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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77550
- 條形碼：9787559877550 ; 978-7-5598-7755-0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本書特色
走出洞穴的**步，
是意識到我們看到的世界，
從來不是世界本身。
站在傳播學的起點，十二任美國總統顧問教你如何辨別真相
“現代新聞學之父”“20世紀*有影響力的記者”，
手握兩次普利策獎，許知遠記者道路上的指路明燈，
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和政治評論家，
沃爾特·李普曼經典之作，煥新再版。
現代傳播學的奠基之作《輿論》穿越百年時光，
再次為信息難民提供生存指南。
故事比事實長壽，情緒比邏輯強悍。
本書獻給每一個在輿論洪流中認真追問真相的現代人。
當所有人高喊看見真相時，
唯一的安全感便來自知道“真相”如何被制造。
適配社媒時代的思想經典：在互聯網信息大爆炸中奪回思考主動權
走出洞穴的**步，
是意識到我們看到的世界，
從來不是世界本身。
站在傳播學的起點，十二任美國總統顧問教你如何辨別真相
“現代新聞學之父”“20世紀*有影響力的記者”，
手握兩次普利策獎，許知遠記者道路上的指路明燈，
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和政治評論家，
沃爾特·李普曼經典之作，煥新再版。
現代傳播學的奠基之作《輿論》穿越百年時光，
再次為信息難民提供生存指南。
故事比事實長壽，情緒比邏輯強悍。
本書獻給每一個在輿論洪流中認真追問真相的現代人。
當所有人高喊看見真相時，
唯一的安全感便來自知道“真相”如何被制造。
適配社媒時代的思想經典：在互聯網信息大爆炸中奪回思考主動權
如果柏拉圖洞穴寓言的囚徒活在21世紀，
他們爭論的或許不再是墻上的影子，而是熱搜榜的排名。
在這個算法編織信息繭房、推送重塑集體記憶的時代，
《輿論》告訴你：
→我們并非直接認識世界，而是透過媒體與想象構建的“擬態環境”觸摸現實。
→我們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腦中的刻板印象丈量萬物。
當你在豆瓣為“二極管式評分”感到困惑時，
當你在B站被彈幕共識裹挾時，
當你在微博轉發“不轉不是中國人”時，
讀《輿論》，不是選擇清醒，而是拒絕成為數字巴甫洛夫實驗中的那條狗。
Fact-Check？言論審核？煽動情緒？解構民主幻覺，祛魅媒體第四權
誰在定義“事實”？誰在審判“謠言”？
李普曼撕開傳統民主理論的浪漫外衣，預言了當今民粹主義與專業主義的撕裂：
民主理想依賴自發、理性的民意，但現實中輿論受限于認知狹隘與信息扭曲，導致治理失靈。
本應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的媒體淪落為各方力量操控敘事的博弈場域，社會現狀往往被選擇性呈現或遮蔽。
若沒有客觀有效的信息收集與傳播系統，民主終將淪為符號的狂歡。
讀完《輿論》，你才能明白為什么當下的世界越來越極端、越來越割裂。
130*203mm經典小開本，兼顧便攜性與美學格調，帶來輕松閱讀體驗
封面選用進口特種藝術紙，撞色設計與極簡構圖再現輿論交鋒的瞬間張力。
內頁采用優質進口紙張，順紋開紙，柔軟平整，質地細膩，長時間閱讀不累眼。
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內容簡介
《輿論》是美國社會學家沃爾特·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一部經典著作，探討了輿論如何形成以及它對現代社會民主和公共決策的影響。李普曼在書中指出，人類認知外部世界時不可避免會依賴“擬態環境”——一種由個人經驗、刻板印象和媒體信息共同構建的心理圖景，而這種圖景未必與客觀現實相符。通過探討“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矛盾，《輿論》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信息傳遞和公共決策的根本性沖突。全書分為多個部分，涵蓋了從人類認知局限的原因到刻板印象的形成機制，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公共輿論和政治行為。李普曼的觀點不僅在當時為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框架，也為當代信息社會中媒體和輿論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目錄
**部分 緒論
01 外部世界與腦中圖景
第二部分 通往外部世界之路
02 審查與保密
03 接觸與機會
04 時間和注意力
05 速度、文字和清晰度
第三部分 刻板印象
06 刻板印象
07 作為防御機制的刻板印象
08 盲點及其價值
09 規則及其破壞者
10 發現刻板印象
第四部分 興趣與利益
11 調動興趣
12 關于自我利益的再思考
第五部分 制造共同意愿
13 興趣的轉移
14 是或否
15 領袖與基層
第六部分 民主的圖景
16 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17 自足的社群
18 強力、委任制和特權的作用
19 舊圖景新形式：基爾特社會主義
20 一幅新圖景
第七部分 報紙
21 有購買力的公眾
22 忠實的讀者
23 新聞的本質
24 新聞、真相與結論
第八部分 有組織的情報工作
25 專業之楔
26 情報工作
27 訴諸公眾
28 訴諸理性
注釋
展開全部
