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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1548
- 條形碼：9787220121548 ; 978-7-220-12154-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明代史學研究者和文史研究者和跨學科研究者和當代史名著的讀者中國歷史上多元學術佼佼者王世貞 在私人修史之風大盛的明代 他的史學思想為何獨樹一幟？ 他的史學實踐為何宏愿難成？ 他的史學影響為何影響至今？ 本書以王世貞的仕途生涯與治史歷程為考察線索 系統介紹了王世貞的史學理論、史學實踐和史學成就 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貞*有著述的相關材料 客觀公允地評價了王世貞的史學地位和史學影響 進而*示出傳統史學在傳統社會末期的發展軌跡與困境
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內容簡介
中國歷目前多元學術佼佼者王世貞，在私人修史之風大盛的明代，他的史學思想為何獨樹一幟？他的史學實踐為何宏愿難成？他的史學影響為何影響至今？本書以王世貞的仕途生涯與治史歷程為考察線索，系統介紹了王世貞的史學理論、史學實踐和史學成就，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爬梳王世貞所有著述的相關材料，客觀公允地評價了王世貞的史學地位和史學影響，進而揭示出傳統史學在傳統社會末期的發展軌跡與困境。《王世貞史學研究》（修訂版）研究了王世貞史學的諸方面：論述了王世貞的時代背景和他的仕途生涯，王世貞與當時諸首輔的關系是否影響他的史學著述歷來有不同看法，作者正是通過探討王世貞的仕途生涯，在有關章節中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系統介紹了王世貞的史學理論，包括他的史學思想、歷史編纂學理論和史學批評思想；探討了王世貞的史學實踐，包括他的明代史學批評與考證、明史著述與研究；論述了王世貞史學的影響，包括對明清史家以及對朝鮮的影響。
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目錄
緒論
一、王世貞年譜
二、研究王世貞史學的論著
三、研究王世貞的博士與碩士學位論文
**章 王世貞生活的時代與生平
**節 王世貞生活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王世貞的生平與仕途生涯
一、王世貞與嚴嵩
二、王世貞與張居正
第二章 王世貞的史學理論
**節 王世貞的史學思想
一、經史關系的探討
二、歷史是連續發展的
三、迥異于時的正統觀
四、審時度勢的人物評價標準
第二節 王世貞之歷史編撰學理論與史學批評思想
一、史書重因循模擬
二、對史書體裁與范疇的意見
三、史書三分法與官私修撰
四、王世貞對中國歷代史書的批評
第三章 王世貞之明代史學批評與考證
**節 王世貞從事史學批評與考證的原因
一、學風之轉變與時代的影響
二、王世貞朋友之間的影響
三、明代史書之狀況與王世貞的心志
第二節 王世貞對明代諸史之批評與辨正
一、對明代“國史”之批評與辨正
二、對明代“野史”之批評與辨正
三、對“家乘”之批評與考訂
第三節 王世貞史學考證的原則與方法
一、國史、野史、家乘參互比證
二、重視撰者心術與作史動機
三、比附前史者皆證其誤
四、疑以存疑
第四節 《史乘考誤》以外之考證
一、《弇山堂別集》中之諸《考》
二、《四部稿》及他書之考證
第五節 王世貞考證史學之評價
第四章 王世貞的明史著述與明史研究
**節 王世貞的明史著述
一、王世貞明史著述的四大類別
二、《弁山堂別集》及其對《史記》的模擬
三、《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之內容與體例特點
四、王世貞計劃中的明史與《弇州史料》
第二節 王世貞的明史研究
一、對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二、對宦官專權與宗藩膨脹問題的探討
三、對明代政治與黨爭的研究
四、邊疆問題的探討
五、新掌故史料
第三節 王世貞明史研究的特點
第五章 王世貞明史學的影響
**節 王世貞明史學對明清史家的影響
一、張萱與王世貞
二、沈德符與王世貞
三、談遷與王世貞
四、錢謙益與王世貞
第二節 王世貞明史學對清官修《明史》與朝鮮的影響
一、清官修《明史》與王世貞
二、王世貞對朝鮮王朝的影響
附錄一 王世貞著作目錄表
附錄二 征引與參考文獻目錄
一、中文目錄
二、外文目錄
后記
修訂版后記
展開全部
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節選
一、王世貞與嚴嵩 王世貞與嚴嵩的關系長期以來一直備受關注，圍繞他們二人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對王忬之死嚴嵩應負何種責任；二是嚴嵩被列入《明史·奸臣傳》與王世貞是否有關。長期以來學術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見，略論之如次。 王世貞舉進士后，卻不謁館試，因為“恥從柄臣道地”。當時其父王忬告誡他：“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王世貞牢記父親教誨，入仕以后，對權貴始終敬而遠之，對文人社團卻極為熱心。王世貞重視作為文人的身份，而作為文人重視自我的追求與個人價值身份的肯定，這種肯定不是官場的職位，而是在文人社團中的地位。而這種社團是游離于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貞不是謀求高官厚職，而是充分展示文人的本色，廣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貞以進士入大理院，次年為刑部郎，即參加京師王宗沐等人組織的詩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與李攀龍交往，從此詩文唱和無虛日。