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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316122
- 條形碼：9787547316122 ; 978-7-5473-1612-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本書特色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相互纏繞、彼此涵納、前后轉換、時有沖突……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曲折蜿蜒的文學圖景。 本書從七個方面，對當代中國文學進行了探討，旨在避免“悲劇”和“喜劇”的顛倒，“英雄”與“丑角”的錯位。
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內容簡介
本書在“重返歷史”的視野中討論當代中國文學，“重返”不是為了懷舊，而是希望從中生長出一種歷史的“整體觀”，這一整體觀在今天可以用“當代文學70年”來命名，但其目的并非取消某一歷史時刻的“創造性”，而是把“創造性”作為進入歷史的“契機”：追問“創造性”和“歷史性”是怎樣建立聯系的？這種聯系又如何在“文學史敘述”中被定型化，以及是否有重新解放出來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從當下“重返”當代文學“這個偉大的時刻”，并非為了將歷史中的“文學”轉化為可以消費的“文學”，這樣才能避免重蹈馬克思曾經嘲諷過的覆轍：“悲劇”和“喜劇”的顛倒，“英雄”與“丑角”的錯位。
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目錄
導 言 “現在是大變動的時期……”
——論“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境遇 / 001
**章 回到“事情”本身
——重讀《邪不壓正》 / 033
第二章 “文學式結構”、“倫理性法律”和“趙樹理難題”
——重讀《“鍛煉鍛煉”》兼及“農業社會主義”問題 / 074
第三章 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與空間的再生產
——“城市文本”與“媒介文本”的“互讀” / 117
第四章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論汪曾祺的意義 / 170
第五章 “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
——關于“張承志文學”及其“難題性” / 193
第六章 歷史開裂處的個人敘述
——城鄉間的“女性”與當代文學中“個人意識”的悖論 / 207
第七章 “讀什么”與“怎么讀”
——試論“新時期文學30年”和“當代文學60年”之關聯 / 231
跋 文學： 無能的力量如何可能？
——“文學這30年”三人談 蔡 翔 羅 崗 倪文尖 / 251
展開全部
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節選
導言 “現在是大變動的時期……”
——論“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境遇 一、 20世紀中國文學：兩套不同的
“政治規劃”與“審美想象”
1947年7月6日，北京大學西語系的教員袁可嘉在天津《大公報》的“星期文藝”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的文章，他以“人的文學”宗奉者的立場，誠懇地向“人民的文學”進一言。
在袁可嘉看來，放眼30年來的新文學運動，我們不難發現構成這個運動本體的，或隱或顯的兩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幟鮮明，步伐整齊的“人民的文學”，一方面是低沉中見出深厚，零散中帶著堅韌的“人的文學”；就眼前的世紀的活動情形判斷，前者顯然是控制著文學市場的主流，后者則是默默中思索探掘的潛流。他區分了“人的文學”和“人民的文學”的不同特征：“人的文學”的基本精神，簡略地說，包含兩個本位的認識，就文學與人生的關系或功用說，它堅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學作為一種藝術活動而與其他的活動形式對著說，它堅持文學本位或藝術本位……文學的價值既在于創造生命，生命本身又是有機的綜合整體，則文學所處理的經驗領域的廣度、高度、深度及表現方式的變化彈性自然都愈大愈好，因此狹窄得有自殺傾向，來自不同方向卻同樣有意限制文學活動的異教邪說都遭過否定，倫理、教訓文學，感官的享樂文學，政治的宣傳文學都不能得到“人的文學”的同情，因為在對于生命的限制、割裂、舍棄上，他們確實是三位一體的……也只有這樣，文學才能接近*高的三個品質：無事不包（廣泛性），無處不合（普遍性）和無時不在（永恒性）；也只有這樣，東南西北連成一片，古今往來貫為一串，生命的存在才能在歷史的連續中找出價值，文學創造自成一個逐漸生長的傳統……“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主要植基于文學對人生功用的全部否定，這與我們在這里所說的，通過文學的藝術性質而創造生命的見解是天南地北的。我們只是說文學必先是文學而后能發生若干作用，正如人必先是人而后可能是偉人一樣……以我們所能見到的“人民的文學”的理論及創作為憑借，我們覺得這一看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外兩個本位的認識：就文學與人生的關系說，它堅持人民本位或階級本位；就文學作為一種藝術活動而與其他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相對照說，它堅持工具本位或宣傳本位（或斗爭本位）。“人民本位”的意義是說，文學，特別是現階段的文學必須屬于人民，為人民的利益而寫作；人民在目前需要和平民主，因此文學也必須歌頌與和平民主有利的事實，抨擊反和平、反民主的惡勢力。因為此時此地的人民是指被壓迫，被統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也就有了確定的階級性，相對于統治人，壓迫人的集團。從這里出發，社會意識的合乎規定與否自然成為批評作品的標準，因此有異于這一標準的宗派或作品都被否定。盡管他站在“人的文學”的立場上，但也不得不承認，人包含“人民”；文學服役人民，也就同時服役于人；而且客觀地說，把創作對象擴大到一般人民的圈子里去，正是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所求之不得的，實現*大可能量意識活動的大好機會，歡迎不及，還用得著反對？