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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文庫親歷納粹:見證戰爭的孩子們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9665
- 條形碼：9787108069665 ; 978-7-108-06966-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知文庫親歷納粹:見證戰爭的孩子們 內容簡介
本書是部系統披露納粹統治下孩子們艱辛生活的著作，也是一項對第三帝國政權下所有國籍和宗教的兒童遭遇的突破性研究。作者參考了檔案、病例、日記、信箋、繪畫和照片等大量資料，并對夢境、記憶碎片以及相關的圖像或實物進行解析。通過對典型人物的長時段追蹤，他把那些經歷過第三帝國統治的人們的對立觀點，以及形成強烈反差的經歷逐一展現出來，所得發人深思，而他對戰爭后果的歷史性描述更是意義深遠，令人震撼。在這場可怕的戰爭中，在機械化戰斗、饑餓政策、大逃亡、大屠殺、大轟炸中，孩子們往往是優選的犧牲品。而德意志兒童、猶太兒童、波蘭兒童、捷克兒童、吉卜賽兒童以及缺陷兒童，都必須依據不同種族、國籍、身份而被隔離篩選，被培養成統治者或者奴隸，乃至被判定生死。作者同時打破了“受害者”和“心理創傷”的刻板印象，給我們講述了戰爭中成長的那代人扣人心弦的故事。孩子們是活躍的積極分子，小小年紀就出來走私食品，倒賣物資，照顧病怏怏的父母和弱小的弟弟妹妹。而面對殘酷現實，孩子們的適應能力則異乎尋常地強大。波蘭男孩假扮蓋世太保的審判官，猶太兒童則扮猶太人區的納粹黨衛軍，在德軍投降前夕，德國孩子甚至開始玩假扮蘇軍的游戲。通過角色扮演，孩子們得以發泄屈辱、嫉妒和恐懼，也得以寄托他們微薄的希望。
新知文庫親歷納粹:見證戰爭的孩子們 目錄
關于名字的說明
本書主要人物
導言
**部分 大后方
**章 戰爭中的德國人
第二章 受管制的年輕人
第三章 醫學謀殺
第二部分 種族戰爭
第四章 生存空間
第五章 偉大的東征
第六章 驅逐猶太人
第七章 家庭集中營
第三部分 戰爭打到了德國境內
第八章 大轟炸
第九章 被趕回老家
第十章 *后的犧牲
第四部分 尾聲
第十一章 戰敗的德國
第十二章 解放的人們
注釋
地名對照表
致謝
譯者的話
展開全部
新知文庫親歷納粹:見證戰爭的孩子們 節選
第十一章 戰敗的德國（節選）
在奧地利上施蒂里亞（Upper Styria）的偏遠地區，9歲的埃德加·普洛奇外出拾柴，正往嬰兒車里塞柴火時，他看見一隊攜帶武器的俄國人走下公路，往他們村走來。這個年紀輕輕的奧地利男孩沿著偏僻的小徑一路奔回家里，給家人報了信。對戰爭的結束，埃德加永世難忘的記憶并非俄國人到來本身，而是俄國人到來前發生的極度恐慌。他**次體驗到，全家人坐在屋里一起等候俄國人到來，有種難逃一死的恐懼，這與1943年11月空襲柏林時莉澤洛
特·京策爾的體驗，以及1939年9月米麗婭姆·瓦滕伯格的體驗如出一轍。上施蒂里亞是受第三帝國保護的地區，這類地區的孩子們對戰爭*初的以及*后的體驗往往像左腳倒右腳一樣迅捷。在一個梅克倫堡（Mecklenburg）女孩眼里，俄國人占領數天前，看起來“大人們好像都想玩藏貓貓一樣”。手表呀，剩余的珠寶呀，全都失蹤了，都塞進玻璃儲藏罐，埋到了地下。她玩的那些娃娃也藏進了柴堆里，為的是防止在農場干活的波蘭小女孩們找到它們：她甚至不知道那些女孩多大年紀，不過她確實記得，她們“對所有玩具都抱有童心”。
