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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101061277
- 條形碼：9787101061277 ; 978-7-101-06127-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本書特色
趙家璧先生四十年代曾先后主持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晨光出版公司，對新文學出版事業(yè)貢獻良多。數(shù)十年編輯生涯中，他編輯出版了大量優(yōu)秀社科文藝著作。《文壇故舊錄》是趙家璧先生晚年對與幾位近代著名文人的交往過程的追憶。本書開篇便追溯了對魯迅先生的印象記，而后又以大量墨筆講述了與老舍、巴金、勒以、郁達夫等幾位良師益友的情誼與共同經(jīng)歷過的往事。書中還談到了《美國文學叢書》、經(jīng)典著作《中國新文學大系》日譯本等圖書出版背后的種種細節(jié)，*后他懷念了訪日結(jié)交的日本朋友，以及訪日歸來談關(guān)于連環(huán)畫的改革。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內(nèi)容簡介
本書是《編輯憶舊》的續(xù)集。作者在本書中繼續(xù)追憶了與蔡元培、魯迅、茅盾、葉圣陶、巴金、胡愈之、夏衍、葛琴、羅洪、徐梵澄等師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筆墨細致地講述了與老舍、靳以、郁達夫這三位現(xiàn)代作家之間的情誼，勾繪出《四世同堂》、《閑書》、《總退卻》、《尼采自傳》、《新中國版畫集》、《美國文學叢書》、《中國新文學大系》日譯本等圖書出版背后的種種細節(jié)。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目錄
編輯與作家
魯迅印象記
魯迅書簡“完璧”歸趙
關(guān)于《北平五講》和《三十年集》
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時的一件往事
曹靖華與魯迅
編輯生涯憶茅盾
從茅盾給我*后一信想起的
老舍和我
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運
巴金與“良友”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悼念鄭伯奇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哀胡愈老
憶往事學葉圣老——慶賀葉圣陶先生九十壽辰
回憶郁達夫與我有關(guān)的幾件事
回憶徐志摩與陸小曼
與夏衍的一封通信
寫我故鄉(xiāng)的一部長篇創(chuàng)作——羅洪
葛琴有話要說
尼采譯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學
李樺、野夫與《新中國版畫集》
國際文化交流
關(guān)于《美國文學叢書》——記費正清博士一封復信
《中國新文學大系》日譯本的苦難歷程
懷念倉石武四郎
內(nèi)山書店兩兄弟
訪日歸來談連環(huán)畫的改革
麥綏萊勒的木刻連環(huán)圖畫故事到中國
后記
魯迅印象記
魯迅書簡“完璧”歸趙
關(guān)于《北平五講》和《三十年集》
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時的一件往事
曹靖華與魯迅
編輯生涯憶茅盾
從茅盾給我*后一信想起的
老舍和我
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運
巴金與“良友”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悼念鄭伯奇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哀胡愈老
憶往事學葉圣老——慶賀葉圣陶先生九十壽辰
回憶郁達夫與我有關(guān)的幾件事
回憶徐志摩與陸小曼
與夏衍的一封通信
寫我故鄉(xiāng)的一部長篇創(chuàng)作——羅洪
葛琴有話要說
尼采譯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學
李樺、野夫與《新中國版畫集》
國際文化交流
關(guān)于《美國文學叢書》——記費正清博士一封復信
《中國新文學大系》日譯本的苦難歷程
懷念倉石武四郎
內(nèi)山書店兩兄弟
訪日歸來談連環(huán)畫的改革
麥綏萊勒的木刻連環(huán)圖畫故事到中國
后記
展開全部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節(jié)選
魯迅印象記
