈的名士生活，盡情陶醉在山水煙嵐之間。“官與病皆去，無家也破顏”，這是他當時無官一身輕的愉快心境。回顧當日令吳苦況，他作詩道：“寧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丘土。”袁宏道游記中，以記西湖的文章*多，西湖的景色是他所深愛的。這次東南之游，歷時三月，游蹤大抵不出江、浙兩省。 這次游歷的另一個重要收獲是：袁宏道在旅中與陶望齡等互相討論詩文，得到許多新的印證與鼓勵，更增強了他對自己的新文學理論的信心。袁宏道性格近狂，陶望齡近狷，琢磨切磋，互有取益。袁中道在《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中說：“先生與石簣諸公商證，日益玄奧。先生之資近狂，故以承當勝；石簣之資近狷，故以嚴密勝。兩人遞相取益，而間發(fā)為詩文，俱從靈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了不與世匠相似。”袁宏道又在偶然中，發(fā)現徐渭（字文長，1521—1593）的文集，大為傾倒，嘆為“我朝**詩人”，他自以為這是東南之游中*有價值的事。 在東南的奇山秀水之間漫游三個月以后，袁宏道攜眷在真州（今江蘇儀征）暫住下來。真州雖不大，卻很繁榮，風景也極可愛。宏道在這個小城里過了一段堪稱悠閑的日子，他在給江盈科的信中說：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凈，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即李柷）為友，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肯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為之事。……天蓋見弟兩年吃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哉？ 袁宏道在這時，的確享了一陣清福：讀書、作詩、參禪是他的日課，暇時則游泛、下棋，真是無拘無束、任性所之了。從表面上看來，此時宏道似乎安閑而愉快。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作深層的探討：三十歲的袁宏道，在這段休閑的日子里，有著相當的矛盾與彷徨。試想，像他這樣一個才氣縱橫、敏于吏事的人，竟在三十歲的壯齡賦閑下來，這畢竟是不能令人稱心滿意的。他在與陶望齡等作東南之游后，曾寫信給袁宗道，暢談旅游之樂，然而在信中，卻又語重心長地加了一句“但恐折盡后來官祿耳”。西湖之美、山水之樂，終究還是抹不掉時時縈懷的“官祿”。在寄孫成泰（字心易）的信中，袁宏道說：“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這幾句充分地體現了他內心的彷徨。 袁宏道在贈江盈科的詩中有“霸氣吳宮盡”的句子，這大概很近實情。即使經過這段日子的怡養(yǎng)休閑，袁宏道始終不再有入仕前的豪放之情。他在寄桑學夔的信中，有一段很悲觀的話： 弟如經霜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獨留此區(qū)區(qū)皮骨，了卻前生爻槌衲衣債耳。猢猻入果園，豈有出理？后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一個體弱又富于感情的年輕詩人，閑散在一個江南的小城，前途茫茫，袁宏道有著深沉的悲哀和悵惘。 這時袁宏道的經濟情況，似乎也不容他再這樣不事生產地過下去了，《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詩中，有“算馬與人三十口，賣奴及宅五千錢”的句子，可以想見他負擔很重，光景甚窘。當官不愿，退隱不能，他在答朱一龍的信中，很坦白地說出了這個矛盾： 仆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后已。既求退，復不安分求退，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 從這封信看來，袁宏道竟有些后悔當日辭去吳令了。 袁宏道從令吳到辭官，從辭官到客居真州，其間雖然只有三年，在他短暫的生命中，這卻是*重要的一段時期。他的人生觀、文學理論，以至于他對政治的看法，都在這三年之中發(fā)展而定型了。
晚明公安派及其現代回響(精) 作者簡介
周質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畢業(yè)于東吳大學中文系，1974年獲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主要從事晚明文學與思想、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fā)展》《胡適的情緣與晚境》《胡適叢論》《現代人物與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編《胡適早年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英文文存》等。 康凌，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yè)博士，現任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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