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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10887161
- 條形碼：9787510887161 ; 978-7-5108-8716-1
- 裝幀：78g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本書特色
通過對明代漕運的多角度研究，黃仁宇先生對明代整個政權(quán)的運作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征引資料豐富，運用大量數(shù)據(jù)分析是本書的重要特點。
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內(nèi)容簡介
本書為黃仁宇先生的博士論文。本書重點論述了明代對大運河的管理與大運河的功能，以及大運河對明帝國的影響。通過對明代漕運的多角度研究，黃仁宇先生對明代整個政權(quán)的運作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征引資料豐富，運用大量數(shù)據(jù)分析是本書的重要特點。此次出版的《黃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 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裝版基礎(chǔ)上再行校訂，為大十六開本、大字號的設(shè)計風格，提高了閱讀舒適度。
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目錄
目 錄
前言1
**章 京杭大運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 京杭大運河的地形概況
第三章 明代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gòu)
第四章 漕糧運輸
一、漕糧制度的發(fā)展
二、軍運組織——漕軍
三、國家支出下的京師漕糧儲存撥付
第五章 宮廷供應(yīng)品的漕運
第六章 征稅、 商業(yè)、 旅行和勞役
一、征稅
二、商業(yè)
三、旅行
四、勞役
第七章 結(jié)論
附 錄
一、印版圖和草圖
二、《明實錄》中所記載的輸送到京師的漕糧
三、《大明會典》中所記載的幾省和南直隸幾府州的漕糧份額
四、幾個內(nèi)河河港的稅收份額
文獻目錄注釋
一、極為有益的文獻索引
二、明王朝和政府機構(gòu)組織的歷史綱要
三、經(jīng)濟和社會背景
四、大運河及其地理情況資料
五、漕河的行政管理及相關(guān)制度
前言及正文中的人名、 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英漢對照表
譯后記
展開全部
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節(jié)選
**章 京杭大運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系列連接華北和長江三角洲的人工水道被認為是大運河作者在不同情況下分別使用了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和Ts’ao Ho。后者毫無疑問指的就是漕河。至于其他，作者雖然有時用詞并不嚴格，甚至隨意使用。比如the canal和the canals不分，the canal和the canal system也不分，但基本思路是：the Grand Canal指的是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運河，the canal指北京到瓜洲的運河，即Ts’ao Ho，the canals指由京杭大運河及其他小運河或分運河組成的運河體系，the canal system指因漕運而設(shè)置起來的體系。因此，我們在翻譯時推斷作者意思，分別將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nals、the canal system譯成“京杭大運河”、“漕河”、“運河”和“漕運體系”。有時，由于作者對the canal和the canal system不分，所以the canal system也譯為“漕河”。——譯者注后，錯誤看法就常常出現(xiàn)。大運河是由幾個不同的河道組成的，它們各自流經(jīng)的地域不同，各自擁有的歷史起源也不同，因而并不具備共同的特點。如果把不同的河道視為一條運河，那么就會忽略許多相關(guān)而又必要的細節(jié)。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就會發(fā)現(xiàn)有理由懷疑把運河稱為“大運河”是否合適。雖然大運河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水利工程，但是它并不總是具有其名字所賦予的輝煌和壯觀。 不過，這并未給制圖者帶來什么嚴重困難。實際上，即使在今天每種質(zhì)量較好的地圖上，大運河都被匯為一條連接京師和南方的杭州的船道運河而存在參見：《商業(yè)地圖集和市場指南》（Commercial Atlas And Market Guide）（紐約，1961年版），頁532。 《世界時代地圖集》（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中世紀版，倫敦于1955年再版），頁1、21~22。 