我有幸認識魯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yè)，在以出版畫報、畫冊為專業(yè)的良友圖書公司當編輯。總經(jīng)理伍聯(lián)德委托我專管文藝書，他打算在這一領(lǐng)域開辟一個新局面，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業(yè)的志愿。正巧創(chuàng)造社老將、左聯(lián)重要成員鄭伯奇，為了躲避敵人耳目，改名君平，來編輯《電影畫報》。從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幫助下開始懂得了一點革命的道理，產(chǎn)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藝書的想法。我*先計劃編一套《良友文學叢書》，不但要在外形上獨創(chuàng)一格；而且在內(nèi)容上要找**流作家執(zhí)筆。誰來帶個頭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魯迅。九月初，一個秋高氣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內(nèi)山書店謁見魯迅。
文壇上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把魯迅說成是嚴峻、怪僻、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雖懷有崇敬之情，還不免心存畏懼。當我們在內(nèi)山的會客室一起坐下時，我的緊張情緒才松弛下來。其實，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況向魯迅介紹了。當我懇求他為叢書寫稿時，他就親切地問我為什么對文藝編輯工作發(fā)生了興趣。接著他談了他自己過去辦未名社、朝花社等幾個出版社的甘苦經(jīng)歷，*后說：“這是對今天的社會極為需要的事業(yè)，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學問啊！”那天談話的結(jié)果，魯迅慷慨地給了我兩部翻譯蘇聯(lián)短篇集。臨別時，他風趣地對我說：“你要回去向老板說清楚，出魯迅的書是要準備有人來找他麻煩的。”果然不出所料，因為我們還在另一套《一角叢書》里連續(xù)出了丁玲、周起應（周揚）、錢杏郵（阿英）、沈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頭上來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們的門市部大玻璃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特務用大鐵錘擊破，還以良友公司為例，向同業(yè)散發(fā)了恐嚇信。不久，文化特務姓湯的，以賣稿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當我把后一件事告訴魯迅時，他一方面安慰我，鼓勵我不要害怕，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切勿莽撞硬拼，并經(jīng)常贈書給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勵；另一方面，他把上述兩件事都寫進了文章中去，揭露了反動派的丑惡嘴臉，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讀者還可以從《中國文壇的鬼魅》和《準風月談•后記》中，看到這兩件小小的史跡。
魯迅對左翼青年作家，關(guān)心他們的創(chuàng)作，為他們修改文稿，有的為之作序，有的介紹出版。我就從魯迅手中接受出版過好幾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魯迅還關(guān)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其中對丁玲的事，給我印象*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魯迅通過鄭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立即出版，并且要在《申報》上大登廣告，作為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種斗爭方式。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間，該書大受讀者歡迎。年底結(jié)賬，作者應得版稅為數(shù)可觀，但作者湖南常德家鄉(xiāng)來信要求領(lǐng)取版稅者不止一人，會計科頗感為難。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魯迅有事來良友公司看我，我順便把此事請教他。他回去替我們打聽到了丁玲母親蔣慕唐老太太的確切地址，寫信給我說：“如來信地址，與此無異，那就不是別人假冒的。但又聞她的周圍，窮本家甚多，款項一到，頃刻即被分盡，所以*好是先寄一百來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續(xù)寄為妥也。”當時丁玲的老母幼兒住在常德，生活極為困難，魯迅對她們親切的關(guān)懷，周到的設(shè)想，多么感人啊！無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參加四屆文代會期問去醫(yī)院看望丁玲，**次把這件發(fā)生在四十余年前的舊事告訴她時，她久久地說不出話來，然后噓了一口氣，輕輕地自語著：“對這些事，我過去一點都不知道啊！”說話時，眼里滿含著晶瑩的淚花。