恐懼會把成年人的權威和信心撕得粉碎，讓他們像孩子一樣覺得身心無助。在艱難跋涉途中，一個來自東普魯士的女孩被蘇聯紅軍攆上，20世紀50年代中葉，已屆豆蔻年華的她回憶道：“哪怕疑神疑鬼幻聽出針尖掉到地上的聲音，我們都會從睡夢中跳起來拼命尖叫，就像野獸害怕丟命一樣尖叫。”不過，她接著記述道，那些當兵的一進門：“……我們的哭聲立刻停了，我們雙手拼命抓住媽媽，越抓越緊，大氣不敢出，我們死盯著眼前的機關槍，從內心*深處不敢出氣。其中一些當兵的被我們的行李絆倒，沒有一個成年人敢喊停他們。一看見俄國人，所有膽量、所有力量、所有意志都被恐懼僵住了。”
自1945年2月伊始，一陣自殺狂潮席卷德國。4月和5月，僅柏林一地，就有5000人自殺。有時候，母親和父親自殺前，還會把孩子們殺掉。警方事后發現，從自殺留言看，多數人是被俄國人嚇到了，或者僅僅是因為，德國戰敗后，他們怎么都想象不出還有未來。
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俄國人真的來了，這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解脫感。士兵們向人們撒糖果和巧克力，還伸手撫摸新生兒，俄國人喜歡孩子，這說法很快成了傳奇。在維也納，俄國騎兵抱起6歲的卡爾·普凡德勒（Karl Pfandl），讓他輪番坐到一匹匹戰馬背上。在柏林普倫茨勞貝格區，孩子們將騎兵連圍了個水泄不通。卡爾·卡爾斯（Karl Kahrs）的小妹妹尖叫著跑回家，尾隨她的是個想給她一根香腸的俄國士兵。
俄國人占領弗里德里希斯哈根**夜，莉澤洛特·京策爾的母親被強奸了。紅軍士兵到達威爾默斯多夫區**夜，強奸的事也開始發生。每次俄國人走進赫塔·馮·格布哈特所在的地下室，她總會想方設法將女兒萊娜特藏到身后，希望來人會把別的女人帶走。一個兇神惡煞般的士兵進來后，威脅將他們一個個全都槍斃，要么就用手榴彈把他們全都炸死，赫塔和另幾個女人攛掇從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來的說捷克話的女人跟那人談談，后來那人停止威脅，將說捷克話的女人帶走了。在附近的策倫多夫區（Zehlendorf），烏爾蘇拉·馮·卡多夫有個朋友，俄國人到來時，她本來已經躲到一堆煤后邊，結果被一個試圖保護自己女兒的女人出賣。四個月后，**次來看烏爾蘇拉時，那個活潑漂亮的青年女子告訴烏爾蘇拉，她如何被23個當兵的一個接一個輪奸，事后，人們只好把她送進醫院，給她縫了好幾針。“我再也不想，”那女人*后說，“跟男人做那種事了。”她也不想繼續在德國住下去了。許多母親將處于青春期的女兒的頭發剪短，把她們打扮成男孩。為了給年輕女性提供避難所，一位女醫生在門上釘了個牌子，用德文和俄文注明：內有傷寒。用街上的水泵打水的女人喜歡扎堆，這些消息像野火一樣在她們嘴里傳開了。
女性被強奸的場合包括地下室、樓梯間、公寓內、大街上，甚至在強制勞動過程中——例如清理廢墟，拆除生產性工廠，為俄國人削土豆皮，其中還夾雜著俄語喊聲“手表，手表”——俄國人的喊聲無處不在，尤其在天黑以后，喊聲會變成“太太，來呀”。性暴力浪潮始于柏林城市保衛戰，強奸女性常常當著鄰居、丈夫、孩子、甚至陌生者的面。5月3日，德國軍方停止抵抗后，性暴力才漸漸平息。在大型首都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多達一兩成的女性成了強奸的犧牲品。紅軍士兵慶賀自己仍然活著取得了勝利，原本有嚴格的命令，舉止要像“解放者”，而不是“復仇者”。蘇聯人跨過奧得河不久，他們的一些軍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自1942年以來，紅軍內部的宣傳基調一直是復仇，如今新軍令取而代之，變
成必須區別對待“納粹”和普通德國人。斯大林心里清楚，英美同盟肯定不會阻止蘇聯占領東德，他要盡*大努力保護自己的新領地，首當其沖的是，確保柏林不發生東普魯士和西里西安那樣的屠殺。要在身經百戰的、必定要承擔巨大傷亡的軍隊里實施如此天翻地覆的改變，已經為時過晚。當涉及到強奸的時候，蘇聯軍官發現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采用即決處決的方式來讓他們的人聽話。*初幾夜，為了給平民提供保護，一些蘇聯軍官甚至睡在柏林的地窖里；還有一些軍官則嘲笑德國婦女來告訴他們的故事。