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節選
“這是一本所有關心政府運作的人都應當閱讀的書。讀者讀完之后便不再是從前的自己。將此書命名為《輿論》其實有些誤導。更準確地說，它是對人們注意力和知識局限性的批判，也因此揭示了當代社會中普通大眾應對瞬息萬變問題時的遲滯與無力。作為一部批判性作品，這本書必將流傳久遠、影響深遠。然而，它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對思維的激發，而非提供實用的結論。該書文風極佳——難得見到一本具有權威性的政府研究著作，既不是大學者們常見的艱深冗長文字堆砌，又能在娓娓道來中帶給人啟發。”——《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院年鑒》（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李普曼的這部著作主要有兩個嘗試：首先，闡明人們的觀點通常是如何形成的；其次，探討如何構建一種更適當的公共認知組織方式……這部精彩的研究對于任何嚴肅研究政治學的人而言都不可或缺，同時對那些并未對學術抱有特別興趣的普通公民也有極高價值。它為當下正緩慢成型的新政治學與新社會科學指明了方向。”——《國際倫理學雜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01 外部世界與腦中圖景
1
大洋之中，有一座島，1914年時，上面住著些許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電報無法到達該島，英國郵船60天也才來一次。9月，郵船還沒來，島上的人依舊談論著*后拿到手的那張報紙，上面說卡約夫人因槍殺加斯頓·卡爾梅特即將受審。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整個殖民地的人，都格外急切地聚集在碼頭上，希望從船長那里探聽到判決結果。他們得知，為了捍衛協約的神圣性，英國人和法國人，至今已與德國人作戰了六個星期？稍谶@奇怪的六個星期里，島上的他們卻如同朋友一樣相處，而實際上他們應該是敵人才對。
然而，他們所處的窘境與歐洲大多數人的也并無多大不同。他們錯了六個星期，在歐洲大陸，這個時間可能僅是六天或六個小時。也就是都有一個時間差。有那么一個時刻，人們像往常一樣開展工作的歐洲景象，與即將把他們的生活攪得一團糟的歐洲完全不符。每個人都有那么一段時間，仍在適應著已不復存在的環境。直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們還在制造他們之后無法運出的商品，購買他們之后無法進口的貨物，規劃職業生涯，思量企業發展，滿懷希望和期待，全然相信自己已知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人們還會寫書描述那個世界。他們相信自己頭腦中的畫面。四年多后，一個周四的早晨，停戰消息傳來，人們發出難以言表的寬慰，殺戮結束了。然而，在真正停戰到來的前五天里，盡管戰爭結束已得到慶祝，卻仍有數千年輕人死在戰場上。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對自己生活所處的環境的認知有多么間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有關這個環境的消息傳至我們的速度時快時慢；但只要是我們認為真實的畫面，我們都會把這些畫面當作環境本身。要有意識地想起我們當前行動所依據的信念更是困難，但對于其他民族和時代的人，我們自以為很容易便可看出，他們其實是在用極其認真的態度對待荒謬的世界。因為有后見之明的優勢，我們堅持認為，他們需要了解的世界，與他們已知的世界，往往完全相悖。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治國安邦，奮斗抗爭，開展貿易，進行改革，在真實世界里或有所成就，或未有任何成果。他們前往印度（the Indies），卻發現了美洲。他們診出邪惡，卻絞死老嫗。他們認為只賣不買便可致富。有位哈里發，遵從想象的安拉的旨意，將亞歷山大圖書館付之一炬。
01 外部世界與腦中圖景
1
大洋之中，有一座島，1914年時，上面住著些許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電報無法到達該島，英國郵船60天也才來一次。9月，郵船還沒來，島上的人依舊談論著*后拿到手的那張報紙，上面說卡約夫人因槍殺加斯頓·卡爾梅特即將受審。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整個殖民地的人，都格外急切地聚集在碼頭上，希望從船長那里探聽到判決結果。他們得知，為了捍衛協約的神圣性，英國人和法國人，至今已與德國人作戰了六個星期？稍谶@奇怪的六個星期里，島上的他們卻如同朋友一樣相處，而實際上他們應該是敵人才對。
然而，他們所處的窘境與歐洲大多數人的也并無多大不同。他們錯了六個星期，在歐洲大陸，這個時間可能僅是六天或六個小時。也就是都有一個時間差。有那么一個時刻，人們像往常一樣開展工作的歐洲景象，與即將把他們的生活攪得一團糟的歐洲完全不符。每個人都有那么一段時間，仍在適應著已不復存在的環境。直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們還在制造他們之后無法運出的商品，購買他們之后無法進口的貨物，規劃職業生涯，思量企業發展，滿懷希望和期待，全然相信自己已知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人們還會寫書描述那個世界。他們相信自己頭腦中的畫面。四年多后，一個周四的早晨，停戰消息傳來，人們發出難以言表的寬慰，殺戮結束了。然而，在真正停戰到來的前五天里，盡管戰爭結束已得到慶祝，卻仍有數千年輕人死在戰場上。