魯迅重視文藝讀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效果。當時舊連環(huán)圖畫這一普及形式，內(nèi)容大都宣傳封建迷信、神怪武俠之類；有一種極左論調(diào)，認為“舊瓶不能裝新酒”，必須探求一種新形式的大眾文藝讀物。魯迅不同意這一看法，主張這一文藝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導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麥綏萊勒作《木刻連環(huán)圖畫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設(shè)法打進舊連環(huán)圖畫出版商的圈子，找一兩位有進步要求的舊連環(huán)畫畫家，由我們供應新內(nèi)容的文字腳本，以便“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可惜限于當時的社會條件，我經(jīng)過兩次嘗試，一事無成。我把失敗經(jīng)過告訴魯迅時，他勸我不要再去找那些專出舊連環(huán)圖畫的“霸頭”了。他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你再去的話，可能把你痛打一頓。”接著他對我說：“這條路，今天走不通，將來總會有人走過來的！”這次任務雖未完成，對我教育意義也還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魯迅來良友編輯部為《蘇聯(lián)版畫集》選畫。在我那只有十多個平方米的編輯室里，他坐在我的寫字椅上，把入選的放在左邊，不要的放在右邊。等他工作完畢，已近下班時分。我請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了一下腰，頻頻地用手帕拭去額上的汗水，接連咳嗽起來，我才發(fā)覺這個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壞了。這一天，為了介紹十月革命的輝煌業(yè)績抱病選畫的情景，一直銘刻在我的記憶中，因為這是他*后一次來良友，也是我和他*后一次見面。此后他就病倒了。魯迅曾答應為畫集寫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連每天必寫的日記都停了，美國醫(yī)生發(fā)現(xiàn)他的肺病已進入*后期。就在這個時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許廣平代筆書寫。序文中說：“參加選畫是做到了，但后來卻生了病，纏綿月余，什么事也不能做。”*后說：“要請讀者見恕的是，我竟偏在這時候生病，不能寫出一點新東西來。”我們可以想象他雖在大病之中，天天發(fā)高燒，還念念不忘于這部版畫集的出版。魯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雖然經(jīng)受著重病的折磨，還要在病榻上如約地寫出新序，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轉(zhuǎn)，魯迅又為老朋友曹靖華編譯的《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的出版熱心起來了。經(jīng)過函商，八月底，我們接受出版。魯迅又忘我地為住在北平的譯者代為編選、設(shè)計插圖，并寫信告訴我，因為譯者“學校已開課，他教的是新項目，一定忙于預備”，所以要我把清樣送魯迅校閱，他還要為此書寫一篇序文。他處處想到的是別人，唯獨沒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覺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寫下了那篇立下七條遺囑的《死》。九月七日，我復他信中曾答應過一個月內(nèi)可把清樣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譯稿清樣尚未寄去。魯迅等得不耐煩了，寫了一封簡信給我。信中說：“靖華所譯小說，曾記先生前函，謂須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過，尚無校稿見示。不知公司是否確已付排，或是否確欲出版，希便中示及為荷。”這*后幾句話，帶有質(zhì)問的意味，老人家**次對我生氣了。在魯迅給我的四十九封來信中，這樣的話是極為少見的。我雖然立即向排字房講妥，十五日去信表示歉意，并保證二十日送校。不料十九日晨，魯迅先生遽然長逝，終于來不及看到這份清樣，這已成為我生平*大的遺憾了。
從**次見到魯迅那天起，他給我的印象，就和當時外界傳說的完全兩樣。經(jīng)過四年多時間通信和見面的接觸，我越來越覺得他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有說，有笑，偶爾也對我生氣。對文學青年，鼓勵、幫助，指出努力的方向。魯迅對文藝編輯出版工作的熱愛和重視，隨處表現(xiàn)的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始終鼓舞著我。在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追敘以上幾件給我印象*深的事，表達我對魯迅先生的崇敬、感謝和紀念。
1981.9.1
魯迅書簡“完璧”歸趙