孩子們如何看待那場性暴力爆發？1946年1月，柏林普倫茨勞貝格區47所中學的學生受邀就那場戰爭寫作文。許多孩子聚焦于柏林城保衛戰。蓮娜·H（Liane H）是個篤信共產主義的女孩，她曾經感謝“*高統帥斯大林將他們從納粹帝國解放出來”，還詛咒過“該死的納粹蠢豬”，她也曾經膽小地為第三帝國“搖旗吶喊”，就連她這樣的人都承認：“那些俄國人曾經強暴過我們的女人，將許多人從人群里拉走。”一個男孩在日記里這樣記述道，俄國人占領**夜，他所在的位于希韋百納大街的地下室有五個女人被拉走，在大樓**層公寓里被強奸。不過，他的描述屬于孤例。大多數提到強奸的男孩和女孩像蓮娜·H一樣堅稱，這種事沒有傷及他們自身和他們的母親，或他們所在樓宇的女性。與蓮娜不同的是，他們沒表現出特殊的親蘇同情心。20世紀90年代，這些女孩里的兩位接受了采訪——時間是事情過去將近五十年后，東德政府已經消失后——她們仍然堅持當初的說法。兩個人中的一位是克麗絲塔·J（Christa J），對當初的沉默，她給了個說法。她承認，當年他們班里的人，年齡都在十四五歲，“我的許多同學被強奸了，但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這種事”。即便如此，她依然堅稱：“我被藏在地下室的某個地方……”
大規模強奸同時出現，卻堅稱躲過了強奸，這成了孩子們記憶里揮之不去的陰影，20世紀50年代中葉，也就是事情過去十年后，那個將娃娃藏進柴堆的梅克倫堡女孩回憶說，媽媽如何“立刻給她穿上一件破衣服，裹上一條頭巾，事先還往她頭發上撒了些白粉，以便頭發顯得花白”。關于她對俄國人的看法，她是這么說的：“這些讓我從心里對俄國人特別仇恨，與他們的關系變得較為正常后，一個俄國人想把我抱到膝頭，我拼命尖叫，兩腳亂踢。”20世紀90年代，“二戰”中的孩子開始撰寫回憶錄，他們記述的內容與史實大同小異，只是細節方面更加精雕細琢。赫米內·狄里格爾（Hermine Dirrigl）當年14歲，一個非常年輕的俄國人闖入他們在維也納的公寓時，很快看見了她和一個女孩朋友瑟縮地躲在窗簾背后。那個朋友跑了，赫米內沒跑成，相反，媽媽把當時還是嬰兒的弟弟塞進她懷里。“那當兵的用手勢明確表示，我應當把嬰兒交給別人，”五十多年后，赫米內回憶說，“我叔叔試圖把那俄國人拉到屋外，他用槍威脅叔叔，*終他走了。”與各種成人的記述相較，赫米內的講述似乎有缺失，那個俄國人竟然那么輕易便走了。難道存在當時她無法理解的某種成人的干預，一種壓制的記憶，抑或是她刻意避免將某些事納入個人回憶錄，以免孩子和晚輩們讀到，我們幾乎沒有可能說清這些。他們全家得到一位俄國軍官無時無刻的保護，他成了他們的保護神，接下來繼續講述這件事時，關于媽媽是否與軍官有性交往，她甚至也一帶而過。
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女孩們裝聾作啞，像赫爾曼·格賴納（Hermann Greiner）那樣的男孩則引以為傲地宣稱，自己如何堵在父母位于維也納的公寓樓門口，阻止一個俄國士兵找一個女人，那俄國士兵已經看見那女人站在其中一扇窗子后邊。以下內容摘自他的記述：“如果我個子再高點，我肯定會揍他，當時我就是用那種眼神看他的。我們之間雖然沒說話，那俄國人肯定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狠狠地一摔門，離開了公寓樓。”
在保護母親和鄰居方面，赫爾曼·格賴納自認為是以爸爸為榜樣，爸爸肯定會這么做。的確如此，在接下來的記述中，他很快談到父親如何上街斥責——用俄語——一個士兵，那當兵的正在追趕住在對面的一個女子。后邊的內容摘自他的記述：“在我看來，其他所有男性移民和鄰居都是鼠輩，就知道躲。”當年赫爾曼只有8歲。
