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32900
- 條形碼：9787559832900 ; 978-7-5598-3290-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本書特色
1.以時間為線索，人物、歷史事件穿插其中，脈絡清晰，娓娓道來；
2.文筆優美，有想象力，同時極具嚴謹性。整本書有著推理小說的呼吸感，史詩的復調想象，以及親歷者的現場感；
3.作者是講故事的高手，具有匠人精神，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細節且不失神秘。對讀者而言，此書除了揭示一些探討西方自由主義的學術路徑，還提供了某種指引——歷史是*好的側寫師，它有溫度、人情味、并不高冷；
4.該書一面回望歷史，一面觀照現實，將現世的諸多問題，如信仰缺失、文化沖突，帶回古典時代及中世紀中去思考。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內容簡介
一部思想史、心理史和精神史的杰出著作。作者引領我們走過一段兩千年的旅途，始于古代城邦，終于文藝復興。講述了一個新的、平等的社會角色——個體是如何出現并逐漸取代了家庭、部落和種姓而成為社會組織的基礎。同時，以西方文化基礎中的一些共通概念（如“自由”“平等”）為基礎，將古典時代與中世紀作為切入，追溯了西方自由主義的起源，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構建西方社會、政府的相關概念的演變。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目錄
**編 古代世界
**章 古代家庭
第二章 古代城邦
第三章 古代宇宙
第二編 道德革命
第四章 顛轉的世界： 保羅
第五章 內在的真理： 道德平等
第六章 重釋英雄主義
第七章 一種新的團契形式： 修道運動
第八章 意志的軟弱： 奧古斯丁
第三編 通向基本法的理念
第九章 塑造新的心態與習慣
第十章 屬靈權力與世俗權力的區分
第十一章 蠻族法典、羅馬法與基督徒的直覺
第十二章 加洛林王朝的折衷
第四編 歐洲身份認同的形成
第十三章 為什么封建主義沒有再造古代奴隸制
第十四章 推進“上帝的和平”
第十五章 教宗革命： 一部歐洲憲法？
第十六章 自然法與諸自然權利
第五編 統治的新模式
第十七章 中央集權與新的司法意識
第十八章 理性的民主化
第十九章 邁向民族國家的締造
第二十章 城市造反
第六編 現代自由的陣痛
第二十一章 民眾的愿望與托缽修士
第二十二章 捍衛平等主義的道德直覺
第二十三章 上帝的自由與人的自由相融合： 奧卡姆
第二十四章 為實現教會的代議式統治而戰
第二十五章 告別文藝復興
展開全部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節選
理性的民主化：自然法的發展與新理性的塑造 自然權利的觀念在法律術語中塑造了一種平等主義的道德愿景，而這種愿景曾經塑造了保羅對于基督的看法，進而在奧古斯丁筆下得到了詳盡闡述。不僅如此，這種愿景還促使奧古斯丁拒絕了支撐古代思想的等級制觀念，并且將驕傲所帶來的各種誘惑一道斥為“上帝之城”的敵人。保羅和奧古斯丁都借用了猶太傳統，尤其是上帝的誡命“托拉”，以此顛覆合理性與不平等這兩者在古代的結合。為此，上帝的意志要從每個自我的“內心”中尋得，這樣才能實現一種良心的響應和道德化的意志。保羅和奧古斯丁將“正確理性”與個體意志相結合，從而為理性提出了一種“民主式”的愿景。理性與等級秩序之間的聯系斷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與個體的良心和意志建立了聯系，從而賦予人類個體一種新的尊嚴。這就是既為禮物、亦為重擔的自由。 猶太教信仰的神意只關注一支“受揀選”的民族，而保羅和奧古斯丁改造了它，使神意的訴求變得內在化和普世化，所有人皆可通達。期間，他們為“基督徒的自由”創造了潛力，創造了一種所有個體所具有的正當力量。由于人類平等的前提與發現神意的需要相結合，一種新的人神關系成為了可能，而這種關系更具有人身性而非部族性。不過，雖然保羅和奧古斯丁構想了道德自由的愿景，但要到12世紀的教會法學家，這種愿景才轉變成了一種以諸自然權利為基礎的形式化法律體系。 只是*近一段時間，人們才將自然權利觀念的起源追溯到12世紀的教會法，此前則一般認為起源于中世紀晚期或早期現代。