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對自己生活所處的環境的認知有多么間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有關這個環境的消息傳至我們的速度時快時慢；但只要是我們認為真實的畫面，我們都會把這些畫面當作環境本身。要有意識地想起我們當前行動所依據的信念更是困難，但對于其他民族和時代的人，我們自以為很容易便可看出，他們其實是在用極其認真的態度對待荒謬的世界。因為有后見之明的優勢，我們堅持認為，他們需要了解的世界，與他們已知的世界，往往完全相悖。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治國安邦，奮斗抗爭，開展貿易，進行改革，在真實世界里或有所成就，或未有任何成果。他們前往印度（the Indies），卻發現了美洲。他們診出邪惡，卻絞死老嫗。他們認為只賣不買便可致富。有位哈里發，遵從想象的安拉的旨意，將亞歷山大圖書館付之一炬。
圣·安布羅斯曾在公元389年左右的著述中，談及柏拉圖洞穴中那個堅決拒絕回頭的囚犯。“討論大地的本質和位置無助于我們對來世的希冀，知曉《圣經》所述足矣：‘神將大地懸在虛空。’那么，為什么還要爭論神是將其懸于空氣之中還是水面之上，竟還提出稀薄的空氣怎能支撐大地的爭議；還有，如果懸于水上，大地為什么不墜入水底？……不是因為大地處在中間，好似懸于均衡，而是因為上帝按他的旨意之法對其約束，使其在動蕩和虛空中保持穩固。”
無助于我們對來世的希冀，知曉《圣經》所述足矣，那為什么還要爭論？然而，在圣· 安布羅斯一個半世紀之后，觀念仍受困擾，這次是對跖地問題。因科學造詣聲名遠揚的僧侶科斯馬斯，因此被委派撰寫一本《基督教地形學》，又稱《基督教諸國風土記》。顯然，他非常清楚自己應該做什么，因為他所有的結論都是基于自己所理解的《圣經》。據其所述，世界是平的，呈平行四邊形，東西長度是南北寬度的兩倍。中心是陸地，外圍是海洋，海洋外圍又是陸地，大洪水之前，人類就在這一外陸生活，挪亞登船的港口也在那里。北面是一座圓錐形高山，日月繞其旋轉。太陽在山后時，便是夜晚。天空緊貼著外陸邊緣，由四面高墻組成，聚成一個凹形的頂部，所以大地就是宇宙的地板。天空外邊，則是一片汪洋，即“天外之水”。天外之水與宇宙*頂部之間屬于受福之人，大地與天空之間則由天使居住。話說回來，既然圣保祿曾言，所有人都被安排住在“大地表面”，他們怎么可能會住在被認為是對跖地所在的背面呢？我們被告知，眼前有著這樣一段經文，基督徒根本就不該“談及對跖地”。
他更不應該前往對跖地；任何一位基督教王公也不該給他船去試一試；虔誠的水手也不會愿意嘗試。對于科斯馬斯來說，自己的地圖沒有任何荒謬之處。只有記住他堅信這就是宇宙的地圖，我們才能開始理解他有多么懼怕麥哲倫、皮里或冒著與天使和天穹相撞風險在七英里高空中飛行的飛行員。同樣，我們若要真正好地理解戰爭和政治的狂怒，就要記住，每個政黨，其上上下下幾乎都會絕對相信自己對反對派的描繪，把自己認為的，而不是事實本身，當作事實。因此，像哈姆雷特一樣，他會刺向沙沙作響的帷幕后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認為他就是國王，也許還會像哈姆雷特一樣說上一句：“你這倒運的、粗心的、愛管閑事的傻瓜，再會！我還以為是一個在你上面的人哩，也是你命不該活。”
2
偉大的人物，即使是在其有生之年，通常也是通過虛構的人格為公眾所知。因此，“仆從眼中無英雄”這句老話多少有幾分道理。但也就僅有幾分道理，因為仆從和私人秘書自己也常常深陷這種虛構之中。王室成員，當然，都是經過構建的人格。他們無論是相信自己的公眾形象，或只是允許其內侍精心安排一切，都至少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自我：一個公眾的、尊貴的自我，一個私下的、人性的自我。偉人傳記或多或少都屬于這兩種自我的歷史。官方傳記作者再現其公共生活，揭秘回憶錄則揭示私人生活。比如，查恩伍德筆下的林肯，就是一幅高貴的肖像畫。他所描繪的并非一個真實的人，而是一個充滿意義的史詩級人物，現實地位可與埃涅阿斯和圣·喬治相提并論。奧利弗的漢密爾頓也是一副雄偉、非具體的形象，是一座理念的雕塑，奧利弗本人都稱之為“一篇關于美利堅聯邦的雄文”。他寫的是聯邦制治國之術的莊重紀念碑，而非一本個人傳記。有時，人們自以為在揭示內幕，其實是為自己塑造門面。雷賓頓和瑪戈特·阿斯奎斯的日記就是一種自畫像，其中的私密細節便是*能揭示作者喜歡如何自我標榜的。
但是，*有趣的肖像畫是人們心中自發產生的那種。維多利亞登基時，斯特雷奇先生寫道：“外界公眾中有一股巨大熱潮。情感和浪漫開始風行；清純無邪、平易近人、滿頭金發、臉頰粉紅的年幼女王駕車駛過首都的景象，讓觀者的心中充滿了熾熱的忠誠之情。首先，給人*強烈沖擊的，便是維多利亞女王和她那些叔伯之間的反差。那些惡心的老男人，放蕩自私，頑固荒唐，背一屁股債不說，還不停惹是生非，一輩子聲名狼藉—他們已消失不見，如同冬雪一樣，春天終于降臨，戴著王冠，熠熠生輝。”
讓·德·皮耶爾弗先生直接目睹了英雄崇拜，因為軍事家霞飛聲名鼎盛之時，他是其麾下的一名軍官：
