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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7025
- 條形碼：9787208167025 ; 978-7-208-16702-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為什么共和黨掌權時，富人變得更加富有？ 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國工人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依然在為生活而掙扎？ 美國頂*政治學家巴特爾斯試圖告訴所有人， 我們對于經濟不平等的政治原因的所思所知，有很多都大錯特錯。 美國的民主政治或許只是大眾“神話”， 兩黨之爭加劇了貧富差距，正是“民主”導致了“不平等”。
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內容簡介
通過對過去60年的大量數據的分析，《不平等民主》揭穿了當代美國政治的許多神話，并利用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揭示了美國民主制度令人不安的運作方式。拉里·巴特爾斯的研究表明，在共和黨執政期間，貧富差距大幅擴大，而在民主黨執政期間，貧富差距略有縮小，但依然嚴重。這不僅僅是經濟力量的結果，而是在一個由黨派意識形態和富人利益主導的政治體系中廣泛政策選擇的產物。 巴特爾斯的研究表明，民選官員只對富裕選民的意見作出反應，卻忽略了窮人的意見。他指出，一直以來，尤其是共和黨總統，給中產階級和貧困工人家庭帶來的收入增長遠遠低于給富裕家庭帶來的收入增長，這大大加劇了不平等。他提供了導致不平等的關鍵政策轉變的啟示性案例研究，包括布什在2001年和2003年的大規模減稅，以及對蕞低工資的侵蝕。*后,關于為什么許多選民似乎會投票反對自己的經濟利益,他挑戰了傳統的解釋，認為工人階級的選民并未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被墮胎和同性戀婚姻等“價值問題”引誘進入共和黨陣營，而是共和黨總統在滿足短視選民的收入增長時取得了顯著成功。 它對美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的政治原因和后果進行了深入而詳盡的分析，并對美國政治體系實現其民主理想的能力進行了清醒的評估。
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目錄
前言/Ⅰ
**章 新鍍金時代/1
不斷升級的經濟不平等/6
對不平等的解讀/12
作為政治問題的經濟不平等/17
不平等與美國民主/21
第二章 政黨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31
政黨治下的收入增長模式/33
政黨的巧合？/36
宏觀經濟政策的黨派差異/42
宏觀經濟績效與收入增長/46
黨派政策與稅后收入增長/52
民主黨、共和黨和不平等的上升/57
第三章階級政治和政黨變遷/65
工人階級探析/68
白人工人階級拋棄民主黨了嗎？/72
白人工人階級變得更保守了嗎？/78
“道德價值觀”戰勝經濟了嗎？/82
信教選民的注意力從經濟問題上轉
移了嗎？/87
階級政治與我們同在/91
第四章經濟責任中的黨派偏見/100
目光短淺的選民/101
收入增長的政治時點/106
經濟投票中的階級偏見/111
富人自有回報：競選開支上的黨派偏見/115
存有偏見的責任之政治后果/118
第五章美國人在意不平等嗎？/127
平等主義價值觀/130
富人與窮人/135
對不平等的感知/141
不平等領域的事實與價值觀/146
第六章“智者”知道減稅/162
布什的減稅/163
對兩次減稅的公眾支持/169
無知的利己主義/174
政治信息的影響/177
一點小錢/182
走向“日落”/188
第七章廢止遺產稅的奇怪訴求/200
對廢止遺產稅的公眾支持/202
對廢止遺產稅的公眾支持是錯誤信息的產
物嗎？/207
利益集團制造出了對遺產稅的公眾憎
惡嗎？/214
精英意識形態與遺產稅廢止的政治/218
第八章不斷受侵蝕的*低工資/228
*低工資的經濟效應/231
對*低工資的公眾支持/234
不作為的政治/237
民主黨、工會與不斷受侵蝕的*低工資/243
“勞動所得稅收抵免”/249
逆轉潮流/251
第九章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代表性/261
意識形態方面的代表性/263
不平等的回應/265
社會問題上的不平等回應：以墮胎為
個案/271
代表性上的黨派差異/273
為什么窮人未獲代表？/279
第十章不平等的民主/293
誰在統治？/294
政黨政治與窮人/298
使經濟平等受阻的政治障礙/304
*大需要之城/308
參考文獻/316
展開全部
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節選