王世貞詩文皆好，在文人社團中聲名鵲起。王世貞自言： 余為郎燕京時，頗得游諸名雋間，而諸名雋獨盛于庚戌（1550，時王世貞二十五歲，中進士三年）之對公車者。若吳興徐子與（中行）、武昌吳明卿（國倫）、廣陵宗子相（臣）、南海梁公實（有譽），以氣誼相激昂還往，至窮昕夕亡間。未幾而豫章余德甫（曰德）、銅梁張肖甫（佳胤）、郢上高伯宗（岱）、吾郡徐子言（詩）亦闌入焉，相與修觴酒觚翰之政。 王世貞與這些新科進士，吟詩作文，間亦臧否時政，但實質上只是文人之間的活動。陳繼儒稱之“以刑曹郎與李于麟諸子日相唱和，名奪公卿間”。《明史》稱：“世貞好為詩古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輩相唱和，紹述何、李，名益日盛。”在文人社團中，諸新科進士意氣風發，毫不掩飾，“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年輕氣盛，既覺得當時無人，亦不以權貴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們。而王世貞相當自負，隨著文壇上聲名日盛，士人間互相激宕，有議論之曰：“都人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負，強項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權貴人，往往骯臟守法。”可見，一開始，王世貞就熱心文人社團活動，對于權貴不肯曲意奉承，在政治與文化雙重專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貞仕途的坎坷與不平。王世貞對自己仕途的坎坷有深切的體會，道： 然余往者則已有一時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歲僅得遷為按察，治青齊兵，此其意將困余以所不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獵徒角寸陰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詠山鬼，亦有以自樂也，烏在其為困哉！ 自古文人的秉性即有不事權貴的風范，王世貞以文人而自負， 因而引起權貴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于困境，無法施展才干，王世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王世貞首先是一個文人，而他在隨后的歲月里，又多年擔當文人領袖，文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對權貴不依附、不逢迎，反而處處唱反調，而對文人則大加籠絡。王世貞平生看重的是作為文人與史家的身份，無論是吟詩作文，還是修史以傳之后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貞志向更多的是希望成為一流的文人與一流的史家。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貞入仕后，就熱心于文人的社團活動，后來與李攀龍同為天下文壇宗主。李攀龍去世后，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明史》稱： 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高，地望*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貞門下，王世貞對此非常看重，尤重視提攜后進，獎掖不遺余力。陳繼儒稱之：“公之獎護后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王錫爵亦贊之：“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后生初學每得公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以故人皆歸心。”王世貞作為文壇領袖，對后學有循循長者之風，故在文壇有極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漲而極端專制的明代，文壇領袖注定是被摧殘的對象。 王世貞為刑部主事時，有一閻姓犯人藏在當時權貴錦衣衛陸炳家，王世貞竟從陸炳家把他抓走，陸炳求首輔嚴嵩說情，王世貞竟不予理睬。*初嚴嵩鑒于王世貞的才氣，有意籠絡他，王世貞不僅不領情，反而故意譏諷。王錫爵言：“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征逐，微論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文人間的唱和，頗令嚴嵩顧忌，王世貞自言道：“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采風雅權，讒者間之，眈眈虎視，俱不免矣。”嚴嵩是權臣首輔，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謂“旁采風雅權”，嚴嵩想控制他們，這正是“反智”的一種重要表現，因為他是掌權者，所謂“有位者必有德”，但王世貞等人并不服從，故嚴嵩就要借機打擊他們。更何況王世貞故意不買嚴嵩的賬，令嚴嵩相當不滿。多年后王世貞回憶這段時期的事情時，寫道：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罷。客有過者， 謂貴人申申而詈：子非吳中小兒耶？奈何闊武膺視，不置長安睫間也？而又多使酒罵坐，抵掌談說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罷！客謂：“吾子敖士也。”余愧謝無有。