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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3109906
- 條形碼：9787303109906 ; 978-7-303-10990-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本書特色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探索叢書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內容簡介
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深化，中外史學比較以及民族文化特點的理解，都要求我們把史學思想史的學科建設好。
“史學思想”研究的對象與方法是什么，史學思想史作為一門學科，這個問題，應當要有所說明。l992年，我在《宋代史學思想史》(黃山書社出版，23～24頁)中提出過自己的想法。
我思考的要點是這樣的。史學思想內容很豐富，歸結起來是兩個部分：
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對客觀歷史的認識；二是關于史學工作方面的認識。
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又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歷史社會和歷史過程的認識，二是對歷史發展動力的認識。關于歷史社會、歷史過程有各種觀點，如歷史發展規律論，歷史進化的觀點，歷史變化趨勢、大勢的論點，歷史退化的觀點，歷史循環論、歷史停滯論，還包括氣運觀點、文明形態運轉等各種提法。
關于歷史動力的見解，有天意史觀，神權史觀，重人事的史學思想，其中又有民本觀，英雄史觀等；還有經濟史觀、地理環境論等。今天我們又有新的視野和視角，諸如生態問題、疾病問題、金融問題、科技問題等都會涉及歷史盛衰的認識。
關于史學工作的認識，也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工作”的問題，這涵蓋史料學觀點、歷史編纂思想和主張、歷史文學觀點和歷史研究方法論。
二是“為什么工作”，這一方面體現為史學價值論、史學功能的觀點。史學家治史總是有一定的目的，對治史的意義有不同的理解。思想家對史學工作的價值，對史學工作在學術中的地位，同樣有自己的見解。在中國史學史上，就有諸如“垂訓”的觀點、“資鑒”的思想、史學“經世致用”的觀點以及愛國主義史學思想等。這里要注意的是，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史家、思想家那里，即使是同一命題，卻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目錄
歷史、歷史學與中華民族精神
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求真”理念
史學“致用”思想與傳統歷史編纂學的發展
“實錄”與“宣漢”：漢代史學思潮的兩種取向
五德終始說與漢代史學的正統觀念
論中國古代的經學與史學
今文經學與史學的近代化——以康有為、崔適、梁啟超和夏曾佑為考察中心
經史尊卑論三題
易學與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讀吳懷祺《易學與史學》
秦始皇歷史意識散論
陸賈的歷史著述與歷史思想
賈誼對歷史盛衰之理的探討
《淮南子》歷史哲學三題
董仲舒與漢代史學思潮
“三統”說與董仲舒的歷史變易思想
司馬談與《史記》
《史記》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
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論
論劉歆的新五德終始歷史學說
論班固史學思想的神意化傾向——兼論班固神意化史觀的理論淵源
何休對公羊“三世”說的理論構建
論茍悅的歷史編纂思想
論袁宏史學思想的玄學傾向
劉知幾班馬優劣論平議
對司馬光歷史盛衰論的再認識
司馬光、范祖禹唐史觀點不一致論
朱熹和史學
朱熹的史論和史學評論
自壽彝民族史學理論述略
論白壽彝先生對漢代史學思想史的研究
后記
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求真”理念
史學“致用”思想與傳統歷史編纂學的發展
“實錄”與“宣漢”：漢代史學思潮的兩種取向
五德終始說與漢代史學的正統觀念
論中國古代的經學與史學
今文經學與史學的近代化——以康有為、崔適、梁啟超和夏曾佑為考察中心
經史尊卑論三題
易學與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讀吳懷祺《易學與史學》
秦始皇歷史意識散論
陸賈的歷史著述與歷史思想
賈誼對歷史盛衰之理的探討
《淮南子》歷史哲學三題
董仲舒與漢代史學思潮
“三統”說與董仲舒的歷史變易思想
司馬談與《史記》
《史記》的歷史文化認同意識
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論
論劉歆的新五德終始歷史學說
論班固史學思想的神意化傾向——兼論班固神意化史觀的理論淵源
何休對公羊“三世”說的理論構建
論茍悅的歷史編纂思想
論袁宏史學思想的玄學傾向
劉知幾班馬優劣論平議
對司馬光歷史盛衰論的再認識
司馬光、范祖禹唐史觀點不一致論
朱熹和史學
朱熹的史論和史學評論
自壽彝民族史學理論述略
論白壽彝先生對漢代史學思想史的研究
后記
展開全部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節選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主要內容簡介：關于歷史動力的見解，有天意史觀，神權史觀，重人事的史學思想，其中又有民本觀，英雄史觀等；還有經濟史觀、地理環境論等。今天我們又有新的視野和視角，諸如生態問題、疾病問題、金融問題、科技問題等都會涉及歷史盛衰的認識。關于史學工作的認識，也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工作”的問題，這涵蓋史料學觀點、歷史編纂思想和主張、歷史文學觀點和歷史研究方法論。
中國史學思想史散論 相關資料
傳統歷史編纂學所謂“求真”，它不僅是指一種史實之“真”，也包含著一種道義之“真”，前者乃為一種“記錄的直筆”，后者則是一種“定性的直筆”①，也可以說前者是一種歷史敘述之“求真”，后者則兼含著史家對歷史事實評價之“求真”。這兩種不同思想內涵的“求真”，體現了傳統歷史編纂學“求真”理念的二重性特點。早在先秦時期，這種“求真”之二重特性就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前述記錄“趙盾弒其君”之“董狐筆”，便是指一種道義之“真”；而記錄“崔杼弒其君”之“太史簡”，則為一種史實之“真”。在春秋歷史上，齊太公確為崔杼所殺，這是歷史事實，齊太史如此記錄歷史，是追求一種史實敘述之“真”。而晉靈公實際上是被晉國大夫趙穿所殺，董狐何以書“趙盾弒其君”？《左傳》宣公二年記載了董狐對趙盾否定弒君之事的回答：“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認為趙盾對晉靈公被殺事件負有政治上和道義上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中國史學史上，齊太史冒死追求歷史敘述之“真”受到后人敬仰，同樣，董狐從道義出發而不畏權貴的精神也被后人視為良史的楷模。孔子治史，繼承了這兩種傳統：一方面重視文獻征實，追求歷史敘述之“真”，《論語。八佾》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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