一九三二年離開大學正式開始我的文學編輯生涯后，魯迅先生一共寫給我四十九封信，*后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發(fā)出的，離他逝世之日僅七天。現(xiàn)在查對《魯迅日記》所載，被我不慎丟了三封，僅存四十六封。抗戰(zhàn)爆發(fā)，接著“孤島”淪陷，我在工作的良友復興圖書公司遭日寇查封。離滬去桂林前，曾把這批書信放人中國銀行保管庫中，得以安然無恙。
一九四五年年底，抗戰(zhàn)勝利，從重慶回滬，暫住愚園路儉德坊舊寓。次年三月間，老舍和曹禺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去美講學，途經(jīng)上海，我在寓所為兩位老友設(shè)宴餞行。應邀作陪者有鄭振鐸、許廣平、靳以、巴金、鳳子和趙清閣等。那天除了為出國的兩位朋友祝酒，祝愿他們旅途愉快外，我們這些不久之前才先后分別從重慶回來的人，對“孤島”時期堅守崗位備受日寇迫害或威脅的許廣平和鄭振鐸兩位深表敬意，都希望聽聽淪陷期間文藝界的情況，和他們目前的編寫工作。許廣平就談到這幾年，她向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魯迅書信已達八百余封，正在排校中。她說，魯迅逝世后，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吳朗西，于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用大開本宣紙影印出版，頗得好評。以后曾計劃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由蔡元培介紹，已征得商務印書館的同意，不料抗戰(zhàn)爆發(fā)，影印之舉完全落了空。一九三八年編印《魯迅全集》時，未把書信部分列入，還是為了將來不影響書簡手跡影印本的銷路。現(xiàn)在一擱十年，只能趕在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前，先出版一部鉛印本了。席間，她向在座者呼吁，希望大家支援，如手頭還有，時間雖極緊迫，還趕得及的。
鄭振鐸聽了就指著我說：“魯迅先生曾有許多信給你，你是否帶到內(nèi)地去了？”靳以還記得《文季月刊》出版紀念魯迅逝世專號時，他曾向我借用一封作為插圖，因此也敦促我成全這件好事。我當然樂意這樣做，但信件都不藏在家中。許廣平聽我說到總數(shù)約有五十封左右，她高興得眉飛色舞，馬上與我約定去霞飛坊交信的日期。當時大家談起魯迅先生所用的信箋，三十年代，才大量用北平彩色箋紙，可能是受當時魯迅、西諦（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的影響。我才記起魯迅寫給我的信，有半數(shù)是寫在彩色箋紙上的，我因而對鄭振鐸說：“單色影印白紙黑字，不能說已還以‘歷史的真面目’，有朝一日，把魯迅書信全部按原有箋紙的色彩套印，像你們印的《北平箋譜》一樣，那才算是保持真跡了。”振鐸拍拍我的肩膀，含笑地說：“家璧，你這個要求未免太高了！”大家一笑置之，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夢想而已。
一九四六年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期間，厚一千余頁、紅綢面精裝本的《魯迅書簡》問世了。許廣平在《編后記》中提了這樣一筆：“我們還得感謝一些朋友，如趙家璧先生，他聽說我們在印書簡，就連忙親自借送給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里面還有魯迅寫給鄭伯奇先生和他的三封信。”合共四十九封。她在還我原件時，把她在付排時親筆寫的一張加注字條也夾入在內(nèi)，這是她所不知道的。
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春，為便于保藏，我把散頁的魯迅書信，托裝訂廠用蝴蝶式精裱，共五十六面，冊頁板上裱以仿古緞，裝在一只漆木匣中，外加紙匣。這四十九封魯迅手跡，除一部分寫在白宣紙或稿紙上者外，其他所用箋紙，都刻印著各種不同色彩的花草蟲魚，文房四寶，也有古色古香的人物畫。加上“魯迅先生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遠逾宋唐，直攀魏晉”（郭沫若語），整部冊頁就是一件藝術(shù)品。其中更具有史料價值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問的兩封。現(xiàn)查《魯迅手稿全集》中從一九。四年開始所寫的一千多封書信中，簡直沒有不用毛筆的，而這兩封卻用的是鋼筆，內(nèi)一封仍由魯迅用毛筆署名。原來那正是他每天發(fā)燒，病體垂危之際，為了不誤出書日期，仍在病榻上向許廣平口授代寫的。許廣平在把這兩封信編入《魯迅書簡》時，在紙條上加了注解說：“七月七日、十五日二信，因魯迅正患大病，由他逐字口述，廣平代筆寫寄。”我把這張無意中得來的字條，也裱在此信之旁。這些是鉛印本所無法表現(xiàn)，而讀者也見不到的。因此，“文革”前，各地文壇友好每到我家做客，我總像小孩子愛在生客面前獻寶那樣，從書柜中小心地取出，坐下來共同鑒賞。我還曾拿給當時任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的謝澹如過目；我說：“暫時由我保管，將來一定送給紀念館。”他說，時間遲早不重要，他一樣表示感謝。