不過，蒂爾尼已經證明12世紀的教會法學家就是創始者，他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 在格拉提安《教令集》的評注者當中，圍繞“自然法”(jus naturale)一詞的爭論迅速產生，因為他們已經注意到這個詞的不同用法所導致的混亂。他們很快放棄了廊下派將自然法視為客觀、外在的秩序的做法，但也對格拉提安的自然法定義感到不滿，因為格拉提安將自然法定義為一套道德誡命，以《圣經》為基礎，也能被理性辨識。這些評注者急著要將自然法清晰分明地固定在個體的能動性之中，所以用這個詞來表示一種人所固有的主體力量，進而表示一種“自然”既不命令也不禁止人行動的自由領域。 大約在1160年，教會法學家魯菲努斯(Rufinus)詳盡地解釋了這種重要的新定義，將自然法解釋作正當力量：“自然法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它出于自然植根于所有生物當中，目的是做得好。”反過來講，這種正當力量隱示了一種個體自由的領域，因而，魯菲努斯將自然的命令和禁止與一種可變的領域——“指示”(demonstration)——區別開來，訴諸自然并不排除可能有不同的結論產生，例如財產所有權既可以是公有，也可以是私有。這種新的范疇劃出了一塊自由的領域，并且予以保護：“自然法包括三個要點：命令、禁止和指示。它在命令和禁止方面的含義一絲也不能減損……但它也可以與指示相關，這是自然既無命令也不禁止的情況……”由此而論，自然法不再是一些相對簡單的“做與不做”的規定。這是一項重大革新，因為它創造了一片領域，能讓選擇也具有權威地位。這種做法創造了“一片許可性的領域，其中能合法行使各項權利”。正是一種權利的觀念，孕育了這樣一種選擇的領域。
漸漸地，教會法學家開始強調選擇的作用。大約在1170年，多佛的奧多(Odo of Dover)評注道：“自然法是一種上帝在人之內感生的特殊力量，借此引導人去選擇正當、公義的事物。”而在《以主之名》(In nomine)中，我們看到：“自然法是一種特殊稟賦，有了它，人們能辨別善惡。在這種意義上，自然法就是一種能力……也是自由意志。” 12世紀80年代，人們認為，個體的正當訴求在自由的領域里可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
“合法且經過認可的自然法，并非來自上主或任何成文法的命令或禁止……例如收回或不收回個人的東西，吃或不吃，休或不休一個不忠的妻子……在評注使徒的話‘凡事我都可行’時，安布羅修注了一句‘出于自然法’(lege naturae)。” 趨勢已經明朗，個體能動性漸漸成了自然法的基礎。到了12世紀末，一些評注者已經與格拉提安距離甚遠了： “許多《教令集》學者將一種人的人格所固有的主體力量或能力，以及其他許多定義，統統列入了自然法的定義。但是，這群人中*偉大的胡古奇奧(Huguccio)有一個不尋常的主張，認為這種主體力量或能力就是自然法一詞的首要含義和確切含義。根據他的定義，‘自然法被稱為理性，也就是靈魂的一種自然力量’。胡古奇奧還說，在第二種意義上，自然法一詞也能用來表示那些憑借理性可知的道德法則，而它們匯為一條《圣經》大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胡古奇奧如何用他的論證來反駁格拉提安，因為它表明了，道德平等的前提漸漸使得教會法學家將理性固定于個體的能動性，而非外部世界當中。胡古奇奧認為，作為道德法則或誡命的第二種意義其實不是自然法的恰切定義：“我們應該說，道德誡命是自然法的結果，或者說它們來源于自然法，但它們本身并不是自然法。” 這種戲劇性做法的背后是什么？古代的自然法學說受到了修正，將道成肉身的信仰納入了進來，也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觀念。這種信仰廢除了過去在神的能動性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區分，無論是多神教的“眾神”，還是舊約的耶和華。道成肉身的觀念是基督教平等主義的根基，同時也是古代自然法學說轉變為一種自然權利理論的真正原因。原因在于，道成肉身的觀念意味著神性并非某種與人的能動性相距遙遠的東西，而是內在于它的正確使用之中。14世紀的神學家讓—熱爾松(Jean Gerson)對這一進程作了如下總結：“自然王國是上帝的一份禮物。借著它，受造物直接從上帝那里獲得了一種權利(jus)，即為了自己的用途和保存而利用更下等的事物。”這種神的邏各斯或曰“圣言”，不再是一種外在的限制，而是成了人類獲得解放的手段。 如果說教會法學家的**步是堅持一種關于許可性領域的看法，認為能動主體在其中可以負責任地進行自由選擇，那么，第二步就是界定各種具體的自然權利。