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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包郵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作者:譚皓著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2018-01-01
所屬叢書: 東方歷史學術文庫
開本: 16開 頁數: 374
本類榜單:歷史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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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113922
  • 條形碼:9787520113922 ; 978-7-5201-1392-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本書特色

在近代中日關系史上,清末中國人負笈東渡、留學日本的盛況已為中日各界所熟知,相應地也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近代以降,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通過官方形式,同樣派遣了大量留學生來華學習。這些留學生品類繁雜,目的不一,在近代中日關系史上扮演了特殊角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遺憾的是,中日兩國學界對其知之甚少,以致世間只知近代有“中國人留日”,卻不知“日本人留華”。可以說,學界對于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不僅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甚至缺乏自覺回答的意識。 鑒于此,譚皓著的《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據中日雙方原始檔案史料,并與時人日記互證,以“二重印證”的方法考證、修訂出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生來華留學的史實,梳理日本中央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文部省、農商務省等對華派遣留學生的經過;同時,本著“了解之同情”的態度,本文摒棄用日本侵華的“大語境”對日本留華學生做“有罪推定”、籠統地看成侵華日軍間諜,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語義主義史學的方法,盡量站在客觀的立場,理性地對日本留華學生的是非曲直做以評論。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內容簡介

近代以降,日本官方派遣來華的“留華學生”,在中日關系史上扮演了復雜的角色,發揮了特殊的作用,與兩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及教育等諸多領域產生聯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本書以1871~1931年為研究時段,依據中日雙方原始檔案史料,并與時人日記、游記、回憶錄等個人記錄互補互證,嘗試考訂史實,鉤沉梳理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制度的歷史脈絡,并力求對人物史事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判。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前言