這本匣裝冊頁的魯迅書簡，一直在我書柜里安睡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浩劫。造反派在把我關(guān)入牛棚后不到半個月，一紙“勒令”貼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大門口一塊白墻上，限我次日上班前，把我珍藏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的全部書信上繳。原來本單位早已有人知道我藏有著名作家書信六七百封，內(nèi)有茅盾、郁達夫、鄭振鐸、沈從文、張?zhí)煲淼鹊模以缫逊謩e捆扎，整理齊全；特別是老舍書信約二百封，我已按時間先后裝訂成冊。**次來抄家時未被發(fā)現(xiàn)，這一不及掩耳的迅雷，我只有服從“命令”，乖乖地送去了（這批重要文物至今未還）。當我交給那個造反派小頭目時，他還惡狠狠地問我，還藏有其他的同類“黑材料”否？我坦白說：“還有魯迅的四十九封，已裱成冊頁。”那個家伙板起面孔對我大吼一聲：“魯迅的信是革命的，我們不要！”這樣，我在牛棚期間，家里閣樓上還藏著這匣冊頁，放在一堆破棉絮里。因為書房、書柜和大批圖書，都已不屬吾有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底，林彪“**號命令”下達時，我們早已下放到奉賢柘林農(nóng)村了；白天田問勞動，入夜，睡在鋪上薄薄一層稻草的爛泥地上。一個晚上，大伙十來人席地而坐，開會討論如何響應這道命令，據(jù)說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繳組織代為保管。大家面面相覷，盡無言語。幾次抄家，屢屢勒令上繳，還有什么留下的呢？我們這些人，手中哪會有什么革命文物呢？沉默了十多分鐘，忽然有人向我指指點點，接著說：“你家里不是還藏著一本魯迅書簡的冊頁嗎？那還不是頭號的革命文物？”大家正在無法解脫的沉默狀態(tài)中，忽然找到了一個對象，于是群情振奮，眾口一詞；我才恍然大悟，我在這方面還是個大富翁呢。下星期日輪休回家，從閣樓上找出了這只寶匣，親自送到紹興路五十四號的連部駐滬辦公室，換來一張代為保管的收據(jù)。臨行時，經(jīng)辦人還安慰我說，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發(fā)還。從此這只藏有魯迅書簡的寶匣，也就不歸我有了。住在干校期間，遠道來外調(diào)的仍然絡(luò)繹不絕。一九七一年五月間，有兩位外調(diào)人員，一反常軌，見面和善可親，熱情地走向前來，自我介紹說是上海魯迅紀念館派來的。一開口，就向我說我捐獻的魯迅書信，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加工裱裝得如此精美，是他們長期征集工作中所從未遇到的，因而特來道謝。此來擬問我是否還有關(guān)于魯迅的紀念品，可供紀念館征集展出。我答以早已空無所有；但我到此才懂得連部所謂代為保管之說，根本是一派胡言。工、軍宣隊擅自處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氣憤。但一轉(zhuǎn)念，這部冊頁我早已向謝澹如說明遲早要捐獻給上海魯迅紀念館，當時謝公雖已謝世，我保藏的魯迅書簡，既已直接交給紀念館，有個妥善的歸宿，我也釋然于懷了。
……
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 作者簡介
趙家璧（1908—1997），江蘇松江（今屬上海）人。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進入以出版《良友》畫報聞名海內(nèi)外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一九三九年起先后在上海、桂林、重慶主持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抗戰(zhàn)勝利后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末，與老舍合作成立晨光出版公司，任總經(jīng)理兼總編輯。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副總編輯、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上海版協(xié)副主席、中國版協(xié)副主席。一九九○年，獲第二屆韜奮出版獎。曾主持《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學叢書》、《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等圖書的編輯出版。著有《新傳統(tǒng)》、《編輯生涯憶魯迅》、《編輯憶舊》、《回顧與展望》、《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xù)集》等，譯有《室內(nèi)旅行記》、《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月亮下去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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