照我們的想法，“人民文學”正是“人的文學”向前發展的一個部分、一個階段，正是相輔相成，圓滿十分。不過，袁可嘉承認的只是“人的文學”如何包容“人民的文學”，我們已很清楚看出問題并不在原則上，“人的文學”不能或不肯容納“人民的文學”—相反地，正確意義的人民文學正是它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使它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而在人民的文學，為著本身的生長，全體的利益，必須在消除了可以避免的流弊以外，更積極地在基本原則上守住一個合理的限制，不走極端，甚至根本有所修正或改善。所以，他*終強調的是“人的文學”高于一切：“我必須重復陳述一個根本的中心觀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堅持人的立場、生命的立場；在不歧視政治的作用下我們必須堅持文學的立場，藝術的立場。”
很顯然，作為具有某種左翼色彩的知識分子，袁可嘉對“人民的文學”有著相當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比較充分地意識到“文學，特別是現階段的文學必須屬于人民，為人民的利益而寫作；人民在目前需要和平民主，因此文學也必須歌頌與和平民主有利的事實，抨擊反和平反民主的惡勢力。因為此時此地的人民是指被壓迫、被統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也就有了確定的階級性，相對于統治人、壓迫人的集團”；而且也將這種意識灌注到對“文學”的“藝術性”的思考中，譬如在討論“新詩戲劇化”的問題時，袁可嘉將他的視野拓展到以前從來沒有涉及的“朗誦詩”和“秧歌舞”，視之為“新詩現代化”的一種路向：“照我個人的想法，朗誦詩與秧歌舞應該是*好不過的詩戲劇化的起點，他們顯然都很接近戲劇和舞蹈，朗誦詩著重節奏，語調，人物性格的刻畫而秧歌舞則更是客觀性詩的戲劇表現。唯一可慮的是有些人們太熱衷于激情宣泄的迷信，不愿稍稍約制自己，把它轉化到思想的深潛里，感覺的靈敏處，而一時以原始做標準，單調動作的反復為已足。這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問題，我還得仔細想過，以后有機會時再作討論。”正如邱雪松指出的，袁可嘉的思考“極具左翼色彩。‘朗誦詩’系隨著抗日戰爭時期興起的大眾化詩歌運動的，一直為現實主義詩壇所著力推廣和踐行，‘秧歌舞’則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作為解放區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形式而為人所熟知。袁可嘉在*早發表的文章中將兩者納入‘新詩戲劇化’的范疇，既顯示了左翼對文藝界的強大影響力，也反襯了袁可嘉本人當時理論的包容度”。但是，他的理論包容度是試圖用“人的文學”來包容“人民的文學”，并且堅持“人的文學”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和“文學性”，而將“人民的文學”當作暫時的“階級性”與“政治性”的體現。
歷史地看，“人的文學”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其實也是某種“政治”建構的產物。具體而言，“人的文學”和“人民的文學”作為兩種具有內在差異的“文學想象”，背后蘊含著的是基于對“中國國情”不同理解而產生的兩套“政治規劃”，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將本來不在視野中的“絕大多數民眾”納入相應的“政治規劃”與“文學想象”中。在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中，從晚清“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爭開始，“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系問題，就成了一個焦點，中經中華民國的建立及其憲政危機、國民革命的興起及其失敗、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抗戰爆發和國共合作，然后到“延安道路”的確立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逐漸形成了兩套不同的“政治規劃”，這兩套“政治規劃”的差異，從表現形態看，是依靠城市還是依靠鄉村，是依靠沿海（發達地區）還是依靠內地（落后地區），是依靠“市民”還是依靠“農民”……背后的關鍵問題依然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系：是僅僅需要“政治革命”，還是既需要“政治革命”更需要“社會革命”？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反帝”不“反封建”還是“反帝反封建”？核心問題則是如何將無論是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蘇聯式“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曾納入“政治規劃”并被視為“政治主體”的廣大農村與廣大農民，重新納入“政治規劃”和重新賦予“政治主體性”？“人的文學”和“人民的文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學想象”，在“審美規劃”的意義上構成了對兩套取向差異的“政治規劃”的文化表達和形式表達：“人的文學”對應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國家”、文化上的“印刷資本主義”以及文學上的“具有內在深度”的“個人主義”；而“人民的文學”對應的則是政治上的“人民國家”、文化上的“印刷文化”與“口傳文化”雜糅的復合形態、文學上的“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兩套不同的“政治規劃”和“文學想象”的對應關系以及相互沖突、彼此糾纏的張力與矛盾，說明了20世紀中國無法簡單地將“政治”和“文學”視為兩個相互獨立的領域，也意味著“文學”始終堅持了“從內部思考政治”的責任和使命。這正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可寶貴的經驗。