這不是一夜完成的，他們的主張也并不總是前后融貫。尤其在于，人法與自然權利之間的斗爭還沒有清晰的結果。盡管格拉提安說過，人法背離了自然法就會失效，但他也沒有真正窮盡其中隱含的深意。不過，蒂爾尼也可以說，截至1300年，有許多特殊的權利都是以自然權利的名義來予以捍衛的：“它們包括擁有財產的權利、同意政府統治的權利、自衛的權利、異教徒的權利、婚姻的權利以及各種程序性的權利。”不止如此，教會法學家*初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武裝了這些權利，使其在實定法面前也能執行。 這樣一種“司法審查”的形式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呢？教會法學家將自我保存的權利界定為基本權利，哪怕是犧牲一般的財產權也要捍衛這項權利。另外，他們還通過強調意圖的作用，發展了這種觀念。胡古奇奧首開先河，重新定義了“偷盜”：如果一個窮人偷了東西，而物主認可偷盜者對這東西有著真正的“需要”，那么這位窮人就沒有犯偷盜罪。但胡古奇奧并未止步于此。有一種習傳觀念認為，“共同所有權”根據自然法的某種“指示”而被視為善，適用于一種原始的處境，之后則是允許私有財產存在的人法和神圣誡命，例如“不可偷盜”。就連這種觀念也遭到了胡古奇奧的拒絕： “根據自然法，所有東西都是公有的……如果這么說，那意思就對了。根據自然法，也就是符合理性的判斷，所有東西皆公有，是指在窮人需要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要拿來和窮人分享。原因在于，理性自然地引導我們認為，我們只應該保留下需要的東西，而將剩余的分發給需要的人。” 因而，胡古奇奧重新定義了“公有”一詞，用它來表示“分享”。蒂爾尼作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教會法學家逐漸將財產權理解為一種社會制度，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既創造了個體的權利，也帶有一種“在需要的時候”與他人分享的義務。研究《教令集》的一位教會法專家甚至認為，一個人只要是有需要，就能“為自己宣告他的權利”！ 不過，嘴上說說是一回事，強制實行又是一回事。這種享有權利的主張能得到實行嗎？即便胡古奇奧也深感懷疑。在他看來，“許多事情不能通過司法程序來求得，例如尊嚴、寬恕和救濟……但它們是某種為了上帝和虔敬的緣故而應有的東西”。但是，胡古奇奧的后繼者們有更大的決心。公元13世紀，教會法學家打造了一套司法程序，使上述主張變得可行。主教法庭被授予權利，可以憑借一套名為“福音譴告”(evangelical denunciation)的程序進行干預：它使一個人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能以“自然權利”的名義向主教法庭尋求幫助。然后，主教會以開除教籍為威脅，要求富人施予救濟。這套程序寫入了一本講《教令集》的標準教科書，由此出現了“一種旨在保護窮人權利的法律制裁”。 這些自然權利觀念的發展，既反映了也鞏固了新的理性觀。新的理性觀與人的能動性相關，與選擇和正當意圖相關，并且為社會干預奠定了基礎，而這正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先驅。在12世紀的另外兩個爭論領域里，我們還能看見類似的“現代”組織。
大學問·雅理譯叢: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精裝) 作者簡介
拉里.西登托普，曾經執掌1970年代英國蘇塞克斯大學設立的第—任思想史教席，后來移任牛津大學講授政治思想，兼任該校基布爾學院研究員。他著有一部《托克維爾傳》，編輯有一部基佐的《歐洲文明史》，還有一本迄今譯為十二種語言的著作《民主在歐洲》。2004年，西登托普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 賀晴川，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
書友推薦
- >
姑媽的寶刀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月亮與六便士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煙與鏡
- >
經典常談
- >
莉莉和章魚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