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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第106輯(2020年第1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15019
- 條形碼：9787521715019 ; 978-7-5217-1501-9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第106輯(2020年第1輯) 內容簡介
《比較》是有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主編的經濟學系列出版物。該輯《比較》（總106輯）開篇選取了主編吳敬璉老師回顧中國經濟改革之路的文章《回望通向市場經濟之路》，緊接著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回顧宏觀經濟學近60年經驗教訓的文章。緊隨其后的是今年新晉諾獎得主班納吉對減貧的五點建議，很好契合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另外，還從政府能力與經濟發展、韓國財團對經濟的影響和創新生態環境、新經濟等角度選取了一組文章，以為讀者提供不同的視角。
比較.第106輯(2020年第1輯) 目錄
回望通向市場經濟之路 吳敬璉
過去60年宏觀經濟學的教訓 喬治??阿克洛夫
貨幣主義的貧困 帕特里克??博爾頓
韓國財團和企業變化的動力學 菲利普??阿吉翁 謝爾蓋??古里耶夫 趙康哲
減貧政策干預的五點建議 阿比吉特??班納吉 許成鋼
政府與經濟增長 諾埃爾??約翰遜 馬克??小山
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創新生態系統 馬克??尚克曼
動產擔保統一登記體系的中美比較 張韶華
產業生態與城市流動兒童教育政策的包容性 熊易寒
平臺架構、治理和環境動態的協同演化 艾姆里特??蒂瓦納 本??康辛斯基 阿什莉??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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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第106輯(2020年第1輯) 節選
回望通向市場經濟之路 吳敬璉 中國經濟體制應當選擇市場經濟（早期按照俄語習慣還稱為商品經濟），還是選擇計劃經濟（或稱命令經濟、統治經濟），或者說，在稀缺資源的配置中應當由市場起主導作用，還是應當由政府起主導作用，是一個始終伴隨中國數十年改革歷程的命題。在過去，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進行過好幾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爭論也不會完全止息。只不過在改革的不同階段，爭論主題的具體表現形式不時變化。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總結歷史經驗，以之照亮前進的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本文要著重討論的，是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期這一通向市場經濟的關鍵路段有關改革問題的爭論。 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把國民經濟置于國家計劃的監控之下乃是社會主義的天經地義，只有極個別像顧準那樣眼界開闊并且把捍衛真理視同生命的人，才會提出嘗試實行市場經濟的問題。 可是到了70年代末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四人幫”的覆滅，閉關自守的禁錮嚴令被解除，大批領導干部有機會出國考察，親眼目睹了由于經濟體制和發展道路的差異在短短一二十年中造成的我國與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和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之間的巨大反差。中外經濟發展狀況鮮明對比產生的強烈震撼效應，使一些長期對蘇聯式或本國式意識形態教條存在盲目自信的領導干部也認識到，只有向市場經濟國家學習，適度開放市場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才能把中國從社會潰敗中解救出來，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主要黨政領導人也隨即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開始了對市場取向改革的探索。 然而，這種允許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共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對市場經濟國家意料之外優異表現的感受，而不是基于對歷史和現實全面系統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沒有按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認真的反思，因而難以完全擺脫社會主義必須實行計劃經濟舊教條的窠臼；另一方面，對19世紀末期以來經濟學的進展，特別是現代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怎樣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實現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運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因此，即使同意部分引入市場的作用來激勵人們的積極性，也生怕會因此落入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的“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陷阱，因此總想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政令和計劃來防范和加以糾正。 這種思想缺陷造成的后果，是使必須堅持計劃經濟主導地位的舊思維很容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重新回到統治地位。 僅僅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兩年，一度成為主流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就被更加符合“原教旨”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代替。 后來，經過朝野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場取向的改革才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重新成為主流。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采取迂回的路徑對計劃經濟做了一種能夠包容“商品經濟”的解釋。《決定》在肯定“實行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的計劃體制，應該是統一性同靈活性相結合的體制”，而不應“忽視經濟杠桿和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然后要求“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從《決定》的上述論斷可以看到，雖然它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貨幣關系、發揮價值規律作用的正確方向上去，但它并沒有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以及價值規律等做出達到現代經濟科學已有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政策上都還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別是采取“商品經濟”這種19世紀俄國人的模糊叫法來指代市場經濟，就使市場經濟的實質在于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被遮蔽起來。于是，基于對“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不同解讀，隨即在黨政領導機關內部發生了關于中長期改革的基本路徑，即應當選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的“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協調模式”（即科爾奈在1985年“巴山輪會議”上所說的IIB模式），還是政府仍然處于主導地位的“間接行政控制模式”（即科爾奈所說的IB模式）的爭論。 一方面，根據現代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許多經濟學家把市場經濟制度看作以價格機制為核心配置稀缺資源、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的一整套機制，因而提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應在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方面單項突進，而應在發展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企業，建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和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三個相互聯系的方面配套進行。1985年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在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采納了這種意見，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奠定新體制的基礎。上述“七五三條”的確立，意味著黨政領導接受了市場經濟是一套通過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體制的觀點，決定用一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通過三方面配套改革把這一套體制建立起來。