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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3088270
- 條形碼:9787303088270 ; 978-7-303-0882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 內容簡介
本書是借助歷史學和社會學材料對交往生活這一主題的哲學省思,構成對它的一種預備性的研究。內容包括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村社社會與身份制度的歷史變遷;憲政、民主與公民;國家與社會之間——重疊交錯的中間領域;公民倫理與儒家倫理等。
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 目錄
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 節選
nbsp; 序
中國近兩個世紀的社會發展經歷著一種轉變——交往生活的
公共性轉變。在這種轉變中,中國的村社社會基礎逐步改變,農
民作為身份的制度痕跡在逐步消失,公民社會及其實踐的公共領
域在逐步發育。尋求中國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中的生活規范——
公民倫理的健全發展,是一個有價值、有意義的實踐目標。
人們曾習慣于把經歷這種轉變的發展看作必定要我們遠離自
己的精神家園,這種見解今天已經不再令人信服。我們文化傳統
的精髓仍然保持它彌久常新的生命力,并且有待我們繼續發現它
的價值。但是,中國社會當前仍然在經歷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轉變
的陣痛。一個公民社會及其實踐領域的發育健全可以從三個方面
來判斷:私人交往與公共交往領域的適度界分,法律的可依賴程
度和社會在公共交往領域的確信程度。健全的公民倫理是公民交
往生活的相互有效性要求,是一個政治社會維持公民間的自愿交
往和持久和平的合作與協商所需要的準則和規范儲備。作為一種
生活的或普遍實踐的倫理,健全的公民倫理是一個公民社會及其
實踐領域的健全發展的伴隨物,它隨著這種發展而發育,并促進
著這種發展。在這樣一種公共交往生活倫理基礎上,公共交往將
被習慣地視為不同于私人交往的領域,法律的可依賴程度將比較
高,對公共交往行為的公信將可以期待。中國的倫理傳統,尤其
是儒家倫理傳統,是否能經受住這種陣痛,取決于它是否能容納
一種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領域適度界分、在公共交往領域中重視
法律的可依賴性,并基于此而形成社會公信的公民政治倫理文化,
成為對它自身的必要補充,與它共同生長為一種新的倫理文化傳
統,并同時在私人交往領域中保持它的影響人心的文化生命力。
對于儒家學說這一有續久生命活力的傳統,我們或許有理由期待
這樣一種發展。
這三本小書是對于這一主題的一種嘗試性的探討。但它們不
構成一種體系性的系列。每本書的主要撰稿人都在獨立地闡述自
己對這一主題的系統思考。但是它們之間又有所分工。《交往生活
的公共性轉變》是借助歷史學和社會學材料對這一主題的哲學省
思,構成對它的一種預備性的研究。同樣基于對歷史的、社會的
材料的省察,《公共生活與公民倫理》著重從理論上探討一種適合
中國的這種發展的健全公民倫理的內含。它構成整個系列的主體
部分;《公民倫理教育的基礎與方法》將對一種健全公民倫理的理
解引申到教育的方面,探討一個逐步成熟的公民社會怎樣能夠使
這種倫理成為它的成員和新一代的成員的生活觀念,以及怎樣能
夠通過這種教育鼓勵他們去發展和追求各自的、更高的生活價值。
這個系列研究仍然僅僅是初步思考的結果。它所述引的材料
遠不夠充分,它的觀察和所形成的判斷與觀點都具有嘗試性。在
把它呈獻給學界同事和讀者時,我們唯一希望的是關心這一主題
的同事和讀者對它提出批評意見,以期引出對這個主題的更冷靜、
更清晰的探索與思考,因為這對于中國的今天與未來是重要的和
有益的。
四、先有共和國民,還是先有共和憲政
在政治哲學的思考上,立憲派提出的真正有意義的核心論點是,
不能夠坐等國民程度自然提高,國民的程度是在君主立憲的實踐中提
高的。而且,國民的程度越提高,君主就越將成為“虛君”,國家就
越可以回到國民的掌握之中。君主立憲制下的國會的活動亦然。楊度
指出,各國國會在初期都是不完美的,經過幾次磨練,議會或許經過