序  一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曉秋

派遣留學生是各國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這些留學生往往能發揮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梁和骨干作用,甚至對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發展和國際關系的變化,起到重要的推動或影響作用。
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的歷史,不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而且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和近代中日關系的曲折變化,因此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甚至一度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回顧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史,*早的開拓者、奠基者應屬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實藤惠秀教授,他早在1939年就寫出了《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稿》,1960年出版了《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70年又出了增補本,1982年出了中譯本,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和經典之作。1975年,黃福慶先生出版了《清末留日學生》。中國改革開放后,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研究中國留日學生史的熱潮,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到21世紀初研究進一步深化,又涌現許多新的成果。
但是文化交流總是雙向的,既有中國人赴日本留學,也有日本人來中國留學。雖然對古代隨遣唐使來華的日本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等有一些個案研究,然而對于近代以來為數不少、情況復雜、影響頗大的日本留華學生群體,研究卻十分薄弱,幾乎長期處于空白狀態。1999年中山大學桑兵教授在《近代史研究》上發表了《近代日本留華學生》一文,可謂開啟了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的先河。該文初步梳理了近代日本留華學生的沿革和概貌,但由于論文篇幅有限與未能充分利用日文檔案史料,很多問題尚未深入展開。以后日本學者大里浩秋、孫安石等教授也對近代日本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的歷史進行了具體探討(見日本《中國研究月報》2007年9月號)。但相對于對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日本留華學生的研究還是遠遠落后的。
中日學術界對近代日本留學中國的歷史研究薄弱的原因,正如譚皓在本書緒論中分析的,日本學界對日本人海外留學史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留學歐美者,而忽視留華學生。而中國學界對留學生史的研究,則大多集中于中國留美、留歐、留日學生,而很少關注外國人包括日本人來華留學的問題。加上此項研究難度很大,需要搜集查閱大量日文檔案和各種史料,還有對日本留華學生身份的界定及其復雜表現如何評價等等,因此造成了這個研究領域“鮮有人問津”。
我在多年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留日學生史的過程中常常想,當年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先生能用畢生精力開拓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研究領域,寫出那樣的開山之作,那么今天我們中國學者有沒有可能去開拓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的研究領域,寫出一部日本留華學生史的有分量的著作來呢?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已經無法完成這個任務了,因此寄希望于年輕一代。正好2010年譚皓來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上我的博士生,我發現他學習勤奮刻苦,肯鉆研,悟性強,日語程度很好,能翻譯明治時代日文檔案文書,還寫過關于日本留華學生倉石武四郎的碩士論文,這不正是我要找的做這項課題的合適人才嗎!因此入學不久在談及博士論文選題時,我就試探性地向他提出當年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寫了《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開拓了中國留日學生研究領域,現在你愿不愿意、有沒有勇氣去寫一部《日本人留學中國史》,進行這項開拓性研究呢?他稍加考慮后,便勇敢地接受了這個有很大難度和挑戰性的博士論文選題。
譚皓經過四年辛勤努力,還到日本東京大學進修半年多,搜集了大量中日文史料,特別是日本外務省、文部省、農商務省、陸軍省、海軍省等機構派遣留華學生的日文原始檔案資料,還有大批日本留華學生個人的日記、游記、回憶錄以及當年的各種中日文報刊、傳記資料,為撰寫博士論文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素材。我們認為這項日本留華學生史的研究不僅要寫出日本派遣留華學生的背景、制度變遷及作用影響,而且要關注日本留華學生們個體的經歷體驗,并把兩者進行互補互證,才能使研究更為全面生動。
在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中面臨的一個困難是對日本留華學生身份的界定和鑒定以及確定課題研究對象與內容的問題。近代日本來華留學者的學習形式和活動方式與中國留日學生有很大不同。由于清末民初中國的多數大學尚未建立起接納外國留學生的制度,以至日本留華學生的求學方式呈現多樣化。如其中有的在北大等學校正式注冊在籍學習,也有的未注冊而交費旁聽,還有聘請私人教師教授或入某位中國老師門下學習者,甚至還有游學中國各地學習者。后來還增加了委托日本人在華開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等學校培養的模式。而且近代日本來華留學者動機、目的復雜,身份界限模糊,有的除學習漢語漢文外,還兼有搜集軍事情報和進行商業調查等特殊任務,有的甚至就是以留學為掩護的間諜人員。那么如何界定這項研究的對象呢?如果從廣義上可以說只要是來中國求學或以學習為主要任務的,都可稱為留華學生。但是為了突出重點,譚皓的博士論文對象確定為集中研究官派留學,即由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門如外務省、文部省、農商務省、大藏省、陸軍省、參謀本部、海軍省等,有組織有計劃地派遣、資助來華,以各種形式進行學習的官派留華學生。而不包括那些出于私人目的來華,或由地方政府、企業、社團派遣的行蹤不定難以把握的自費與公費留華學生。而在時間上限定從1871年中日建交到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著重論述日本官派留華制度的背景、開創與變遷,留華學生的選拔和派遣,培養模式的變化,留華學生的活動、去向和所起作用,等等,*后還整理了一份近代日本官派留學生名錄。
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中另一個難題是人物評價問題。對日本留華學生,我們既不能籠統肯定,也不應一概否定,更不能簡單地均以間諜推定。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從歷史事實和當時的歷史環境出發,客觀地給予具體的分析。比如當時日本外務省派遣的留華學生中,培養了不少外交人才,充當了外務省和駐華使領館的各級外交官和翻譯官,在對華外交或對華侵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軍方派遣的留華學生,則大多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或殖民統治活動。如搜集中國軍事與國情情報,進行間諜活動,充當侵華軍隊軍官、翻譯官或臺灣等殖民地長官。但是文部省派遣的留華學生中的確有一部分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認真鉆研中國學問,成為漢學家或漢語教師,推動了日本漢學的發展和中日文化的交流。至于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委托培養的留華學生中,既有侵華反華分子,也有日中友好和反戰運動的積極分子。因此必須根據歷史事實,對具體人物作具體分析和評價。
總之,這個領域的研究是極具艱巨性、復雜性和挑戰性的。譚皓的這個研究成果具有一定開拓創新意義,但尚有繼續深入發展的空間和潛力。如檔案和史料還可以進一步挖掘豐富,論述和分析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推敲,歷史事實和細節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核對,而*后名錄可能還不是完全窮盡的,尚可進一步補充完善。譚皓的博士論文經過兩年多修改打磨后,有幸納入“東方歷史學術文庫”,值此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之際,我希望他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并與更多中日兩國學者交流合作,把日本人留學中國史這個領域的研究再深入開展下去,做出更多豐碩成果。