誰在統治？ 本書開頭即引用了羅伯特·達爾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如下問題：“在一個成年人幾乎均可投票，但知識、財富、社會地位、與官員的接觸和其他資源都不平等分配的政治系統中，誰在真正統治？”竊以為，達爾針對20世紀50年代的紐黑文給出的答案，已在不平等得多的21世紀的美國面前顯得陳舊了，在21世紀的美國，“經濟名人”中的*富裕層級所掌控的國民收入的比例，已經達到了50年前的3倍。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闡釋新鍍金時代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如何影響美國民主上，政治學家所做的實在是太少了。 如果達爾提出的問題可以解讀為問的是誰的偏好影響了政策結果，那么，就此而言，我在第九章的分析中給出的答案是，富人有著相當大的影響，而處于收入分布后1/3位置者的偏好，則對其選任官員的行為，沒有任何明顯的影響。無論我們考察的是連續三屆國會中的參議院的日常事務，還是涉及政府支出、*低工資、公民權和墮胎等的引人矚目的特定唱名表決，在表明參議員對數百萬人——使他們區分開來的唯一特征就是其低收入——的看法完全沒有回應上，它們的統計結果是顯著一致的。對于當代美國政治的觀察家來說，聽聞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富裕和中產階級選民身上，附加了比低收入選民所獲得的更大的權重，他們或許并不會感到奇怪。不過，一旦知道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低收入選民一直受到徹底的漠視，恐怕只有*玩世不恭的、美國民主的批評家才可以泰然處之。 這一悲觀的結論在馬丁·格倫斯進行的另一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同類。格倫斯收集了近2000個度量美國人在各種國家政策議題上的偏好的調查問題。對每一個議題，他都考察了受公眾中的不同部分支持或反對的政策變革，是否在調查之后得到了采納。他發現，在富裕民眾的看法和公共政策的后續過程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統計上的關聯。不過，對于富裕程度較低的民眾來說，這一關聯也較弱；當分析限于富人和窮人有著不同偏好的議題時，格倫斯發現，有錢人見證自己的看法體現在接下來的政策變革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格倫斯的結論是：“對實際政策結果所能形成的影響，看起來近乎毫無例外地給處于收入分布頂層的人保留著。” 對于美國民主的狀態來說，這些發現顯示了關于它的什么內容？政治領導人看起來對數百萬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民眾的政策偏好做出了大幅回應。美國政治系統中的這一關鍵民眾因素，在達爾創造的一個術語，即多元主義政體（polyarchy）中得到了恰當的反映。然而，格倫斯和本書第九章中描繪的回應模式，卻離接近達爾的更崇高的民主理想，也即“政府對其政治上視為平等的民眾的偏好持續做出回應”，還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事實上，格倫斯就認為，“這一大小的代表民眾方面的偏見，帶來了如下的疑問，即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擁有非常民主這一特征。” 這些代表性上的差別尤為令人不安。這是因為，它們顯示了存在如下循環——連接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不斷退步的反作用循環——的可能性：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不斷加劇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轉而帶來了對貧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又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這樣，那么，由技術變革、人口統計上的變化或全球經濟發展引發的收入分布的變化，就有可能很快變大，并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 當然，本書第九章中記錄的回應模式，是針對單單6年時間里的單個政府機構而言的，而這6年，離開今天也超過了10年。格倫斯的研究在范圍上更廣，他之后還收集和分析了有可能帶來如下更清晰圖像的數據，這一圖像描繪的是，代表性上的差別在數十年中是如何變化或一成不變的。將來的學術研究或許會顯示，這里描繪的代表性上的差別，無論如何是反常的，要么就是給人以誤導的。然而，與此同時，現有證據卻是惹人注目和發人深省的。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來說，我們的政治體制運行得看上去不像一個“民主政體”，反倒像一個“寡頭政體”。如果我們堅持要用稱它為民主政體來給自己臉上貼金，那么，我們應該清楚，它是一個明顯不平等的民主政體。 另一方面，本書第九章中呈現的證據給達爾的問題帶來了一個不同的答案。