兩年來，全世界都在向這位馬恩河戰役的勝利者致以近乎神圣的敬意，不知名的人懷著瘋狂的敬仰之情，給他寄來的箱子、包裹和信件，壓彎了行李管理員的腰。我覺得，這場戰爭中，除了霞飛將軍，還沒有將領能夠實現與此可比的榮耀。他們給他郵來世界各大糖果制造商的糖果盒，還有成箱成箱的香檳，各種年份的美酒，以及水果、野味、飾品、器皿、衣服、煙具、墨水瓶、鎮紙等。每個地區都送來了當地的特產。畫家郵來自己的畫作，雕刻家寄來小雕像，親愛的老奶奶送來被褥襪子，牧羊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給他刻了一支煙斗。世界上所有敵視德國的制造商都運來了他們的產品，哈瓦那運來雪茄，葡萄牙運來波特酒。我認識一位理發師，他沒什么好東西可做，于是用親近的人的頭發，為將軍做了一幅肖像；一位專業的書法家也采用類似的創意，用數千句頌辭拼貼出將軍的面容，字字都是對將軍的頌揚。至于信件，他收到的有各樣文字的，各個國家的都有，用各種方言寫成，熱情洋溢，滿紙感恩戴德，愛意溢于言表，全是崇敬之情。他們稱他為“世界救星”“法國國父”“上帝使者”“人類的恩人”等。不只是法國人，還有美國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亞人，不一而足。成千上萬的兒童，在父母不知道的情況下，拿起手中的筆，寫信向他表達了愛戴：他們大都稱呼他“我們的父親”。他們的溢美之詞，他們的愛戴之情，以及這些由千萬顆心靈中釋放的擊敗野蠻的解脫之嘆息，十分令人動容。對所有這些純真的心靈來說，霞飛好似擊敗惡龍的圣·喬治。當然，在人類的良知中，他成為善良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化身。
癡呆瘋傻之人，把晦暗的腦袋也轉向了他，將其視作理智本身。我讀過一封住在悉尼的人的來信，他懇求將軍將他從敵人手中解救出來；還有一封，是一個新西蘭人，請求他派些士兵到一個體面人家里，這人欠他十塊錢，卻不想還了。
*后，數以百計的妙齡女子，克服女性的羞澀，瞞著家人求起婚來；還有的希望能伺候他就好。
這一理想化的霞飛，由他、他的部下和軍隊取得的勝利、戰爭的絕望、個人的傷痛，以及對未來勝利的憧憬構建而成。但是，英雄崇拜與驅魔如影隨形。同樣的機制，既可造就英雄，也能孕育惡魔。一切善都來自霞飛、福煦、威爾遜和羅斯福，一切惡均源自威廉皇帝這樣的人。他們無惡不作，而英雄無善不為。在很多頭腦簡單且膽小怕事的人看來，世上所有的政治反動、罷工、阻礙，以及見不得人的殺人放火，原因均可追溯至這些個人的罪惡。
3
對某個象征性人物的全球性關注并不多見，因此會相當引人矚目。文人也偏愛光彩奪目且令人信服的例證。對戰爭進行解剖，會挖出這些人物，但也并非憑空捏造。在較為正常的公共生活中，象征性的圖像對行為有著同樣的支配作用，但由于存在大量競爭的象征符號，每個符號所含的內容要少得多。而且每個符號*多只代表一部分人，所承載的感情較少，此外，在這一部分人中，對個體差異的抑制也會大大減少。在相對安定的時期，輿論的符號會受到審查、比較和褒貶。它們來來去去，匯聚在一起，然后被遺忘，永遠無法完美地組織起整個群體的情感。歸根到底，只有一種人類活動可以讓全人類組成“神圣同盟”。這種活動發生在恐懼、好斗和仇恨已完全控制精神—要么壓垮其他本能，要么對其加以利用—的戰爭中期階段，而且是在疲倦感尚未出現之前。
在其他情況下，甚至是戰爭僵持階段，更廣泛的情感會被激發，從而形成沖突、抉擇、猶豫和妥協。我們會在后文看到，輿論的象征意義通常都會帶有這種利益平衡的標志。不妨想想，停戰之后，“協約國聯盟”這一既不牢固又遠談不上成功的符號是如何迅速消失的，每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符號性描述又是如何陸陸續續崩潰的：英國被視為“公共法律捍衛者”，法國是“自由邊界守望者”，美國則被稱為“十字軍戰士”。不妨再想想，在每個國家內部，隨著黨派沖突、階級斗爭和個人野心開始攪動被擱置的問題，自身的象征性圖像又是如何分崩離析的。然后再想想，威爾遜、克里孟梭、勞合·喬治，這些領袖的象征性圖像又是如何被取代的，他們不再是人類希望的化身，而僅僅是一個幻滅世界的談判家和管理者。
無論我們是將其視為和平時期的某種隱性的惡而感到遺憾，還是將其視為理智的回歸而為之喝彩，在此顯然都無關緊要。對于虛構和符號，我們首先要做的便是忘記它們對現行社會秩序的價值，而是將其僅僅視為人類交流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如果一個社會的利益并非完全自給自足，規模也未小到每個人都對發生的一切了若指掌，那么思想處理的便是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事件。格菲爾草原鎮的舍溫小姐，知道法國正在打仗，并試圖構想這場戰爭。她從未去過法國，當然也從未去過現在的前線。
她看過法國和德國士兵的照片，但她無法想象300萬人。事實上，沒人能想象300萬人，專業人士也不會去想象。他們會說有200個師。但是舍溫小姐接觸不到戰斗序列圖，所以，如果她要琢磨這場戰爭，就只能緊盯霞飛和德皇，就好像是這二人在進行個人決斗。也許，如果你能看見她腦海中看到的東西，其構圖中的形象可能與18世紀偉大將領的雕刻畫并無二致。那位將領站在那里，鎮定自若，尺寸超過真人大小，顯得很偉岸，身后的軍隊十分模糊，人形很小，一直蜿蜒消失在后邊的景觀盡頭。偉人似乎也并非對這些期望毫不在意。皮耶爾弗先生講述了一位攝影師拜訪霞飛的故事。將軍在他的“中產階級辦公室里，坐在連半張紙都沒有的辦公桌前，準備簽字。突然，有人注意到，墻上沒有地圖。要知道，根據人們的想法，一個將軍沒有地圖，這簡直難以想象。但為了拍照，就在合適的位置貼上了幾張，后來很快就撤掉了”。
對沒有親身經歷的事件，人唯一可能產生的感受，便是來自頭腦中對該事物的想象。正因如此，我們只有了解了他人的想法，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行為。有一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礦區長大的姑娘，我曾見過她因為看到一陣風吹破了廚房窗玻璃，于是從興高采烈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好幾個小時里，她都郁郁寡歡，而我卻一頭霧水。她能開口說話后，我才知道，她認為如果窗玻璃破了，就意味著有近親撒手人寰。因此，她在為她的父親哀悼，那個嚇得她離家出走的人。她的父親，當然，活得好好的，通過電報查詢，這很快就得到了證實。但在電報到來之前，對那個女孩來說，破碎的玻璃就是真實的信息。至于為什么是真實的，就只有經驗豐富的精神病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才能說明了。即使是*漫不經心的觀察者也能看出，這個因家庭變故而極度不安的女孩，根據一個外在的事實、一種記憶中的迷信，以及對父親的悔恨、恐懼和愛的混亂情感，幻想出了一個完全虛構的故事。