2017年6月于北京大學藍旗營公寓史海遨游齋


序  二
日本神奈川大學名譽教授 大里浩秋

多年以來,我對中國近代史和近代中日關系史抱有濃厚的興趣。著手研究之初尤為感興趣的,是調查發起辛亥革命的過程中起到積極作用的光復會革命志士的經歷。從事這一研究的契機是閱讀魯迅的作品,了解他留學期間的體驗,了解他周邊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人。我花了數年時間盡力收集中國和日本的資料,調查這些人的經歷,撰寫了論文。
此后,我的研究重心轉移到中日關系史上,開始調查華僑史和大陸浪人等問題;同時,仍以魯迅為切入點,開展以“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為主題的研究。我入職神奈川大學不久,得到了成為同僚的孫安石教授的協助,創辦了相同主題的研究會。我們號召校內外研究者,并邀請研究生和在日留學的中國青年學生參加。研究會每年提供數次研究發表的平臺,召集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研究人員舉辦研討會,并出版了三冊共同研究成果報告,即《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研究的新階段》、《從留學生派遣看近代中日關系史》和《近代中國人日本留學生的諸相——以“管理”與“交流”為中心》。我們的研究仍在繼續中。
在上述研究期間,受到參加研究會諸位同人的多方啟發,我的興趣點漸漸從清末(明治時期)擴展到辛亥革命及其后日本的大正、昭和時期,甚至還收集了1945年日本戰敗之后的資料,記錄了當事人的談話,并匯總起來。眾所周知,日本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范本,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的實藤惠秀。他于1939年出版了《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戰后又經修改,出版了《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面對這些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我們開展共同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其未曾提及之處,或補其論述不充分之處。盡管現在尚有諸多不足,但如今日本關于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研究已經從清末的留學起始期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后的留學重啟期,達到了貫通始終的研究地步。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感受,也是研究會同人的共同想法。
然而,關于與之相對的“日本人留學中國史”問題,是包括我們研究會在內的整個日本學界平素沒有充分研究的題目。關于近代以來到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日本學界以前雖不乏以個別人物的留學體驗為主題的研究,但至今尚未出現像“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領域實藤先生及我們所努力的將個體之留學整合在一起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有鑒于此,先有中山大學桑兵教授的研究《近代日本留華學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后有以本書為集大成之譚皓君的一系列論文。
初識譚君,是在2011年神奈川大學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與亞洲”學術研討會上。參加研討會的王曉秋教授向我介紹了譚君,當時譚君正在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我記得他曾說我和孫安石教授以前發表的日本人留學中國的論文和桑兵的論文,對他很有啟發。此后,我拜讀過他的幾篇論文,也在北京大學和遼寧師范大學舉辦的研究會上聽過他的研究報告。我感覺他想要闡釋的研究范圍,已遠遠超出了我們在日本研究的框架,而且他的研究工作正在順利地開展中。
不僅如此,此次閱讀書稿,我有了更為切身的體會,即譚君關于“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的研究具有非常強的問題意識。他一方面指出日本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不充分,另一方面強調這一研究更應由中國研究人員來完成。關于研究的意義,他在緒論的**節中總結了四點,耐人尋味。另外,正文從**章至第五章,涉及明治時代之前到七七事變前日本各官廳、軍隊派往中國的留學生,以及派遣的動機和派遣后的情況。書中發掘了大量日本資料,并對其加以縝密的分析,這一點以往日本的研究未曾做到。運用不易理解的日語資料并對其加以解讀,這一點也值得佩服。
本書的研究對象“官派來華學生”,可以說相當于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官費生”。中國向日本派遣的留學生,各省多于中央政府。與此不同的是,日本向中國派遣的學生,則以中央的官廳和軍方為主。而且,若考慮到官廳和軍方因各自情況并非一齊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那么譚君從主干上把握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狀況的論述方式便是妥當的,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問題。*終,作者在運用復雜難懂的日語資料闡明了日本人留華的史實之后得出了結論,我認為結論公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后,我想談一談向讀者推薦此書的理由。其一,內容可信。本書基于翔實的資料分析,自始至終以冷靜的態度從各種角度闡明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的史實及其相互關系,其內容可信。其二,范圍較廣。本書運用大量日語資料進行論述,其內容之厚重給包括我在內的研究未及這一程度的日本研究者以巨大的刺激。此外,本書的內容并不局限于留學領域,也從多個角度為近代中日關系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間。其三,研究方法上,譚君的留學史研究方法不僅對中日兩國之間的互派留學史,也對兩國以其他國家為對象的留學史研究具有參考意義。
以本書出版為契機,愿譚君研究更加精進,愿中日雙方可以毫無顧忌地進行研究交流。

2017年6月于日本神奈川寓所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目錄

緒 論/1
**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背景/21
  **節 17~19世紀中葉的日本與世界/21
  第二節 西力東漸與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開始/25
  第三節 日本幕末期對華派遣留學生的嘗試/29
第二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開端/33
  **節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華學生/33
  第二節 陸軍省首批留華學生/58
  第三節 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之始/77
第三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發展/96
  **節 參謀本部“清國語學生”派遣/97
  第二節 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的制度建設與實施/109
  第三節 大藏省留華學生派遣/157
  第四節 海軍省留華學生派遣/172
第四章 世紀之交的新動向/187
  **節 外務省新制度框架下的留華學生派遣/187
  第二節 農商務省留華學生派遣/199
  第三節 文部省留華學生登場/218
第五章 侵華戰爭前留華學生派遣的走向/249
  **節 外務省留華學生的委托培養/250
  第二節 文部省“在外研究員”制度問世/277
結 論/300
參考文獻/311
附錄1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生名錄(1871~1931)/340
附錄2 中日對照年表(1840~1931)/348
人名索引/350
后 記/359