一連串解散,才會逐步變得有秩序,人民也才會逐漸知道怎樣才能矯
正政府。人民也只有在參政過程中才能提高公共心,要使人民有公共
心和參政熱情,就要開國會,實行立憲。①張謇認為,國會是使國民
演進的制度,如果不開國會,國民的程度永無增進的可能,對多數國
民,需要一面施以教育,一面以政治來化育,而不是坐等國民程度整
齊劃一。②
但是,在梁啟超看來,如果國民、政黨、議會的活動尚不能達到
必須具備的*基本的(盡管這并不意味完善的)程度,不僅開共和政
制,而且開君憲政制,都會將一種本來很好的政制敗壞。所以,與其
在不具備*基本的條件下草率開憲政,不如先使精英們將注意力放在
培育國民以到達基本的程度這件事,于國家和民族更為有益。
這看起來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先有基本合格的國民,爾后有民主
憲政,還是相反?這場討論所提出的事實上是民主政治中的一個永恒
的話題,也許,還是一個永無完備答案的話題。就民主制度本身需要
人們理解它的那些程序性安排的含義和尊重這些安排的規則而言,梁
啟超是對的,民主制度的習慣需要培養。基本的事實是,在20世紀
初的清末社會,社會還沒有基本的準備:農民還束縛在身份制度中,
工商界還在初步的發展中,還沒有產生對憲政的強烈要求,中國人在
過去的歷史中沒有發育的社會公共生活,因此也沒有過民主的政治生
活所需要的尊重共同的契約、尊重規則的習慣,社會啟蒙思想剛在發
生,就面臨著拯救國家與民族于危亡的歷史境遇,對個人權利、自由
的尊重,對個性和獨立人格的尊重,都讓位于服從救亡的使命,而沒
有獲得足夠的歷史空間來展開。辛亥革命是一個勇敢的建立共和憲政
的嘗試,但它所實行的共和憲政缺乏充分的社會準備。正因為這樣,
袁世凱才抓住時機從革命派手中竊走了革命的果實,并隨后無情地嘲
弄了共和憲政。也因為這樣,在袁世凱之后,共和憲政成了地方強人
輪換控制政治的裝飾品,再也沒有恢復它作為一個初生的憲政政體的
生氣,并*后結束于國民黨的黨治政治中。
這些社會的準備需要從基層社會中逐步發生的改變來實現,需要
知識精英們將這些改變做深入的討論,提煉健全的、能為普通民眾理
解和接受的觀念,再影響到基層社會的組織結構。這些社會的準備需
要制度性的改變這一點,其實是梁啟超和立憲派甚至革命派之間的共
同點。既然國民過民主制度的生活習慣需要培養,那么就需要一個幫
助他們培養這種習慣的環境。作為幫助實現多數人治理的制度,創造
這樣的環境并促使人們在此環境中養成習慣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問
題。如果這些思想首先著眼于社會基層生活性質和交往關系結構的發
展,就是更為真實的見解。梁啟超與立憲派關于國民程度與憲政之關
系的討論是20世紀初葉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憲政觀念的一次重要的啟
蒙課程,甚至至今都還有意義。
第四節 士紳與鄉村自治
一、半自治的鄉村保甲戶籍管理制度
中國自商周以來,在鄉村基層一直沿襲著不同形式的里甲、保甲
戶籍管理與維護基層治安的制度,這種制度具有半官府管制半自治的
雙重性質。歷代王朝設立此類制度的目的,一是為了對鄉村基層實行
網格化的有效控制,二也是為了減少由國家支付薪俸的官吏的數目。
采取這種制度形式,國家在鄉村基層可以不設官吏,以地方人士實行
自治式的治理,官吏可以不下鄉,民治也不出鄉,國家節省了縣級以
下的財政投入,又能夠從鄉村有效征收到稅賦和徭役。這是一種出于
王朝政治目的的以民治民策略。①所以,這種制度得以沿襲數千年而
不輟。
這種制度也使鄉村基層社會有了半自治的性質。所謂半自治,是
說它不是充分的自治。它要由國家來授權,由國家來指派一些人代表
國家來治理,而不是由基層地方的人們代表他們自己來治理。自治社
會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民主的自治,即由社會全體有資格的公民共同
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決定的自治。另一種是強人的或地方精英的自
治,中國過去時代和西方中世紀的采邑莊園的自治屬于這一類。人們
常說的“天高皇帝遠”,就是指在王權不及的地方,由強人或精英們
統治一方。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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