在上述那些事例中，與理性思維偏離的異常僅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一個被自家門口爆炸的炸彈嚇破膽的總檢察長，通過閱讀革命文學，相信 1920年5月1日將會發生一場革命。我們可意識到這大概是相同的機制在起作用。當然，戰爭提供了許多這種模式的實例：偶然性的事實、創造性的想象、相信的意愿，以及基于這三個要素，對現實做出的激發暴力本能反應的偽造。因為很明顯，在一定情況下，人們對虛構和現實同樣有強烈的反應，很多時候，他們還參與創造了自己要做出反應的那個虛構。誰要是不信1914年8月有俄軍穿過英格蘭，不接受沒有直接證據的暴行傳聞，從未看到過并不存在的陰謀、叛徒或間諜，就讓他扔出**塊石頭吧。誰從未把聽到的并不比自己知道得多的人說的話當作真實內幕傳播，就讓他扔石頭吧。
在上述所有的事例中，我們尤其要格外注意一個共同因素。那就是人與環境之間存有擬態環境。人的行為是對擬態環境的反應。但由于行為本身的性質，如果是具體的實際行動，那么后果可不是發生在激發行為的擬態環境中，而是行動*終發生的真實環境。如果行為并非實際行動，而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思想和情感，那么可能要過很長一段時間，虛構世界的紋理中才會出現明顯的破裂。但是，當擬態事實的刺激導致對事物或他人的行動時，矛盾很快就會顯現。人們將切實體驗到以頭撞墻的痛苦，經歷經驗重構的認知歷程，目睹赫伯特· 斯賓塞所謂“美好理論被殘酷事實團伙謀殺”的悲劇。簡而言之，就是陷入不適應的失調困境。毫無疑問，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所謂的人對環境的適應，都是通過虛構媒介來進行的。
我所說的虛構，指的并非謊言。我指的是或多或少由人自己創造的對環境的描繪。虛構的范圍無所不包，徹頭徹尾的幻覺，科學家對簡化的示意模型完全自覺的使用，以及對于特定的問題，他做出的超過一定小數位數的準確性并不重要的決定，均屬此列。虛構可以有任何程度的真實度，只要考慮到真實度，虛構就不會產生誤導。事實上，人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威廉·詹姆斯所說的“偶然迸發的思想火花”的選擇、重排、模式化和風格化。如果不使用虛構，就要直接感知感官的起伏。可這不是真正的替代選擇，因為偶爾用完全的純真之眼看待事物確實會讓人耳目一新，但純真本身并非智慧，盡管它是智慧的源泉和修正因素。因為真實環境總體過于龐大，十分復雜，且瞬息萬變，無法直接了解。我們不具備應對有如此多細微之處、如此多元化，以及有如此多排列組合的環境的能力。雖然我們必須在這個環境中行動，但為了能夠把握它，我們必須用更簡單的模型重構它。人若想環游世界，就要有世界地圖。人們一直面臨的困難是，如何找到一張沒有因為自身需求或他人需求而在上面描繪出波希米亞海岸線的地圖。
4
因此，輿論分析師必須先認識行動場景、人類對這一場景的描述圖景，以及人類對這一圖景的反應在行動場景中的作用之間的三角關系。這就像一出戲劇，演員根據自己的經驗構思，其中的情節不僅僅發生在演員的舞臺角色中，還會在他們的真實生活中上演。電影就經常用高超的技巧來強調這種內在動機和外在行為的雙重戲劇效果。例如，兩個男人正在爭吵，表面上是為了些錢，但情緒卻令人費解。然后畫面淡出，進而呈現其中一個人的腦海中看到的場景。隔著桌子，他們為錢爭吵。但在回憶中，他們回到了年輕的時候，那個女孩為了另一個男人，拋棄了他。外在劇情得到解釋：男主并非貪婪，而是太愛了。
類似的場景曾在美國參議院上演。1919年9月29日早餐時，某些參議員看到了《華盛頓郵報》上一則關于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新聞快報。報道稱：
已成事實
以下重要事實似已確鑿無疑。英國海軍部通過位于倫敦的戰爭委員會和海軍少將納普斯，向統領亞德里亞海域美國海軍的安德魯斯少將發號施令，并未征求美國海軍部同意。
丹尼爾斯并不知情
丹尼爾斯先生無可否認地陷入了一種奇特的境地，電報傳至美國，聲稱他本應全權執掌的軍隊，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動了相當于海戰的行動。人們充分認識到， 英國海軍部可能希望向安德魯斯少將發號施令，讓他代表英國及其盟國采取行動，因為形勢緊迫，要遏制鄧南遮的追隨者，就需要某個國家做出犧牲。
人們進一步意識到， 根據新的國際聯盟計劃，外國人可在緊急情況下指揮美國海軍部隊，無論是否得到美國海軍部的同意……等等。（楷體系李普曼所加）
**個發表評論的參議員是賓夕法尼亞州的諾克斯先生。他義憤填膺，要求啟動調查。在接下來發言的康涅狄格州的布蘭德吉先生身上，憤怒已激發出令人輕信的情緒。就在諾克斯先生憤憤不平，想知道報道是否屬實時，半分鐘后，布蘭德吉先生想了解的，卻是如果海軍陸戰隊員被殲滅會有什么結果。諾克斯先生被這一問題吸引，忘記了他要求調查，還做了回答。如果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被殲滅，那就要開戰。辯論的情緒仍是基于假設，但依然進行著。伊利諾伊州的麥考密克先生提醒參議員，威爾遜政府可能會發動未經授權的小規模戰爭。他還搬出了西奧多·羅斯福關于“發動和平”的雙關語。辯論仍未停止。布蘭德吉先生指出，海軍陸戰隊是“聽從某個不知在何處的*高委員會的命令”行動的，但他想不起來誰在這一機構中代表美國。美國憲法中未提及這一“*高委員會”。因此，印第安納州的紐先生提出一項決議，要求查明事實。
到目前為止，參議員們仍然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正在討論一則謠言。身為律師，他們仍記得證據的某些樣子。但作為有血性的人，面對美國海軍陸戰隊被外國政府命令參與戰爭，且未經過美國國會同意的事實，他們已表現出了應有的怒不可遏。他們在情感上愿意相信這一事實，因為他們是共和黨人，與國際聯盟并不對付。這惹到了民主黨領袖、內布拉斯加州的希區柯克先生。他為“*高委員會”辯護稱：它是依據戰爭權力行事的。和平還未到來，就是因為共和黨人在拖后腿。因此，“*高委員會”此舉，不僅必要而且合法。現在雙方都已假定這一報道是真實的，他們得出的結論也是基于各自黨派立場的結論。然而，這一臨時產生的假設，正是在一場與調查該假設真實性的決議有關的辯論中出現的。此事表明，即使是訓練有素的律師，也很難在結果出來之前閉口不言。回應會立即發生。虛構因為急需，而被當作真實。