孩子的沉默與當時身在柏林的成年女性之間露骨的笑談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城市保衛戰期間，那些舉止文雅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階層的女性也得排隊打水，領取配給，她們甚至也開始像大兵一樣講粗話。德國剛戰敗那幾個月，女人們的話題開始轉向對比德國士兵和俄國士兵的內衣褲、戰爭期間各交戰方在歐洲大陸傳播性病的方式，以及俄國人和美國人不同的性取向等。她們創造了新俚語，用以舒緩尋找軍官們保護所帶來的恥辱，如“為肚子陪睡”“少校的心肝”“越軌的鞋子”等。讓人深為懷疑的是，她們曾否對自己的孩子，甚或青春期的女兒說過此等低俗的話。那個年代，14歲的女孩們都沒有接受過性教育，更別說性經歷了，她們沒辦法形容發生了什么；當時所有學校和家庭好像都無法幫助女孩和男孩們說出自己的性經歷。
隨著“社會常態”得以恢復，強奸漸漸成了禁忌話題。在蘇聯占領區，一些共產黨員向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請愿，要求黨內公開討論蘇聯人強奸的問題，他告訴那些人，這個問題必須留待以后討論。到了冷戰興起，烏布利希領導的東德政權就此問題設立了一個審查機構，這個機構一直存在到1989年該政權垮臺。在西德，冷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1949年**次聯邦選舉期間，蒙古眼型的蘇聯強奸犯形象出現在基督教社會聯盟的巴伐利亞地區選舉海報上，然后在20世紀50年代初被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全國各地采用，并成為魯爾地區部分地區的常見話題。魯爾地區大大小小的城鎮已經被英美同盟夷為平地，而蘇聯士兵從未涉足那一地區。隨著“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反猶太意象，在西德完全失寵，戈培爾的“歐洲文化”的*終形象，與“亞洲的”俄羅斯“野蠻主義”對抗，獲得了新的生機。
以上這些對強奸受害者毫無助益。20世紀50年代初，就女性受到的各種傷害，政府往往拒絕給予補償，女性談論其經歷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打壓。這一不斷強化的社會禁忌使得用恰當方式表白受傷害的痛苦和恥辱變得愈加困難，20世紀90年代，口述史學家開始就這一主題不斷提問，這一點已經變得十分明顯。那些戰爭期間還是孩子的女性不愿意談論自己當年究竟經歷了什么，她們的講述全都以第三人稱開篇，她們說的那些事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非自己或自己母親身上。一部分困難源自家庭內部，那些已經建立婚姻關系的夫妻，整個
戰爭期間一直保持著頻繁密切的通信往來，盡管如此，女方往往認為，無法將自己遭受的強奸披露給男方，是為了不讓對方感到無地自容，從而避免家庭風暴。不僅從戰俘營返回的德國士兵對自己和妻子的性行為有雙重道德標準，德國男人還在男性榮譽觀的培養下成長，秉持這種觀念的人認為：捍衛家庭是他們的責任，而強奸是對家庭的破壞。強奸既是背叛，也是男性無能的標志。