國務院也隨即建立了經濟改革方案設計領導小組，開始為實現這一目標進行方案設計。 另一方面，把商品經濟的實質歸結為通過買賣進行交換的人們認為，改革的核心是通過商品買賣搞活企業、使企業能夠擁有自主權和積極性。他們不贊成以“七五三條”為基本內容的大步配套改革的決策，認為應當改弦更張，“擺脫加快過渡的氣氛和壓力”，轉而采取以計劃和市場雙軌制長期共存為特征的“漸進轉軌方式”，實行增加貨幣供給、提高增長速度、企業承包先行、價格改革靠后的方針，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去實現向新體制的過渡。 1987年，“雙軌制漸進轉軌”論者的“反決策論證”取得了成功，在部分領導人的認可下實現了“決策思想歷史性轉折”。體制改革的中長期目標，由建立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經濟改變為政府通過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對企業進行直接和間接控制的統制經濟。 這一決策思想的逆向轉變造成的嚴重后果，是通貨膨脹和“官倒”腐敗接踵而至。這兩者在相當程度上引發了1988年的經濟風波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 在1988年和1989年的經濟和政治風波之后，否定市場經濟、重申計劃經濟為主的主張重振旗鼓。他們不顧鄧小平關于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嚴肅告誡，力圖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口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重新強調中國經濟的計劃經濟性質不可動搖。 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開倒車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親身感受市場化改革對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意義的干部和群眾的反對和抵制，由此引發了又一場“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大爭論。 爭論的焦點，說到底，仍然和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爭論一樣，是市場和政府哪個應當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的問題。不同的是，由于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經濟界和學界的理論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對各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實際過程有了更多了解，思想解放運動也更加深入人心，此時的爭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著重于具體問題的討論而不太愿意涉及有關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和基本制度構建問題，討論的理論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顯著的提升。 在討論中，被稱為“整體改革派”的學者秉承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從7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承襲下來的任何一種理論觀點和政治主張都要接受歷史檢驗的批判精神，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說明了市場機制較之計劃手段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 自從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把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到經濟學的中心位置，經濟學家就總是把能否有效配置資源作為評價不同經濟體制的*重要的標準。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雖然不做這樣的明示，卻也是認同與此相通的“生產力標準”的。 市場經濟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和增進社會福利，是一個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早在1776年，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已指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下，眾多經濟參與者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標，并未造成混亂，而是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實現社會福利*大化的共同目標。然而，斯密用隱喻形式表達的洞見并沒有說服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在后者看來，任何一個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每個生產者都用自己擁有的生產資料和按照自己的特殊交換需要各自進行產品的生產，誰也不知道哪種產品會有多少出現在市場上，也不知道他的產品是否賣得出去。所以，市場制度被斷定為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制度”，“由競爭所造成的價格永遠搖擺不定的狀況，使商業喪失了道德的*后一點痕跡”，“使危機像過去的大瘟疫一樣按期來臨，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慘現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 問題在于，20世紀初期形成的現代經濟學已經運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數學分析手段確鑿地證明，在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向量的引導下，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實現具有帕累托效率，即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一般均衡，把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隱喻發展為嚴謹的正式表述，為經濟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準點和參照系。正是運用這樣的分析框架，現代經濟學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優勢做出了科學的論證；與此同時，也根據計劃經濟在信息機制和激勵機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說明它無法具有效率。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堅持過時的判斷，顯然與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背道而馳。 進行理論分析的同時，結合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考察，我們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實質在于用以市場—價格機制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計劃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 在這些基本問題得到澄清以后，有關改革戰略和策略的許多具體問題就比較容易找到解決的途徑。因此，在討論基本理論問題的基礎上，還涉及了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內容、各項改革的時序安排，以及與企業改革、價格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改革初戰階段的宏觀經濟政策等相關的爭議的問題。 正因為這場爭論是將具體問題的討論和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緊密聯系在一起辨明是非，爭論的成果就為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和1993年10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整體規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新的局面。 迄今為止，本文回望的那兩場爭論已經過去了二三十年，當年激烈爭論的若干問題也早已有了定論或者在實踐中獲得解決，那么，回看這段歷史是不是還有它的現實意義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具體問題的解決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命令經濟或統制經濟）之爭已經一勞永逸地獲得終結。中共十四大以來的歷史進程表明，這一爭論會不時以不同形式重現。由于現象層面的問題往往只是基本問題的新的表現形式，或者是舊問題的新變種，所以往往可以從過去對改革基本問題的討論中獲得啟發和解答線索。市場經濟在壯大的同時，也會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和挑戰，而且現代經濟學本身也在發展。因此我們應當在對改革歷史文獻的深入研究中溫故而知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正確方向，為全面實現我國的改革目標提供助力。
比較.第106輯(2020年第1輯) 作者簡介
喬治·阿克洛夫，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利普·阿吉翁，著名經濟學家，法國總統經濟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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