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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案交涉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128252
- 條形碼:9787010128252 ; 978-7-01-012825-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 本書特色
學術界對晚清教案交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為趙樹好專著的《晚清教案交涉研究》的進一步探討提供了借鑒。本書擬在此基礎上,拓寬思路,轉變視角,在以下六個方面有所創新: **,資料的利用方面,本書除了充分利用現有資料之外,還大力發掘新資料,比如*近出版的《清末教案》、《中美來往照會》、《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匯編》,尚未公布的中國**歷史檔案館資料,上述報刊和外文資料以及臺、港及國外已刊未刊資料等,以推動這一課題的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方法上,本書擬在充分占有國內外資料的基礎上,詳細闡述案情和中外交涉情況,借助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國際法、中外條約,包括“《圣經》、《天主教會法典》以及新教諸派的教會規則、章程”在內的教會法,《大清律例》、對中國民間社會具有約束力的“祖先崇拜、神靈崇拜……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 內容簡介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為趙樹好所主持的山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重點項目:《基督教與晚清外交》(02BLJ02) 基督教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深遠影響,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雖然對基督教與晚清外交這一問題有所關注,但是關注的程度還遠遠不夠,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還凌亂、不成系統。關于這一課題的整體深入研究還付諸闕如。 作者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在爬梳大量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運用國際關系學、宗教學、計量歷史學等學科理論,根據發展態勢,將基督教與晚清外交的互動關系劃分為1844—1870年、1871—1896年、1897—1900年和1901—1911年四個階段,探討了不同時期基督教傳教士在列強侵略中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闡述了基督教對晚清外交政策及外交活動的制約與影響,考察了清政府在基督教影響下不斷調整外交政策的行為及其影響。同時作者又從整體上總結了基督教與晚清外交的特點、影響、歷史教訓。相信本書的完成,必將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認識基督教與晚清外交,從而推動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研究。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 目錄
一、緣起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機構、程序
(一)晚清教案交涉的機構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程序
三、資料概述
四、研究現狀
五、創新之處
**章 弛禁時期中外有關教案的交涉
(1842年一1860年9月)
一、炮艦威逼下的弛禁
二、清政府繼續打擊中國教徒
三、傳教士越界傳教案的交涉
四、經濟類教案的交涉
五、小結
第二章 解禁以后中外有關教案的交涉
(1860年10月一1900年)
一、列強威逼清廷徹底解除教禁
二、重大教案交涉
(一)民教沖突類教案及反教起義的交涉
(二)經濟類教案的交涉
(三)教派沖突的交涉
三、中外限教交涉
(一)1862—1863年中法限教交涉
(二)1865年中法有關四川《民教相安章程》的交涉
(三)1871年中外關于全面限教的交涉
四、小結
第三章 規范傳教活動時期中外有關教案的交涉
(1901—1911年)
一、清廷加強鎮壓反教斗爭
二、中外規范傳教士、教徒行為
三、重大教案交涉
(一)民教沖突類教案交涉
(二)民教爭地案交涉
(三)教派沖突交涉
四、小結
第四章 清政府教案政策與地方官執行中的錯位
一、恪守成約
二、查明案情
三、持平辦案
四、鎮壓反教斗爭
五、一度支持義和團的反洋教反侵略斗爭
六、小結
第五章 主要列強對華教案政策比較
一、列強對華教案政策的共性
(一)重大教案聯合行動
(二)義和團運動前后態度差異明顯
二、法國:利用、袒護教會
(一)利用“保教權”擴大在華影響
(二)教案交涉曠日持久,不厭其欲不休
(三)頻繁以炮艦干預教案
三、德國:對來華教會由漠視到利用
(一)漠視來華教會(1830~1889)
(二)利用教案攫取在華權益(1890—19111
四、英國:由野蠻到溫和
(一)19世紀40—60年代:未經授權的炮艦政策
(二)19世紀70年代后:態度轉為溫和
五、美國:依約辦案,限制教會
(一)在許多教案處理中作出讓步
(二)主張限制教會
六、小結
結語晚清教案交涉之檢討
一、晚清教案交涉的性質
二、晚清教案交涉的特點
三、晚清教案交涉的影響
四、晚清教案交涉的歷史教訓
附錄
一、重要外國人名、機構及報刊中外文對照表
二、參考文獻
后記
晚清教案交涉研究 節選
二、重大教案交涉 這一時期的重大教案種類繁多,主要有民教沖突類教案與反教起義,經濟類教案,以及兩教沖突類教案,中外交涉的規格也進一步提升。 (一)民教沖突類教案及反教起義的交涉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爆發了大量民教沖突,并發展為成千上萬人參加的反教大案,出現了有組織、有領導、有明確斗爭目標的反教起義。中外雙方圍繞著這些事件和起義展開更加復雜的交涉。試舉數例: 1870年天津教案天津隸屬直隸,地處該省東部,瀕臨渤海,為北京的門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天津教案的爆發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就曾兩度侵占天津,攔截商船,搶劫財產,殺害民眾,天津人民深受其害。1860年開埠后,外國輪船壟斷了天津的航運業,當地民船上的大批工人失業,生路斷絕。與此同時,某些西方基督教士在列強的袒護下,與部分不法教徒相互勾結,強占民房,干預詞訟,欺壓民眾,成為為惡一方的邪惡勢力。法國天主教遣使會還在天津設立育嬰堂,廣收嬰兒。僅在1870年上半年,所收嬰兒就多達450名。在當時的條件下,數百名嬰幼兒擠住在一起,醫療保健很難滿足需要,嬰幼兒死亡率很高。教堂不但收容幼童,而且為了“拯救靈魂”,還給垂死嬰孩洗禮。據統計,僅1868-1869年的兩年間,仁慈堂就曾為大約2000名病危嬰兒付洗。起初,死去的嬰兒都葬人望海樓附近的墓地。但在兩年后,墓地即已埋滿。此后抬至河東義地掩埋。教會此舉不能不引起天津紳民的猜疑。于是紛紛指控教堂“迷拐”兒童,“挖眼剖心作為藥材”。 1870年夏,天津大旱,傳染病流行,仁慈堂幼兒接連死亡,有時一天死去數人。“是時堂中死人過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兩尸三尸共一棺者”。6月4日,野狗扒開河東義地仁慈堂所埋死兒之棺,棺中有多具兒童尸體,數百居民圍觀。天津道周家勛也派員勘驗,挖出一些小棺,均系一棺數尸。目睹者以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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