幾天后，官方報告顯示，海軍陸戰隊并非聽從英國政府或“*高委員會”的命令登陸。他們也未與意大利人作戰。他們是應意大利政府的請求而登陸的，目的是保護意大利人。美國指揮官還受到了意大利當局的正式感謝。海軍陸戰隊沒有與意大利交戰。他們按照既定的國際慣例行事，與國際聯盟毫無關系。
行動的場景是亞得里亞海。華盛頓參議員們腦海中關于這一場景的景象，則是被修飾過的。修飾人在這一案例中很可能是有意欺騙，他并不關心亞得里亞海，一心只想擊敗聯盟。參議院對這一圖景的反應，加劇了其在國聯問題上的黨派分歧。
5
在這一特定的案例中，我們并沒有必要判斷參議院是高于還是低于其正常水準。同樣也沒必要比較參議院是否比眾議院或其他議會優越。此時此刻，我只想談一個全世界都有的現象，即人們受到擬態環境的刺激，然后對所處環境做出行動。即便已充分考慮到了故意欺詐的因素，政治學仍需要解釋諸如兩個國家相互攻擊，各自堅信自己是在自衛，或者兩個階級交戰，都確信自己代表公共利益等事實。我們可能會說，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更準確地說，他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所思所感卻在不同世界。
這些各不相同的世界均是人為產物，或私人，或群體，或階層，或地域，或職業，或民族，或宗教。正因為有它們，人類在復雜大社會中的政治調節才得以進行。這些虛構復雜多樣，難以描述，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政治行為。我們必定會想到，或許有50個獨立自主的議會，下轄至少100個立法機構。與它們同在的至少還有50個層級的省級和市級的議會，各自還有行政、管理和立法機關，一起構成了整個世界的正式權威。但政治生活的復雜性遠非如此。因為這無數的權力中心的每一個都有政黨。這些政黨本身又是以階級、地區、派系和家族為根基的等級體系。政黨內部還有個體的政客，每個都是關系、記憶、恐懼和希望之網的中心。
操控也好，妥協也罷，或互投贊成票達成政治交易，出于通常不甚明了的原因，這些政治機構不管怎樣，都會出臺各種政令。這些政令包括出兵、媾和、征召、收稅、流放、監禁等措施，還會涉及保護財產，查抄充公，鼓勵或打擊某種企業，促進或抑制移民，改善或審查通信，興建學校，締造海軍等決策。此外，他們還會宣布“政策”和“天命”，設置經濟壁壘，創造或摧毀財富，扶持某一民族統治另一民族，偏袒或反對某一階級，等等。對于上述每項決策，都會有某種對事實的看法被認為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會有某種對情景的看法被認為是得出結論的基礎和情感的刺激源。對事實的看法為何？為什么是那個看法？
然而，即使這樣，也還遠未窮盡真正的復雜性。正式的政治結構存在于某個社會環境中，其中有無數大大小小的企業和機構、自愿和半自愿協會，以及國家級、省級、市級和社區級團體，它們往往能夠左右政治機構所主張的決策。這些決策的基礎又是什么呢？
“現代社會，”切斯特頓先生曾言，“本質上是不安全的，因為其基于這樣一個觀念，即所有人會出于不同的理由做同樣的事……正如任何一個罪犯的頭腦中都可能存在一個單獨罪行的地獄，任何郊區職員的家中或腦子里也可能存在一個獨立哲學的地獄邊緣。**個人可能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覺得自己的身體是一臺可怕的機器，自己的思想便是由其產生，自己的思緒聽起來跟時鐘單調的滴答聲沒什么兩樣。隔壁的人可能是一個基督教科學派信徒，認為自己的身體還不如自己的影子來得實在。他甚至可能會把自己的四肢視為幻覺，就像是發生震顫性譫妄時夢見的游動大蛇。第三個人在大街上，他或許不是基督教科學派信徒，剛好相反，他可能是個基督徒。他大概會像鄰居說的那樣，生活在一個童話里。這個童話雖不向外人道，卻實實在在，充滿了非塵世中人的面孔和身影。第四個人可能是個通神論者，而且很可能是個素食主義者；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不去盡情想象，把第五個人幻想為魔鬼崇拜者……這種多樣性是否有價值暫且不論，但這種統一性并不牢靠。期望一直想著不同事情的人還要行動一致，這有些不切實際。這樣建立的社會，不是基于共同體，甚至也不是基于公約，而是全賴巧合。四人可能會在同一根燈柱下相遇；一人是參與了某項市政改革，要把燈柱涂成豌豆綠色；一人是要在燈柱的光中閱讀祈禱書；一人因酒精亢奮不已，心血來潮要擁抱燈柱；*后一人僅僅因為豌豆綠色燈柱比較顯眼，是他和年輕女子約會的地點。但期盼這樣的事情夜復一夜的發生就不明智了。”
