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買過本商品的人還買了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87147
- 條形碼：9787510887147 ; 978-7-5108-8714-7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本書特色
黃仁宇先生代表作之一。 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墻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為資源，在大墻內別開生面，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學勤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志琴《黃仁宇現象》 對于黃仁宇而言，“大歷史”式的探討，*后甚至已經接近了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臺灣)劉季倫《 “大歷史”下的個人》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有關中國自先秦至元末歷史的漫筆集。收入了黃仁宇先生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過的33篇文字，發表的時間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作者用歸納法將史料高度壓縮，用“大歷史”觀勾畫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自先秦至元末，通過還原其人其事在歷史關鍵處的作為，細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因果以及現代型的經濟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上落腳。表彰了中國歷史的自有特色，即經過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階段而前后連貫。 作者治史，每每從常人不經意的細節處入手，挖掘出極富啟發性的新見，娓娓敘來，發人深省。此次出版的《黃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 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裝版基礎上再行校訂，為大十六開本、大字號的設計風格，提高了閱讀舒適度。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目錄
目錄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開場白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馬遷和班固
文景之治
漢武帝
從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
西漢與東漢
光武中興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淝水之戰
北魏拓跋氏
從分裂到統一
隋煬帝
貞觀之治
武則天
漁陽鼙鼓動地來
九重城闕煙塵生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黃巢
五代十國
宋太祖趙匡胤
澶淵之盟
王安石變法
靖康恥
賈似道買公田
道學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元順帝
卷后瑣語
展開全部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節選
宋太祖趙匡胤 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里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系。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里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制造戰艦、觀水硙、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后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份親自參加戰斗，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做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做圣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能說實話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于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記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 年至1279 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各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天宴會的時候下大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沖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能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歷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里，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national aim），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competitive）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960 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次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960 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歷史中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跡。 出征的軍隊既還回國都，宋太祖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在他不自覺之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斗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并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陜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俶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后，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制，只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采用征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家的力役，也盡量避免征派于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為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則不假情面。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于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家儲備軍，叫做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地承認各人的私利觀，而且 趙匡胤很明顯地知道國家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啟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庫房上題自制詩：“五季失圖， 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之后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并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系整個宋朝的歷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做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于五代之“牙軍”的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詔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后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后員就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地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的輸送于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云：“于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緊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軍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地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采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礬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后疊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上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于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并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系？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后，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復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后，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以宦官做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系。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并攏來。其注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系，并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占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制與社會。前者過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于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后，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976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制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于一種悲劇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重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澶淵之盟 1987 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愿。1946 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詞，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九·一八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于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市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里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的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所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chauvinism） 。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初起時，純系 一種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s）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s）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19 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指出“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 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 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國人為*先拓殖之土著（Celts）與意大利人（Romans）、丹麥人（Angles）、德國人（Saxons）、法國人（Normans）的混血民族。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并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斗，絕非由于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后人一筆勾銷。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少數民族對中國 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已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地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2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9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于辯駁。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于鴉片戰爭之后。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做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于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游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于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后即掠取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歷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于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致。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后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詞？在這里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并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后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后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于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恒于公元1004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并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筑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恒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后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后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1004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后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約*重要的一段收獲則是沒有割地。然，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后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無所得。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10世紀到11世紀初年發展，揭開了今后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的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滿洲國”，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借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時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余，中國的“第二帝國”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和外向的性格（competitiveness and extroversion）沒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后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11 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于太宗趙光義。他于公元979 年征北漢（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五代十國”之*后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后宋軍崩潰。《宋史》稱“敗績”，《遼史》則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卷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986 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幾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后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于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后，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后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后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997 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傷箭創發作之所致。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曾一度上書請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后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后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后為遼人稱為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907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并且在92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后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于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將太祖所設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百官志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帳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于各“斡魯朶”（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于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志所說“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并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谷，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于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于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外。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和帳幕有“數萬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于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986年北伐失敗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1004年澶淵之盟既成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采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志里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的原則。1004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能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于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鎮如任邱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preemptive）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斗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于沈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于我們的腳跟后面。 ……
黃仁宇全集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大字本)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后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退伍后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后出版了《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書友推薦
- >
姑媽的寶刀
- >
朝聞道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煙與鏡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回憶愛瑪儂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