《蘭德·麥克納利全世界地圖集》（Rand Mcnally Cosmopolitan World Atlas）（紐約和舊金山，1962年版），頁34。 《世界地圖冊》（莫斯科，1954年版），頁153~154、147~148。 《美國牛津地圖集》（The American Oxford Atlas）（紐約和牛津，1951年版），頁61~63。 《格羅塞爾·赫德爾地圖集》（Grosser Herder Atlas）（弗賴堡，1958年版），頁169；頁171。。唯一的變化出現(xiàn)在漕河北部上。由于漕河北段沿著兩條河流的自然水道而延伸，因而有些地圖把它們視為自然河流，而另一些地圖則視為人工水道，標上了人工運河的圖例。當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技術(shù)問題，制圖者有權(quán)利在上面作出技術(shù)處理。 在許多文字資料中都可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大運河記載的不一致更為嚴重。在一些有水平的參考著作中，不僅關(guān)于大運河長度的敘述差異極大，居然從850英里到1 200英里不等，而且關(guān)于其*早的歷史起源的看法也極不相同，有的認為是公元前5世紀，有的認為是公元7世紀。一般認為，把大運河開鑿成為一條整體的漕運運河，是隋朝的隋煬帝（604—617年在位）、元朝的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和明朝的永樂帝從下列幾段不同著作中可以瞥見相互矛盾的記述： 《百科全書，中國》（Encyclopedia Sinica）（倫敦，1917年版）在第216頁中認為，大運河全長1 200英里：“雖然人們常常認為完成大運河開鑿的是忽必烈汗，但是，大運河的一部分此前已經(jīng)歷了1 000年……兩條大河即黃河和長江之間的一段運河，*早開鑿于周朝時期的大約公元前485年……” 《哥倫比亞百科全書》（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紐約，1956年版）在第804頁中記述說：“大運河……長約850英里……它*古老的一段連接黃河和長江，是在隋煬帝在位（605—617年在位）期間完成的。其余部分（包括連接京師、今天為水覆蓋一段）是在元朝（1271—1368年）時期開鑿而成的……” 《百科全書，美國》（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紐約，1962年版）在第5484頁中記載說：“中國同樣開鑿了大批水道，其中包括大運河。它長約1 000英里，大約于1289年完成。” 《百科全書，不列顛》（Encyclopedia Britannica）（芝加哥、倫敦和多倫多，1961年版）在第4728頁中說：“……中國的大運河，連接了白河、黃河和揚子江。它在公元7世紀建成使用。” F．H．金（F．H．King）在《國家地理雜志》（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1912年10月，23.10：940）上撰文《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The Wonderful Canal of China）認為：“……整個大運河……其中段據(jù)說是約在公元前6世紀開鑿而成的。”。由于這些觀點來自各種不同說法，非常混亂，許多重要信息就在這混亂中丟失。在即將進入20世紀之前，有一位學者就觀察指出： 就許多方面來說，世界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大運河。它也是所有其他運河中，我們了解得*少的J．斯蒂芬斯·吉恩斯（J．Stephens Jeans）:《世界各國的水道和水運》（Waterways And Water Transport in Different Countries）（倫敦，1890年版），頁232。。 本文雖然并不打算否定大運河這一已經(jīng)為世界廣泛接受的名稱，但是強烈地感覺到該名稱所表達的含義是錯誤的，如果未加保留就接受使用，是會被引入歧路的。 由于這種原因和其他原因，我們認為在開始探討本文主要研究問題之前，應(yīng)該把某些問題澄清。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開鑿運河的歷史悠久。不必說那些認為早在文明開端之前就已經(jīng)開鑿運河的真?zhèn)螀氲臍v史文獻，可靠的歷史資料清楚表明，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中國就在利用運河進行運輸了。戰(zhàn)國期間（前481—前221），好幾條人工運河就出現(xiàn)在今天的江蘇、安徽、河南和山東等地史念海：《中國的運河》（重慶，1944年版），頁16~23。。自這以后，我們完全可以說任何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王朝，都有關(guān)于運河開鑿情況的歷史記載。在更多的著名項目在軍事需要下投入建設(shè)的同時，另一些項目因運輸、灌溉和治水等需要而投入建設(shè)。于16世紀晚期來到中國的一個天主教傳教士就評論指出：“中國這個國家完全為一套相互交叉的江河和運河所組成的水網(wǎng)所覆蓋，無論何地，都可以通過水路到達。”尼古拉斯·特加爾特（Nicholas Trigault）：《中國概況》（The China That Was），L．J．加拉赫（L．J．Gallagher）的拉丁文譯本，密爾沃基（Milwawkee），1942年版，頁19。 