燈柱下的這四個人，可替換成世界上的政府、政黨、公司、社團、社群、行業、大學、教派、民族。想想就一項將會影響遙遠民族的法令投票的立法委員，一位要做出決策的政治家。想想重新劃定歐洲版圖的巴黎和會，試圖弄清本國政府和出使國政府意圖的駐外大使，在落后國家爭取某項特許權的開發者，要求開戰的編輯，呼吁警察監管娛樂活動的牧師，決定罷工的俱樂部休息室，準備整頓學校的縫紉婦女會，決定俄勒岡州立法機構是否可以設定女性工時的九位法官，旨在決定承認某一政府的內閣會議，選出候選人并起草綱領的政黨大會，投票表決的 2700 萬選民，惦念貝爾法斯特愛爾蘭人的科克人，計劃重建整個人類社會的第三國際，面對一系列員工要求的董事會，選擇職業的小伙子，估計下一季供需的商人，預測市場走勢的投機者，決定是否為新企業提供貸款支持的銀行家，廣告商，廣告讀者……想想思考自己對“大英帝國”“法國”“俄羅斯”或“墨西哥”看法的形形色色的美國人，都與切斯特頓先生所說的豌豆綠色燈柱下的四人無甚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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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在陷入人類天生有異的模糊叢林之前，*好把注意力先放在人們認知世界時的驚人不同上。我毫不懷疑，這些認知會有重大的生物差異，人也是動物，如果沒有差異，那才奇怪。但是，作為理性生物，未等到行為所反應的環境之間出現可測量的相似性，就對比較行為進行籠統概括，實在過于淺薄。
這一觀點的實際價值在于，為有關天性與教養、先天品質和后天環境的古老爭論，引入了一個非常必要的細化概念。因為擬態環境即由“人性”和“條件”混合而成。我從中看出，只是觀察一下人的所作所為，就開始高談人的本質和未來，妄議社會的必要條件，可謂徒勞無益。因為我們不知道，面對大社會的現實，人類會如何反應。我們真正知道的只是，面對堪稱大社會*不完整的圖景，他們是如何反應的；陬愃七@樣的證據，真的沒辦法得出關于人類或大社會的任何結論。
總之，這就是我們的探究思路。我們將假定，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基于自我繪制的或他人給予的圖像，而非直接且確定的知識。如果他的地圖告訴他世界是平的，那為了不掉下去，他就不會在他認為是地球邊緣的地方航行。如果他的地圖上有不老泉，他就會像龐賽·德萊昂一樣去尋找。如果有人挖到了像金子一樣的黃土，那有那么一段時間，他會表現得跟真找到黃金似的。世界被想象的方式時時刻刻都在主宰人們的行為，但并不決定人們會得到什么。它主宰著人們的努力、感受和希望，但并不決定人們的成就和結果。高聲疾呼自己是唯物主義者，蔑視空想家的那些人，也就是馬克思共產主義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什么上面呢？正是通過宣傳形成的階級意識群體。但何為宣傳？不就是改變人們的反應圖景，用一種社會模式代替另一種的操作嗎？何為階級意識？不就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嗎？民族意識不也就是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嗎？吉丁斯教授 † 所說的同類意識，不就是我們在蕓蕓眾生中認出自己同類的信念過程嗎？
試著把社會生活解釋成趨樂避苦。你很快就會說，享樂主義者是有問題的，因為即使認定人確實是趨樂避苦的，但為何他會認為某一行為比其他行為更能帶來歡愉這個核心問題并未得到解答。人類良知的指引能解釋嗎？如果能的話，人們又是如何碰巧會有某種良知呢？經濟利己主義理論能否解釋？但人們又是憑借什么理解自己利益的呢？對安全、聲望、統治，抑或是概念模糊的自我實現的渴求可以嗎？那人們又是如何看待安全感的呢？他們眼中的聲望又是什么樣的？他們如何確定統治手段？希望實現的那個自我概念又是什么呢？歡愉、痛苦、良知、獲取、守護、提升、掌控等，無疑是人們行為方式的一些稱謂；蛟S會有本能傾向與這些目標有關。但僅僅陳述某個目標，或描述尋求目標的動力，是無法解釋由此產生的行為的。人類凡事總是給個理論，這一事實便可證明，擬態環境，即人們對世界的內在表述，是思想、感覺和行動的決定因素。因為，如果現實與人的反應之間的聯系，是直接的、即時的，而不是間接的、基于推斷的，那就不會有猶豫和失敗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子宮中的胎兒那樣依偎于這個世界，蕭伯納先生也不會說，除了存在于世的頭九個月，沒人能像植物一樣，可以妥善管理自己的事務。
精神分析理論的框架應用于政治思想的主要困難也在于此。弗洛伊德學派關注的是個體之間以及個體與具體環境之間的失調問題。他們認為，若能理順內部出現的錯位，正常關系便不會有什么混亂。然而，輿論處理的是間接的事實，它們不僅看不見，還令人費解，也并不顯而易見。輿論所指的情景，僅僅被當作觀點而已。還有，精神分析學家幾乎總是假定，人只要智力正常，便可認知環境，就算不可認知，至少能夠應付。這種假設便是輿論的問題所在。社會分析學家并不想當然地認為環境易于認知，他們*關心的是研究如何構想更大的政治環境，以及這一構想怎樣才能成功。精神分析學家研究對X的適應，即他們口中的環境；至于社會分析學家研究的X，則是他們所說的擬態環境。
當然，社會分析學家要對這一新興心理學感激不盡，一是因為若是應用得當，不管將來如何，它都會極大地幫助人類自立自強。二是因為對夢境、幻想和合理化的研究，揭示了擬態環境構建的過程。但是，無論是現有社會秩序中所謂的“生物學常規路徑”，還是現有社會秩序外的“擺脫宗教壓迫和教條束縛”的路徑，社會分析學家均不能將其假定為自己的標準。對于社會學家來說，什么是社會常規路徑？什么又是擺脫壓迫和教條的路徑？當然，保守派批評家確實會傾向前者，浪漫派批評家則是后者。但是，在認定過程中，他們會以想當然的態度看待整個世界。他們實際上是在說，社會這種東西，要么符合他們關于“常規”的觀念，要么符合他們關于“自由”的觀念。兩種觀念都僅是輿論，精神分析學家是醫生，他們或許可以做出認定，但社會學家不應將現有輿論的產物，視作研究輿論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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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政治上不得不處理的世界，摸不著，看不見，還記不住，需要被探索、報道和想象。人并非亞里士多德式的神，一眼便能看到萬物。人是進化的產物，勉強可以觸及部分現實，維持生存必需，并在時間長河中，捕捉到片刻領悟和幸福。然而，同樣也是這個生物，卻發明了一些方法，可以看見肉眼看不到的東西，聽見耳朵聽不見的聲音，稱重極大和極小的質量，清點并區分憑一己之力難以記住的物件。人正學著用心靈去觀察大千世界，那些可能永遠無法看見、觸摸、聞到、聽見或記住的部分。世界雖無法觸及，但漸漸地，人還是在腦海中，為自己構建了一幅可靠的圖像。