因憶曩者不自懌，間從歷下小婦索苦滿引，實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熱，伏時從曹中還，以急謝謁剌，不善捉發，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櫛，腰腹小肥，磬折差礙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齷齪爭長，豈真能為敖者。 由此可見，王世貞生性有一種傲氣，所謂“使酒罵坐”“談說世事”，正是士人歷來的特性，而他這種性格正是當政者所難容的，是“反智”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遭當權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備受壓制。但王世貞并沒有從這種事情中吸取教訓，他始終與嚴嵩對著干。沈德符從另一角度談及這個時期王世貞與嚴嵩父子的關系，“王弇州為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忬） 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誚之。世蕃益恨望，日譖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階）力救得免”。后來同榜進士楊繼盛彈劾嚴嵩十大罪，嚴嵩不僅未動毫發，反而將楊繼盛處以斬刑。楊繼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貞親為潤色疏文。臨刑前，楊繼盛托孤于王世貞。楊繼盛問斬以后，王世貞祭奠并親為其收喪，“嚴氏微聞之，意不樂”。嚴嵩幾度“意欲引置公為重，數近而公數遠之，終不能籠公”。幾度接觸，王世貞皆不為所動。正因如此，嚴嵩在等待機會，以懲處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犯大同，并圍困北京達八日之久，而嚴嵩指令黨羽丁汝夔、仇鸞堅壁清野，勿與俺答戰，這就是“庚戌之變”。次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煉即上《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策》疏，直接指陳“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彈劾嚴嵩父子“十大罪狀”。嚴嵩不僅未受絲毫損害，大學士李本在嚴世蕃的授意下，票擬圣旨，將沈煉杖責并流放塞外保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其黨羽以“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煉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為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王世貞父親王忬獲知嚴嵩曲殺沈煉經歷，非常氣憤，“復對眾指斥其奸，嵩聞知愈加切齒”。于是嚴嵩就尋找機會，報復王世貞父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忬以灤河戰事失利，詔逮下獄。王世貞當即辭官，與弟王世懋日在京師，托門說客，求乞于嚴嵩及諸權貴，但*終沒有結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被殺。王世貞扶柩歸鄉，從此歸隱不出。王世貞認為其父被殺乃嚴嵩落井下石的結果。隆慶元年（1567），王世貞向同榜進士、內閣大學士李春芳上書，談及其父被殺原因時說： 至于嚴氏所以切齒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楊繼盛）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為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戇，少為筆削。就義之后，躬視含殮， 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 亦為所诇。其二，楊某（指宣大總督楊順）為嚴氏報仇，曲殺沈煉，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后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于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欲戰，王其不肯。茲謗既騰，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這是王世貞向李春芳進言嚴嵩之所以迫害其父之原因，所以王世貞認為其父被殺，嚴嵩是應負責任的，這一點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但王忬被殺，嚴嵩是否起了*為關鍵的作用呢？王世貞是否亦認為嚴嵩對其父之死應負全部責任呢？對此學術界則有不同的看法，試細論之。 王世貞自始至終認為其父被殺是嚴嵩“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 的結果，是故對嚴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初王、嚴兩家并無深仇大恨，只因一件件小事積忤成仇，以致*后有殺父之恨。即便如此，王世貞覺得*后決斷還是出于世宗之手，以他作為史學家的眼光，他自然知道世宗的處事風格，王世貞論及世宗及嚴嵩與世宗的關系，道： 當是時，上深坐宮中，欲以威服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窽，欲有所解救，則必順上意極詈之，而婉曲解釋，以中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上所恥與諱，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 王世貞認為嚴嵩深得帝意的根源乃是他摸透了世宗的脾性， 故能巧借世宗皇帝之手而達到其打擊政敵的目的。