本書第九章中記錄的對選區選民意見的回應模式，堪比普遍存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官員的行為的分化模式，即便他們“代表”的是完全相同的選區選民。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便選區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選民的偏好中存在的巨大差異，對參議員的政策選擇，都只產生了比參議員自身的政黨意識形態要小的影響。無論選舉如何進行，它們都無法逼迫選舉產生的官員去迎合“中間選民”的政策偏好。因而，非常真實的一點是，“誰在真正統治”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誰能成功提出要求，誰就贏得了選舉。正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半個多世紀前指出的，“集體行動幾乎毫無例外地以領導為依歸——這是超越了反射運動范疇的幾乎所有集體行動的主導機制……就‘人民’和‘統治’這兩個名詞的任何顯明含義來看，民主并不意味著，也不可能意味著人民在真正統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擁有接受或拒絕將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 在民意分化、不穩定、混亂不堪，或簡直可以說并不存在的地方，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實施的獨立行動的范圍或許會特別大。在《理性的大眾》（The Rational Public）關于政策偏好的總體上樂觀的調查中，政治學家本杰明·佩吉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Shapiro）將稅收政策描繪為“一個成熟的致力于遮掩隱瞞和故弄玄虛的高技術領域”。我在第六、第七章中的分析提供了豐富的證據。這些證據證明，民意中存在著對于稅收政策的困惑、不確定感和“無知的利己主義”。因而，發現如下現象或許就不足為怪了。該現象即，公共官員較少依靠民眾的態度，反而更多地憑借其自身的意識形態信念來確定這一領域的政策走向。當然，按照如下的想法來求得心安是頗為吸引人的。這一想法即，正如雅各布·海克和保羅·皮爾森指出的：“不是所有的議題都會像稅收政策的細節所做的那樣，讓選民為之目瞪口呆。” 不過，注意到下面一點是頗為重要的。這就是，精英對民意的回應的稀少性，甚至擴大到了所涉民意看上去通常都堅定不移和穩定不變的議題上。例如，在遺產稅廢止這一個案中，相關證據極為零碎，但所有存在的證據均清晰表明，至少70年中，遺產稅都非常不受歡迎。就這一長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而言，遺產稅廢止的唯一障礙，就是民主黨總統和國會民主黨議員的意識形態信念。2001年共和黨總統和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到來后的數月內，遺產稅的分階段廢止就獲得了通過，并簽署成了法律。 我在本書第八章中考察了不斷受侵蝕的*低工資，這一個案甚至更為引人注目。我的分析中存在著豐富的證據，它們都證明，過去40年中始終存在著強烈和一貫的對*低工資的公眾支持——在這40年里，聯邦*低工資的實際價值降低了超過40%。在這里，阻止公眾獲得其明確想要的東西的*重要障礙，看起來同樣是政策制定者——在這一個案中，主要是保守的共和黨政策制定者——的如下信念：大量支持*低工資的、占多數的公眾并未認識到，更高的*低工資有著大量恰恰相反的影響。 民主黨在2006年中期選舉中取得的勝利，給2007年的人們期待已久的*低工資增加提供了推動力。然而，民意的這一顯著勝利并沒有看上去的那么大。一方面，按實際價值來衡量，新的*低工資標準仍然大大低于其40年前的水平，盡管平均工資和集體財富在這數十年中有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拿低工資的工人應該把自己的這類好運，更多地歸功于布什總統的伊拉克戰爭的明顯失敗，以及對十來歲的實習生產生了不健康興趣的一名共和黨國會議員指前佛羅里達州眾議員馬克·弗利。2006年中期選舉前，他向未滿18歲的男實習生寄發內容露骨而挑逗的電子郵件一事被曝光，引發了人稱“電郵門”的大丑聞。——譯者注的莽撞之舉，而非壓倒性的對*低工資提高的公眾支持。對民主的強烈支持者來說，無論結局還是手段，都根本不能讓其精神為之一振。
新書--東方編譯所譯叢:不平等的民族·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作者簡介
拉里??M. 巴特爾斯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唐納德??E. 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講座教授，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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