青春前期男孩赫爾曼·格賴納的座右銘是“生當作人杰”，如果說，男性“懦夫”在維也納的失敗讓他深感失望，對其他年齡更小的少年來說，父輩權威的垮塌實在出人意料。漢堡遭燃燒彈轟炸后，烏韋·蒂姆和媽媽住到了科堡市（Coburg）一個小區的納粹黨領袖遺孀隔壁，許多納粹官員經常登門拜訪這位遺孀。對5歲的烏韋來說，“二戰”結束時，“時隔一天，所有大人物、成年人，一下子都變小了”。第三帝國的聲音消失了。過去他經常在街上和他家房子的樓梯間里聽到男人們說話聲若洪鐘，如今人們的說話方式似乎都變成了小人物道歉的方式。猶如德國士兵腳踏釘了鐵掌的長靴，落地有聲，如今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大兵”的膠底鞋，近乎落地無聲。連美國人使用的汽油氣味都有些不一樣，更甜一些，有點兒類似他們扔給像他一樣的孩子們的口香糖和巧克力。正如波蘭孩子和猶太孩子往往不自覺地嫉妒德國士兵，德國孩子們亦如此，征服者所擁有的一切難以避免地吸引著他們。
成人仍然畏懼與俄國人交往之際，常常指使孩子們與征服者打交道。為了給父親要到卷“大炮”用的煙絲，維也納的黑爾佳·格羅茲（Helga Grotzsch）前去與俄國人打交道。還有一次，母親帶著孩子們前往蘇聯軍事管制委員會求情，母親讓孩子們大哭，以便對
方不把他們趕出現有住宅。黑爾佳·格羅茲挖苦地回憶道：“顯然，我們大哭大鬧得恰到好處。他們同意我們繼續住下去。”更為常見的是，孩子被當作中間人。黑爾佳·費勒（Helga Feyler）仍然記得奶奶派她前往村子旁邊的蘇聯營地要食物的場景，奶奶已經想到，派成年人過去實在危險，不過她非常肯定，俄國人不會傷害孩子。俄國人的營地周圍有一圈圍欄，10歲的黑爾佳帶著還是嬰兒的弟弟剛剛靠近，**個看見他們的士兵就發出噓聲，驅趕他們離開。后來他們遇到了第二個士兵，對方示意要用白面包交換她弟弟。她搖頭拒絕，為贏得信任，對方掏出一張與自己兒子合影的照片，同時指著自己，用磕磕巴巴的德語說：“我，父親……想兒子。”黑爾佳把包包遞給對方，然后將嬰兒弟弟舉過圍欄。當時她覺得，那當兵的滿臉都是思念家人的樣子，他把孩子高高舉起，轉了幾圈，然后緊緊地摟進懷里，撫摸著孩子的頭發。小男孩開始哭鬧，他把孩子從圍欄上遞了出來，還在包包上放了兩塊面包。后來黑爾佳發現，面包下邊還壓著食用糖和一塊肉。那一時期，太多成年人在孩子們眼里失去了地位，諸如此類的事讓孩子對自身的重要性有了新發現。對這類與占領有關的事情，孩子不僅是旁觀者，他們很快成了積極的參與者。
成人燒掉了舊制服、納粹黨徽以及許多藏書，燒掉的還包括孩子的東西，實際上，大人是在拋棄孩子成長過程中珍視的許多東西。英國軍隊列隊進入奧斯納布呂克時，迪克·西韋特的家人甚至將他傾注全副身心收集的、粘貼在《英格蘭強盜國》（Raubstaat England）里的香煙卡全都清理掉了。各家各戶將希特勒青年團的穗帶和服裝、德國國防軍的海報、黨衛軍的制服等全都丟棄了，還把青年運動紀念短劍和其他武器一同扔進各村的池塘。那一時期，出門到野地里和林子里玩耍的孩子偷偷撿回一些他人丟棄的武器，拿在手里把玩，時常會引發致命的后果。維也納是4月13日陷落的，5月1日那天，當地人縫制了一些新旗幟外出懸掛，由于時間緊迫，他們急中生智，用紅布蓋住舊旗幟白色的圓心，將其縫死。好像是為了嘲弄與“解放者”團結一心的種種努力，當時紅布掩蓋的納粹“卐”字符在陽光映照下暴露無遺。對孩子和青少年而言，在必須撕掉希特勒青年團的徽章和丟棄短劍那一刻，往往特別痛苦，也顛覆了一直以來灌輸給他們的所有關于責任、服從、榮譽的說教。一些男孩偷偷標記了丟棄武器的地點，以便將來把它們找回來。
新知文庫親歷納粹:見證戰爭的孩子們 作者簡介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父親是德國猶太人，母親是澳大利亞人，本人出生于墨爾本，在澳大利亞、日本和英國長大。他是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的現代歐洲史教授，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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