就像袁可嘉所說，“人民的文學”關注的是“被壓迫、被統治的人民”，是具有“階級性”的“人民”。而在中國革命的政治視野中，“被壓迫、被統治的人民”則轉化為“被革命動員”的“人民大眾”，也即作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什么是人民大眾呢？*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里既有階級屬性的區分，也有職業的區分，而決定這四種人的重要性的是他們在革命斗爭中的“功能”意義—領導革命的階級、革命中*廣大*堅決的同盟軍、革命戰爭的主力、革命的同盟者。由此看來，這里的“人民大眾”與其說是實際存在的社會群體，不如說更主要的是一個被組織和動員到革命斗爭中的“創造”出來的“政治共同體”。毛澤東提出的“人民大眾”構想，和五四新文化建基于“市民社會”基礎上的“國民性”理論大不相同。因為正是在有關“人民大眾”的構想和動員過程中，“百分之九十”的、或許被認為有著“國民劣根性”而無法成為合格“市民/公民”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很難被國家法律制度和官僚機器組織的鄉村農民，被動員和被組織起來參與社會革命。可以說，毛澤東定義“人民大眾”的方式以及由此提出“工農兵文藝”，已經逐漸超越了五四啟蒙文化的民族—國家構想的政治方案和文學方案。
不同于發生在現代都市，通過印刷資本主義和現代教育體系而完成的“人的文學”的創制和傳播，“人民的文學”所面臨的歷史處境，是鄉村中國和農民動員。就像周揚指出的：“戰爭給予新文藝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使進步的文藝和落后的農村進一步地接觸了，文藝人和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進一步地接觸了。抗戰給新文藝換了一個環境。新文藝的老巢，隨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廣大農村與無數小市鎮幾乎成了新文藝的現在唯一的環境。這個環境雖然是比較生疏的，困難的；但除它以外也找不到別的處所，它包圍了你，逼著你和它接近，要求你來改造它。過去的文化中心既已暫時變成了黑暗區域，現在的問題就是把原來落后的區域變成文化中心，這是抗戰現實情勢所加于新文藝的一種責任。”“把原來落后的區域”也就是*廣大的農村，“變成文化中心”，這就要求，不僅將“人的文學”和“人民的文學”作為文學觀念和創作形態上的差異來看待，更重要的是把它們放在城市和農村、沿海與內地、印刷文化與口傳文化等一系列相互轉化的關系中予以把握，尤其需要注重相關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的差別，這樣才能突破以往僅僅在文學內部討論問題的局限，也能發現思想觀念相似性背后的巨大差異。譬如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也曾提倡“大眾化”，但在城市印刷資本主義主導的文化語境下，即使在觀念上愿意“文章入伍、文章下鄉”，但在現實中也找不到對應物，而“人民的文學”的成功之處，并非在理論上多大程度地超過了左翼文學提倡的“大眾化”，只是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領，中國共產黨必須重新面對中國農村社會，這是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背景，在以口傳文化為基礎的情況下，“大眾化”才真正找到它的歷史實體。所以，“人民的文學”和左翼文學倡導的“大眾化”不是純粹的理念上的高下之別，而是能否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物的區別。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與城市印刷文化背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現代文學”格局發生了急劇的分裂與轉變，京滬等大城市先后淪陷于敵手，所謂“淪陷區文學”依然延續了“都市文學”的余緒；所謂“國統區文學”轉而以重慶、桂林、昆明等西南邊陲城市為重心，勉強維系著“現代文學”的傳統；不得不迎來“變局”和“斷裂”的是“解放區文學”，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遠離城市，扎根農村，“文學”必須面對的是絕大多數近乎文盲的農民和與此狀況相關的農村口傳文化背景。這是一種與以“閱讀大眾”為主體的都市印刷文化迥異的文化狀況，“解放區文學”如果要發揮盡可能多地動員*廣大的“人民大眾”的作用，就不得不首先適應進而改造這一狀況，從而與和“都市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的“現代文學”傳統發生某種斷裂，重新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也即“人民的文學”。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重新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重新界定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解放區文學”突破了“書寫文字”和“印刷媒體”的限制，拓展到“朗誦詩”“新故事”“活報劇”“街頭劇”“秧歌劇”“新編歷史劇”和木刻、版畫、黑板報、新年畫等“視聽文化”的領域，成為新型的“人民文藝”。
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 作者簡介
羅崗：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與資料中心主任，《現代中文學刊》常務副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研究”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兼及當代理論與思想史研究，著有《預言與危機》、《人民至上》、《想象城市的方法》、《危機時刻的文化想象》、《面具背后》、《記憶的聲音》等，主編有《重返“人民文藝”》、《現代國家想象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九十年代思想文選》、《視覺文化讀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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