但有關大事的決斷皆出自“圣裁”，是由世宗本人決定的，王世貞對這一點也是深信不疑的。范守己也稱：世宗“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哉”。可見，世宗大權獨攬，當時的人是堅信這一點的。因此王忬被殺，王世貞亦知是世宗*后決斷的。所以事實上，王世貞并不認為嚴嵩對其父之被殺應負全部之責，而是指出他確實有推波助瀾、落井下石的責任，所以他說嚴嵩“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這是王世貞怪罪嚴嵩的原因。 王世貞與嚴嵩既有此仇恨，而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等史書中，又掩飾不住對嚴嵩的貶斥與厭惡，又有言在明末清初廣為人知的、丑化嚴嵩的戲劇《鳴鳳記》是王世貞所作，清官修《明史》則將嚴嵩定位奸臣，入《奸臣傳》，于是，學術界咸認為嚴嵩被定為奸臣，與王世貞有直接的關系。即便當代學者，如美國學者蘇均煒、新加坡學者李焯然和江西學者曹國慶等皆有此論。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也舉出了各種史料予以支持，例如李焯然就說嚴嵩對嘉靖一朝亦有許多功績，而他所重用之臣并非全是無能無德之輩，不能一概抹殺。且言：“嚴嵩對世宗皇帝，他可以說是一個忠臣。而在外廷，面對政府的官員，他是一個權臣。嚴嵩的忠， 是鞠躬盡瘁、俯首聽命的忠，這也是在世宗這種皇帝底下唯一可以存在和得到信任的‘為臣之道’。”又說：“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我們認為嚴嵩對世宗的舉動是過于奉承和諂媚，那么，嚴嵩的忠也可以說是庸。如因為這樣便說嚴嵩是奸臣，是過分苛刻的。”所論甚是。不過，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從另一角度表達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意思，王世貞也并沒有指名道姓地說嚴嵩就是奸臣，評斷人物也較為客觀。 而清修《明史》，即便是秉承了王世貞《首輔傳》的評斷，而將嚴嵩列入《奸臣傳》，也不能將責任推到王世貞身上。究其原因： 一方面，清修《明史》有其取舍標準，前人的資料只是參考，故不可太夸張前人的影響。《明史·奸臣傳》所謂奸臣之標準是：“必其竊弄威柄、搆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胡惟庸、陳瑛、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莫不如此。二則，*重要的是看看嚴嵩本人的作為，嚴嵩與《明史·奸臣傳》所收錄的其他幾位相比，所干壞事并不遜色。《明史》稱：“嵩無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張經、李天寵、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王宗茂、何維柏、王曄、陳塏、厲汝進、沈煉、徐學詩、楊繼盛、周鈇、吳時來、張翀、董傳策皆被遣。經、煉用他過置之死。繼盛附張經疏尾殺之。他所不悅，假遷除考察以斥者甚眾，皆未嘗有跡也。”嚴嵩有這么多的“冤魂債主”，再加上他兒子嚴世蕃的助紂為虐，故而列入《奸臣傳》是罪有應得。三則，明末清初，有關貶斥嚴嵩的戲劇、小說廣為人知，嚴嵩在民眾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或許王世貞在其中起過一些作用，但民眾的心態非他一人所能左右，而是自沈煉、楊繼盛等諸臣彈劾嚴嵩以來，民眾同情他們的命運，接受并認同他們的觀點，逐漸發展的結果。 總之，由于王世貞的不親附，入仕一開始就把自己處于權臣首輔嚴嵩的對立面，又因他才高氣傲，屢次冒犯嚴嵩，終成了被打擊的對象，成了嚴嵩“反智”的犧牲品。楊繼盛事件、沈煉事件，王世貞父子都表現出與嚴嵩完全不同的態度，從而更引起了嚴嵩的不滿，嚴嵩遂從各方面對王世貞加以壓制，不遷王世貞官職。他又借王忬領兵失事，將王忬推向刑場，同時也是對王世貞致命的一擊。盡管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對嚴嵩有所譏刺，但因此而將清修《明史》將嚴嵩列入《奸臣傳》的責任推到王世貞頭上是不當的，也過分夸大了王世貞的影響力。
王世貞史學研究 修訂版 作者簡介
孫衛國，湖南衡東人。先后就讀于武漢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所和歷史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并獲得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8）、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2001）。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朝鮮史學會常務理事兼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與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理事。自1994年以來，多次赴韓、日進修語言和訪問研究。2001年7月到2002年元月，為韓國高麗大學客座研究員。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為哈佛大學哈佛燕京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明清史，明清中朝關系史與海外中國學，在海內外發表論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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