通過上述事例，我們完全能夠了解到，許多地方的地方性運河沿著這個那個方向前進是早就存在的。偉大的運河開鑿者，無須一開始就涌現(xiàn)出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只是修整現(xiàn)存運河，提高運河質(zhì)量，將之體系化。其結(jié)果是，任何一條運河的*早開鑿日期，都很容易往后推算或往前追溯到某個世紀的某個時候。 華東地區(qū)的地形特別，屬于另一種情況，必須給予考慮。雖然這種情況在下一章中要充分討論，但我們可以在這里指出這一種事實，即大運河流經(jīng)的幾個地方，在地理特征上是不同的。適合于開鑿并維持運河的地形，從十分令人滿意之地形延伸到完全令人失望之地形。不必說，這種極端使混亂變得更加復(fù)雜。 比如，在長江三角洲，地下水位非常高，開鑿運河并不是一項震撼世界的工程，非常平凡。來自歐洲國家的早期天主教牧師和使者，經(jīng)過這一地區(qū)時就注意到這一點安東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Antoino Francois Prevost）：《耶穌會士的歷史性旅行》（Historie Generale de Voyages，1776年版，以及其他版本），卷5，頁337~343；頁427~434。。近來的記述也證明這一觀察是正確的。喬治·貝比科克·克里西在描述華東地區(qū)時就說道：“*引人注目的就是運河。那些運河取代了道路，只有少數(shù)村莊不坐落在可以航行的運河上喬治·貝比科克·克里西（George Babcock Cressey）：《中國的地理基礎(chǔ)》（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紐約，1934年版），頁292。。”另一個旅行者注意到，在上海南面至杭州62英里的地方，不少于324條支運河流入和流出主干運河，這些支運河的寬度平均達到19至22英尺。在南京和上海之間162英里的地方，這種支運河數(shù)量達到593條F．H．金：《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頁931。。由于華東地區(qū)的水源非常豐富，河床又相對穩(wěn)定，所以維持主干運河的水量并不困難史念海：《中國的運河》，頁176。。王朝編年史和古籍文獻在詳細記錄運河、江河中所出現(xiàn)的問題時，很少提到分布在長江以南的運河干線。 不過，從長江到淮河，湖泊、沼澤和溪流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奇怪的迷宮。這一地區(qū)的地理看起來在過去的歲月里經(jīng)歷過無數(shù)次變化。古典著作所提到的地形特征，已經(jīng)消失很長一段時期了史念海：《中國的運河》，頁13。。按照記載所說，這一地區(qū)至少有6條把長江和淮河連接起來的運河用于航行有關(guān)坐落在長江、淮河之間地區(qū)的幾條運河，可以參見D．蓋達（D．Gandar）牧師的大作《運河帝國》（Le Canal Imperial）（上海：《漢學研究》（Varietes Sinologiques），No．4，1894）中的插圖（未標明頁碼）。。在這些運河中，*著名的幾條開鑿于公元前485年和公元587年。今天，這幾條運河只能從地圖上找到痕跡。現(xiàn)在的大運河沿著同它“祖先”假想中的路線非常平行的路線前進，如果把它認為是一條從未干枯、一直在奔騰的運河，那么它的全部歷史就要另外延伸一千年。 過了淮河往北，大運河系統(tǒng)就進入了黃河流域。只有中國學生才非常熟悉黃河的特征。黃河由于攜帶著大量流沙，不但把自己的河床填滿了，而且把它所接觸到的其他地方變成淤泥。*糟糕的是，黃河改道而出，大面積泛濫。一般認為，從古代到1937年，黃河有6次改道。然而，這只是黃河的主要改道次數(shù)，那些規(guī)模較小的改道和地方性決堤并未計算在內(nèi)。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從王朝編年史中整理有關(guān)記載這種規(guī)模相對來說要小的泛濫的文獻，因此而重新得出的畫面看起來相當令人吃驚。舉例來說，在明朝統(tǒng)治的277年時間里，研究表明，在56年里，要么由于自然災(zāi)害，要么由于明政府所采取的錯誤控制水利措施，黃河改變其流程達到不同程度岑仲勉：《黃河變遷史》（北京，1947年版），頁468~487。。另一項研究表明，黃河在同一時期里僅僅是因為自然災(zāi)害就改道58次申丙：《黃河源流及歷代河患考》，《學術(shù)季刊》第5卷第1期，1956年11月，頁89~90。。由于大運河不得不穿越黃河流域，要維持航行，一直是一個令人痛苦的難題。蓋達牧師就概括指出：
黃仁宇全集明代的漕運(大字本)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先在長沙《抗日戰(zhàn)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讀歷史，先后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國劍橋協(xié)助李約瑟搜集整理研究有關(guān)《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參與《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1972-1973）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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