圖表目錄
圖2-1 伊達使團來華締約檔案/37
圖2-2 李鴻章為伊達使團進京頒發之護照/43
圖2-3 日本馬關春帆樓(時稱藤野樓)首次談判記錄/94
圖3-1 《就北京留學生增員一事之建議》/110
圖3-2 瀨川淺之進作《邀人納涼》試卷/133
圖3-3 仁禮敬之手繪中法兩軍海戰地圖/176
圖4-1 外務省錄取漢語留學生人數與留學生總人數關系(1894~1918)/198
圖4-2 服部宇之吉/225
圖4-3 狩野直喜/227
圖4-4 《北京籠城日記》書影/230
圖4-5 庚子之際文部省請求外務省保護在北京留學生之函/231
圖4-6 鹽谷溫留學期限變更申請/238
圖4-7 葉德輝照片及贈鹽谷溫親筆詩文/243
圖5-1 東亞同文書院委托生成績單/255
圖5-2 杉原千畝在哈爾濱時期照片/274
圖5-3 實藤惠秀誓約書/276
圖5-4 《在外研究始末書》書影/282
圖5-5 倉石武四郎285表2-1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華學生一覽/39
表2-2 1873年陸軍省首批留華學生一覽/61
表2-3 外務省**、二批留華學生一覽/87
表3-1 1879年參謀本部首批“清國語學生”一覽/102
表3-2 1879年參謀本部首批“清國語學生”留學補助明細/103
表3-3 1883年外務省“**期清國留學生”一覽/122
表3-4 1884年外務省“第二期清國留學生”一覽/128
表3-5 1883年選拔考試情況/129
表3-6 1886年9月18日、20日官費留學生考試成績/137
表3-7 大河平隆則和足立忠八郎考試成績(1887年2月)/139
表4-1 外務省錄取漢語留學生一覽(1894~1918)/196
表4-2 農商務省“實業練習生”一覽/207
表4-3 “實業練習生”已刊行對華調查報告一覽/209
表4-4 “實業練習生”在華留學地分布/211
表4-5 “實業練習生”調查地域分布/212
表4-6 “實業練習生”調查行業分類/213
表4-7 “實業練習生”個人調查報告刊行份數/214
表4-8 未來八年間留學生歸國后分配計劃/222
表4-9 文部省留華學生一覽(1899~1920)/223
表5-1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一年級成績單(大正9年10月27日)/256
表5-2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二年級**學期成績單(大正10年3月10日)/257
表5-3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一年級**學期成績單(大正10年3月10日)/257
表5-4 日俄協會學校課程表/266
表5-5 日俄協會學校學生高杉登第三學年成績單(大正15年4月)/267
表5-6 外務省留華學生一覽(1919~193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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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節選

一 研究緣起
  1871年5月,日本橫濱港。是時明治政府剛成立四年,但百姓已切身感到諸多有形與無形的變化。接替幕府將軍新掌大權的明治天皇不僅從古都京都移駕江戶,改稱“東京”并定都于此,而且面向朝野頒布了“五條誓文”,誓言破舊來陋習、求知識于世界,積極向西方國家求學以圖自強。于是,距離首都不遠的橫濱儼然成為連通日本與世界的國際港口。
  在港內熙攘的人群中,幾個年輕人匆忙穿行,生怕誤了登船時間。他們要搭乘的是美國太平洋汽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輪船,不過目的地不是歐美,而是熟知其古而不知其今的中國(上海)。他們即將在那里度過數載留學生活。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或許忐忑不安,或許也對千年前先輩隨使赴唐留學的情景浮想聯翩,憧憬像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那樣揚名中華①,因而心潮澎湃。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他們是受明治政府之命來華留學的。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制度于焉展開。
……

1871-1931-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 作者簡介

譚皓,遼寧撫順人,1983年生,2014年7月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專門史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讀書期間曾先后赴日本大分大學(2004~2005年)、東京大學(2011~2012年)交換留學,獲“北京市優秀畢業生”“北京大學優秀畢業生”“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論文獎”等獎項。現為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暨田家炳教育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近現代中日關系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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