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若與他人行為相關，那只要這一行為與我們的行為有交集，或是依賴我們，或是引發我們關注，我們都粗略地稱之為公共事務。這些人類頭腦中的圖景，無論是關于自身、他者，還是關于需求、目的和關系，都是他們的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s）。那些被群體，或代表群體的個人所采納的圖景，就形成了輿論（Public Opinion）。因此，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首先探討，內部圖景經常會誤導人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的部分原因。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將首先考慮限制人們了解事實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包括人為的審查制度，社會接觸的限制，還有每天關注公共事務的少得可憐的時間，事情不得不被壓縮成簡短信息而造成的失真，以及用少量詞語表達復雜世界的困難，*后還有面對那些似乎會威脅到人們既定生活常規的事實時所產生的恐懼。
然后，從這些或多或少屬于外部的限制因素出發，分析將會轉向另一個問題。這些外部信息流會被既有圖景、先入之見和一隅之說解釋和補充。它們是怎樣被影響的？又是怎樣反過來有力地引導著我們的注意力和視野本身的流動呢？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繼續研究個人問題。個人身上的外部信息比較有限，會形成某種模式的刻板印象。當個人感受和理解這些信息時，這些信息又是如何和個人已有的興趣保持一致的呢？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探討觀念如何凝聚為所謂的“輿論”，以及“國家意志”“群體意識”“社會目的”（你想用什么概念稱呼都行）形成的過程。
本書前五章是描述性的部分，接下來是對有關輿論的傳統民主理論的分析。這一部分論點的實質是，原始形態的民主從未認真面對因人們頭腦中的圖像與外部世界不會自動吻合而產生的問題。此外，民主理論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家的批評，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批評尤為有見地，也*有條理，本書接著會對其進行一番考察。在此過程中，我的目的是要弄清楚，這些改革者是否考慮到了輿論的主要困難。我的結論是，他們和*初的民主主義者一樣，完全忽視了這些困難。他們身處更為復雜的文明，但同樣認為，人的心中不知怎的，存在著有關他們摸不到的世界的知識。
在我看來，若是沒有一個獨立的專家組織，讓決策者了解那些未見事實，不管選舉基礎為何，無論在通常所謂的政治領域，還是在工業領域，代議制政府都不可能成功運轉。因此，我將試圖論證，個人代表必須輔以未見事實的呈現，而僅是嚴肅接受這一原則，便可實現令人滿意的分權體制，同時也會讓我們不再認為每個人都應對所有公共事務擁有良好的見解，擺脫這一不切實際的虛妄。本書還將論證，新聞界之所以顯得混亂，是因為無論是批評者，還是擁護者，都期望它能實現這一虛妄，彌補民主理論中未曾預見的一切，而讀者則期望這一奇跡的創造過程無須付出任何代價，也不要給自己帶來什么麻煩。民主派把報紙視為治療他們自身缺陷的靈丹妙藥，而對新聞性質以及新聞業經濟基礎的分析似乎表明，報紙必然會反映且因此會或多或少加劇輿論的組織缺陷。我的結論是，如果輿論要想健全，就必須是為新聞媒體而組織，而不是像今天這樣，由新聞媒體來組織。我認為，這一組織活動首先是政治學的任務，因為這門科學已贏得其擁有的地位，即走在真正決策之前的設計師，而非決策制定后的擁護者、批評者或報道者。我將試圖證明，政治和工業領域的迷惘，正聯手給政治學創造巨大機遇，不僅可豐富自己，還能服務大眾。當然，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幫到一些人，讓他們更生動地認識這個機遇，從而更加自覺地去追求。
輿論 望山經典文庫本 作者簡介
作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美國新聞記者、政論家、專欄作家，因最早提出“冷戰”概念和首次以現代心理學意涵使用“刻板印象”一詞而聞名，被譽為“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記者”以及“現代新聞學之父”，曾于1958年和1962年兩度榮獲普利策獎。
譯者|高領亞
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自由譯者，湖北省翻譯協會會員，曾任國際新聞編輯、記者，譯有《茶葉帝國》《大船航向》《到冬宮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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